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nternet网上个人信息安全与防范（论文文献综述）
杨华[1]（2021）在《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互联网保险接受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家“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带动,互联网保险作为对传统保险的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了高速增长。在互联网技术及保险科技的赋能下,已逐渐成为未来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互联网保险相较于传统保险,具有效率性、便利性、经济性、交互性及创新性的优势。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互联网保险的各方参与主体都深刻认识到发展互联网保险势在必行,保险机构均在积极加速推进互联网保险的布局与发展。但从历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数据来看我国互联网保险呈现出波浪式发展态势,互联网保险渗透率最高仍未突破10%,消费者对互联网保险的接受程度还有待提升。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下,需要更深入地去了解消费者对于互联网保险的需求、偏好和感受,通过对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互联网保险向纵深发展,这已成为当下我国互联网保险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因此,为了促进互联网保险能够更好地被消费者接受,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本研究围绕“消费者怎么能更好的接受互联网保险”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力图去揭示此中作用机制的“黑盒”。具体而言,本研究将逐步探讨以下几个研究问题:（1）消费者对互联网保险接受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在互联网保险情境下,除了原有的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外,是否还存在新的未知因素影响消费者对于互联网保险的接受?（2）是否存在新的中介变量,对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使用行为存在影响?（3）影响消费者对互联网保险接受的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如何构建形成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模型?内在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为了解决以上研究问题,本文在对互联网保险和技术接受理论等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1）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互联网保险接受进行探索性研究,提炼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中的关键因素,初步形成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理论框架。（2）探讨关键因素定义及相互之间影响关系,在UTAUT模型基础上,构建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3）针对研究变量明确测量方法,开发调查问卷,展开大规模调研,收集数据进行分析。（4）实证检验互联网保险各关键因素之间的影响作用,验证了感知风险、行为意图的中介作用,以及感知风险和行为意图在信任与使用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而揭示了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作用机制。（5）根据上述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消费者体验,关键业务科技赋能;关注消费者需求,价值主张持续创新;以消费者为中心,客户关系优化提升;保护消费者权益,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等方面的研究启示。经过以上研究工作,本文的主要发现及结论:（1）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关键因素之间的影响作用:绩效期望、社会影响、消费者创新性、信任均显着正向影响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行为意图,努力期望对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行为意图的影响不显着。促成因素、信任和行为意图都显着正向影响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的使用行为。信任负向影响感知风险,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互联网保险接受的行为意图和使用行为。（2）感知风险在信任和使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行为意图在信任和使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感知风险和行为意图在信任和使用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基于互联网保险研究情境,拓展了UTAUT模型在消费者视角下的技术接受研究,分析和揭示了互联网保险接受机制的关键组成因素,构建了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了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机制的“黑盒”。（2）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模型影响因素分析中,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并引入互联网保险情境下新的影响因素:消费者创新性、信任和感知风险,拓展了UTAUT模型的影响因素。（3）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模型中,引入感知风险作为新的中介,通过实证检验了其在信任和使用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拓展了UTAUT模型的中介作用关系。（4）提出并验证了消费者互联网保险接受模型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探讨了感知风险、行为意图在信任和使用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关系,进一步对UTAUT模型做了有益拓展。
梁卫国[2]（2021）在《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宗教信息的功能研究是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论的一个深化研究,也是宗教学与网络社会学、网络传播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交叉而进行的前沿研究。互联网宗教信息与学界常用的“网络宗教”这一概念有较多重合之处,在本文主要指作为信仰文化的宗教在互联网上活跃存在、规律运动的信息群（如宗教活动的网络直播等）;这些信息群对于社会、组织、个人等发挥的各种作用,被称为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认识宗教在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对宗教的影响等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专家的关注。但在对这些热点的活跃研究中,存在“宗教学学术背景的研究者较少”、“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负面评价过多”、“对互联网宗教信息’碎片化’研究较多而整体性研究缺乏”等问题。本文尝试解决此问题,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互联网宗教信息的社会功能上,希望通过研究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这个时代命题能够阐释、回应现实之需,将宗教功能论,宗教社会学,甚至将宗教的本质和历史、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向深入,同时也试图为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些许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论文通篇都在回答“在增加了互联网这个变量群后,宗教功能有何变化?”这一核心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在理论层面,一是创建了一个逻辑清晰的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理论框架,运用信息论、数学、词源学等理论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逻辑推演、哲学基础、发展阶段、技术属性等进行总体性、体系化、深入化研究;二是利用哈里约之窗、语言哲学、结构功能论（AGIL模型）等理论具体分析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参照拉斯韦尔信息传播的5W理论（who、what、which、whom等）,从教职人员、宗教信众的宗教群体和宗教组织等主体为“人”的角度,从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内容的“语言形式和事件内容”等“事”的角度,从互联网宗教信息媒介工具“物”的角度,分别将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讨论推向深入。在实践层面,围绕互联网宗教功能这一核心问题设计了一套30多个子问题的问卷,在对回收到的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7129份样本的分析基础上,对有关可定量分析的理论和判断给予验证,并对网民在互联网宗教功能上的认知和行为等进行研究。论文主要采用了定性、定量、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总体来说,在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因人的生理属性、文化属性等基本属性没有被根本改变故宗教那种赋予人生意义、整合社会秩序等社会层面的基本功能没有被改变,但互联网的出现对宗教发挥作用具有突破性改变:一是因互联网宗教信息更易被人获取而造成宗教在更多人那里发挥作用;二是虚拟教堂等带给人们新的甚至前所未有的视听感受和宗教体验,从而创生出一些新的宗教功能;三是正如有了货币人们逐渐减少对金银的使用一样,人们会越来越多使用互联网宗教信息而减少非互联网宗教信息,而这使得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在物质世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具体来说,就主体（人）角度来看,互联网宗教信息能够挖掘、诠释新自我,弱化“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更好满足人类情感和理智沟通,还会形成网络信仰共同体,造成陌生信众心灵交往悖论等;就内容（事）角度来看,互联网宗教信息开放性造就网络宗教市场,弥散性传统宗教可能会被互联网宗教信息瓦解,信众能够借助互联网可更全面、更有效地把握复杂世界;就媒介（物）角度来看,媒体私人化造成宗教信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宗教实现祛魅和复魅的神圣性流动,去中心化技术给信众更多自由空间,网络媒介虽然拉开了宗教神圣帷幕,但只是改变了传统宗教与现实不适应的外衣,而其核心功能仍然存在;就问卷结果来看,互联网宗教信息主体是20—40岁间、已经结婚、以企事业单位职员为主的男性公民,年龄、性别、学历等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认知具有一定相关性。从更深层次看,论文是在当代和未来科技快速发展的语景下宗教、科学、哲学三者间的对话。在面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互联网等新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和挑战下,对于“如何发挥互联网宗教信息的正面功能、防范其负面功能、研究其暂时没能认清的功能”,“人工智能的哪些因素会导致人的属性改变,进而导致宗教功能的变化”等问题,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等先哲那里得到现成答案,而只能是汲取他们的理论营养并结合实际,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作出我们自己的回答。
王卓[3]（2021）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金融产品与网络技术在发展中深度融合,依靠先进的现代信息科技技术产生了互联网支付、基金、借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也使得支付宝、花呗、天天基金、人人贷等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极大加快了金融业产品创新。但随之消费者个人信息被侵犯的现象也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前,我国没有形成系统的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消费者在面对个人信息权受到侵犯后,不能直接援引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信息权益。此外,信息收集使用不合法、信息共享不规范、技术条件不完善、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等都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面临被侵犯的风险。因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以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存在的风险和问题为导向,以国外经验为参考,从而为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权保护提出对策。本文主要由引言和其他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信息保护理论概述。首先对学界有争议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和个人信息权利属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界定。其次在借鉴法律规范和学界观点的基础上,明晰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最后从信息收集风险、交易风险、技术风险,以及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更具保护价值方面,进行了必要性论述。第二章是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我国个人信息立法情况和一再发生的侵权实例为出发,把相关立法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救济途径不畅通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问题揭露出来。第三章是域外对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状况和启示。主要对欧美独特的立法模式、金融监管机构设置、行业自律,司法救济以及立法的规定和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借鉴,形成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是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对策。应强化互联网金融经营者的义务、明确相关概念、形成体系化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并针对现有监管问题,提出设置专门的监管主体;加强技术监管;完善法律监管体系等相关建议,从而形成健全的监管制度。还建议构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的多元救济机制,以保证诉讼救济和非诉救济渠道的畅通。
孙高峰[4]（2020）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Y市公安机关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社会信息化进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生活和社会稳定。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成立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统筹部署了一系列的专项打击行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电信、金融、工信等部委制定了多项措施并针对开展了治理行动,效果显着,遏制了此类犯罪高发势头。但随着打击治理力度增大,犯罪分子不断更新犯罪手段和技术甚至转移到境外实施犯罪,增大了打击治理难度,目前此类犯罪依旧多发。本文通过现状分析认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种利用高科技实施的非接触性犯罪仅仅依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是不行的,需要成立由公安、电信、金融、工商等多部门综合性的组织结构,同时推进公安、社会各界和个人“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新格局,营造全民反诈氛围,从而根治此类犯罪。本文分“绪论”,“概念辨析和理论概述”,“Y市公安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现状及问题”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对策”四个章节。本文第一章结合社会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本文研究意义和创新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二章对本文理论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公共安全管理理论”进行了简单叙述,分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和常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型以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的地域性、智能化程度高、职业性特点、非接触性等特点。第三章以Y市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及主要做法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结合Y市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建设、积极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创新宣传等积极做法,发现了缺乏法律依据,打击治理落实不到位,主动监测、识别能力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突出、电信、金融等部门存在监管漏洞等问题。第四章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公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能力,形成“三位一体”社会共治新格局、健全金融、电信等部门监管制度和加强个人信息防护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燕文翔[5]（2020）在《大数据背景下金融隐私保护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变革和技术的创新,金融服务在很大的程度上逐渐地改变了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金融机构在与自然人或者客户之间发生相关金融业务时,收集、使用、保存客户的金融信息,这些金融信息被称之为金融隐私。消费者个人的金融信息共享和泄露的问题引发了我国金融社会和人群的广泛关注。作为对个人隐私的重要保护内容,金融的隐私保护应当在法律上受到严格的保护。在我国金融市场中,金融客户隐私的披露亦或是消费者对自身个人金融隐私的出让是我国金融客户隐私契约体系得以有效建立的重要基础。过于严苛的金融隐私信息保护政策会进一步加剧金融信息不对称,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首先对我国传统的金融隐私权相关概念的特征进行了界定,然后引入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对我国的金融隐私权的形成与演进发展进行分析,就我国金融体制及公众思想意识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反思,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个人金融隐私保护存在立法缺失、金融防护机制薄弱以及个人消费者金融隐私保护意识不足等问题;在借鉴分析美国、欧盟、德国和瑞士四个经济体关于金融隐私保护的基础上,得到国外金融隐私保护对我国发展的启示;最后提出加强金融隐私权保护顶层设计,加强金融机构自身建设,完善金融消费隐私侵权的救济程序等对策建议。
许亚洁[6]（2020）在《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信息爆炸时代最为贴切。共享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和便捷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风险的积累和增加。信息数据是支持互联网运转的基础力量,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它珍贵如石油。有利益就有风险,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关于信息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个人信息作为信息数据的典型代表,与互联网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很多新型违法犯罪问题。刑法应当如何面对新型的个人信息犯罪,成为时下前沿并具有争议的话题。本文聚焦此问题,主要探讨刑法如何从内部体系构建和外部法律协调两方面应对风险社会下递增的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人信息的内涵及其权益属性。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个人信息,因此描绘“个人信息”的全貌是文章展开的基础。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概念具有相似性,需要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定位个人信息在刑法中的法益属性。本文从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价值和类型等方面全方位解剖个人信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信息的独立价值。因为如果个人信息可以被涵盖在其他概念之下,则不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因此,个人信息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是推动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研究的逻辑起点。独立性的探讨离不开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通过概念、范围和特征的对比,可以得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不同的概念。简言之,首先,个人隐私不仅包括信息类隐私,还包括个人空间、个人活动等不是信息但仍不想被外界知悉的生活事务。其次,狭义的个人信息是指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类型。可识别性是划定狭义个人信息范围的重要标准。在这些个人信息类型中,有些信息并不属于隐私范围。例如,个人的职务信息,由于个人职务信息能够间接识别特定个人,因此属于个人信息类型。但为了公共管理的需要,个人职务信息往往被公开而不属于个人隐私。最后,个人隐私和狭义的个人信息可归结为交叉关系,而交叉部分则为有关个人隐私的个人信息。明确个人信息的属性是为了推出个人信息相关的权利和法益。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不再是被信息主体紧紧握在手里的“隐私”。相反,信息主体更希望在具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获得更加便捷的服务。个人信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意味着个人信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客体,而是可以与信息主体分离并具有一定财产属性的新型权利客体。个人信息流通产业链中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不仅只与信息主体有关,更与信息收集者、使用者等信息处理者有关。也即,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防控需要从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两方面共同着手。纵观我国个人信息相关立法,不同于从前置法到刑法的一般顺序,个人信息风险防控立法以肇始于刑法,倒逼前置法出台的倒序形式出现。个人信息成为刑法意义上的法益。基于个人信息所有和使用的分离状态,个人信息在不同处理阶段具有不同的法益属性,也即个人信息具有不同的法益层次。本文将个人信息法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人信息的个人法益层次,包括人格法益和财产法益。具体而言,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表征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人格,应当受到人格权的保护。通过人格权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从民事权利保护角度来分析。那么对应到我国刑法法益,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保护具体人格权法益的一章。目前用来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性罪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就被放在此章,个人信息的人格法益属性已经得到承认。除此之外,个人信息作为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的重要部分,也参与到网络经济的运行当中。由于个人信息数据所有和使用的分离,个人信息成为可以议价的商品。此时,仅认为个人信息是人格权客体的观点已无法适应数据流通的现状,确认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个人信息数据符合虚拟财产的定义,虚拟财产已经被承认为法律中的“财产”。另一方面,个人信息财产属性的承认有利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二是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层次。当信息处理者是政府机关时,他们根据自身管理的需要会收集和产生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累积就可能涉及公共利益。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一些网络巨头公司掌握的个人信息数量十分惊人,如果发生安全泄露事件,也可能涉及公共利益。除此之外,个人信息安全也可能涉及国家法益。无国界的信息网络使信息安全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涉及国家秘密的个人信息等都涉及国家安全。第二,个人信息刑事立法的发展与比较。本部分主要探讨我国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发展历程、立法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立法评析。同时也对美国、欧盟等代表性国家的立法进行梳理,总结优秀的立法经验。具体而言,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以《刑法修正案（七）》为分界线。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要是以间接方式。个人信息与隐私并未区分,侵犯个人信息造成的后果基本局限于对隐私的侵犯。因此,侵犯隐私犯罪成为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依据,例如,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不过,我国刑法中已经存在保护信息的立法,即信息法益犯罪。这类犯罪将少部分特殊信息独立保护,主要保护的法益是信息法益,不是个人信息法益,但犯罪对象有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安全信息法益的犯罪、秩序类信息法益犯罪等的犯罪对象都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同时,囿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信息载体仍是传统的有形物,信息往往与信息载体结合出现,因此个人信息并没有凸显出自身独立的法益属性。比如,我国刑法中有一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例如证据类犯罪和文书类犯罪。可见,在这个阶段,个人信息尚不具有独立的法益地位,一般是通过其他犯罪类型间接附属保护。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侵犯个人信息行为成为独立的犯罪类型,但由于两罪属于身份犯,处罚范围比较窄。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刑法修正案（九）》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修改合并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该罪的主体变为普通主体,处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此,个人信息在刑法中的保护方式变为直接方式。除此之外,刑法中还新增犯罪类型对个人信息进行间接保护,主要以信息网络犯罪为代表,例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个人信息数据的法律保护理念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个人信息法益独立于隐私成为刑法保护的新法益类型;个人信息的刑事立法还突破了传统的刑法谦抑性理念、贯彻了“二次违法性”理念等。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仍然存在缺陷。具体而言,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保护不够。目前,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主要以附属保护的方式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司法解释》）中多处关于定罪量刑的标准与个人信息公共法益保护内涵相契合。例如,“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是折射出“公共法益”的保护。目前,涉及个人信息公共法益独立保护的犯罪类型是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为了强化金融秩序保障,《刑法修正案（五）》新增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个人信用卡信息与金融秩序息息相关,其公共法益属性被刑法重视并独立保护。但是,个人信息包含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都具有公共法益的属性。而目前只有个人信用卡信息的公共法益被独立保护,其他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保护仍主要依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附属保护。整体而言,个人信息公共法益的刑事保护仍以附属保护为主,独立保护不足,保护力度差强人意。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再满足于权利保护模式,而需要建立数据利用的公共秩序,调控个人信息的安全风险。总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仍停留在传统权利保护路径,尚未形成相应的风险调控体系。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保护不平衡、前置法与刑法衔接不顺畅、刑事责任体系不严密等问题十分突出。本部分随之对德国及欧盟、美国、日本的个人信息立法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对我国立法有借鉴之处。经比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有鉴戒意义。首先,个人信息前置性法律保护的完善。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历来重视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尤其看重个人信息的基础性保护,即民事、行政保护。但是,我国目前关于个人信息的民事和行政保护呈现碎片化、层级低等缺陷。因此,我国应当注重前置法的完善,这不仅能优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也为刑事保护提供充分的前置条件。其次,刑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多样化。虽然各国在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方面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不同的罪名和犯罪构成、不同的刑罚和规制手段,但它们在产生背景和作用发挥等方面殊途同归,基本上都是对个人信息泄露和非法利用的担忧。各国的刑事立法几乎都围绕这一点,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分别从个人信息的获取、收集、保管以及利用等各个不同的阶段介入。最后,个人信息范围的扩大化和细分化。以欧盟为例,欧盟立法中对个人信息的范围作出清晰界定,将个人信息区分为“个人一般信息”与“个人敏感信息”。我国也可以在个人信息内部进行类型划分,不同的个人信息类型对应不同的保护模式。个人信息的细分也有利于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合理入罪边界。第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分析。该部分主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行为、情节严重要素进行分析。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争议,主要包括隐私权法益说、信息自决权法益说、个人信息权法益说等。本文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双重性,包括个人信息权和信息管理秩序。具体而言,随着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完善,个人信息不再是与隐私相同的概念。个人信息权已经明确被确认为一种民法权利或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中,民事权利一章明确了自然人享有个人信息权,但是个人信息权的权能及性质都未具体规定。本文认为,根据相关立法,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权利。个人信息权是一种包含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综合性个人新型权利。在刑法法益理论上,个人信息权是一种个人法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除个人信息权外,还应当包含信息安全管理秩序。除此之外,人格法益与公共法益之间需要平衡,在民法更偏向于严密保护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情况下,行政法、刑法等公法应当更偏向于公共秩序的保护,这样才能平衡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同时,由于个人信息上的国家法益可以涵盖在其他罪名之中,如果再单独设置罪名保护国家法益无疑是立法资源的浪费。因此,信息安全管理秩序应当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之一。其次,本章以犯罪行为为基础进行讨论,具体分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和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具体而言,首先,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包括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和以其他方式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在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方面,通过计算机系统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者应当是想象竞合的关系。由于两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无法通过比较刑期和刑种确定孰轻孰重。因此只能从犯罪的事实、情节和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比较定罪。同时,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往往作为非法获取信息数据的手段行为,两者在刑法中是选择性罪名的关系,因此应当综合具体案件情况判断手段行为能否构成独立犯罪。在以其他方式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方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获取”除了“窃取”的方式,还存在“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规定属于兜底条款。兜底条款具有抽象性,为了防止滥用,应当从“同质性”角度合理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其次,讨论了非法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关系以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理解与把握。一方面,“出售”行为往往具有牟利的主观目的,同时出售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提供”行为包括有偿提供和无偿提供。因此两者具有差异性。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提示违法阻却事由的空白罪状,并对违法性认识的判断具有实质影响。最后,本章讨论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下游犯罪结合的情况十分普遍。一方面,尽管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尚未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典型犯罪行为,但作为其他犯罪的手段行为,可以被其他犯罪评价。例如,使用个人信息实施盗骗财产犯罪、使用个人信息实施侵犯人身犯罪、使用个人信息实施侮辱诽谤犯罪。尽管有些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看作下游犯罪的准备行为,但是我国刑法规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并且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见,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为预备犯或准备行为,可能不被认定为犯罪或免除处罚。但是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应作为重点打击的非法行为,但却只能作为他罪的预备行为,显然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更不用说,无法被下游犯罪评价的严重非法使用行为。因此,非法使用行为应当成为刑法规制的行为。一方面,非法滥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行为。另一方面,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前置性法律中被规定为典型的违法行为。被刑法规制的犯罪行为不是抽象意义的行为而是现实中可以定型化的典型行为。这些行为既不能被刑法已经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有效涵盖,也还需要具有具体的现实危害,才有刑法规制的必要。关于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具体设置,本文认为,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不必单独成立新的罪名,并且应当将整个新修改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到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最后,本章还讨论了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情节要素的认定。本文肯定“情节严重”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具有多样化地位,刑法理论应当寻求在原则范围内的更新以适应现实司法状况并起到实质的引导作用。就“情节严重”等罪量要素的体系地位而言,除了符合不法构成要件标准的“情节严重”外,其他类型的“情节严重”尽管打破了传统理论边界,但普遍客观存在。刑法理论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定位,同时根据一定的理论标准限制类型的扩张。笔者较为赞同类构成要件复合体说和可罚的违法性说的基本立场。我国刑法中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的特殊犯罪都是情节犯。《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设置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情节要件。“情节严重”本身具有抽象性,在司法实践中的标准十分模糊,需要司法解释的引导适用。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以及2017年颁布的《个人信息司法解释》都对“情节严重”作出相应规定。从两个司法解释看,对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判断要素主要包括个人信息的种类、数量、违法所得、社会后果、同类违法犯罪行为记录、被害人损失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文中主要对信息类型和信息数量的情节、第三方介入的情节、违法所得额的情节、特殊主体身份的情节、“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情节进行细致分析。第四,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本章主要从风险管理角度,分析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防控的路径和体系。其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控应当注重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平衡,本文肯定了风险刑法理论的积极意义,并主张对其适用严格限制。具体而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犯罪行为、犯罪主体以及犯罪对社会的影响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增加了全球的社会不安全感。社会对秩序和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下,“现代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因为它制造了新型的犯罪活动。预防性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是风险刑法中为应对新型社会风险作出的合理回应,也得到了国内甚至国际上的刑事政策肯定。因此,与其争论风险刑法理论的真伪,不如将目光和学术讨论转移到预防性刑事立法的合理限度和边界设置。风险刑法提倡的预防性刑事立法相较于传统刑法,对社会秩序和安全的保障更加重视,但同时会牺牲法律对人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因此,如果不对预防性刑事立法加以控制则可能会陷入另一个极端。预防性刑事立法可以从刑法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加以限制。在刑法内部,应当积极发挥谦抑原则的“门槛作用”。一方面,准确理解当前社会中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定义,用以检测预防性刑事立法。另一方面,通过严谨的程序保证谦抑性原则运用于预防性刑事立法。同时,法益原则也是限制预防性刑事立法的一大利器,应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考量。在保护个人法益的刑事立法方面,不应当采用预防性刑事立法,也即风险刑法理论不应当适用于个人法益的保护。而关乎社会秩序和安全的法益则有所不同,预防性刑事立法应当限于社会秩序和安全类法益的保护。这是法益原则从“质”上对预防性立法的限制。根据刑法规定,我国的刑事犯罪被限定于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大法益的行为,而预防刑法作为传统刑法的扩张形态,其针对的是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行为,相对于已经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法益侵害危险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要低。1因此,对“危险”的程度应当有所要求,也就是说只有“重大”危险才值得采用预防性刑事立法的手段。这即是从“量”上对预防性立法的限制。其二,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调控的刑事一体化。在研究方法上,刑事一体化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之间突破一定程度的理论壁垒,才能实现法律保护的效应最大化。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法益的保护仅靠刑法远远不够,需要各个部门法通力合作。但是刑事治理的超前以及与其他部门法衔接不顺畅的问题客观存在。其中,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更加需要重视。本文提倡多元化刑事立法体系。随着社会风险种类的增多和程度的加大,社会对刑法的要求不断提高,刑法的预防功能需要被激发。频繁颁布的刑法修正案进一步扩张了刑法的范围,法定犯数量的增加逐步改变传统刑法的重心。一方面,刑法修正案越多意味着刑法典本身被修改的越多,刑法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这与采用一元化刑法的刑法结构体系的初衷相悖。另一方面,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立法应具有明确性。法定犯往往采用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尽管指明了应当参照的前置性法律法规,但是基于法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法定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比一般罪状更加模糊。因此,一元化的刑法体系不足以面对法定犯井喷式的增长,多元的刑法体系更具优势。在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附属刑法不仅能够分担刑法典不断扩张的罪名数量,还可以增加刑法的专业性、明确性和一体化。在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结构上,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考察。纵向即整个刑法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刑法典、刑法修正案、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的分类。我国的附属刑法仅存在于形式意义上,这种方式既没有发挥附属刑法应有的效用,也徒增立法的繁杂。因此,实质意义上的附属刑法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实质的附属刑法主要由两种立法模式构成,一是散在型立法模式,是指在金融经济法规、食品药品法规等行政法规中直接规定相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立法方式。二是编纂型立法模式,是指对非刑事法律中有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归类编纂。只有当散在型附属刑法比较完善时,才会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对我国当前一元化的刑法典体系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可能造成刑法的无限扩张。因此,散在型的立法模式更加适合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环境。上述立法模式是建立在刑法典已经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但是当立法者考虑设置新的个人信息法益保护刑法条文并采用法定犯形式时,是否可以直接在附属刑法规范中明确规定罪状和法定刑?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是可取的但是应当严格限制。横向的刑法结构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微观方面,是从具体的罪名着手,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宏观方面,是看整体的刑罚轻重与犯罪圈大小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个人信息法益保护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应当设置多样化刑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应当与其他相关罪名平衡协调。其三,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体系。正是基于信息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以及信息风险给各个层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个人信息风险管理迫在眉睫。从本质上来说,个人信息风险管理就是在信息流通的各个阶段,从信息系统、技术、规则、制度等方面保障信息的安全。法律制度作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势必要对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有所回应,刑法也不例外。通过上述分析,现代社会的个人信息数据承载着人格权、财产权的个人法益,也承载着社会、国家秩序和安全的公共法益,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法益类型,并且具有多层次结构。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代表的权利和利益也有所不同,因此刑法需要构造一个多层次的刑事法律体系。基于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刑事法律需要根据个人信息所代表的不同法益类型,谨慎立法和司法。根据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风险的管理和预防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的控制和分担等方面展开。刑事立法和司法对个人信息风险的防控,也可以借鉴风险管理系统的一般理论从这几方面展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识别:安全法益分级、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预防:法益前置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分担:注意义务分配、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控制:严密刑事法网。同时,本部分还讨论了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价值理念,包括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价值及其关系、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价值平衡以及个人信息法益中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的利益衡量。第五,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的具体构建。本章围绕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构建问题具体展开。主要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联性罪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前置法的完善以及侵犯个人信息法益的出罪化路径。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联性罪名主要包括网络犯罪中的相关罪名、商业秘密犯罪的相关罪名、财产犯罪的相关罪名以及国家安全犯罪的相关罪名。具体而言,刑法对网络犯罪的打击不仅维护了网络的秩序与安全,同时也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与秩序进行保护。在网络犯罪体系中,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得到了附属保护。具体罪名包括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是近年来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已经客观存在于刑法典中,与其纠结该罪的立法价值问题,不如从司法角度探索如何适用该罪才能放大该罪在网络治理方面的优势,减少罪名过度扩张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利用“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要件限缩处罚范围;对犯罪后果的目的性限缩解释;犯罪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犯罪的辨析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商业秘密犯罪方面,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大数据公司的核心竞争资源。企业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往往数量巨大、类型复杂。如果企业的信息泄露,不仅会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个人信息权的侵犯,更会对经济秩序造成影响。因此,在无法通过传统财产权对企业数据库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当企业个人信息数据库符合商业秘密的认定条件时,可以通过侵犯商业秘密罪对个人信息公共法益进行保护。具体而言,当个人信息数据库符合商业秘密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时,就可以认定为商业秘密。当行为人采用盗取、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数据类商业秘密或者违法、违约披露商业秘密的,可能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想象竞合犯,需要从一重罪处罚。由于两罪的法定刑相同,只能通过其他条件综合判断孰轻孰重。在个人信息的财产法益保护上,本文认为当个人信息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中时,同时具有形态的虚拟性和价值的真实性,与虚拟财产具有同样的特征。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显而易见,就一个人的个人信息而言,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特殊个人的个人信息已经可以直接交易产生经济价值。例如明星、政府干部等公众人物因其身份和影响,个人信息会被媒体买卖。而普通人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被网络服务商、运营商大量收集、加工、出售。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不用赘述,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网络服务商和运营商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已经成为盈利的核心资源。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都是以个人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实现经营和盈利。可见,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主体不仅是信息主体,还有数据经营者。承认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已经势不可挡。因此通过信息网络储存、分析、使用的个人信息数据也应当看做虚拟财产。同时,在刑法保护路径的选择上,单纯采用财产犯罪或网络专门路径都不足以对个人信息数据全面评价。如果仅定财产犯罪,无法对个人信息数据上附着的网络秩序法益加以评价;如果仅定计算机网络类犯罪,也未兼顾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属性。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全面评价侵犯个人信息数据的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犯罪方面,构成国家秘密的个人信息涉及国家安全法益,刑法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保护可以分为国家安全法益的独立保护和附属保护。在刑法分则第一章中,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是典型的以国家秘密为对象的国家安全法益的犯罪类型。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被规定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因此这两罪主要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次要法益的是国家的信息安全。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规定在渎职罪一章中,因此这两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以及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次要法益是国家信息的安全法益。可见,不仅国家之间国家秘密的非法获取和泄露能够成立犯罪,国家秘密在国内的刑法保护也十分完整和严格。立法者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设置相同的法定刑在立法上具有不合理性。因为从刑法学基本原理考察,过失犯罪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轻信可以避免,同时对犯罪结果是持否定态度。因此,故意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大于过失犯罪。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故意犯罪的刑事处罚应当重于过失犯罪。但是在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中,两罪在客观的违法构成要件上基本相同,只有在故意和过失的有责性判断上有所区别。因此,两罪应当区分法定刑设置。其次,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前置法需要完善。这主要是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行政义务与刑事责任的衔接。具体而言,在刑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义务罪的犯罪主体,其管理义务是认定该罪客观行为的重要标准。但是在前置的行政法律法规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义缺乏统一权威的规定,其义务类型设置也十分泛化和模糊。本文认为,就目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类型和法律法规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已有的划分,可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中间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分类是为了科学、合理、区别地规定相应的管理义务。只有明确管理义务,才能确定其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义务类型有用户信息保密、合法获取或使用信息、发现违法信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但是,目前在法律法规中所有类型的服务者承担的义务基本相同,立法并没有根据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有梯度的义务类型,这样就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与义务设置不匹配,可能存在过度或不足的情况。因此,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同类型设置相应的义务。最后,侵犯个人信息法益的出罪路径与模式。出罪路径的讨论和设定是对入罪的限制,在防止刑法罪名扩张上具有重要意义。本部分主要讨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基于信息权利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化事由和基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出罪化路径。其一,技术中立行为的处罚范围和界限是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在我国刑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承担共犯责任、帮助行为正犯化责任、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责任,而这三种责任都与网络中立的帮助行为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网络中立的帮助行为在当前风险刑法理论下入罪的途径很多。为了防止过度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和抑制信息网络的发展,需要寻找合理途径为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设限。具体到网络信息犯罪,应当采用以下步骤层层“筛选”以达到限制处罚的目的。一方面,中立帮助行为应当首先作为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评价对象,以确定是否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在有资格进入刑事评价范围的违法行为中,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二,被害人同意免罪是由是从被害人角度分析犯罪构成要件以找出合理、合法的出罪路径。被害人同意免罪是由的正当性在于法益的利益衡量。具体而言,自我决定权是指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按自己意愿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尽管在我国民法和宪法中没有自我决定权的具体规定,但是自我决定权代表了人的一般自由,在《宪法》中仍能找到相应的依据。被害人同意的成立需要确定同意的对象和被害人的主观方面。也即,被害人同意的对象是行为还是结果亦或行为和结果。当被害人的同意存在“瑕疵”时,行为人是否还可以出罪?笔者认为可以对法益关系错误说进行修正,使其更具有合理性。第一,“同意”应当视为心理状态和外部行为的统一。第二,“同意”判断应具有双重标准,只有同时满足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才能认定“同意”的有效性。其三,违法性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是否违反刑法存在错误认识,主要存在两类形式,一是不知道法律的存在,二是错误理解法律。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可以阻却犯罪,违法性认识错误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阻却违法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个人信息犯罪涉及很多法定犯。例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等。在法定犯时代下,集中争议的焦点在于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阻却责任。认定法定犯的违法性认识确实具有复杂性,很难找出统一的具体标准。但是基于法定犯的特殊性质,仍能找出比较抽象的底线性原则。具体而言,第一,法定犯都是以违反相关义务为前提的犯罪,当行为人处于专门的行业领域之内,应当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专业性知识,应当更加明确地认知自身的义务。第二,当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具有明显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即使行为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刑法的具体规定,也不能认定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第三,当行为人对行为是否违法存疑时,应当在自身能力可达到的范围内通过权威途径对行为的性质进行“验证”。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刘奕[8]（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尹健[9]（2019）在《中国互联网信息的治理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步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互联网信息力量不断冲击信息控制的旧模式,为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在5G时代来临的前夜,调整优化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治理工作方向,以应对即将迎来革命性变化的网络信息传播形势,显得很有必要。本文从基本概念和定义出发,认为界定清楚互联网信息治理的主要概念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基础。在概念界定之后,从认识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出发,通过多个研究视角梳理了我国互联网信息治理机制的形成路径。随后对我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现状进行了回顾,提出互联网信息传播中出现的大量失范现象,不良信息泛滥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我国要加强互联网信息治理。并且从治理主体、治理措施、治理效果三个维度总结互联网信息治理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互联网信息治理模式;在治理主体上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为核心,私营部门、市民社会等多主体协同治理;通过立法规制、行政管理、自律调节、技术防范、国际合作等多种措施对互联网信息进行治理。此后,对主要发达国家互联网信息治理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在中外比较中,发现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主要存在非政府治理主体缺位、立法规制滞后、行政管理过度、自律调节不足、技术防范过严、国际话语权弱小等问题。最后,从以优质内容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以政府主导引领多元主体共治、以综合措施维系网络传播秩序、以中国方案推进网络共享共治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优化路径。最后,对本文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结合本文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展望与设想。
闫毅真[10]（2019）在《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素养现状与提升策略 ——基于河南洛阳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正在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逐步向中老年群体下沉。一方面,互联网使得中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便利、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安全意识和使用技能的不足,导致中老年群体沦为互联网犯罪的主要受害者。通过对河南省洛阳市32位中老年人进行访谈,研究发现,目前中老年群体普遍缺乏网络安全意识,并且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其次,安全意识的匮乏也导致他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不规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亟需提升网络安全素养;此外,社会各方面对中老年人的互联网安全保护机制也不够健全。文章最后指出,保护中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安全,需要在法制、技术和社会等三个层面协同努力。
二、Internet网上个人信息安全与防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Internet网上个人信息安全与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互联网保险接受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技术路线 |
| 1.3.5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互联网保险 |
| 2.1.1 互联网保险内涵 |
| 2.1.2 保险科技研究 |
| 2.1.3 互联网保险研究 |
| 2.2 技术接受理论 |
| 2.2.1 技术接受理论发展 |
| 2.2.2 个体接受与组织接受理论 |
| 2.2.3 个体经典理论模型 |
| 2.3 互联网保险与技术接受研究现状 |
| 2.4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保险接受扎根研究 |
| 3.1 扎根方法的选择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 |
| 3.1.2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2 扎根理论资料收集 |
| 3.2.1 研究对象选取 |
| 3.2.2 研究资料收集 |
| 3.3 扎根理论资料分析 |
| 3.3.1 开放编码 |
| 3.3.2 主轴编码 |
| 3.3.3 选择编码 |
| 3.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4 互联网保险接受理论框架构建与关键因素分析 |
| 3.4.1 理论框架提出 |
| 3.4.2 关键因素析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模型构建 |
| 4.2 核心变量定义 |
| 4.2.1 绩效期望 |
| 4.2.2 努力期望 |
| 4.2.3 社会影响 |
| 4.2.4 促成因素 |
| 4.2.5 消费者创新性 |
| 4.2.6 信任 |
| 4.2.7 感知风险 |
| 4.2.8 行为意图 |
| 4.2.9 使用行为 |
| 4.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3.1 互联网保险接受的影响因素 |
| 4.3.2 感知风险、行为意图的中介作用 |
| 4.3.3 基于感知风险和行为意图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5.1 研究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思路 |
| 5.1.2 问卷设计过程 |
| 5.1.3 问卷框架结构 |
| 5.1.4 问卷偏差控制 |
| 5.2 变量的测量 |
| 5.2.1 绩效期望的测量 |
| 5.2.2 努力期望的测量 |
| 5.2.3 社会影响的测量 |
| 5.2.4 促成因素的测量 |
| 5.2.5 消费者创新性的测量 |
| 5.2.6 信任的测量 |
| 5.2.7 感知风险的测量 |
| 5.2.8 行为意图的测量 |
| 5.2.9 使用行为的测量 |
| 5.3 预调研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信度分析 |
| 5.3.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4 数据收集 |
| 5.4.1 问卷发放原则 |
| 5.4.2 正式调研数据收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模型验证与数据分析 |
|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1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1.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1 信度分析 |
| 6.2.2 效度分析 |
| 6.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相关性分析 |
| 6.4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
| 6.5 中介效应检验 |
| 6.6 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理论贡献 |
| 7.3 管理实践的启示 |
| 7.3.1 提升消费者体验,关键业务科技赋能 |
| 7.3.2 关注消费者需求,价值主张持续创新 |
| 7.3.3 以消费者为中心,客户关系优化提升 |
| 7.3.4 保护消费者权益,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4.1 研究局限 |
| 7.4.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原始资料 |
| 附录三 调查问卷初稿 |
| 附录四 调查问卷正式稿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术语辨析 |
| (一) 互联网宗教信息 |
| (二) 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 |
| (三)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 |
| 四、核心观点、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五、研究方法:定性、定量、质性相结合 |
| 第一章 框架与技术:理论层面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总探讨 |
| 第一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逻辑框架 |
| 一、互联网成为宗教功能的革命性变量 |
| 二、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逻辑推演 |
| 三、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一些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哲学辨析 |
| 一、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在宗教学中的定位 |
| 二、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内涵和外延 |
| 三、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分类 |
| 第三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技术属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群体与组织:从主体角度看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 |
| 第一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中的主体 |
| 一、在线信仰者(群体)的概念 |
| 二、在线信仰者(群体)的主要特征 |
| 三、在线宗教组织的分类与结构 |
| 第二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客体互动 |
| 一、用哈里约之窗对信众和教职人员互动的分析 |
| 二、互联网宗教信息中的群体与组织之间的互动 |
| 第三节 主体视角下,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定性判断 |
| 一、挖掘、表达、诠释新自我 |
| 二、弱化“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 |
| 三、更好满足人类的情感、理智沟通 |
| 四、形成多元化的网络信仰共同体 |
| 五、陌生信众造成心灵交往悖论 |
| 六、网络“牧养”信徒、培养义工 |
| 小结 |
| 第三章 语言与事件:从传播内容角度看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 |
| 第一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内容的形式:新语言形塑新世界 |
| 一、作为“在”而在的互联网宗教语言 |
| 二、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被改变 |
| 第二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内容的特定“内容”:事件及其他 |
| 一、概念和分类:应然性悄然转向实然性 |
| 二、宗教复兴运动成互联网宗教信息内容之源头活水 |
| 三、突发性事件和常规性事件造就宗教复杂功能 |
| 第三节 内容角度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定性判断 |
| 一、开放性造就网络宗教市场 |
| 二、一些弥散性传统宗教可能会被互联网宗教信息瓦解 |
| 三、帮助信众全面、有效地把握复杂世界 |
| 小结 |
| 附录 非理性破坏性膜拜团体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特征和原因 |
| 第四章 工具与模型:从媒介角度看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 |
| 第一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在媒介工具上的体现 |
| 一、宗教网络媒体的概念、分类、特征 |
| 二、宗教类网站:从快速发展到理性发展 |
| 三、宗教类博客:个性展示、互动交流的宗教信息平台 |
| 四、宗教类微博:即时信息的收发与碎片化 |
| 五、宗教类微信:整合效应和孤独并存 |
| 六、宗教类数据库:经典教义纸书被可扩张的数据所取代 |
| 第二节 结构功能论(模型)对网络宗教媒介的分析 |
| 一、结构功能论概述 |
| 二、AGIL模型对互联网宗教媒体的分析 |
| 第三节 媒介工具下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定性判断 |
| 一、自媒体时代宗教信息市场竞争更激烈 |
| 二、实现流动的神圣性:祛魅与再魅 |
| 三、去中心化技术给信众更多自由空间 |
| 四、媒介综合功能:拉开的帷幕与温暖的照耀 |
| 小结 |
| 第五章 问卷与认知:实践层面对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探讨 |
| 第一节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
| 一、问卷在可信度上处于较高区间 |
| 二、在解释原变量信息方面效度较高 |
| 第二节 关注互联网宗教信息的人员情况及其认知 |
| 一、关注互联网宗教信息的人员情况 |
| 二、网民对互联网宗教信息的认知和态度 |
| 三、希望整治封建迷信、网络诈骗问题 |
| 四、互联网信息管理较好,养生保健等作用发挥较好 |
| 第三节 性别、年龄、学历与网民对宗教功能认知的相关性 |
| 结论: 宗教与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科技关系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问卷 |
| 附录二 问卷调查结果 |
| 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的社会认知、原因探究及发展趋势 |
| 附录三 个案实例:北京市宗教类网站、微信情况统计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或已录用的学术论文 |
（3）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2 信息保护理论研究 |
| 2.1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概述 |
| 2.1.1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 |
| 2.1.2 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 |
| 2.1.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 |
| 2.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
| 2.2.1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面临更多的信息风险 |
| 2.2.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更具保护价值 |
| 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现状 |
| 3.1.1 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现状 |
| 3.1.2 互联网金融中个人信息被侵犯实例 |
| 3.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 |
| 3.2.1 相关立法不完善 |
| 3.2.2 监管制度不健全 |
| 3.2.3 侵权纠纷救济渠道不畅通 |
| 4 域外对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及启示 |
| 4.1 欧盟 |
| 4.2 美国 |
| 4.3 域外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对我国启示 |
| 4.3.1 欧盟和美国不同立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4.3.2 欧盟和美国其他先进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5 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对策 |
| 5.1 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
| 5.1.1 加快体系化立法进程 |
| 5.1.2 明确互联网金融中的相关概念 |
| 5.1.3 强化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其他机构的义务 |
| 5.1.4 明确侵权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
| 5.2 健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监管制度 |
| 5.2.1 设置专门的监管主体并明确其职责 |
| 5.2.2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的技术监管 |
| 5.2.3 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
| 5.3 构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的多元救济机制 |
| 5.3.1 建立线上纠纷解决机制 |
| 5.3.2 完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纠纷处理机制 |
| 5.3.3 完善诉讼救济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Y市公安机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理论概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2 理论概述 |
| 2.2.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2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 |
| 2.3 电信网络诈骗常见类型 |
| 2.3.1 常见电信网络诈骗类型解析 |
| 2.3.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特点 |
| 第三章 Y市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及问题 |
| 3.1 Y市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现状 |
| 3.1.1 Y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现状 |
| 3.1.2 Y市公安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整体情况 |
| 3.2 Y市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存在的问题 |
| 3.2.1 打击力度不够 |
| 3.2.2 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突出 |
| 3.2.3 缺乏法律依据 |
| 3.2.4 协作不畅 |
| 3.2.5 电信、金融等部门监管缺失、保密制度不严 |
| 第四章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 |
|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4.1.1 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写入刑法 |
| 4.1.2 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 |
| 4.2 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综合能力 |
| 4.2.1 加强公安机关队伍建设 |
| 4.2.2 推动跨区、跨境警务合作 |
| 4.2.3 重点部署、开展专项打击 |
| 4.3 推进“三位一体”社会共治新格局 |
| 4.3.1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主力军的作用 |
| 4.3.2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积极性 |
| 4.3.3 建立快捷有效的协作机制 |
| 4.4 健全电信、金融等部门监管制度 |
| 4.4.1 健全电信、金融部门的监管制度 |
| 4.4.2 加强对电信、金融部门的监管 |
| 4.5 加强个人信息安全防护 |
| 4.5.1 公安机关应积极开展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工作 |
| 4.5.2 社会各界应广泛参与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大数据背景下金融隐私保护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隐私 |
| 2.1.2 金融隐私 |
| 2.1.3 金融隐私权 |
| 2.2 金融隐私权的特征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大数据理论 |
| 2.3.2 产权保护理论 |
| 2.3.3 利益平衡理论 |
| 3 金融隐私权的演进及其现状分析 |
| 3.1 金融隐私权的演进 |
| 3.1.1 传统金融隐私权 |
| 3.1.2 大数据背景下的金融隐私权 |
| 3.2 金融隐私保护现状分析 |
| 3.2.1 问卷调查 |
| 3.2.2 金融隐私保护发展历程 |
| 3.2.3 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层面分析 |
| 4 金融隐私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 金融隐私保护立法缺失 |
| 4.1.1 金融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体系 |
| 4.1.2 重行政处罚轻民事、刑事追责 |
| 4.1.3 缺乏事前预防机制和事中救济措施 |
| 4.2 金融机构保护体系不健全 |
| 4.2.1 客户信息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 |
| 4.2.2 内部保密机制不健全 |
| 4.2.3 金融机构业务办理渠道安全保护不健全 |
| 4.2.4 金融信息泄露引发交易风险 |
| 4.2.5 个人信息保护自我审查工作力度不足 |
| 4.3 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 |
| 4.4 对于消费者被侵权后救济效果不佳 |
| 5 国外金融隐私权保护及其启示 |
| 5.1 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金融隐私权保护 |
| 5.1.1 美国 |
| 5.1.2 欧盟 |
| 5.1.3 德国 |
| 5.1.4 瑞士 |
| 5.2 国外金融隐私权保护的评价与启示 |
| 5.2.1 国外金融隐私权保护的评价 |
| 5.2.2 国外金融隐私权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
| 6 完善金融隐私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金融隐私权保护顶层设计 |
| 6.1.1 加快立法进程 |
| 6.1.2 明确设立监管机关,防止信息被滥用 |
| 6.1.3 建立完善信息安全评估管理机制 |
| 6.1.4 提高金融信息风险监管水平 |
| 6.2 加强金融机构自身建设,营造良好内部环境 |
| 6.2.1 建立金融机构保密制度 |
| 6.2.2 完善客户的信息安全管理 |
| 6.2.3 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
| 6.3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教育,增加自我保护意识 |
| 6.3.1 构建层面丰富、周全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体系 |
| 6.3.2 创新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培训模式 |
| 6.4 完善金融消费隐私侵权的救济程序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金融隐私调查问卷 |
| 致谢 |
（6）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个人信息的内涵及法益属性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法益的基本范畴 |
| 一、个人信息的价值及其内涵 |
| 二、个人信息相关主体的权益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法益的层次结构 |
| 一、个人信息的个人法益属性 |
| 二、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属性 |
| 第二章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整体现况 |
| 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发展 |
|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理念 |
|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评析 |
| 第二节 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评析 |
| 一、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现况 |
|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经验借鉴 |
| 第三章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内容 |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不同观点 |
|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双重法益属性 |
| 第二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 |
| 一、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
| 二、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 |
| 三、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
| 第三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要素 |
| 一、犯罪构成中情节要素的合理认定 |
|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情节 |
| 第四章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价值 |
| 一、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价值及其关系 |
| 二、个人、社会与国家法益的利益衡量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路径 |
| 一、风险刑法与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
| 二、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防控的模式 |
| 三、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调控的刑事一体化 |
| 第三节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体系 |
| 一、风险识别:划分个人信息安全法益层级 |
| 二、风险预防:前置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保护 |
| 三、风险分担:分配个人信息安全注意义务 |
| 四、风险控制:严密个人信息安全刑事法网 |
| 第五章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的具体构建 |
| 第一节 侵犯个人信息关联罪名体系协调 |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联性罪名 |
| 二、侵犯个人信息法益关联罪名的协调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前置法的完善 |
| 一、我国个人信息权益的非刑事立法概况 |
| 二、信息安全监管行政与刑事责任的衔接 |
| 第三节 侵犯个人信息法益的出罪化路径 |
|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价值 |
| 二、基于信息权利主体被害人同意的出罪事由 |
| 三、信息犯罪主体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出罪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 4G网络现处理办法 |
| 2 4G网络可应用的5G关键技术 |
| 2.1 Msssive MIMO技术 |
| 2.2 极简载波技术 |
| 2.3 超密集组网 |
| 2.4 MEC技术 |
| 3 总结 |
（9）中国互联网信息的治理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方法 |
| 2 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机制形成 |
| 2.1 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特殊性与必要性 |
| 2.2 多部门治理视角下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主体的结构与演化 |
| 2.3 网络安全视角下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措施的结构与演化 |
| 2.4 内容生态视角下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目标的演化 |
| 3 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现状考察 |
| 3.1 互联网信息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 互联网信息治理的关键挑战 |
| 3.3 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现状评价 |
| 3.4 互联网信息治理的国际镜鉴 |
| 4 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路径优化 |
| 4.1 内容层面:以优质内容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
| 4.2 主体层面:以政府主导引领多元主体共治 |
| 4.3 措施层面:以综合措施维系网络传播秩序 |
| 4.4 对外层面:以中国方案推进网络共享共治 |
| 5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10）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素养现状与提升策略 ——基于河南洛阳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互联网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
| 1.2.2 国内互联网安全现状 |
| 1.2.3 互联网安全的多角度研究 |
| 1.2.4 国外互联网安全研究现状 |
| 1.2.5 小结 |
| 1.3 相关理论综述 |
| 1.3.1 媒介素养 |
| 1.3.2 网络素养 |
| 1.3.3 现实要求 |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图景 |
| 2.1 中国互联网安全概况 |
| 2.1.1 移动网络安全问题严峻 |
| 2.1.2 网民忽视非经济性损失 |
| 2.1.3 网民缺乏安全应对能力 |
| 2.1.4 网络素养教育尚属盲区 |
| 2.2 中老年人互联网接触与使用 |
| 2.2.1 三大设备需求 |
| 2.2.2 四大使用诉求 |
| 2.2.3 网络世界中的弱势角色 |
| 2.3 中老年人:互联网犯罪的受害者 |
| 2.3.1 受骗类型 |
| 2.3.2 受骗概率与城市规模、发展程度的关系 |
| 2.3.3 寻求帮助比例较小 |
| 第3章 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不容乐观 |
| 3.1 互联网安全意识有待加强 |
| 3.1.1 年龄差异 |
| 3.1.2 性别差异 |
| 3.1.3 教育差异 |
| 3.2 互联网使用行为存在隐患 |
| 3.2.1 过度依赖子女传授 |
| 3.2.2 密码未定期修改 |
| 3.2.3 安全软件使用率低 |
| 3.2.4 个人隐私保护不力 |
| 第4章 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素养匮乏 |
| 4.1 网络素养认知有限 |
| 4.2 学习渠道单一 |
| 4.2.1 家庭成员的关注与支持有限 |
| 4.2.2 盲目乐观自信 |
| 4.2.3 媒体宣传不足 |
| 4.3 维权意识薄弱 |
| 4.3.1 自我保护不当 |
| 4.3.2 过于在乎面子 |
| 4.3.3 其他相关因素 |
| 4.4 社会关怀不够 |
| 第5章 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素养提升策略 |
| 5.1 法制:素养提升的环境要求 |
| 5.1.1 补充完善立法 |
| 5.1.2 加强执法力度 |
| 5.2 技术:素养提升的能力基础 |
| 5.2.1 大数据和云计算防止信息泄露 |
| 5.2.2 人工智能识别网络骗局 |
| 5.2.3 研发中老年人专用APP |
| 5.3 社会关怀与教育:素养提升的根本 |
| 5.3.1 家庭成员关怀 |
| 5.3.2 社区邻里协助 |
| 5.3.3 媒体整合宣传 |
| 5.3.4 社会组织和高校寓教于行 |
| 第6章 总结 |
| 6.1 研究贡献 |
| 6.2 研究局限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后记 |
| 附录 |
四、Internet网上个人信息安全与防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互联网保险接受机制研究[D]. 杨华. 西北大学, 2021(12)
- [2]互联网宗教信息功能研究[D]. 梁卫国.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D]. 王卓.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4]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Y市公安机关为例[D]. 孙高峰. 河北大学, 2020(03)
- [5]大数据背景下金融隐私保护对策研究[D]. 燕文翔.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3)
- [6]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体系研究[D]. 许亚洁.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9]中国互联网信息的治理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D]. 尹健. 暨南大学, 2019(02)
- [10]中老年人互联网安全素养现状与提升策略 ——基于河南洛阳的研究[D]. 闫毅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