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州市市长钱兴中:温州其实没有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章盼盼[1]（2020）在《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务热线是畅通群众表达重要渠道之一,在拉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政务热线却不能跟上新一代的发展速度,存在着许多不足,如何优化政务热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界定政务热线、电子政务、人工智能及政务智能含义,并采用参与观察法、网络内容分析法、访谈法考察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现状,了解了温州市政务热线平台运行体系,热线服务提升的情况,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的内容及成效。在掌握现状的同时,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政府流程再造理论等公共管理相关理论,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发现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平台自身建设不完善、部门间数据共享程度低、智能绩效考核能力不足以及数据分析运用深度不够等不足,并研究国内外政务热线典型案例,最后提出优化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的对策:推进工单规范化建设、推进部门服务资源整合、打造政务热线智能化平台、完善督办考核机制以及强化数据管理应用。
吴玉姣[2]（2019）在《地方立法谦抑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谦抑”一词体现了谦让、抑制、慎密、恭谨等意思。大致说来,地方立法谦抑一般是指地方立法者以及地方立法参与者在进行地方立法活动时有必要秉承审慎、节制的宗旨,尽可能地达到地方性法规数量恰当以及地方性法规质量良好的目的。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很多立法思想和实践中都蕴含着谦抑的理念。例如,在西方世界中,无论是柏拉图对法律的不信任,奥古斯丁要求世俗法必须遵循永恒法,孟德斯鸠所提到的立法权需要制约,还是萨维尼反对的立法狂热,莱奥尼有关立法之法泛滥会背离个人自由的论证,爱波斯坦所直言的简约法律的力量等,都是西方社会有关立法谦抑思想的重要理论论述。我国古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汉初约法省刑”、“唐律疏而不漏”、“持法深者无善治”等思想及制度实践,以及我国清末民国时期开展的习惯调查运动、新中国时期“成熟一部,制定一部”和“试点立法”等立法原则和方针,这些思想理论与制度运行无不体现了立法的谦抑精神。然而,尽管历史上立法谦抑有丰富的思想渊源和制度实践,也有相当多中外学者的肯定,但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包括地方立法谦抑在内的立法谦抑的相关原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也极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立法领域出现的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有必要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角度去总结我国地方立法的相关问题并反哺地方立法实践。随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修订,地方立法主体扩容至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和四个不设区的市。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一级地方立法主体,以及自治州这类市一级地方立法主体,我国地方立法主体的数量多达354个。地方立法主体数量的增加,又直接导致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截止至2019年1月1日,仅新增的享有地方立法权的243个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总数已达906部,其中程序性地方性法规206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700部。然而,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不仅表现在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等数量方面,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先立法、地方性法规超出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等内容方面,也对地方立法谦抑提出了现实要求。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这一现实要求出发,深入研究和探讨后发现,既有从立法理论上展开地方立法谦抑研究的必要性,又有从地方立法实践上讨论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代议制立法失灵和法律局限性两个方面向地方立法谦抑提出的要求。所谓代议制立法失灵,即是指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总是能刻意设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或实实在在地是立法者表述的成果,而且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立法表达媒介的误差以及现代法律理论研究也证明,法律在立法表达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再加上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不少被质疑的地方,这使得制定法在其根基上存在问题。法律局限性主要在于,法律仅仅是道德、习俗、政策、市场规则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因而其管辖范围有限;且因为绝对的公正不可得、耗费的成本巨大等原因,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而由于人的认知有限、社会复杂多变、立法过程漫长等原因,法律还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法律繁杂也可能会存在众多危害,比如可能会干预私人领域进而吞噬自由,可能会带来权利主张的狂热进而妨碍公正,还可能会使得人们因害怕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创新,进而束缚人类进步。因而,从立法理论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必要性。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主要是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地方立法权异化等三个方面对地方立法谦抑所提的要求。地方立法能力不足,既包括地方立法主体资格受限、地方立法权限范围不清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又包括地方立法机构不健全、地方立法队伍力量薄弱以及地方立法技术不到位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包括省一级、较大的市以及新增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祁连山事件、潘洪斌事件以及其他违法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12）、《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2016）等诸多观赏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地方立法权异化则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会借助地方性法规来“要人”、“要钱”、“要权”以及“推责”。比如在地方性法规中通过设立增设专门机构、增设下属事业单位、为协调性虚职机构挂牌设编的条款来增设编制,通过设立巧设罚款明目、增加收费项目、侵占第三方经费的条款来创设经费,通过设立新设或扩充部门职权的条款来增加权力,以及通过设立剥夺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条款来推脱责任。因而,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迫切性。上述地方立法谦抑的实际操作,就其有效路径来看,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地方立法权的规制,包括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第二,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包括健全地方立法程序、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第三,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包括普遍性的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以及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第四,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包括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以及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上措施旨在确保地方立法谦抑,以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进而实现地方立法科学化。而由于地方治理优先化、地方治理的差异性和自主性,以及地方立法相较于中央立法的成本效益优势,地方立法权的适度下放成为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这也在我国地方立法扩张的事实中得到体现。并且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主体、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等方面还有待进行适度扩张。因此,地方立法在秉承谦抑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适度扩张,二者不可偏颇。当然,现今在我国地方立法暂不成熟之时,地方立法应该以谦抑为主,辅之以稳步适度的扩张。综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在《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扩容限权的这一新背景下,深入研究地方立法谦抑这一主题,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立法繁杂的现状,进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推进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且补白地方立法领域的相关研究,以丰富法学理论。
胡方松[3]（2019）在《陈寿铸与温州模式》文中指出说改革开放40年,说温州模式40年,若问谁直接参与特别早,突破之事特别多,社会影响特别大且持续时间又长,那非陈寿铸莫属。是他,积极建言并参与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农贸市场;是他,自行设计并主持了全国第一批个体户证书的颁发;是他,负责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是他,
施世潮[4]（2018）在《1998 民企的喜怒哀乐》文中指出1998,农历虎年,闰五月,共384天。"大事件"不断1月27日20点,29岁的王菲和31岁的那英携手唱起《相约1998》,王菲的丸子头和脸颊上的两个大腮红青春逼人。那一年的开年大戏是《水浒传》,刘欢摇着头唱响《好汉歌》,在"大河向东流"的高亢声中,开始风雨如晦的一年,金融风暴刚刚席卷亚洲,股市年线收出十字星,是黄昏之星,还是希望之星?这一年,下岗潮、民企倒闭、消费降级,难熬的一段时光。南端的香江浊浪滔天,索罗斯携千亿
汪火根[5]（2016）在《行业自组织视角下的行业信用治理研究 ——以温州为例》文中指出在自生自发市场中,同行从业者一般会在先天的血缘、地缘等基础上形成互动的共生关系进而形成自发组织。比如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来自同一地方的商人因先天的地缘等因素形成对某类商品的垄断经营,此即“同乡同业”的经营现象。与此类现象相伴随的,是在许多区域性市场和工商业中心形成大量的行会、商人会馆、同业公会等行业自组织。而在当代中国的温州地区,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自发市场的发展和“同乡同业”的经营方式等也促使民间商会等行业自组织蓬勃发展。借助于“同乡同业”的经营方式和行业自组织,同行从业者在将外来者排挤出本行业的同时,也对行业内部从业者之间诸如假冒伪劣、虚假宣传、剽窃技术、竞相削价、违规收徒等违反行业习俗和行业规则的行为加以约束以维护行业声誉和行业利益,这种约束主要通过行业内部的对话协商、共同约定、集体抵制等手段或者说依托行业内部自发的群体或组织力量来实施。从中国传统社会行业自组织的生成来看,物产的地域性、市场的分割性等因素诱发“同乡同业”的经营传统进而使得同行从业者在乡情地谊的纽带下形成自发的结合。而传统社会对工商业活动的不直接干预以及流寓他乡的工商业者对公共性服务的需求等因素,也促使同乡从业者形成自愿的结合来进行自我管理,由此导致行业自组织的生成。这种行业自组织一般以先天的亲缘、地缘纽带建立起来,成员之间形成具有相互连带关系的封闭性网络。在封闭性网络内,行业自组织借助于公共议论、集体排斥等树立自组织的权威。这种相互连带的封闭性网络和自组织的权威构成中国传统社会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行业自组织通过连带责任机制、风险共担和相互扶持机制以及跨地缘链合机制等来实现行业信用问题的自主治理。在当代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管控的社会管理体制等抑制了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但浙江温州却在民间行业组织发展和行业信用自主治理上树立了一个典型。温州民间行业组织具有自身特有的生成逻辑,即在面对严重的行业信用危机甚至地方信用危机中,温州地方政府以自身的灵活变通为民间行业组织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外部制度供给。而温州民营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日益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以及温州人抱团的生存理念等,则为温州民间行业组织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行业自组织视角下,温州行业信用治理主要通过政治嵌入机制、精英治理机制、声誉机制和信任网络机制等得以实施。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历时性比较中能够发现,来自同一地域的人们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行业,这种“同乡同业”的经营方式形成了链条式的行业发展模式；在链条式行业发展模式下,同乡与同业之间相互扶持形成抱团式的集体生存模式,进而诱发行业自组织的生成。行业自组织中成员之间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结形成了封闭性网络,自组织中不同类型能人的重合保持了网络的整体性,这构成行业信用自主治理实施的两个前提条件。在封闭性和整体性网络下,中国行业信用自主治理主要通过权威机制、声誉机制、信任机制和关键群体机制等实施。通过对行业自组织视角下行业信用治理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第一,行业自组织具有同乡组织和同业组织相互交织与重合的特点,尤其是同乡组织对同业组织形成裹挟作用,使得行业自组织呈现出浓厚的非正式性和非制度化色彩,中国行业自组织本质上更接近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而不是正式组织。第二,在由行业自组织实施的行业信用治理中,虽然行业自组织建立了正式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些制度文本在实践中不一定得到有效执行,诸如私人关系、社会声誉、信任等非正式的力量在自主治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实现可能不是依靠正式制度力量而是非正式力量。
卢礼阳[6]（2015）在《记忆中的胡珠生先生》文中研究指明哲人其萎。七月十六日下午,五点二十二分,黄瑞庚先生第一时间留言给我:胡珠生先生今下午逝世,你知道了吗?我看到留言,一时难以置信,连忙问:消息可靠吗?随后方韶毅、高启新、沈克成、张永苏、张声和五位都告知这一消息,又不得不接受。回想今年六月五日,我带着刚刚出厂的《吴鹭山集》到胡先生家拜访。胡先生出院已
陈宝胜,任宗强[7]（2015）在《温州人经济: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研究意义》文中研究说明回顾了温州经济的研究文献,梳理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了温州模式崛起的原因,探索了温州区域经济出现"衰落"的原因,指出温州人经济概念的提出有其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曹伟[8]（2013）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卞清[9]（2012）在《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 ——基于中国媒介生态变迁的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关注的是在各方合力的牵扯下、在公共事件中越来越常态化的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现象。我们对这一现象提问的起点是：基于政治的维度,将民间的集体话语表达看作是一种话语政治行动,它表征了底层民众对国家霸权政治的抗争与斡旋,而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则可以看作是一场抗争政治行动。我们力图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在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间寻找另一种中间路径。这一观点的基本假设是：媒介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人的使用。反过来说,正是不同的“人”在特定社会文化场景下的“不同使用”赋予了媒介技术以不同的意义。基于这个假设,本文不关注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着眼于不同的“人”、在什么样的话语环境中、如何使用媒介资源、参与建构与创造事件的话语实践。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新兴媒体的平台上,在公共事件中,民间话语如何与官方话语进行互动与博弈、并在危机的最终解决中体现出来的?它可以拆分为两个问题：（1）各方行动者/言说者如何建构自己在传播活动中的身份?他们如何运用媒介资源对事件进行传播和呈现?这种传播和呈现对于事件的最终结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2）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有可能减少话语博弈的风险和危险,更好地进行良性对话和互动?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从总体上切分出了四个行动主体：职业新闻人、知识分子、公众、政府,并以运动场的比喻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两起新媒体事件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它们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特征、内部状况、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这些因素在他们各自的新媒体实践和使用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于不同群体的意义,依据他们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位置而相应不同。但是,互联网并非仅仅是原有政治力量的延续和呈现,人们的实践、结盟、分裂等等政治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改变”着什么。而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民众抗议中、在网络行动者的能动和实践背后所反衬出的,正是人们对于政府的认知和与政府关系的想象。在两场公共事件中,政府始终是抗争行动中“想象的靶子”,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心态的失调与错位、执政者传播意识与技能的缺乏与两极化的不信任。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关系错位最终决定了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较少“互动”而更多偏移到非理性的“博弈”同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终极目的在于和政府、国家形成“对话”；而在中国,网络抗争行动的目标和过程却依循着“形成压力”、通过具体博弈来促进个案解决的逻辑来进行。因此,争议性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往往取决于每一次具体的博弈,而无制度性的保证。对于未来的可能,我们认为,在媒介生态变迁的场景下,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可能还将处于一个循环之中：提出挑战——政府回应——调整——再挑战——再回应——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几方行动者的话语和行动实践可能会带来某些好的或坏的后果,而这又会导致进一步的调整。但是,尽管面临挑战,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政府并非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它实际上也掌握着积极主动的可能,并且是互动过程的关键一环。但是,在媒介生态变迁的场景下,僵化、停滞、控制已不可能,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试性和灵活性。同时,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消极与积极、防御与攻击之间结合才是明智之举。
蔡建娜[10]（2010）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温州模式与发展转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通过引进、消化和整理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整理出一个有关社会资本与发展转型的理论模型,并将之应用于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化的分析之中。在具体的分析展开的过程中,本文还引入了“小世界网络”下的空间囚徒困境博弈模型（SPD）,分析温州人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型社会资本的交易治理机制。并围绕交易治理的核心展开,分析了温州民间制度和机制创新,以及温州模式发展30年的整体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侧面。并从传统型社会资本向现代型社会资本的转型入手,探讨温州人“小世界网络”的开放度问题,并指出唯有真实的创业动机——即符合现代经济理性的群体意识的形成,才能促使温州人“小世界网络”持续地向外部市场环境开放,并通过与外部市场交易规则的对接推动内部交易方式的进一步理性化,从而进一步促使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形成,使得“小世界网络”的交易治理机制能够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得到保持,并实现温州模式发展的现代化转型。本文第一章,主要对温州模式研究文献、国外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社会资本与发展转型的分析框架。本文第二章,主要通过温州经济史的梳理对温州人群体经济理性进行探讨,并结合温州历史上的移民史、村庄共同体等区域社群意识形态分析温州人的社群意识,最后结合近百多年以来温州区域向外移民史和近代工业化冲动分析温州人网络形成的历史雏形。上述内容构成对温州历史上的传统型社会资本积累的分析。本文第三章,主要结合青木昌彦、格雷夫及相关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治理机制的探讨,在比较西方和日本交易治理方式的同时,引入“小世界网络”下的空间囚徒困境模型（SPD）分析温州的交易治理机制。论证温州历史上的传统社会资本积累形成了一种类似“小世界网络”的交易治理机制,这是一种类似于格雷夫所分析的马格里布商人的集体主义策略均衡,能够取得比单纯的价格价值更高的效率。本文第四章,并通过温州发展的历史史实来验证温州人“小世界网络”泛社群机制的存在、发展,并进一步探讨其网络开放度,同时结合温州模式发展中重要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分析泛社群机制的作用。本文第五章,应用“小世界网络”下的泛社群机制来扼要阐述、分析温州模式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侧面,包括先发性市场化、市场空间拓展,以及工业化障碍之克服、产业发展的集群现象,以及企业成长中的泛家族主义的作用等等。并进一步指出温州模式发展中的宗族意识和民间信仰的复兴、各种中间性团体的兴起、以及温州企业的慈善行为等并不是孤立于温州经济发展的社会事件,而是温州传统型社会资本的自我复制与更新过程。本文第六章,通过对“小世界网络”嵌入外部市场环境的开放性分析,指出融入外部市场的社会资本条件,为温州模式进一步演化的路径指出了方向。
二、温州市市长钱兴中:温州其实没有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州市市长钱兴中:温州其实没有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政务热线 |
| 2.1.2 人工智能 |
| 2.1.3 电子政务 |
| 2.1.4 政务智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3 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
| 3 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的现状 |
| 3.1 温州市政务热线的发展历程 |
| 3.2 温州市政务热线的运行成效 |
| 3.2.1 温州市政务热线平台运行体系 |
| 3.2.2 热线的服务提升 |
| 3.3 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的内容 |
| 3.3.1 建设统一平台,热线管理规范化 |
| 3.3.2 智能热线座席上线,热线服务高效化 |
| 3.3.3 平台智能化建设,热线服务便民化 |
| 4 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分析 |
| 4.1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
| 4.1.1 在智能化建设上缺乏资金投入 |
| 4.1.2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
| 4.2 平台自身建设不完善 |
| 4.2.1 资源整合力度欠缺 |
| 4.2.2 平台功能单一化 |
| 4.2.3 智能化建设技术应用不够成熟 |
| 4.2.4 数据管理缺乏规范与标准 |
| 4.3 部门间数据共享程度低 |
| 4.4 智能绩效考核能力不足 |
| 4.5 数据分析运用深度不够 |
| 5 国内外政务热线的经验与借鉴 |
| 5.1 国内外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的实践案例 |
| 5.1.1 纽约311政务热线 |
| 5.1.2 济南市民服务热线 |
| 5.1.3 南京政务热线 |
| 5.1.4 香港1823政府热线 |
| 5.2 实践案例对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的启示 |
| 6 优化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对策建议 |
| 6.1 推进工单规范化建设 |
| 6.1.1 加强服务热线标准化建设 |
| 6.1.2 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
| 6.2 推进部门服务资源整合 |
| 6.2.1 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 |
| 6.2.2 加强热线知识库建设 |
| 6.3 打造政务热线智能化平台 |
| 6.3.1 接听环节 |
| 6.3.2 录入环节 |
| 6.3.3 转派环节 |
| 6.3.4 督办环节 |
| 6.3.5 办结环节 |
| 6.3.6 回访环节 |
| 6.3.7 绩效评价环节 |
| 6.4 完善督办考核机制 |
| 6.4.1 引入智能督查手段,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
| 6.4.2 加强“智慧信访”与新媒体联动监督,完善多元化监督机制 |
| 6.5 强化数据管理应用 |
| 6.5.1 拓展热线平台功能 |
| 6.5.2 提升分析数据能力 |
| 7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访谈记录表 |
| 附录 B 对访谈人员访谈提纲 |
| 致谢 |
（2）地方立法谦抑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
| 2.1 地方立法谦抑的界定 |
| 2.1.1 谦抑的词义及法学上的涵义 |
| 2.1.2 地方立法谦抑的具体涵义 |
| 2.2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及制度的脉络梳理 |
| 2.2.1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渊源的概述 |
| 2.2.2 地方立法谦抑制度实践的追溯 |
| 第3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 |
| 3.1 地方立法数量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 3.1.1 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 |
| 3.1.2 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 |
| 3.2 地方立法内容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 3.2.1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 |
| 3.2.2 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相立法 |
| 3.2.3 地方立法超出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 |
| 第4章 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必要性 |
| 4.1 代议制立法失灵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4.1.1 法律在立法表达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
| 4.1.2 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问题 |
| 4.2 法律局限性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4.2.1 法律仅是道德习俗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 |
| 4.2.2 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且具有滞后性 |
| 4.2.3 法律繁杂会吞噬自由公正以及束缚人类进步 |
| 第5章 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 |
| 5.1 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1.1 地方立法在主体资格与权限范围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 |
| 5.1.2 地方立法在机构、队伍、技术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 |
| 5.2 地方立法不成熟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2.1 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 |
| 5.2.2 地方性法规违法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 |
| 5.2.3 地方性法规观赏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 |
| 5.3 地方立法权异化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 5.3.1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增设编制的条款来“要人” |
| 5.3.2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创设经费的条款来“要钱” |
| 5.3.3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新设或扩充职权的条款来“要权” |
| 5.3.4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忽视公民权益的条款来“推责” |
| 第6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路径 |
| 6.1 地方立法权的规制 |
| 6.1.1 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 |
| 6.1.2 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 |
| 6.1.3 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 |
| 6.1.4 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 |
| 6.1.5 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 |
| 6.2 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 |
| 6.2.1 健全地方立法程序 |
| 6.2.2 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 |
| 6.2.3 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 |
| 6.3 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 |
| 6.3.1 普遍性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 |
| 6.3.2 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 |
| 6.4 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 |
| 6.4.1 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 |
| 6.4.2 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 |
| 6.4.3 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 |
| 余论: 地方立法谦抑与地方立法适度扩张之间的平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行业自组织视角下的行业信用治理研究 ——以温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思路、内容结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嵌入性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社会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行业自组织何以生成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社会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社会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社会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研究：以温州为例 |
| 第一节 温州行业信用问题生成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温州行业自组织的生成逻辑 |
| 第三节 温州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温州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温州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条件 |
| 第二节 温州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温州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锁定”效应 |
| 第四节 温州个案研究的普适性、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行业自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行业自组织的本质与行业信用自主治理的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 第一节 温州行业自主治理与西方自主治理的比较 |
| 第二节 体制内生的行业组织改革与自主治理困境 |
| 第三节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大纲 |
| 附录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一览表 |
| 后记 |
（7）温州人经济: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研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1温州模式的崛起与争议 |
| 2温州区域经济的“衰落”及其原因 |
| 3从温州模式到温州人经济的范式转换 |
| 4温州人经济:理论逻辑、研究意义与研究方向 |
（8）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目录 |
| 图示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已有研究述评 |
| 1.2.1 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 |
| 1.2.2 经济转型中政企关系的类型划分 |
| 1.2.3 地方政企关系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
| 1.2.4 简要的评论 |
| 1.3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2.1 政企耦合的概念阐释 |
| 2.2 政企耦合的时空背景：中国经济转型 |
| 2.3 政企耦合的结构分析 |
| 2.3.1 政企耦合的结构主体 |
| 2.3.2 政企耦合的行为场域 |
| 2.4 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 |
| 3 地方政府、政企耦合与经济转型：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
| 3.1 温州模式概况 |
| 3.1.1 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
| 3.1.2 温州模式的背景与条件 |
| 3.1.3 温州模式的成就与影响 |
| 3.2 经济转型的温州模式：政企耦合的视角 |
| 3.2.1 政治场域：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的地万试验 |
| 3.2.2 市场场域：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双重变奏 |
| 3.2.3 社会场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 |
| 3.3 政企耦合动态性与温州地方政府的角色之争 |
| 3.3.1 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理性“无为” |
| 3.3.2 民营经济壮大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适当“有为” |
| 4 政企耦合畸形化的形成逻辑：基于温州模式的困境研究 |
| 4.1 陷入困境的温州模式 |
| 4.1.1 温州模式“由盛而衰” |
| 4.1.2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
| 4.2 政企耦合外部环境改变：政府竞争背景下温州人才与资本的外流 |
| 4.2.1 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 |
| 4.2.2 政府竞争与要素流动 |
| 4.2.3 政企耦合畸形化与温州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
| 4.3 政企耦合内在基础影响：人情社会对温州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 |
| 4.3.1 经济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
| 4.3.2 温州人情社会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 |
| 4.3.3 人情社会与温州政企耦合的畸形化 |
| 4.4 政企耦合主体行为偏差：政企耦合动态性与地方政府的转型迟滞 |
| 4.4.1 地方政府行为法治化水平低下 |
| 4.4.2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 4.4.3 对企业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不力 |
| 4.4.4 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 |
| 5 政企耦合的构建路径：基于温州与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方法 |
| 5.1.1 案例选择 |
| 5.1.2 数据收集方法 |
| 5.2 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2.1 温州灯具产业的兴起过程 |
| 5.2.2 温州东方灯具市场的建立 |
| 5.2.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外迁 |
| 5.3 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3.1 古镇灯具产业的初期发展 |
| 5.3.2 古镇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 |
| 5.3.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迁入 |
| 5.4 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
| 5.4.1 客观条件的差异 |
| 5.4.2 政府治理的优劣 |
| 5.5 政企耦合如何构建：个案的拓展讨论 |
| 5.5.1 经济转型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
| 5.5.2 政企耦合与“转型陷阱”突破 |
| 5.5.3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9）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 ——基于中国媒介生态变迁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 |
| 一、 网络舆论场的兴起：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说起 |
| 二、 从“一哄而起”到“双重话语空间”：“后孙志刚时代”的媒介变迁场景 |
| 第二节 ：理论准备与核心问题 |
| 一、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脉络 |
| 二、 抗争政治理论与中国情境下的修正 |
| 三、 互联网政治学相关研究的启发 |
| 四、 问题提出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案例选择与资料说明 |
| 第四节 ：个案综述与章节安排 |
| 一、 个案综述 |
| 二、 本文章节安排 |
| 本章注释 第一章 ：职业新闻人及其话语实践 |
| 第一节 ：“台前”发言与“幕后”推动：宜黄事件中的职业新闻人 |
| 一、 “兴于微博”：偶然被发现的新闻消息 |
| 二、 “微博直播”：“线上”与“线下”的组织与推动 |
| 三、 “抢尸风波”：幕后推动与救助当事人 |
| 第二节 ：职业新闻人群体的话语与行动特征 |
| 一、 “抗争”性职业行动的线上延续与创新 |
| 二、 话语实践的“双重属性”：“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模糊” |
| 第三节 ：问题与反思 |
| 一、 “记录者”还是“参与者”?：职业新闻人的身份游移 |
| 二、 话语抗争中的戾气与成见 |
| 三、 群体内部的两极化：“他们”和“我们” |
| 本章注释 第二章 ：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 |
| 第一节 ：从“士大夫”到“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知识精英 |
| 一、 士大夫传统的延续与断裂 |
| 二、 从“文人论政”到“媒介知识分子”：媒介成为主要活动场所 |
| 三、 公共知识分子的提出与社会建构 |
| 第二节 ：钱云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变化与消失 |
| 一、 从“线上发言”到“线下行动”的生发 |
| 二、 “姿态式的群体行动”：学界观察团的组织、行动与话语特征 |
| 三、 “行动者”的消失：观察团内部的分歧与行动终止 |
| 第三节 ：行动的作用与反思 |
| 本章注释 第三章 ：两场话语抗争中的公众 |
| 第一节 ：作为消息来源的“公众” |
| 一、 提供线索与网络爆料 |
| 二、 消息来源的异化 |
| 第二节 ：作为网络抗议主体的“公众” |
| 一、 对官方话语的消解与颠覆 |
| 二、 反控制策略与行动 |
| 第三节 ：从“陌生入”到“我们”：宜黄事件中的网络公民行动 |
| 一、 行动的组织与空间环境 |
| 二、 行动中的情感认同 |
| 本章注释 第四章 ：最后一个行动主体——政府 |
| 第一节 ：舆论漩涡中“被言说”的政府：负面出场 |
| 一、 “受难”情节中的官-民矛盾 |
| 二、 “不让说”与“不知道” |
| 三、 “雷人雷语”式的形象建构 |
| 第二节 ：政府在公共事件中的“自我言说” |
| 一、 “通告”与“表态”：自我言说的两种话语类型 |
| 二、 “通告”与“表态”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府角色的问题与困境 |
| 一、 各方关系的失衡与错位 |
| 二、 习惯性思维与新媒体时代 |
| 本章注释 结论与反思：回到场景 附录1：南都报系员工个人微博注意事项 附录2：南都官方微博管理大纲(试行) 附录3：路透社网络报道守则：规范使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 附录4：《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评选名单(2004-2009) 附录5：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乐清钱云会之死观察报告(第一阶段) 参考文献 后记 |
（10）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温州模式与发展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 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 主要观点与全文分析框架 |
| 四 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一、温州模式：市场化标本与转型困境 |
| 二、发展转型破题：相关文献回顾与评析 |
| 三、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寻求新的思想资源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经济学的新分支 |
| 一、社会资本理论渊源简介 |
|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 |
| 三、经济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 |
| 四、社会资本相关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几条思路 |
| 五、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发展转型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几个基本概念 |
| 二、本文的社会资本理论概念及限定 |
| 三、群体心智结构与制度变迁 |
| 四、社会资本内涵及其类型 |
| 五、社会资本与区域发展转型 |
| 第二章 温州模式：传统社会资本历史积累 |
| 第一节 商品经济传统与群体经济理性 |
| 一、历史上的“斯密动力机制”及其受限因素 |
| 二、温州人的群体经济理性 |
| 第二节 村庄共同体和社群意识 |
| 一、家族制度与村庄共同体 |
| 二、开放、结社传统及其内化 |
| 第三节 传统社会资本历史积累与前现代的躁动 |
| 一、温州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关系 |
| 二、人口压力与向外移民：社会网络准备 |
| 三、区域内在工业化冲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交易治理机制：理论模型及经验探讨 |
| 第一节 人类交易治理机制演化及西方经验 |
| 一、无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启示和社群机制作用 |
| 二、人类交易治理机制演化与分析 |
| 三、西方社会的经验 |
| 第二节 马格里布商人和日本的交易治理机制 |
| 一、马格里布商人的集体主义策略均衡 |
| 二、日本的“准社群”交易治理机制 |
| 三、延伸的讨论 |
| 第三节 温州模式交易治理：引入小世界网络模型的SDP |
| 一、空间囚徒困境博弈（SDP） |
| 二、引入小世界网络模型的SDP |
| 三、温州人的“泛社群交易治理机制” |
| 第四章 温州模式的交易治理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温州人的“小世界网络”分析 |
| 一、温州人“小世界网络“的雏形 |
| 二、改革开放后的“小世界网络”扩展 |
| 三、温州人“小世界网络”的开放度探讨 |
| 第二节 基于“泛社群机制”的制度与机制创新 |
| 一、基于“强信任关系”的民间金融制度创新 |
| 二、社区规范移植的“俱乐部式创新” |
| 三、差异性社会资本分配的辅助创新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积累与信任扩展 |
| 一、信任扩展：西方的经验 |
| 二、温州的可能性及其启示 |
| 第五章 对温州模式发展的解释 |
| 第一节 对温州模式市场化及其拓展的解释 |
| 一、“温州人网络”与先发性市场化 |
| 二、“温州人网络”与市场拓展 |
| 三、“温州人网络”市场拓展中的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对温州模式工业化过程的解释 |
| 一、社会资本与工业化障碍的突破 |
| 二、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式发展 |
| 三、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泛家族主义与“古典式企业”的成长 |
| 一、温州的“古典式”企业成长路径 |
| 二、泛家族主义与中间组织的兴起 |
| 三、企业成长中的问题分析 |
| 第四节 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投资与更新 |
| 一、宗族意识和民间各种信仰的复兴 |
| 二、各种中间性社团的兴起 |
| 三、慈善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 |
| 第六章 网络融合：温州现代化的转型路径 |
| 第一节 温州经济发展的优势累积 |
| 一、“小世界网络”的优势 |
| 二、灵活的产业组织优势 |
| 三、理性企业家的成长与多元化的路径探索 |
| 四、区域品牌作为声誉机制 |
| 第二节 嵌入“大世界”的“小世界网络” |
| 一、基于效率原则的交易方式选择分析 |
| 二、温州交易方式选择与体制相关性分析 |
| 三、全球竞争背景下的交易规则演进 |
| 结尾与延伸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温州市市长钱兴中:温州其实没有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温州市政务热线智能化建设研究[D]. 章盼盼.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6)
- [2]地方立法谦抑论[D]. 吴玉姣. 湘潭大学, 2019(12)
- [3]陈寿铸与温州模式[J]. 胡方松. 温州人, 2019(05)
- [4]1998 民企的喜怒哀乐[J]. 施世潮. 温州人, 2018(23)
- [5]行业自组织视角下的行业信用治理研究 ——以温州为例[D]. 汪火根. 南京大学, 2016(08)
- [6]记忆中的胡珠生先生[J]. 卢礼阳. 温州文物, 2015(02)
- [7]温州人经济: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研究意义[J]. 陈宝胜,任宗强. 技术经济, 2015(08)
- [8]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12)
- [9]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 ——基于中国媒介生态变迁的研究[D]. 卞清. 复旦大学, 2012(02)
- [10]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温州模式与发展转型[D]. 蔡建娜.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