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红字》中的四种关系看霍桑的写作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李朝艳[1]（2019）在《芭拉蒂·慕克吉流散三部曲研究》文中认为芭拉蒂·慕克吉是当代着名的印度裔美国作家,在世界流散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小说作品《老虎的女儿》（1971）、《妻子》（1975）和《詹思敏》（1989）关注了女性流散者的文化困境,形成了明显的连续性和发展性特征,因而常常被评论家称为“流散三部曲”。三部曲见证了慕克吉内在精神世界的流动和文化转变,反映了慕克吉对流散者、尤其是女性流散者遭遇的文化问题的主要见解以及她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本文旨在研究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以流散文化理论为立场来看流散者、尤其是女性流散者遭遇的文化问题;其次,以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看待女性权力问题,探讨女性流散者在面临“双重属下”阶层地位和“他者化”困境时,如何发挥女性力量来获得自我实现;再次,以精神分析学来探索常常被忽略的女性流散者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难题,并探讨“家园”重建问题。本文将流散文化三部曲《老虎的女儿》、《妻子》和《詹思敏》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细读小说作品,结合流散文化理论,探讨三部曲与作家本人所经历的“流亡者”—“放逐者”—“移民”三种文化状态的对应关系,其文化观念经历的从“文化无根”、“文化茧缚”到“文化融入”的三阶段转变。慕克吉的流散写作,反映了流散者精神世界的潜在流动和心理发展,挑战了主流民族主义文化叙事中稳定的、同质的身份概念,移民在自我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移居地,这是一种双向的文化转化。女性身份和权力是慕克吉写作的核心话题,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理论,探讨女性身份和女性力量问题,研究“流散三部曲”中女性流散者面临“属下”地位和“他者化”困境时,能否发声以及如何发声的问题。本文认为,女性流散者将英语语言、姓名、性和暴力等作为女性施行力量的方式,与“他者性”和父权—男权进行了持续而有效的斗争。三部作品中的女性主角——塔拉、迪波、詹思敏,在流散生活中各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到她们独特的声音,作家同时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流散女性观。女性流散者在跨界过程中,在多重边缘化、他者化的处境下所遭遇的心理问题、所受到的精神创伤,是慕克吉流散写作中最为关注、也运笔最多之处。本文从精神分析理论视角切入,探讨后殖民流散文化背景下慕克吉三部曲中伴随女性流散者的“暗恐”和“非家幻觉”等心理问题。分析表明,流散者无论是在家、离家还是安家,都难以摆脱暗恐和非家幻觉。接着本文回归文化视角,探讨流散者的身份和家园重建问题。针对慕克吉的流散女性写作,本文提出:作家其实具有一种“双重内向”视角,即作为女性对女性的观察,作为流散者对流散者的观察,且这一双重内向的视角是交叉的,也因此她的流散小说创作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男性流散作家的独特性质。本文认为,慕克吉的“流散三部曲”其实展开了一个流动的内在精神世界,也展开了一个活跃的心理世界,而这是流散作家要面对和认识的基本问题。这一内在流动,使流散者的世界因其不确定性,而具有挑战一般僵死的确定性世界的活力,也必将影响移居地的社会文化,在文学中反映出比一般其他文学更具有生命活力的创造,从而为世界文学园地带来可喜的贡献,而这也是本文选择慕克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陆颖[2]（2014）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三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着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三,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
张瑞红[3]（2013）在《快感与焦虑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散文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他曾多次赢得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奖、美国图书奖等,享有较高的声誉。德里罗的作品主要描绘了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美国的社会生活,涉及媒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历史、恐怖主义、暴力、科技发展等不同的领域。在德里罗的小说书写中,媒介及其文化的再现是其小说的主题之一,而且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都与媒介有所关联。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现代科技的一种本质体现。在电子时代,媒介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里,媒介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影像文化,常常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其因为使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它又是一种高科技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和以大众为核心的生产,又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丰富的大众产品的产业文化。媒介文化还是一个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以及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充满了冲突与斗争的场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在逐渐变成一个影像的世界,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语言文字的推崇,转向对影像的青睐。对立统一是宇宙发展、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任何事物其肯定性一面必然伴随着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媒介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以影像为核心的媒介文化中,既呈现出了人类欲望满足的快感,又隐藏着各种潜在的焦虑、矛盾和冲突。德里罗的小说创作涵盖了摄影、电影、电视、广告、涂鸦、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当代各种媒介艺术形式,并揭示出这些媒介对现实生活、社会、文化和人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中的再现从他的《白噪音》开始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本论文选择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作的八部小说《白噪音》、《天秤星座》、《毛二世》、《地下世界》、《身体艺术家》、《大都市》、《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为研究对象,结合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媒介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解读德里罗小说中所反映的媒介文化的特点。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一方面当代人在虚幻的图像世界中享受着一种非历史性的快感体验,其构成了媒介文化的肯定性因素,并体现在影像中主体的建构、消费的狂欢、和谐的社会和科技的魔力等方面。另一方面当人们沉浸于媒介图像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影像所引发的各种焦虑与冲突也逐渐从隐性发展到显性,从而构成了媒介文化的一种否定性的因素。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则表现为主体的自我毁灭、垃圾世界、社会矛盾和冲突、科技的暴力和恐怖。其小说创作中现代主体的建构、消费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以及科技发展等四种视角的主题再现,不仅涉及了媒介文化中建构的肯定性一面——快感,也包含了其否定性的一面——焦虑。本文即以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对立特点为分析主线,分别从以上四种视角探究德里罗小说创作中媒介文化建构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论文研究内容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意义、目的和方法。第一章介绍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媒介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探究德里罗早年生活经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并简述德里罗整个小说创作在不同时期对媒介文化的不同再现。第二章分别以《欧米伽点》、《身体艺术家》、《地下世界》等小说为例,解读德里罗小说中两种不同艺术家的主体形象：自我建构的艺术家主体和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以揭示图像时代的艺术家主体在媒介文化中的两种不同反映——建构与消失。第三章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分析德里罗小说所呈现出的媒介文化的二元现实：欲望的狂欢与世界的终结。本章首先探究了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然后结合《白噪音》、《毛二世》、《地下世界》等小说具体分析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以媒介为主导的异化消费现象,以及伴随这些现象而生成的具有毁灭性的垃圾世界,揭示出消费主义视域下的两种不同的现实世界。第四章主要分析在媒介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中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冲突。其中《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等小说对媒介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的再现,揭示出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下所隐藏着的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德里罗的书写暗示了一切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都是人与事物存在、发展的二元悖论的本质体现。第五章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解读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媒介文化的魔力与恐惧世界。在《白噪音》、《大都市》、《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等小说中德里罗揭示了科技发展为人类所创造的魔力般的世界,也再现了大众媒介与暴力、恐怖和创伤的关联,并阐明了影像媒介对暴力社会、恐怖分子和人类心理创伤等所产生的影响。本章最后还分析了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死亡意象和熵化世界,进一步指出科技的魔力在为人类带来丰裕的生活的同时,也将恐怖和死亡带给了世界。论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德里罗的创作揭示了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化现实,自我建构与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消费的狂欢与世界终结的未来图景、媒介与意识形态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媒介技术展现的魔力与恐怖世界等都揭示了这种新的文化系统的对立又统一的二元性。后现代社会中许多理论家提出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德里罗在作品中回应了一些理论家的理论,并验明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特征的诊断和总结。作为当代小说家,德里罗通过小说中艺术家形象的塑造,建构了一种当代艺术家的主体身份,也成为其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言说。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德里罗将许多电影叙事技巧和美学思想融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使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德里罗的文学创作是小说书写“向死而生”的一种挑战,也证明了图像时代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德里罗以艺术家的理性思维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质疑和批判,他将技术理性至上的发展所潜在的矛盾和后果揭示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警醒和启示。
朱小兰[4]（2011）在《“罪”与“赎”中的人性沉思 ——方方小说写作精神论》文中研究指明回顾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方方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她的内心一直坚守着文学创作的本真,她的笔触游走在普通人的辛酸和苦痛之中,用真诚的态度探求埋藏在人性深处的隐秘,但是她的作品语调以及呈现出来的思想性情,也偏于冷峻残酷。在这个意义上说,方方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浅显的文学潮流,她的被命名,在很多时候都与她自己无关,由此可见,她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本文立足于从“罪”与“赎”两个方面来对方方的创作精神进行深入挖掘。“罪”在这里代表的是方方笔下所关注的那种具有东方特征的道德及人性元素,“赎”即是普遍定义中的“救赎”、“赎还”。引言部分对方方的创作道路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并介绍了本文的思路和方法。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则分别按照方方小说作品产生的年代顺序归类讨论,由此发现方方在小说创作中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那就是基于人性层面,她从着重书写“罪”的承受者的心理变化到逐步探讨“罪”如何产生这个复杂命题,再到近期纯粹以“赎罪”为主线的创作。本文尝试分析的文本包括:《风景》、《闲聊宦子塌》、《一波三折》、《三人行》、《落日》、《水随天去》、《奔跑的火光》、《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琴断口》,通过对这一系列作品细致的探讨,我们发现方方正是藉由自身的文学创作对人类心灵的生长状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揭露和反思,同时也对不同客观生存环境下人们性格的裂变展开了具体的观察。为了更进一步地发掘方方写作精神的独特之处,笔者还将同一主题框架下方方的作品和中外其他作家的相关作品进行了对比式分析,由是,一个更加生动的方方呈现在我们面前。
臧晓虹[5]（2010）在《从《红字》中上帝和人的关系看霍桑的反超验主义思想》文中认为《红字》中对上帝和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反映了霍桑的反超验主义思想。超验论者认为人性本善,人力无限,人只要发挥自己的本能就能和上帝融合。而霍桑则认为人只有感悟到自己内在的堕落性才会产生赎罪的动机,通过忏悔和赎罪的途径人才能实现超越并接近上帝。从西方作家普遍关注的上帝和人的关系角度分析霍桑与超验论者的思想交锋能更深刻地理解两者的思想内涵,而两者的思想正是美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姜子华[6]（2010）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分三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宋艳红[7]（2009）在《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红字》中海丝特形象的传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是美国文学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奇葩之一,作品自1850年问世以来,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评论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自《红字》译介到中国之后,国内对该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探讨、风格评论、译文对比等方面,本文拟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出发,以《红字》的四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性别译者对小说中女主人公海丝特形象的传译,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绪论点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扼要介绍了霍桑与《红字》、多个中译本与译者、以及本文立意的动机与意义。第二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回顾,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回顾,详细梳理了该理论的理论背景、国外及国内的研究现状、以及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提出了独特的性别差异与翻译研究视角。第三章《红字》的研究以及霍桑的女性意识,首先详细描述了《红字》在中国不同阶段的接受与研究,《红字》的构思与主题,重点介绍作者的女性意识以及原文中的海丝特形象,为下面海丝特在传译中的不同形象埋下伏笔。第四章译者主体性与海丝特形象的传译首先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译者主体性,并以四个中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红字》汉译中海丝特形象的传译,发现由于译者潜意识中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对原作中的海丝特形象有不同程度的歪曲与误读,继而得出不同性别译者的译着特征。第五章结语对全文加以总结,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中译者的性别差异与翻译来研究文学形象,将会充实丰富文学翻译的研究内容,使翻译理论研究者对传统的文学形象有一个新的定位。总之,翻译研究需要多视角的立体观照,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翻译进行研究,无疑可以拓宽我们翻译研究的新视域。
王家宏[8]（2008）在《论《白鲸》的含混》文中研究表明含混是《白鲸》永葆魅力的主要原因。所谓含混,即作者有意识地使文本具有不确定性和迷惑性。从构成上看,梅尔维尔在意义标志和主题设置上均采用了多重选择式手法,从而使文本具有开放性《。白鲸》含混的根源是梅尔维尔伦理思想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含混也是一种审美效果和写作方式,是梅尔维尔对文学传统有意识地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陈伟军[9]（2006）在《传媒视域中的文学 ——论“文革”前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文中研究说明“文革”前十七年小说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重读文本方面。本文在借鉴大众文化理论以及编辑学、出版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十七年”小说的生产与传播作为整体加以考察，把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放在大的文化场中进行审视，力图揭示出特定时代文学规范重构中的媒介力量。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扎实的文献资料，从传媒的研究视域出发，以“十七年”小说的社会化过程（生产、传播、消费）为切入口，以“十七年”的《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重要报刊和出版机构发表的作品、评论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深入阐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社会政治、文化领导权、传媒与文学体制，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编辑思想与小说发表原则，期刊、出版社等多种媒介运作与小说生产、传播，读者的文化消费与小说接受，主流政治干预小说生产、传播的得与失，等等。 通过上述考察，本文揭示了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它在塑造新中国小说作家群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对文学界和大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促成了新的小说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的形成。
区鉷,李春长[10]（2006）在《修女院院长及其故事与《红字》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运用T.S艾略特的文学史观对《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修女院院长及其故事与《红字》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了乔叟与霍桑在A字的蕴含义、人物塑造及主题表达方面的相似性,揭示了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以及传统的伟大力量,同时也指出了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国度的不同,二者也表现了很强的本土特点。
二、从《红字》中的四种关系看霍桑的写作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红字》中的四种关系看霍桑的写作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芭拉蒂·慕克吉流散三部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芭拉蒂?慕克吉其人其作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流散、南亚流散文学与芭拉蒂·慕克吉的流散写作 |
| 四、学术目标及创新点 |
| 五、研究思路与论文构设 |
| 第一章 流散三部曲的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文化无根:《老虎的女儿》(1971) |
| 一、在“旧世界的边缘” |
| 二、“是,也不是” |
| 三、“再进入是被禁止的” |
| 第二节 文化“茧缚”:《妻子》(1975) |
| 一、“成为悉多” |
| 二、破“茧”之挣 |
| 三、“茧缚”之殇 |
| 第三节 文化融入:《詹思敏》(1989) |
| 一、在路上 |
| 二、迦梨女神:转世与再生 |
| 三、配方的给予者 |
| 第二章 性别与权力 |
| 第一节 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女性 |
| 一、“印度教想象”:传统规约下的女性 |
| 二、“我是一个囚犯”:流散状态的新挑战 |
| 三、性别话语:女性身份的反抗与意义 |
| 第二节 四种女性力量 |
| 一、语言跨界:从“他的”语言到“我的”语言 |
| 二、被命名表象下的自我命名:“我将是这个人” |
| 三、自我主导的性:“新生活的希望” |
| 四、以暴制暴:女性转化的契机 |
| 第三章 非家幻觉与家园重建 |
| 第一节 非家幻觉 |
| 一、在“家”非家:《老虎的女儿》 |
| 二、离“家”非家:《妻子》 |
| 三、安“家”非家:《詹思敏》 |
| 第二节 “家园”重建 |
| 一、身份与家园 |
| 二、何处为家? |
| 三、时空位移与家园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评介综述 |
| 2.1.1 评介观点：字真句确,忠实条畅 |
| 2.1.2 译例选取：被割裂与孤立的重译 |
| 2.1.3 评价视域：以原文为中心的视角 |
| 2.1.4 小结 |
| 2.2 傅东华翻译研究与批评述评 |
| 2.2.1 翻译活动：以《飘》代全,研必论《飘》 |
| 2.2.2 翻译风格：在《飘》光环下的行云流水 |
| 2.2.3 翻译思想：“中国化”与不忠实的典型 |
| 2.2.4 译史地位：《飘》留史册,译绩浮沉 |
| 2.2.5 小结 |
| 2.3 重译研究述评 |
| 2.3.1 重译的定义与特性 |
| 2.3.2 重译产生缘由述评 |
| 2.3.3 重译个案研究述评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译随境迁 文从时变：傅东华翻译生涯的演变 |
| 3.1 跌宕起伏：从文坛中心走向边缘 |
| 3.2 顺势而为：傅东华的翻译活动变迁 |
| 3.2.1 以中融西、形神兼弃的早期翻译实践(1913-1915) |
| 3.2.2 西译启智、以形役神的20-30年代翻译活动(1921-1939) |
| 3.2.3 消遣自娱,舍形求神的40年代翻译活动(1940-1949) |
| 3.2.4 译为新生,形神并求的解放后翻译活动(1949-1959) |
| 3.2.5 小结 |
| 3.3 应时而变：傅东华的翻译思想发展 |
| 3.3.1 收融结晶、译为艺术的翻译本质论 |
| 3.3.2 译以启智、报国救文的翻译使命论 |
| 3.3.3 忠实条畅、形神兼备的翻译标准论 |
| 3.3.4 文白之变、译言载道的翻译语言观 |
| 3.3.5 中西诗学、融汇抗衡的翻译审美论 |
| 3.3.6 译之所始、译之所及的翻译读者观 |
| 3.3.7 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花开二度 为异而译：左翼思潮下为革命初译,新政权中为人民重译 |
| 4.1 《珍妮姑娘》的诞生与世界旅行 |
| 4.1.1 原作创作好事多磨 |
| 4.1.2 被柔化的作者本意 |
| 4.1.3 应时而生的各国译介 |
| 4.2 初译缘起：左翼思潮下,革新社会改革文学 |
| 4.2.1 国际左翼思潮下的中国左翼运动和左翼编外成员傅东华 |
| 4.2.2 左翼意识形态与傅东华政治立场的契合 |
| 4.2.3 左翼文学主张与傅东华文学观念的共鸣 |
| 4.2.4 大众语运动的倡导与傅东华语文主张的融合 |
| 4.2.5 赞助人中华书局的出版主张与傅东华文学理想的耦合 |
| 4.2.6 提高读者鉴赏力的时代需求与傅东华读者观的共振 |
| 4.3 重译始末：建国之初,服务革命重塑文学 |
| 4.3.1 无产阶级阵营中新中国的十七年和“问题作家”傅东华 |
| 4.3.2 50年代新中国意识形态与傅东华政治立场的磨合 |
| 4.3.3 50年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构建与傅东华文学观念的转变 |
| 4.3.4 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展开与傅东华语文主张的谋和 |
| 4.3.5 赞助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对傅东华创作计划的替代 |
| 4.3.6 文艺化大众的时代需求与傅东华读者观的嬗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涅盘重生 因译而异：从左翼思潮下的革命性到新政权中人民性 |
| 5.1 译例分析：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的变奏 |
| 5.1.1 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走近作者到走近读者 |
| 5.1.2 意识形态的操控：从真实体现到刻意塑造 |
| 5.1.3 文学观念的显现：从写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5.1.4 语文规范的构建：从兼收杂糅大众语到规范一统普通话 |
| 5.1.5 小结 |
| 5.2 成因分析：译者与语境的冲突与妥协 |
| 5.2.1 读者与作者的抉择：从与作者共谋到向读者顺从 |
| 5.2.2 意识形态的操控：从弱势影响到强势支配 |
| 5.2.3 文学观念的显现：从据实直录到融合改写 |
| 5.2.4 汉语规范的构建：从主导探索到顺从大局 |
| 5.2.5 小结 |
| 5.3 理论探究：重译的再思考 |
| 5.3.1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独特性 |
| 5.3.2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对重译研究的普遍性意义 |
| 5.3.3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对重译个案评价的普遍性意义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傅东华生平大事记 |
| 附录二：傅东华译事年表 |
| 附录三：傅东华着述年表 |
| 附录四：《珍妮姑娘》汉译本谱系图 |
| 附录五：Jennie Gerhardt翻译一览表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3）快感与焦虑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复制”美国社会的书写者：唐·德里罗 |
| 第二节 唐·德里罗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美国研究综述 |
| 2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唐·德里罗与媒介文化 |
| 第一节 媒介社会：从景观到奇观的嬗变 |
| 1.1.1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 |
| 1.1.2 媒介景观——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 |
| 1.1.3 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 |
| 1.1.4 媒介奇观——凯尔纳的媒介文化理论 |
| 1.1.5 德里罗小说世界中媒介社会的嬗变 |
| 第二节 唐·德里罗与媒介关系探源 |
| 1.2.1 早年布朗克斯区的街头生活 |
| 1.2.2 纽约艺术文化的早期熏陶 |
| 1.2.3 广告人的职业生涯 |
| 1.2.4 德里罗与大众媒介 |
| 第三节 唐·德里罗小说创作与媒介文化 |
| 1.3.1 《白噪音》之前创作 |
| 1.3.2 《白噪音》及其之后创作 |
| 第二章 建构与消失——凝视中的艺术家主体形象 |
| 第一节 后现代社会中的凝视与德里罗的小说创作 |
| 2.1.1 西方文化中的“视觉性”传统 |
| 2.1.2 媒介文化中视觉性的日常生活化 |
| 2.1.3 凝视的日常生活化——德里罗文学书写中的媒介呈现 |
| 第二节 凝视中的主体建构——德里罗小说中自我建构的艺术家形象 |
| 2.2.1 风格中的自我建构——伊斯梅尔的涂鸦艺术 |
| 2.2.2 摄影中的反叙事自我呈现——布瑞塔·尼尔森的摄影艺术 |
| 2.2.3 创伤中的自我追寻——劳伦的身体艺术 |
| 2.2.4 电影中的主体建构——芬利的电影艺术 |
| 第三节 凝视中的主体消失——德里罗小说中自我消失的艺术家形象 |
| 第三章 狂欢与终结——媒介文化中的消费社会与世界图景 |
| 第一节 美国消费社会与媒介文化 |
| 3.1.1 “消费”概念的演变 |
| 3.1.2 美国消费主义的兴起 |
| 3.1.3 消费社会与媒介文化 |
| 第二节 欲望的狂欢——消费的现代神话 |
| 3.2.1 欲望的狂欢——《白噪音》中消费景象 |
| 3.2.2 影像的力量——《毛二世》中美国消费文化的产物 |
| 3.2.3 资本的狂欢——《地下世界》中资本的胜利 |
| 第三节 世界的终结——异化消费后的世界图景 |
| 3.3.1 消费与死亡——《白噪音》中的异化消费解读 |
| 3.3.2 垃圾场——消费狂欢后的世界图景 |
| 第四章 和谐与冲突——媒介、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共谋 |
| 第一节 后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媒介与阴谋 |
| 4.1.1 美国的一种思维传统——阴谋 |
| 4.1.2 媒介与阴谋论关系的批评溯源 |
| 第二节 影像中的和谐景观——媒介与历史、意识形态关系的肯定性再现 |
| 4.2.1 影像建构的和谐意识——电视影像的力量 |
| 4.2.2 和谐景观中的政治无意识 |
| 第三节 和谐中的冲突与暗流——媒介与历史、意识形态关系的否定性再现 |
| 4.3.1 和谐中的冲突——媒介与阴谋网络中的边缘人 |
| 4.3.2 和谐中的暗流——媒介影像的反作用 |
| 第四节 媒介时代虚幻与真实中的历史书写元小说 |
| 4.4.1 历史书写元小说 |
| 4.4.2 《天秤星座》——历史书写元小说 |
| 4.4.3 《地下世界》——虚构与现实中的后现代历史书写 |
| 第五章 魔力与恐惧——德里罗小说中的科技、恐怖与暴力 |
| 第一节 媒介技术的魔力与恐惧 |
| 5.1.1 媒介技术的魔力和理论批判 |
| 5.1.2 媒介与暴力、恐怖、创伤 |
| 第二节 媒介文化中的科技魔力——德里罗小说中的技术再现 |
| 5.2.1 科技的魔力——《白噪音》中的科技呈现 |
| 5.2.2 奇幻的虚拟世界——《地下世界》中的互联网 |
| 5.2.3 媒体技术奇观——《大都市》中的全球视频网络系统 |
| 第三节 媒介文化中的恐怖再现——德里罗小说的暴力、恐怖与创伤 |
| 5.3.1 艺术与恐怖——《毛二世》中的恐怖解读 |
| 5.3.2 影像与暴力——《地下世界》中的暴力解读 |
| 5.3.3 影像与创伤——德里罗小说中的创伤解读 |
| 第四节 死亡的胜利——德里罗小说中的熵化世界 |
| 5.4.1 现代死亡的特征与诱惑 |
| 5.4.2 互构艺术中死亡的胜利 |
| 5.4.3 熵化的世界 |
| 结语 |
| 引用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4）“罪”与“赎”中的人性沉思 ——方方小说写作精神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创作回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承受“罪”——聚焦生命的痛感 |
| 第一节 《风景》：家庭情感的荒漠 |
| 第二节 《闲聊宦子塌》：民风民俗下的命运伤感 |
| 第三节 《一波三折》、《三人行》：市井社会的人性扭曲 |
| 第二章 走向“罪”——纠结的灵魂战争 |
| 第一节 《落日》：惨淡人生的无奈和苍凉 |
| 第二节 《水随天去》：少年之恋谁之罪 |
| 第三节 《奔跑的火光》：善的瞬息沦陷 |
| 第三章 救赎“罪”——精神内省与命运反抗 |
| 第一节 生活的救赎：《中北路空无一人》. |
| 第二节 生命的救赎：《万箭穿心》 |
| 第三节 无法抗拒的救赎：《琴断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导论 |
| 上编 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 |
| 概述 |
| 第一章 男性叙事的自我认同与男性自贬 |
| 一、《沉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自我认同 |
| 二、《丰乳肥臀》:男性自贬与母亲的认同 |
| 三、城市语境中男性主体的弱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女性自我认同与叙事话语的主体性 |
| 一、庐隐的爱情书写与自我认同 |
| 二、冯沅君等人的母爱书写与自我认同 |
| 三、现代女性叙事话语的分裂性批判 |
| 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欲望、身体疾病与自我认同 |
| 一、庐隐、冯沅君小说中女性疾病隐喻 |
| 二、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欲望与女性疾病 |
| 小结 |
| 中编 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 |
| 概述 |
| 第一章 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的主体性 |
| 一、女性主义对审美传统的颠覆 |
| 二、女性主义审丑的文本呈现 |
| 三、女性主义审丑的性别意义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姑之美及其主体性变异 |
| 一、《边城》建构的女性美与女性主体性 |
| 二、《人生》中的村姑美与伦理之善 |
| 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女性善与政治性 |
| 小结 |
| 第三章 妓女叙事及其性别意义 |
| 一、男性想象中的妓女之美 |
| 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心理还原 |
| 三、男权世界中的女性欲望书写 |
| 四、底层妓女与性别政治 |
| 小结 |
| 下编 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 |
| 概述 |
| 第一章 女性主义叙事的性别批判 |
| 一、女性自审与男性批判 |
| 二、张洁的女权立场与性别审丑 |
| 三、徐坤的男权讽喻与文化祛魅 |
| 小结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叙事与审美的主体性重建 |
| 一、王安忆的女性性爱主体的张扬 |
| 二、陈染的女性自我认同与精神分析 |
| 三、林白的女性成长史与女性审美 |
| 四、抗拒"菲勒斯"的女性主义话语 |
| 小结 |
| 第三章 "性别诗学"视角下的男性叙事 |
| 一、性别气质与"双性同体"写作的研究 |
| 二、经典重读:《伤逝》、《月牙儿》 |
| 三、解构"菲勒斯"的女性叙事:苏童、毕飞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红字》中海丝特形象的传译（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关于霍桑与《红字》 |
| 1.3 关于中译本与译者 |
| 1.4 选题动机及意义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回顾 |
| 2.1 理论背景 |
| 2.2 国外研究状况 |
| 2.3 国内研究状况 |
| 2.4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
| 第三章 《红字》的研究与霍桑的女性意识 |
| 3.1 《红字》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
| 3.2 《红字》的构思与霍桑的女性意识 |
| 3.3 《红字》的主题探讨 |
| 3.4 《红字》中的海丝特形象 |
| 第四章 译者主体性与海丝特形象的传译 |
| 4.1 译者的主体性 |
| 4.2 不同性别译者对海丝特形象的不同传译 |
| 4.2.1 肖像描写的传译 |
| 4.2.2 动作描写的传译 |
| 4.2.3 语言描写的传译 |
| 4.2.4 心理描写的传译 |
| 4.3 男女译者的译着特征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霍桑主要着作年表（1828-1864） |
| 附录二 《红字》在中国的研究性资料辑录（1980-2008） |
| 后记 |
（8）论《白鲸》的含混（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含混的构成 |
| (一) 意义标志的含混 |
| (二) 主题含混 |
| 二、含混的原因 |
| (一) 梅尔维尔伦理思想的矛盾性 |
| (二) 对文学渊源的继承和发展 |
| 三、结语 |
（9）传媒视域中的文学 ——论“文革”前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传媒视域与文学史研究 |
| 第一章 小说生产的体制化社会语境 |
| 第一节 文学生产体制与媒介管理架构 |
| 第二节 稿酬制度流变与作家的生存方式 |
| 第二章 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 |
| 第一节 文艺批判运动中的媒体话语独白 |
| 第二节 作家心态张力与小说叙事形态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运作与小说生产、传播 |
| 第一节 规范化力量制约下编辑的选择 |
| 第二节 边缘言说：同人刊物和文学流派 |
| 第四章 出版社运作与小说生产、传播 |
| 第一节 出版的计划化及传播的导控性 |
| 第二节 冯雪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
| 第五章 复合力量中的小说传播 |
| 第一节 红色小说的畅销模式及其成因 |
| 第二节 通俗小说：被改造的“旧文艺” |
| 第六章 读者大众的“视野”重塑 |
| 第一节 文本生产者、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 |
| 第二节 符码灌输与趣味转变 |
| 结语 小说格局重构中的媒介角色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修女院院长及其故事与《红字》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从宗教到世俗的A字 |
| 二、 爱的力量 |
| 三、 无爱的悲剧与对爱的召唤 |
| 四、 结论 |
四、从《红字》中的四种关系看霍桑的写作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芭拉蒂·慕克吉流散三部曲研究[D]. 李朝艳. 西北大学, 2019(04)
- [2]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D]. 陆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3]快感与焦虑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D]. 张瑞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1)
- [4]“罪”与“赎”中的人性沉思 ——方方小说写作精神论[D]. 朱小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5]从《红字》中上帝和人的关系看霍桑的反超验主义思想[J]. 臧晓虹.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5)
- [6]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 [7]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红字》中海丝特形象的传译[D]. 宋艳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07)
- [8]论《白鲸》的含混[J]. 王家宏.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8(03)
- [9]传媒视域中的文学 ——论“文革”前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D]. 陈伟军. 暨南大学, 2006(06)
- [10]修女院院长及其故事与《红字》的比较研究[J]. 区鉷,李春长.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