一、2001年老龄工作大事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卢静达[2](2021)在《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神话与神道信仰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古事记》作为神道原典,是该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古事记》是日本古代为规范皇权世系尊卑而编纂的官修典籍,融汇了神话传说、历史记事、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宗教祭祀、地方风俗等多种内容,囊括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各色面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神道理论的形成,以及日本宗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神灵信仰不论是在早期发源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宗教化过程中,都牵涉到诸多问题,因而很难以一条主线完全呈现出在不同时期、地域内,不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日本神灵信仰的完整形象。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在神灵信仰的形成期——融合渡来人文化、借助外来宗教理论形成《古事记》神代史,在神灵祭祀的发展期——追求“实用性”、着重强化自身体系和完善内部结构,还是在神道理论的成熟期——醉心于强调宗教的“民族性”精神、片面夸大自身民族优越性,都隐含着一条贯穿始终的思维逻辑,即日本宗教在完成了对外来文化、宗教理论的受容后,便随即开始了“去中心化”过程,淡化、否定神灵信仰中存在的外来因素,强调其民族性价值,并不断通过回溯上古神话来找寻或建构自己民族精神的“根”。以此为线索,本文以《古事记》神代卷文本为基础,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日本神灵信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古事记》的成书背景、撰史动机,以及神代史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进行体系化分类,系统总结出了对后世神灵信仰影响较大的神话元素,并着重论述了神代史叙事中神话世界三层架构的内在原理和其中蕴含的神代思想多元化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古事记》成书以前“渡来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在与外来族群长期混融、与外来文化相互浸润的过程中,保存了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色。同时,当外来的神灵崇拜与祭祀礼俗对日本固有的宗教传统产生冲击之时,日本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开始大量借助外来文字和神话理论,与本土信仰相结合,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第三章论述了在通过编纂《古事记》将口传记事转为笔录文字之时,日本对汉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学习。《古事记》所载“创世”神话借助阴阳、道家思想提出了对“自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创生”神话又暗藏了以“秽”为禁忌、“祓”为手段、“罪”“罚”为结果的宗教法则。神代卷对世界本源和人类生死问题的终极探讨,奠定了日本民族宗教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剖析了《古事记》神话中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祭礼内涵,并以此还原了《古事记》中以众神为核心的祭祀之道,即神道的宗教发源。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发展阶段,并与儒佛等思想学说和宗教派别由最初的对立逐渐走向妥协、调和,最后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性、覆盖面极广的民族宗教思想体系。第五章重点对日本国家祭祀的形成和神道思想在后世的流变进行了解读,通过厘清祭祀礼俗由乡土民间传入宫廷系统、地方氏神转化为天皇族神的过程,发现其中隐含了神国正统思想中“神道”与“王道”意识的早期结合。而中世以后日本致力于对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建构,通过神道复古的实践,以及学界对神道思想中“原质”“古层”“古道”等核心观念的讨论,引发了日本对宗教“民族性”价值的追捧,更刺激了日本独立于中华体系之外的自立愿望的产生。尤其近代,神灵信仰被皇权政治恶用,成为皇国史观主导下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影响是需要深入挖掘的。
丁卓菁[3](2021)在《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生活方式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化与老龄化的交织是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如何更好地探讨信息化时代老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是一个新媒介效果研究,以上海老龄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采纳与使用新媒体之后,上海老龄群体生活方式的转型变化。希望通过本论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国内的新媒体效果研究,并为老龄群体在信息化时代如何更好地生存,寻找可能的答案。基于研究对象为老龄群体,本论文将对“生活方式”概念分为:家庭生活方式、休闲生活方式、社会适应等三个维度展开。首先,并列地分析老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这部分偏重分析家庭生活方式、休闲生活方式。之后,就老人“日常生活实践”作判断,即生活方式转型后,老人的“社会适应”现状作分析判断;这三个维度从逻辑顺序上有前后衔接的过程。围绕核心问题和“生活方式”的分析维度,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将从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简要回顾新媒体在上海老龄群体中的扩散与使用历程。第二部分,新媒体使用与上海老龄群体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型。第三部分,新媒体使用与上海老龄群体休闲生活方式的转型。第四部分,新媒体对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梳理和前景展望。就未来的新媒体发展技术特征及上海老龄群体生活方式前景作一个前瞻与预测。在具体研究范式上,本文拟突破技术决定论和情景决定论的单向度,因为他们二者均单向度地思考了媒介的力量,忽视了习俗、文化、结构、制度等与媒介技术的互动交流,也忽视了媒介使用过程中的人的力量。本论文试图构筑一种双向互动分析的路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论文将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综合展开分析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实现定性与定量结合,采用问卷调研、统计分析、个案研究、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一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在具体分析理论上,本论文拟以个体化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探讨新媒体技术对城市老人生活方式“个体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个体”意识已经出现在老人群体中,“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在老人群体中已经形成。退休后,老人们从原先的单位、组织等机构中退出;然而社会的养老负担重,家庭及家庭成员可以提供的资源有限,老人们开始走上“个体化”的道路,在很多领域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导致老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了转型,从原先社会普遍认为的方式,转变到现在以“个体”作为其日常生活构筑点的新模式。在老人“个体化”的进程中,政府、社会、家庭等不同机构,也提供了相应的资源和帮助,给予了老人们各方的资助,但这些也许还不够。而在同时,老人们开始灵活使用新媒体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性。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的上海老人热衷新媒体的原因所在:新媒体给予他们一种选择的权利,帮助他们更多地依赖自己完成很多工作,帮助他们找到一种相信自己的信念。这可能就是属于上海老人的一种“个体化”的特殊路径,在这里媒介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晓宁[5](2020)在《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近郊兴建了大量的高层商品楼小区,众多居民从内城迁往城郊的商品楼住宅区。这些新兴城市社区是居民交流关系生成的重要文化空间,本文以北京的方庄小区为个案,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生动的个人叙事,主要从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探究社区居民的居住关系。地处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的方庄小区是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正式批准开发建设的高层集合住宅小区。1992年全部完工的方庄是当时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住宅区,也是北京市最早对个人和外籍人士销售商品房的住宅区。它所代表的是在各个城市周边开始发生的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民集聚于同一社区的新型居住关系。方庄小区是由原地的农民、个人置业者、带有企业和单位分配住房政策性质的集团购房者所共同组成,这种居住关系的生成,意味着全体居民将要经历一个社区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公共文化实践的过程。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像原来所在村落那样成为一种绝对的需要,不同的年龄群体或者性别群体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构成各自的日常交流方式。在社区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中,不同的交往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设置了几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个人娱乐需求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服务性的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和社区认同,基于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对于社区认同的作用。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不依赖但也不能完全离开居住社区。从个人层面来看,拥有不同的业余爱好与修养背景的居民结成形式多样的趣缘群体。参与个人喜爱的兴趣团体成为个人融入社区的重要方式。此外,社区新型居住关系的建构离不开居民自觉自愿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公益活动,做出各种实际的奉献。居民自发创作关于社区生活的文艺作品包含居民的真实感受与想象,这些文艺作品激发了人们关于社区的想象,从而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城市社区居民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日常交流实践,这些交流既满足着家庭生活的需求,也满足着个人娱乐休闲的需要。居民在社区公益活动参与中获得个人成就感与社区认同感,活动参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社区生活催生人们的文艺创作,这些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创作促进对社区共同体的想象,从而达成认同。不管个人生活还是家庭生活都无法脱离社区,基于不同需求的交流实践构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虽然方庄小区具有特殊性,居民构成关系呈现多元特征,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人们经历了比较充分的社区公共生活秩序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注意到家庭在社区日常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未来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民俗学以城市居民小区为单元进行研究是可靠且具有操作性的一种方法。从文化交往的意义,关注居民如何积极建立互动合作和相互服务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传统的居住关系在蜕变为一种新型居住关系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生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如何通过交流实现认同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将个案置于整个中国城市发展中,民俗学应该关心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如何创造自己满意的生活,他们不断提出新需求从而建立了当前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与日常生活交流方式。
曹海苓[6](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唐菁阳[7](2020)在《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区日渐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社区建设已被政府和学界认定为“社会治理的单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建设的政策,涵盖了社区政权、社区组织、基层民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政策引领下,我国各地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建设典型,然而这些典型大都出现在沿海地区或长江流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民族特殊性重视不足,民族倾向性资金投入缺乏,民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及空间分化,各民族居民之间的信任缺失等等。那么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观察社区建设,或者说,将社区建设相关政策作为一顶公共政策,民族地区又是如何执行这顶政策的呢?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执行类型?在不同的执行类型中,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不同的政策性质会导致不同的执行类型。所以,本文并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提出了“自主性”和“损失嵌入性”两个维度,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四种社区建设政策,即实质性规制政策、程序性政策、再分配政策与分配性发展政策,他们分别决定了四种执行类型,即合作执行、行政性执行、变通执行与探索性执行,从而构建出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作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也出于经验材料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湘西州的社区矫正、社区环境建设、社区低保、社区养老作为四种政策的执行案例。在每顶案例的撰写上,按照政策性质、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政策执行具体过程、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政策执行逻辑的思路进行案例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在民族地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难度较大,相关权力部门之间基于交易形成“合作执行”,政策执行呈现合作执行的类型;程序性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与社区资源出现了问题,基层官僚采取了行政性执行类型;再分配政策的执行过程最为复杂,政策失败的原因往往是“有产者”结成优势联盟,导致政策变通执行。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取决于地方积极性与地方资源,往往呈现出探索性执行的行为模式。对于如何将这四种政策执行类型引向有效的执行,本文提出了如下路径。对于实质性规制政策,民族地区政府要充分运用自治权,提升自治能力,发挥宗教信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规范政策执行各主体的行动与衔接,使合作执行朝向实现政策目标的方向进行;对于程序性政策,要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多元治理体系,同时也要在资金、规划、人力、技术等资源上继续加大投入;对于再分配政策,要从政策设计上降低自主空间,优化瞄准机制与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专顶救助政策的衔接,通过监督考核增加优势联盟的道德风险成本;对于分配性发展政策,要鼓励社会主体的参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并且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赵丽娜[8](2020)在《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医疗器械被人们更为广泛的应用,医疗器械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医疗器械的贸易也更加普及。在发展医疗器械贸易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医疗器械贸易规模的扩大,相对而言忽视了医疗器械贸易质量的提升。为此,本文以贸易价值角度为基础,进一步从贸易质量角度探究医疗器械及其细分行业的贸易现状和影响因素。本文借鉴Hausmann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测算了 2001-2018年医疗器械贸易出口产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医疗器械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此外,文章选取42个国家的卫生支出、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人口数量、进口贸易、外资投入、自然资源及老龄化占比等变量,运用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尝试分析各变量对整体医疗器械产品、高端医疗器械产品、中低端医疗器械产品、发达国家医疗器械产品以及发展中国家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最后根据前面结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经过研究我们得出,发展中国家医疗器械贸易份额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价值低于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价值。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医疗器械出口复杂度指数较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优势及强劲的发展势头迅速跻身GDP总量前列,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各项人均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在医疗器械这一民生领域体现的更为突出,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其次通过多维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合理利用外部资源以及调整人口结构可以有效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含量。最后我们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水平给出合理的针对性建议。
吕玉环[9](2020)在《《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以下简称《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成员编着的国际经营管理类书籍,于2018年3月23日由日本中央经济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国际视角出发,分三部分共14个章节阐述了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医疗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医疗经营现状,主要介绍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基本情况、医疗经营及地区医疗福利状况。其中,第一部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简介”主要从六个视角介绍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医疗经营”主要从三个视角分别介绍了不同规模的公立医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护士离职的因素、老后所需资金的推测分析;第三部分“地区医疗养老”则从五个视角分析了日本各地区预防医疗的动向、医疗地域变迁及其可持续性、地区全民医疗的公私协作及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必要医疗合作。本书属于企业管理专业类书籍,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医疗·福利系统的构建与相关设施的有效经营。以日本为首,从经营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东亚医疗与养老的可持续性方案。本翻译报告通过分析原文,将专业术语和长句分为经济、医疗、护理3类。文中专业词汇表述严谨、准确,需要准确充分的把握原文信息,避免漏译、错译。为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中文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变译、加注解释法等。此外,由于中日语言上的差异,且日语文章的逻辑性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语言的逻辑转换也是不可缺少的。原文的逻辑性如果直接套用在译文上,原文的本意可能会有所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翻译时需要通过逻辑补充、逻辑转换、逻辑重构等翻译方法来保障译文的逻辑性。此外,该文本由不同作者共同编着而成,所以各章节之间的语言表达存在差异,所以本翻译报告在保证译文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尽力还原作者的语境语气及写作风格?只有把握医疗、养老类书籍的文体特征,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语言结构特色,并做到有的放矢,翻译出更为地道、专业的译文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参考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复杂长句等翻译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对原文要遵守“信”,对译文要保证“达”,对译文表达要追求“雅”。原文主要是以医疗为研究目的的着作,在本次翻译中对“信、达、雅”的理解为:“信”是对原文的理解;“达”是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雅”是译文表述的可接受度。在实际进行翻译工作时,针对专业词汇采用了直译、变译及加注解释的翻译方法;针对文本翻译采用了逻辑增补、逻辑转换与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保证行文流畅,处理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结合上下文语境探究文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而翻译出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对笔者所选文本的执笔机关、文本特点及在翻译过程中所参考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词语和句子两个方面结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分析,简析医疗经营类文本的翻译特点并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章:此次翻译实践的总结及感想。随着现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医疗、福利制度相关书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翻译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东亚各国的医疗及福利制度,分析原文语言的特征和表达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以编写专业且易懂的译文为目标。
林敏[10](2020)在《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评估与照护服务指标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 对养老机构老年人进行能力等级评估,旨在了解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等级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指标构建提供实证数据。2.对养老机构不同能力等级的老年人进行质性访谈,旨在了解不同能力等级老年人照护需求的共性与差异性。以被照护者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为科学构建养老机构照护服务指标提供事实依据。3.基于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与质性访谈结果,结合文献分析,采用专家德尔菲法构建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指标,明确老年人照护服务的维度以及各维度下具体的照护项目及内涵,为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政府购买与补贴照护服务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1.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成都市7所养老机构的355例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基本资料调查表》、《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及功能综合评估表》。调查内容为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健康相关信息以及能力现状。2. 在文献回顾及专家座谈的基础上,拟定半结构式访谈提纲。遵循质性研究中最大差异化与信息饱和的原则,对12名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3. 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与人物访谈的基础上,构建专家咨询问卷条目池,初步形成养老机构照护服务指标专家咨询问卷,对15名专家进行两轮Delphi问卷咨询。4.使用Excel2010双人录入数据,并运用SPSS23.0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数据资料类型选择适宜的统计方法,如下:(1)若资料为计量资料,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进行描述,若为计数资料,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2)采用卡方检验(c2)分析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能力等级分布状况;(3)采用秩和检验(两组比较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比较用K-W/H检验)、卡方检验(c2)、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等级的影响因素;(4)采用重要性均数(`X)、标准差(S)、变异系数(CV),对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指标的咨询结果进行处理,并将重要性均数<4或变异系数>0.3作为指标筛选的标准。在本研究中,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被调查的355例养老机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2.87±8.41)岁,主要集中于80~89岁、90岁及以上年龄段;79.77%的老年人无配偶;老年人慢性疾病患病率为88.17%;所患慢性疾病排名前五位的为:高血压(48.45%),糖尿病(29.86%),冠心病(19.44%),白内障(17.18%),慢性支气管炎(14.65%)。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能力等级评估情况如下:1.97%为能力完好,64.51%为轻度失能,13.52%为中度失能,20.00%为重度失能。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岁)、患慢性病数量、有无长期服用药物、健康自评状况、近30天有无压疮、近30天有无噎食、近3个月有无危及性命事件共7个因素,对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等级影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有无长期服用药物、健康自评状况、近30天有无噎食、近3个月有无危及生命事件都是其能力等级的重要影响因素(P<0.05)。4. 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能力完好与轻度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有:饮食照护需求、居室卫生照护需求、个人卫生照护需求、医疗护理与保健照护需求、安全照护需求、精神慰藉照护需求、参与养老机构管理的照护需求、提高护理员照护能力的照护需求;中度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有:饮食照护需求、居室卫生照护需求、个人卫生照护需求、活动照护需求、医疗护理与保健照护需求、安全照护需求、精神慰藉照护需求、临终关怀照护需求;重度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有:饮食照护需求、个人卫生照护需求、活动照护需求、医疗护理照护需求、精神慰藉照护需求、提高护理员照护能力的照护需求。5. 通过两轮专家德尔菲问卷咨询,专家意见趋于一致,确定了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日常生活照护维度、医疗护理照护维度、健康管理照护维度、精神心理照护维度、安宁照护维度)、33个二级指标。两轮专家咨询的回复率与有效率均为100%;专家的权威系数分别为0.86、0.84;专家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189、0.203(P<0.05)。结论1.被调查的355例养老机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能力受损,以轻度失能为主,重度失能、中度失能次之。高龄、长期服用药物、健康自评状况差、近30天有噎食、近3个月有危及生命事件的老年人的能力状况更差。2.不同能力等级的12名受访老年人都有日常生活照护需求(饮食照护需求、个人卫生照护需求、居室卫生照护需求)、医疗与护理照护需求、精神慰藉照护需求(情感支持照护需求、休闲娱乐照护需求)。但是受到自身能力状况的影响,不同能力等级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具有差异性,如下:能力完好与轻度失能老年人对自我保健照护、休闲娱乐照护、参与养老机构管理照护的需求更大;中度失能老年人对活动照护、医疗与护理照护、精神慰藉照护的需求更大;重度失能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护、医疗与护理照护的需求更大。3.本研究构建的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33个二级指标,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科学性、合理性,能够为养老机构开展各类照护服务项目、政府购买养老照护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二、2001年老龄工作大事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老龄工作大事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1.1.1 选题缘起 |
1.1.2 问题提出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工会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1.2.3 互助互济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1.5 研究方法 |
1.6 研究意义 |
1.6.1 理论意义 |
1.6.2 现实意义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2.3.1 学术贡献 |
2.3.2 研究局限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7.1 主要结论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7.2 研究不足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访谈提纲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2)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课题的缘起与方法 |
二、研究现状的回顾 |
第一章 《古事记》神话溯源 |
第一节 《古事记》的成书过程 |
一、《古事记》的成书背景 |
二、《古事记》神代卷的形成 |
第二节 《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 |
一、天孙降临系神话 |
二、出云系神话 |
三、日向系神话 |
四、伊势系神话 |
第二章 《古事记》以前的“渡来人”与文字受容 |
第一节 古史文献中的“渡来人”与倭王权 |
一、《古事记》成书前的“渡来人” |
二、邪马台国论争与九州王朝溯源 |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载体:汉文的接受与变容 |
一、文字体系的传承期 |
二、文字体系的定型期 |
第三章 《古事记》中的“自然”与“生死” |
第一节 《古事记》中的“自然”观念 |
一、《古事记》中的“混沌”思想 |
二、《古事记》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
三、《古事记》中的“创世”与“创生” |
第二节 《古事记》中的生死意识 |
一、基于日神信仰的“祓秽”意识 |
二、《延喜式》中的“罪”与“罚” |
三、《古事记》“他界观”中的“黄泉”与“常世” |
第四章 《古事记》中的祭祀礼俗与“神道”的形成 |
第一节 《古事记》中的“稻作”与“祭祀” |
一、稻作农耕的传入 |
二、祭祀礼俗的产生与变迁 |
第二节 “神”的形象与“神道”的确立 |
一、“神”的特征与神格 |
二、“神道”理论的成立 |
第五章 国家祭祀与神道思想的再探讨 |
第一节 氏神祭祀与王权意识的变化 |
一、氏神信仰的流变 |
二、国家祭祀的统合 |
第二节 神道的“虚构”与“变装” |
一、神国正统思想中的“神道”与“王道” |
二、复古神道的出现与神道思想的历史演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生活方式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信息化与老龄化的交织 |
1.1.1 中国信息化的发展回顾 |
1.1.2 中国老龄化的发展回顾 |
1.1.3 世界范围内信息化与老龄化的交织历来已久 |
1.2 核心问题和研究意义 |
1.2.1 核心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生活方式”的研究现状 |
1.3.2 媒介效果研究现状 |
1.3.3 老人传播研究现状 |
1.4 研究设计 |
1.4.1 核心概念“生活方式”内涵及分析维度 |
1.4.2 研究范式 |
1.4.3 分析理论 |
1.4.4 研究方法 |
1.4.5 研究框架 |
1.4.6 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第二章 新媒体在上海老龄群体中的扩散与使用历程 |
2.1 上海“扶老上网”系列工程 |
2.1.1 上海信息化发展水平:全国前列 |
2.1.2 上海“扶老上网”工程发展历程 |
2.1.3 上海“科技助老”行动和“老小孩网站”建设 |
2.2 新媒体在上海老龄群体中的扩散回顾 |
2.2.1 2011 年的调研情况 |
2.2.2 2012 年的调研情况 |
2.3 新媒体在上海老龄群体中的使用回顾 |
2.3.1 2011 年的内容使用 |
2.3.2 2012 年的内容使用 |
2.4 上海老龄群体对新媒体的角色认知与使用评价 |
2.4.1 角色认知 |
2.4.2 使用评价 |
第三章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型 |
3.1 上海老龄群体采纳新媒体的具体历程 |
3.1.1 老龄群体采纳手机的历程 |
3.1.2 老龄群体采纳电脑的历程 |
3.1.3 老龄电脑学习班:积极、进取的老龄学员 |
3.2 新媒体在老龄群体家庭生活中的结构功能 |
3.2.1 上海老人家庭结构:老有所居的老两口 |
3.2.2 家庭生活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使用比重 |
3.2.3 生活作息的调整:优化而非改变 |
3.2.4 “个体时空”的形成:家庭内部的公与私 |
3.3 新媒体在老龄群体家庭生活中的关系功能 |
3.3.1 对老人与配偶关系的影响:更为平等独立的夫妻关系 |
3.3.2 对老人与子女关系的影响:适度的亲密 |
3.3.3 对老人与第三代的关系影响:积极的抚育者角色 |
第四章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休闲生活方式的转型 |
4.1 老龄群体新媒体使用的休闲化倾向——基于电脑与手机的比较分析 |
4.1.1 两张网的内容平台使用倾向 |
4.1.2 两张网络的使用形态分析 |
4.1.3 电脑终端与手机终端使用的相关性分析 |
4.2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的“个体健康” |
4.2.1 国内及上海当前的医疗体制改革与养老资源现状 |
4.2.2 “个体健康”理念的出现 |
4.2.3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的“个体健康”行为 |
4.2.4 一个个案:新媒体在乳腺癌女性老人中的使用 |
4.3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的“个体发展” |
4.3.1 老龄观的转变: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 |
4.3.2 上海老龄群体休闲意识中的“个体发展” |
4.3.3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的“个体发展”行为 |
第五章 “个体化生活方式”背景下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的社会适应 |
5.1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相关性的调研设计 |
5.1.1 “个体化”生活方式背景下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研究的意义 |
5.1.2 实证调查研究的设计 |
5.2 新媒体使用与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相关性分析 |
5.2.1 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现状分析 |
5.2.2 上海老龄群体新媒体使用频次分析 |
5.2.3 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相关性分析 |
5.3 新媒体影响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内在机理及对策建议 |
5.3.1 上海老龄群体新媒体使用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2 上海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3 利用新媒体提升老龄群体社会适应的对策建议 |
第六章 结语 |
6.1 研究总结 |
6.1.1 研究发现 |
6.1.2 理论回应 |
6.2 前景展望 |
6.2.1 未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特征:人性化、智能化、万物智联 |
6.2.2 智媒体时代老龄生活方式面临的挑战:智能鸿沟的存在 |
6.2.3 智媒体时代老龄生活方式建构的前瞻 |
附录:三次问卷调研及访谈问卷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结构 |
五、资料的来源 |
六、创新点 |
第一章 北京城郊不同的居住关系 |
第一节 北京内城居住关系 |
一、北京城市空间格局 |
二、胡同里的四合院和大杂院 |
三、邻里之间的生活互助 |
四、邻里之间的信仰结社 |
第二节 近郊菜农村落 |
一、近郊农村 |
二、作为生产共同体的村落:蔬菜种植 |
三、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落 |
第三节 北京住宅:从平房到高楼 |
小结 |
第二章 从蒲黄榆到方庄小区 |
第一节 搬迁上楼:村落共同体的解体 |
第二节 北京首个商品楼住宅区 |
一、方庄地区的建立 |
二、方庄地区的居民组成 |
三、空间资本化与城市居住空间的高楼化 |
小结 |
第三章 小区中家庭之间的交流 |
第一节 以舞为媒:“越跳越熟,越跳越亲” |
一、舞队之中 |
二、舞场之外 |
第二节 共享养娃与家长社交:“快乐小陶子”公益绘本读书会 |
一、扎根社区的亲子阅读 |
二、社区之内的居民交流实践 |
三、走出社区的儿童集体活动 |
小结 |
第四章 休闲模式与社区认同 |
第一节 方庄民间艺术馆 |
一、从地下群租房到方庄民间艺术馆 |
二、串珠手工艺术班 |
第二节 美娘合唱团 |
第三节 书画协会 |
一、“这是我的另一个家” |
二、以书画结友 |
第四节 围圈踢毽 |
一、作为传统体育运动的踢毽 |
二、结伴踢毽 |
第五节 社区邻里节 |
小结 |
第五章 作为公共服务的社区参与 |
第一节 寻找地方历史、手绘方庄地图 |
一、寻找“蒲黄榆”的由来 |
二、手绘方庄地图 |
第二节 “十姐妹”志愿环保服务队 |
第三节 治安巡逻队 |
第四节 八老议政团 |
第五节 “掌上四合院” |
一、掌上四合院 |
二、从网络社群到面对面交流 |
小结 |
第六章 社区的想象与建构 |
第一节 作为心理认同的集体想象 |
第二节 “想象的共同体”:社区生成的重要方式 |
一、社区小报《方庄生活》 |
二、网络互动 |
三、参与和旁观:个人叙事的社区活动 |
第三节 社区的真实与想象:围绕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 |
一、文字书写:现代社区的重要认同方式 |
二、观看与记录:方庄的光影记录 |
三、歌唱“我们的社区” |
四、画中“方庄”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问题的呈现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重点 |
(二)创新之处 |
(三)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政府职能 |
(二)政府治理 |
(三)公共服务 |
(四)社会化养老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二)准市场理论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现实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 |
(二)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 |
1.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 |
2.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经验与对策 |
(三)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相关研究 |
1. 国外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2. 国内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四) 社区建设政策相关研究 |
(五) 相关研究述评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技术路线 |
(四)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
一、概念界定 |
(一) 社区建设与社区建设政策 |
1. 社区建设 |
2. 社区建设政策 |
(二) 政策执行及社区建设政策执行 |
(三) 民族地区 |
二、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
(一) 理论根基 |
1. 行动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
2. 政策执行中的央地关系:戈金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型 |
3. 民族社区建设的价值内核: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
(二)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
1. 分析框架的构建 |
2. 基本假设 |
(三) 案例选择 |
1. 湘西简介 |
2. 政策案例的选取 |
第三章 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矫正为例 |
一、作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社区矫正政策 |
(一) 实质性规制政策 |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 |
1. 社区矫正的勃兴 |
2. 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二、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过程 |
(一) 湘西州社区矫正机构体系 |
(二) 各行动主体的权力资源 |
(三) 社区矫正中官方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
(四) 案例说明 |
1. 社区矫正人员重犯的化解 |
2. 社区矫正人员规范训练 |
(五)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价 |
三、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社区矫正政策的损失嵌入性和自主性 |
1.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2.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弱的自主性 |
(二)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逻辑:合作执行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四章 程序性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环境建设为例 |
一、作为程序性政策的社区环境建设 |
(一) 程序性政策 |
(二) 社区环境建设的背景及历史沿革 |
1. 社区环境建设的时代背景 |
2. 社区环境建设的实践历程 |
二、美丽湘西在社区中的执行 |
(一) 社区管理体制 |
(二) 资源支撑 |
(三) GD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政策过程 |
1. GD社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
2. GD社区环境建设的主要行动 |
3. GD社区环境建设的经验 |
(四)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建设工作评价 |
1.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效果评价体系简述 |
2.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过程 |
3.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结果分析 |
三、湘西州社区环境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美丽湘西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1.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2.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自主性 |
(二) 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行动逻辑:行政性执行 |
1. 管理体制机制在社区建设美丽湘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2. 资源支撑不足限制了美丽湘西的有效执行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五章 再分配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 以湘珏州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
一、作为再分配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一) 再分配政策 |
(二) 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演进过程 |
二、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运行过程 |
(一) 湘西农村社区低保政策的执行类型 |
(二)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一以D社区为例 |
(三)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3.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绩效结果 |
三、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社区低保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1.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2.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
(二) 湘西社区低保政策行动逻辑:变通执行 |
1.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中各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 |
2. 优势联盟的形成及影响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六章 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养老为例 |
一、作为分配性发展政策的社区养老政策 |
(一) 分配性发展政策 |
(二) 社区养老的政策历程 |
二、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过程 |
(一) 福利供给者的职责发挥与探索性行动 |
(二) 社区养老服务递送项目案例:从老年饭桌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
(三) 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4. 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评价 |
5. 对社区养老供给工作的评价 |
6.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
三、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一) 社区养老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1.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2.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
(二)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行动逻辑: 探索性执行 |
1.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
2. 资源配置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一、比较案例总结 |
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附录一: 社区田野调查访谈提纲 |
附录二: 问卷调查 |
附录三: GD社区田野调查报告 |
一、GD社区简介 |
二、GD社区之发现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回顾 |
1.3.1 关于医疗器械方面的研究 |
1.3.2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面的研究 |
1.3.3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方法、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内容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学术创新点 |
1.5.2 不足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医疗器械 |
2.1.2 出口技术含量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古典贸易理论 |
2.2.2 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3 后发优势理论 |
2.2.4 技术差距理论 |
2.2.5 新生产要素理论 |
3 医疗器械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
3.1 世界医疗器械贸易代表现状分析 |
3.2 中国医疗器械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比较 |
4.1 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
4.1.1 测度方法 |
4.1.2 数据说明 |
4.2 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对比 |
4.2.1 产品层面对比分析 |
4.2.2 国家层面对比分析 |
4.2.3 中国医疗器械出口相对复杂度指数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医疗器械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1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5.1.1 被解释变量 |
5.1.2 解释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5.1.3 模型设定 |
5.2 实证检验 |
5.2.1 数据平稳性检验 |
5.2.2 数据协整检验 |
5.3 实证分析 |
5.3.1 整体样本数据回归分析 |
5.3.2 高端、中低端产品样本数据回归分析 |
5.3.3 发达、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回归分析 |
5.3.4 中国样本数据回归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建议 |
6.1 合理利用外部资源 |
6.2 重视人力资本培养 |
6.3 适度调整人口结构 |
6.4 增强医疗卫生投入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9)《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要旨 |
第一章 翻訳任务の绍介 |
1.1 原书の绍介 |
1.2 原书の特徴 |
1.3 厳复の翻訳理论 |
第二章 翻訳事例の分析 |
2.1 语汇の翻訳 |
2.1.1 医疗?福祉専门用语 |
2.1.2 组织名称 |
2.1.3 その他の语汇 |
2.2 文の翻訳 |
2.2.1 论理补完 |
2.2.2 论理変换 |
2.2.3 论理再构成 |
第三章 翻訳実践报告のまとめ |
3.1 翻訳実践のまとめ |
3.2 翻訳についての心得 |
参考文献 |
付録Ⅰ:原文 |
付録Ⅱ:訳文 |
谢辞 |
(10)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评估与照护服务指标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第一部分 前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三、操作性定义与理论基础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第二部分 文献回顾 |
一、老年人能力评估指标及工具的研究现状 |
二、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的研究现状 |
三、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级照护的研究现状 |
第三部分 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等级现状调查 |
一、研究类型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工具 |
四、资料收集与分析 |
五、科研伦理与质量控制 |
六、结果 |
七、讨论 |
第四部分 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需求访谈 |
一、研究类型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工具 |
四、资料收集与分析 |
五、科研伦理与质量控制 |
六、结果 |
七、讨论 |
第五部分 成都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指标构建研究 |
一、研究类型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工具 |
四、资料收集与分析 |
五、科研伦理与质量控制 |
六、结果 |
七、讨论 |
第六部分 研究结论 |
第七部分 对策与建议 |
一、建立并规范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度,实施分级照护 |
二、保障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护,加强医疗护理照护,充分发挥医养结合照优势 |
三、加强养老照护队伍建设,保障养老照护人力资源,提升照护水平 |
第八部分 研究局限及展望 |
一、研究局限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综述 老年人能力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及科研成果 |
四、2001年老龄工作大事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D]. 卢静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媒体与上海老龄群体生活方式的转型[D]. 丁卓菁. 上海大学, 2021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D]. 李晓宁. 山东大学, 2020(07)
- [6]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D]. 唐菁阳. 山东大学, 2020(02)
- [8]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赵丽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2)
- [9]《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D]. 吕玉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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