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彼得堡皇村和北京圆明园（论文文献综述）
安娜（Tarasenko Anna）[1]（2021）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针对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外销画这一独特的艺术现象,从清代外销画的出现的背景、中国南方口岸外销画的艺术特征、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出现的历史脉络、俄罗斯收藏的北京外销画的艺术特征、外销画在俄中艺术交流中的特别贡献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中国外销画作品首次在广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十九世纪外销画也在北京出现了。外销画包括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玻璃画等等。这些美术作品结合了欧洲和中国绘画的技法。其内容讲述中国风景与风情,以及中国异地的动植物。外销画的诞生不仅归功于中西贸易的迅速发展,这种艺术作品还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耶稣会代表是最初到达中国的。十八世纪,俄罗斯在北京也成立了东正教使团。传教士把欧洲书籍和各种西方艺术作品带到中国,其中包括绘画和铜版画。在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中出现了艺术家,其中有格拉蒂尼,郎世宁,马国贤,等。至于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活动,除了在中国传教之外,他们的任务还包括中国的全面研究。在本研究中,使团最重要的代表是N.Ya.比丘林和Z.F.列昂季耶夫斯基。除了写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面作品,他们把大量图片的资料带到俄罗斯,主要是由中国的画家们制造的。这些图纸不仅作为书面研究的补充,但同时也成为了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重要信息来源。过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定期的贸易增加了俄罗斯贵族对东部邻国的兴趣。这些接触不能不给俄罗斯艺术留下明确的印记,因此中国的主题逐渐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艺术品中。由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代表从北京带来的画品包括中国风景,其人民和他们习俗的图像。这些收藏品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知识。这些幅画出现在俄罗斯的收藏中对随后的改变是一种巨大的冲动。此后不久,由俄罗斯皇帝的法令决定在东正教使团的成员中应该有一位专业艺术家。于是,从第十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中有专业画家:A.M.列加舍夫、K.I.科尔萨林、I.I.奇穆托夫、L.S.伊戈列夫。他们的职责包括绘制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画品。这项任务要求是最准确中国形象的传送。多亏了东正教使团的艺术家的作品,近世有机会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了解那个时期的在中国生活。在世纪之交,外销画中呈现的中国生活的现实形象间接影响了在俄罗斯新艺术派和先锋派中的新潮流的形成。N.S.冈察洛娃、I.I.马什科夫和其他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艺术表现。此时,从中国风的异国情调和外销画的民族志性的展示过渡到艺术形象的象征深度,通过民间艺术的简化形式来传达。因此,在二十世纪初,艺术家们感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艺术在艺术、文化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深度互动。本探讨突出两点认识:一是通过史料文献挖掘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二是注重俄中通过外销画实现的艺术交流路径与形成的影响力。这样的两点,共同着力于中外艺术比较研究,即比较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从而揭示中俄艺术交流史的脉络演变。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提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唐元[3]（2020）在《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纪录片领域“新纪录片运动”的发起,中国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人文”意识开始生根发芽,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的专题片形式,其人文精神的觉醒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平等关照,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开掘探索,对精神道义和社会责任的彰显。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市场改革、商品经济、人口流动等因素,令中国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异质性,城市社会便成为人文纪录片所关注的重要地理、历史、社会关系的样本。究竟以什么样的视角去探究人文纪录片对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理解城市空间。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涌起的“空间转向”思潮下,列斐伏尔把空间看作社会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开辟了空间“三元辨证法”的全新视野,爱德华·索亚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继承和发展为“第三空间”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且开放的认知城市空间的框架。“空间转向”思潮的理论背景下,本文选取中国当代城市题材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为对象进行文本分析,通过纪录影像对于城市中意象空间、表征空间和异质空间的生产与建构,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人文纪录片所呈现的城市空间的物理性、符号性和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国人文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相互建构与审视的关系。首先,本文阐释“空间转向”思潮的理论意义,并指明了这一转向为理解中国城市问题提供了科学、合理、开放的理论框架和视角。通过梳理该视域下对本研究有指导意义的空间与城市理论,进一步明确城市空间在本研究中如何界定并区分,为接下来探讨纪录片中城市空间的生产奠定理论基础。接着,本文将人文纪录片看作“景观社会”视域下反映城市空间的视觉样本,细致追踪人文纪录片中城市影像的时空轨迹,通过对中国人文纪录片的“人文”意识萌发的语境、节点、过程进行梳理,力求明确“人文纪录片”的价值和内涵,并考察中国人文纪录片中“空间”视角的流变。然后,本文聚焦1990-2019这一阶段的人文纪录片,考察纪录片中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依次对于城市空间的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和提炼:第一空间即可感知的意象空间的视角,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框架,主要探讨可感可读的城市意象在纪录片中的表达及特征。第二空间即表征性符号空间的视角,借助社会学延伸至传播学中的框架分析方法,通过对样本的内容分析,梳理出中国人文纪录片中所建构的城市空间的八项主要议题,提炼为四类主要阐释性框架和空间话语,即日常空间、流动空间、记忆空间、超级空间,并进一步对这些代表性空间话语进行分析,探讨城市符号空间的建构特点。第三空间即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异质空间的视角,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基础上,深入城市空间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挖掘代表性纪录片样本的细部,对《铁西区》《大同》《麦收》《流浪北京》《归途列车》五部纪录片做文本细读,呈现出纪录片对于城市历史语境下的工业空间转换、城市拆解与重塑中的权力关系、城市空间中“他者”的边缘化生存等这些交织着复杂社会关系的公共命题的观照。最后,将纪录片文本和城市空间互为参照,对于纪录片创作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做深入思考。综上,本文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城市化加速的进程和中国纪录片人文转向的起点具有一定同步性,人文纪录片成为考察、观照现实城市空间图景的媒介样本。将列斐伏尔认识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和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贯彻到对纪实影像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中,能够重构一种开放性的空间生产逻辑,可见,纪录片文本的社会空间构建远比物性空间要深邃和广泛得多。纪录片中“第一空间”（意象空间）的生产主要关注标志物、路径、节点、区域、边界等可感知的城市意象;“第二空间”（符号空间）由日常空间、记忆空间、流动空间、超级空间四个主导性话语框架构成;“第三空间”（异质空间）是包含了社会斗争、权力、关系的场域,触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痛点,包括城市中传统工业空间的解体、城市空间重塑中的权力关系、被遮蔽的“他者”的生存困境等等。最后,从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的彼此审视中,我们发现纪录片在反映现实城市空间中存在一定失语现象。同时,从纪录片对城市空间规划、日常生活、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呈现中,引发我们对于城市空间异化和重塑正义城乡空间关系的思考。
李伟[4]（2018）在《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自人类历史文明有记录时伊始,文化财产的劫掠与战争冲突、领土侵占以及民族离合等相伴而生,由此引发的文化财产争议,则成为保护和促进文化财产回归的法律制度诞生与发展的根源。即使在和平时期,文化财产的非法国际流转使得文化财产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滥觞,蜕变为文化艺术交易市场上的纯粹商品,从而逐渐丧失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仲裁作为替代司法和外交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选择性方式,在跨国文化财产纠纷领域同样适用,其对于弥补司法追索和外交谈判的诸多弊端,协调法律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及时应对现实社会变化,以高效率、低成本解决文化财产争议,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因而近年来其在国际文化财产法律界的地位愈加受到重视。相对于文化财产自由贸易机制和人权保护机制,国际仲裁更多倾向于置法律差异、民族主义、政治倾向等因素于一边,在保护文化财产完整性和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的前提下,着力寻求当事方之间文化财产争议的平等解决。基于此,本文重点阐述的核心问题即,文化财产争议的可仲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利用仲裁解决不同类型的文化财产争议的法律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财产争议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相应仲裁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予以说明,并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财产争议仲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从而为我国在处理文化财产争议提出可行性建议。具体来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章节围绕核心问题展开:第一章对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首先从历史发展角度对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立法演进过程进行系统剖析,反映出通过加强国际非对抗性合作以解决文化财产争议正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其次,从与文化财产相关立法来看,文化财产兼具“文化属性”和“财产属性”,且符合相关公约或国内立法中“明确指定”要求;再者,由于国际公约中的文化财产术语表述过于局限,现今社会对于文化精神传承的日趋重视使得文化遗产概念取文化财产而代之,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存在概念上的混淆,两者在实际适用中存在文化上的共性,也存在政治意义、物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文化财产争议区别其较之一般民商事流通领域财产争议主要体现在其本质和分类上。武装冲突状态的文化财产争议本质为战利品与民族文化的矛盾,而和平时期的文化财产争议本质为文化国际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矛盾。而依照争议焦点的不同,可划分为文化财产所有权争议、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争议以及文化财产民商事争议。另外,无论是从公法层面还是私法层面来看,在不违背相关公共政策的前提下,文化财产争议均具有可仲裁性。而较之于一般财产争议仲裁,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的特殊性表现在仲裁主体的特殊性、仲裁客体即争议文化财产的多重属性和仲裁机构的专业化及其仲裁规则的碎片化,因而使得文化财产争议仲裁更有利于协调文化国际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也使其较之于国际诉讼以及谈判协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不同国家、不同团体和不同公民之间的不同立场的紧张态势并获取争议双方可接受的结果。第二章对文化财产所有权争议的国际仲裁加以探讨。1995年UNIDROIT《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首次以公约形式明确仲裁在解决被盗文化财产争议的作用,并从仲裁管辖权范围、仲裁庭设立、临时救济、仲裁时效以及举证责任等方面以解决被盗文化财产争议。海牙常设仲裁法院通过仲裁成功解决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因边境武装冲突而产生的文化财产补偿争议,也反映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争议管辖权确立除了争议双方协议选择外也需对文化财产价值、争议时间和仲裁事项范围加以考虑,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确立被申请方的披露义务,在仲裁实体法适用中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实体法方法相结合,对处于争议中的文化财产给予第三方保管。1994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在水下文化财产争议解决上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Ⅶ仲裁机制相衔接,在经过国家间协商和UNESCO介入调解不成后,则可进入仲裁。但仲裁主体仅限于缔约国,附件Ⅶ仅提供了仲裁程序规则的“普遍性框架”,仲裁庭对实体法适用要考虑缔约国国内法与两公约是否存在冲突以及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第三章分析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争议的国际仲裁中的法律问题。以瑞士为代表的文化财产市场国在消弭文化财产争议诉讼的缺陷,在非法进口争议仲裁上先行试水,通过《文化财产国际转让法》确立仲裁协议的严格要件,在作出补偿性仲裁裁决时重点审查文化财产取得人的“审慎义务”和购买时的具体情形,以及申请方的“懈怠”情形,也通过互换、分期享有和长期借用等形式作出非补偿性裁决,并设立特殊机构确保仲裁裁决在瑞士得以承认和执行;欧盟则通过颁布“1993年指令”及“2014年指令”以仲裁解决成员国之间的文化财产非法出口争议,争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一般为争议前仲裁条款,仲裁管辖权的确立除了基于仲裁协议也要证明争议标的为文化财产和发表非法出口声明两个要件,仲裁事项限于违反欧盟理事会文化财产出口规制而产生的争议,以及未能及时返还出口文化财产而产生的争议,但管辖权限于文化财产所在国,请求国的仲裁请求期限也受限。第四章对文化财产民商事争议的国际仲裁展开研究。美国《联邦仲裁法》与美国仲裁协会《争议解决条款》在不同州（国）私人主体之间文化财产买卖争议解决上形成互补关系。当争议一方为国家时,同意仲裁即放弃管辖豁免,但仅限用争议前仲裁条款与争议后仲裁协议以适用不同类于文化财产民商事争议,也非等同于放弃文化财产执行豁免。仲裁协议形式上采型文化财产争议,仲裁规则采取强制适用规则与“空白规则”相结合的方式,并设立快速仲裁和逐步性仲裁等特殊仲裁模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文化财产知识产权争议的仲裁主体和事项规定上较为宽泛,设立专业仲裁员选择与回避程序以及快速仲裁以彰显程序公正,并与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合作创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文化财产争议解决机制。依据1965年《华盛顿公约》成立的ICSID通过仲裁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文化财产管理权争议,而该争议是作为解决文化遗产投资争端本身的先决条件而存在,因而其对因商业投资合同产生的文化财产管理权争议具有管辖权,但其在仲裁实体法律适用上区别于争端本身所适用的法律而适用UNESCO公约,尽管仲裁程序规则适用于ICSID仲裁程序规则。第五章围绕中国流失海外文化财产这一主题,探讨我国现行文化财产争议解决方式所存在的弊端并构建相应的仲裁机制。从我国文化财产非法流转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不同时期我文化财产争议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解放前以战争侵略、外国文化考察以及盗窃买卖为主,文化财产争议解决以国内诉讼为主;解放后则以对外走私、馆藏盗窃以及商业打捞为主,在文化财产争议解决上以外交谈判、购买回流以及跨境诉讼为主。但在任何时期,仲裁并未被列入文化财产争议解决途径。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行,中国与沿线国家间文化财产争议的国际仲裁也被提上议程。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文化财产争议的仲裁主体范围相对有限,仲裁管辖权范围也较为狭隘;从国际层面来看,过于注重文化财产团体人格的公共化导致文化财产争议仲裁规则的缺失,对于文化财产保护性公约的仲裁条款适用过于薄弱。这些立法缺陷的存在,要求我国在建立与完善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策略上,应积极采用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的国际公约框架,利用公约扩张我国文化财产法的域外法律效力,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增设文化财产争议法律适用规则并积极适用相关国际原则,着力提升我国文化财产争议仲裁协议缔结技术,以主动者姿态促进仲裁协议的达成并推动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王伊瑶[5]（2018）在《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园林作为一种兼具观赏、游憩等多种功能的境域,能集中表现出某一地域在特定时期的工程技术水平和历史、文化、艺术特征。中国皇家园林的成熟和俄罗斯庄园的繁荣作为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两个园林发展高峰,具有较高的比较研究价值。文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园林史角度出发,简要地梳理了中国古典园林和俄罗斯古典园林的发展脉络,为后续对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的研究提供条件。第二部分是对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进行的比较研究:首先概括了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然后从园林选址、水景布局、水景形态、水景与其他造景要素的层次关系的角度,分别对这一时期中俄两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进行研究;最后统一比较了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异同。第三部分是对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成因进行的比较研究:首先从园林发展的角度分别研究了两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演变;然后分析了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两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影响;最后统一比较了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成因的异同。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十八世纪的中国园林和俄罗斯园林都具有选址科学,用水量大和水景规模大的特征。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园林中多设有科学的排水蓄水的系统,并且常采用寄情于景的手法对水景意境进行营造;俄罗斯园林则更善于塑造大面积的自然水景,在园中还原天然水体的美感。2.这一时期的中国园林和俄罗斯园林都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融入到水景之中。但中国园林具有封闭性的特征,其理水手法是一脉相承的;俄罗斯园林中的水景则是在对源风格的基础上融入本国文化后进行塑造的,受外来风格影响更大,因此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开放与封闭,是十八世纪两国园林水景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论文通过文献分析与综合、实地考察法、横向对比法、分析研究法,结合了建筑学、设计学、园林发展史等相关理论和学术文献,归纳出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中水景造景的特征。论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两国水元素运用手法特征和成因的归纳,对两国的水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从中总结出可以应用于现代设计的部分,旨在对中国现代园林和其他设计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佘晓玲[6]（2016）在《天朝形象:来自欧洲的目光——记第21届俄罗斯皇村学术研讨会》文中指出2015年11月30日—12月2日,第21届皇村学术研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皇村叶卡捷琳娜宫举办。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天朝形象:来自欧洲的目光》,共有来自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二百余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出席,近五十名参会学者做了学术报告。11月30日上午10:30研讨会正式开始。俄罗斯国立皇村博物馆馆长塔拉提诺娃（О.В.Таратынова）和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
王琳[7]（2015）在《巴洛克建筑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发展与影响》文中指出巴洛克艺术是世界艺术史上最具价值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在绘画、建筑、音乐等领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建筑领域的巴洛克风格影响最为深远。巴洛克建筑以其动感、夸张与其他建筑风格形成强烈对比,同时在不拘泥规则的基础上保持和谐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在天主教会的引导下,起源于意大利的巴洛克建筑风格在17世纪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成为欧洲最主流的建筑风格。其伟大的艺术成就也令巴洛克风格成为欧洲最后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艺术风格。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在世界建筑图谱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巴洛克建筑是极具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遍认为,17世纪末莫斯科地区出现的带有巴洛克特征的建筑是俄罗斯巴洛克建筑的开端。尽管这些仅仅是部分运用了巴洛克元素的建筑并不能完全被归为巴洛克类型,但其出现的意义在于巴洛克建筑风格开始在俄罗斯萌芽。之后随着彼得一世在俄罗斯进行的全面改革,俄罗斯在各个领域都开启了向西欧学习的步伐。以建设新都城圣彼得堡为契机,一大批受邀来到俄罗斯的建筑设计师们为巴洛克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这个时期巴洛克风格在俄罗斯建筑领域以保持巴洛克原始风格的面貌蓬勃发展。在经过彼得一世和他之后几位君主期间的积累后,俄罗斯巴洛克建筑在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期间达到鼎盛。以拉斯特雷利为代表的一批建筑设计师创造性地将经典巴洛克式样与俄罗斯传统建筑特点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俄式巴洛克风格。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理论中,尤里·洛特曼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文化互动理论。该理论认为,由各种符号体系构成的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文化文本的互动达到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通常来说,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过程会经历排斥地接受、纯粹地模仿到重视本民族文化价值并与之结合激发文化文本的创新。显然巴洛克建筑的发展就可以被视作外来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互动的一个文本缩影。最早出现的巴洛克建筑以“他者”面貌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文本,而随着彼得堡的兴建而带来的大批巴洛克建筑的出现,则为文本的互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实现了文本的意义创新。在此基础上俄罗斯传统建筑的价值被进一步发掘和运用,最终形成的俄式巴洛克成为民族文化的文本创新的结果。这个过程基本符合了洛特曼的文化互动理论。本论文主要由前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四部分构成。前言部分将说明研究的对象、目标、现实意义和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第一章将阐述西欧巴洛克建筑的概念,梳理建筑领域巴洛克风格的起源、传播和艺术特点。第二章将对俄罗斯巴洛克建筑发展的历史分阶段进行阐述,并总结各时期的特点。本章将把俄罗斯巴洛克建筑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萌芽阶段的莫斯科巴洛克；18世纪前25年发展阶段的彼得一世巴洛克；18世纪中后成熟阶段的俄式巴洛克。第三章将立足于洛特曼的文化互动与创新理论,考察俄罗斯巴洛克建筑作为“他者”文本被俄罗斯民族文化接受的过程,分析在此期间实现的文本创新及其历史意义。结论部分将以文化互动和创新理论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得出上述理论视角下巴洛克建筑发展的内涵。
刘丽琼[8]（2015）在《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培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璀璨的文化,留下了无数优秀的文化遗产。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先辈们留下来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山东曲阜的“三孔”、甘肃敦煌莫高窟、北京颐和园及天坛、明清皇家陵寝等诸多历史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它们继承下来,传承下去。毋庸讳言,在遗产保护的认识和工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如重利用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我国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有关法律、法规,但目前在不少方面显示人们的文化遗产意识还较薄弱。进入21世纪,在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通过学习,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学会收集并综合分析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相关资料,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自觉传承祖国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意识。”同时,设置了历史课程选修模块六《世界文化遗产荟萃》。这向我们高中历史教师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如何发挥历史教育功能,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遗产意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保护文化遗产、繁荣民族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高中历史新教材融入了学习、认识、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新理念,不仅宣传中国文化,也介绍外国文化。这就要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利用教材因素,以适当的形式导入文化遗产概念并培养学生的文化遗产意识。同时,在课外活动中充分利用地方文化遗产资源,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宣传,以增强培养文化遗产意识的效果。本文试图就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学（学科）如何培养高中生的文化遗产意识做粗浅的探讨与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选题缘由、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主体部分。以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教师的个人访谈为前提,阐述了培养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理论基础、主要原则、实践方法；在挖掘、整合历史教材渗透点的同时,重点对培养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主要路径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检测与反思。主要对培养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教学实践进行检测与反思,并围绕如何进一步培养高中生的文化遗产意识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世仁[9]（2014）在《从天桥文化景观说起》文中认为2013年末,消失了近90年的天桥在许多北京人的关注下重现在中轴线上。它是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和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持的一项文化景观工程,它和2004年在原址恢复的永定门城楼、2007年恢复的正阳桥五牌楼共同构成了北京古城中轴线南段的三处重要节点。但是在前两年,就有一些文化人痛斥它们是"假古董""毫无文化价值",对天桥景观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斥责呢?
陈忠海[10]（2012）在《中国图书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书厄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结合运用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对史部记载秦朝到清代以及近代和当代图书、档案损毁的史实及其成因分别作出调查和分析。同时,对从古至今的书厄观进行系统的梳理,弥补学术界在这两个领域研究的不足。首先,对图书损毁史实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古代图书损毁史实的调查限定于《经史子集》中史部。史部包括正史、别史、编年、杂史、载记、史抄、史评、传记、政书、地理、目录和金石等12类。在史抄、史评和金石类中,无图书损毁的直接记载,因而,本章只记录其他9类史书中的图书损毁史实。在上述9类中,得到图书损毁史实248条,其中,政治原因类40条,占16%；战争原因类37条,占15%；自然原因类17条,占7%；人为原因类32条,占13%；流传中亡佚类122条,占49%。流传中亡佚类比例居第1位,政治原因类居第2位,战争原因类居第3位,人为原因类居第4位,自然原因类最低。得到与近代图书损毁有关的论文61篇,按照政治原因毁书、战争原因毁书、人为原因毁书和自然原因毁书四个部分分别陈述史实并作出总结。得到与当代图书损毁有关的论文23篇,按照文革造成图书的损毁、火灾造成图书的损毁、自然因素造成图书的损毁和人为因素造成图书的损毁四个部分分别陈述史实并作出总结。其次,对档案损毁史实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古代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限定于《经史子集》中史部。史部包括正史、别史、编年、杂史、载记、史抄、史评、传记、政书、地理、目录和金石等12类。在史抄、史评和金石类中,无档案损毁的直接记载,因而,本章只记录其他9类史书中的档案损毁史实。在上述9类中,得到档案损毁史实102条,其中,政治原因类35条,占34%；战争原因类40条,占39%；自然原因类10条,占10%；人为原因类11条,占11%；流传中亡佚类6条,占6%。战争原因类比例居第1位,政治原因类居第2位,人为原因类居第3位,自然原因类居第4位,流传中亡佚类最低。得到与近代档案损毁有关论文31篇。运用百度,谷歌等检索工具搜到相关网页1个,书2部。按照政治原因、战争原因、人为原因和自然原因四个部分分别陈述史实并作出总结。得到当代政治原因损毁档案有关论文3篇,书1本；得到当代管理不当损毁档案有关论文47篇；得到当代自然灾害损毁档案有关论文28篇,网页3个。按照政治原因、管理不当和自然灾害造成档案损毁分别陈述史实并作出总结。第三,对中国书厄观作出总结。首先,对书厄观作出总述,勾勒出古代、近代和建国后书厄观的基本线索。其次,对书厄观作出分述,分别对古代书厄观的历史演变、古代书厄原因的研究及其特点、近代书厄论学术思想的成就和书厄与毁档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第四,结论。笔者认为,战争是造成图书、档案损毁最大和最直接的因素,但根源还在于各个王朝统治末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艰难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和利益纷争。而每一次的战乱都会造成旧政权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出现,图书和档案也相应地呈现一次散、聚的过程,因此,图书和档案的损毁就表现出与封建王朝亡兴相同的周期性规律。从秦朝到清朝,统治者为强化政治控制和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不间断地消除异己者的图书和档案,尤以清朝文字狱和编修《四库全书》时删改和销毁图书、档案最为惨烈。同时,古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修史时,先修《故事》和《起居注》,然后作《实录》,在此基础上纂修《国史》,档案原件极少被利用,经年累月,或任其散失毁坏,或主动清除销毁。即便各个王朝利用前朝的档案编修《国史》,事后也会将前朝档案付之一炬,故有“史书出,史料亡”的说法。地方政府修志时,会利用到部分档案,事毕,和中央政府一样,视档案为无用之物而加以废弃。明朝以前（含明朝）传世的档案极少,既有战乱的原因,也有各个朝代统治者人为破坏的因素。可以说,古代图书、档案的损毁主要是战乱和统治者人为破坏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其他因素,如流传中亡佚、个人毁书和自然原因造成的毁书、毁档,总量不大,这里既有时代和社会选择的问题,也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破坏问题,还有个人规避政治迫害和率性而为的问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止。各个旧政权及其统治者文化遗产意识淡薄,如敦煌经卷与文书、甲骨和满文档案的外流,“八千麻袋事件”的出现,既与国家贫穷和落后有关,更与统治者缺乏对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密不可分。这种内因造成的图书、档案的损失,丝毫不亚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帝国主义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图书、档案的破坏和掠夺,是造成图书、档案损失的外因,也是中国历史上外敌入侵造成典籍破坏中最大的一次。实践证明,国家的贫穷落后,统治者的争权夺利,国民的愚昧无知和侵略者的肆意破坏是导致近代图书、档案散佚毁失的根源。当代图书和档案的损毁主要发生在文革期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四旧”中,大规模地焚毁图书,尤其是私人的珍本和善本图书,给社会和个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于所谓“战备”的需要,北部边疆地区的不少地区、县旗大量地销毁档案。同时,国家档案局和地方档案局被撤销,档案工作人员下放劳动或被分派到其他单位,全国档案工作制度废弛,各单位正常的文件归档工作被终止。这直接导致多数单位十年文革档案不全。在红卫兵武斗中,许多单位档案室受到冲击,档案被毁和丢失严重。这些都给后来的编史修志和平反冤假错案制造了不应有的缺失和阻碍。历史再次证明,愚昧无知和历史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图书、档案损毁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民族,特别是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前提。提高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避免社会动荡和实现国家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是保障图书、档案免遭损失的基本前提。最后,附录：史部记载图书和档案损毁的具体史实及出处。
二、圣彼得堡皇村和北京圆明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圣彼得堡皇村和北京圆明园（论文提纲范文）
（1）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本文相关的概念 |
| 三、既往研究成果综述 |
| 四、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外销画出现的背景 |
| 第一节 清代外销画出现的政治经济前提 |
| 一、清朝的对外政策与贸易状况 |
| 二、清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组织与外销画的出现 |
| 第二节 清代外销画出现的文化艺术前提 |
| 一、西画东渐的影响与清宫廷绘画 |
| 二、专业艺术领域的西洋风绘画 |
| (一)江南西洋风画 |
| (二)南方口岸外销画 |
| 第二章 中国南方口岸外销画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南方口岸外销画的画室与主要创作的形式 |
| 一、外销画生产的过程 |
| 二、南方口岸外销画创作的形式 |
| 第二节 南方口岸外销画的体裁 |
| 一、风俗画 |
| 二、风景画 |
| 三、外销动植物画 |
| 四、肖像画 |
| 第三章 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出现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十八——十九世纪的俄中贸易状况对外销画传播的影响 |
| 一、俄中陆地的贸易与对俄中艺术交流的影响 |
| (一)俄中贸易商队 |
| (二)恰克图与买卖城:十八——十九世纪俄中艺术互动空间 |
| 二、俄中在广州的海洋贸易的情况 |
| (一)在俄罗斯收藏的最初清代外销画册 |
| 第二节 俄中在艺术领域互动的发端 |
| 一、清代中国艺术品在俄罗斯收藏的出现 |
| 二、十八世纪俄罗斯艺术中的中国风对外销画在俄罗斯的收藏出现的影响 |
| 三、清代外销画在俄罗斯收藏的出现 |
| 第四章 俄罗斯收藏的北京外销画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北京外销画的起源 |
| 一、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对北京外销画发展的影响 |
| 二、北京外销画的画家与创作条件 |
| 第二节 俄罗斯收藏的外销画的种类 |
| 一、风俗画 |
| 二、风景画 |
| 三、动植物画 |
| 四、肖像与人物画 |
| 第五章 外销画在俄中艺术交流中的特别贡献 |
| 第一节 俄罗斯美术中中国现实形象的出现 |
| 第二节 外销画对十九世纪俄罗斯艺术的影响 |
| 一、外销画对在俄罗斯艺术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 |
| 二、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中的画家 |
| (一)A.M.列加舍夫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第一位职业艺术家 |
| (二)第十二届——第十四届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艺术家 |
| 第三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外销绘画对俄罗斯艺术的间接影响 |
| 一、中国外销画对俄罗斯收藏年画出现的影响 |
| 二、俄罗斯艺术中的中国形象的转变:从外销画中的现实形象到先锋派中的象征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空间转向”视域下的城市空间思考 |
| 2.1 “空间转向”的背景与脉络 |
| 2.1.1 “空间转向”前的空间认知 |
| 2.1.2 “空间转向”的概念演变 |
| 2.2 “空间转向”视域下的空间与城市思想 |
| 2.2.1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
| 2.2.2 福柯的空间思想 |
| 2.2.3 大卫·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的空间思想 |
| 2.2.4 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 |
| 2.3 “空间转向”对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意义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时空图景 |
| 3.1 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 |
| 3.1.1 纪录片的双重特性 |
| 3.1.2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概况 |
| 3.1.3 中国纪录片的“人文”转向 |
| 3.2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空间建构 |
| 3.2.1 影像空间的建构策略 |
| 3.2.2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空间”视角的流变 |
| 3.3 小结 |
| 第4章 可感知的城市意象空间 |
| 4.1 城市意象概述 |
| 4.2 纪录片中城市意象的表达 |
| 4.2.1 基于标志物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2.2 基于路径和节点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2.3 基于区域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2.4 基于边界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3 小结 |
| 第5章 表征性的城市符号空间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框架理论 |
| 5.1.2 分析样本 |
| 5.2 代表性空间话语分析 |
| 5.2.1 日常空间 |
| 5.2.2 记忆空间 |
| 5.2.3 流动空间 |
| 5.2.4 超级空间 |
| 5.3 小结 |
| 第6章 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城市异质空间 |
| 6.1 城市历史与工业化 |
| 6.1.1 传统工业空间的瓦解 |
| 6.1.2 工人阶级“生活世界”的坍塌 |
| 6.2 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解和重塑 |
| 6.2.1 城市空间拆解中的权力关系 |
| 6.2.2 城市文化形象重塑的辨证意义 |
| 6.3 对城市空间“他者”身份的凝视 |
| 6.3.1 城市乌托邦与“异托邦” |
| 6.3.2 城市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 |
| 6.3.3 城乡二元空间的裂变 |
| 6.4 小结 |
| 第7章 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的交互审视 |
| 7.1 城市空间话语演化的必然趋势 |
| 7.1.1 地方话语与边缘话语 |
| 7.1.2 命运共同体话语 |
| 7.2 城市空间异化中的伦理审视 |
| 7.2.1 城市规划中空间组织的异化 |
| 7.2.2 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 |
| 7.3 城乡关系重组中的正义诉求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城市题材人文纪录片代表作品要目(1990—2019)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4）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化财产争议的国际仲裁概述 |
| 第一节 文化财产的概念 |
| 一、国际立法演进中的文化财产 |
| 二、文化财产概念中的多重属性 |
| 三、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的区分 |
| 第二节 文化财产争议的本质、分类及可仲裁性 |
| 一、文化财产争议的本质 |
| 二、文化财产争议的分类 |
| 三、文化财产争议的可仲裁性 |
| 第三节 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特殊性 |
| 一、仲裁主体的复杂性 |
| 二、仲裁客体的多面性 |
| 三、仲裁规则的特殊性 |
| 第四节 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优越性 |
| 一、仲裁与诉讼 |
| 二、仲裁与谈判 |
| 第二章 文化财产所有权争议的国际仲裁 |
| 第一节 被盗文化财产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被盗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管辖权的确立 |
| 二、被盗文化财产争议仲裁庭的设立 |
| 三、被盗文化财产的临时救济措施 |
| 四、被盗文化财产争议的仲裁时效 |
| 五、被盗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的举证责任倒置 |
| 第二节 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管辖权的确立 |
| 二、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争议仲裁庭的设立 |
| 三、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争议仲裁实体法适用 |
| 四、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的举证责任倒置 |
| 五、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第三方保管 |
| 第三节 水下文化财产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水下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管辖权的确立 |
| 二、水下文化财产争议仲裁主体的适格 |
| 三、水下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程序规则适用 |
| 四、水下文化财产争议仲裁实体法适用 |
| 第三章 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争议的国际仲裁 |
| 第一节 文化财产非法进口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文化财产非法进口争议的仲裁事项范围 |
| 二、文化财产非法进口争议的仲裁协议要件 |
| 三、文化财产非法进口争议仲裁裁决的作出与执行 |
| 第二节 文化财产非法出口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文化财产非法出口争议的仲裁事项范围 |
| 二、文化财产非法出口争议仲裁协议的形式 |
| 三、文化财产非法出口争议仲裁管辖权的确立 |
| 第四章 文化财产民商事争议的国际仲裁 |
| 第一节 文化财产买卖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文化财产买卖争议仲裁的国家管辖豁免例外 |
| 二、文化财产买卖争议仲裁协议的形式 |
| 三、文化财产买卖争议仲裁规则的适用 |
| 四、文化财产买卖争议快速仲裁的适用 |
| 五、文化财产买卖争议的逐步性仲裁 |
| 第二节 文化财产知识产权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文化财产知识产权争议仲裁管辖权确立 |
| 二、文化财产知识产权争议仲裁员的选择 |
| 三、文化财产知识产权争议的快速仲裁 |
| 四、文化财产知识产权争议仲裁与调解结合 |
| 第三节 文化财产管理权争议的国际仲裁 |
| 一、文化财产管理权争议仲裁主体的确定 |
| 二、文化财产管理权争议仲裁管辖权的确立 |
| 三、文化财产管理权争议仲裁实体法适用 |
| 第五章 中国文化财产争议与相应仲裁机制的建立 |
| 第一节 我国文化财产争议的历史与现实 |
| 一、我国文化财产争议的历史背景 |
| 二、我国文化财产争议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财产争议仲裁机制的滞后性 |
| 一、文化财产争议仲裁主客体范围有限 |
| 二、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管辖权相对狭隘 |
| 三、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规则的缺失 |
| 四、难以与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接轨 |
| 第三节 我国文化财产争议仲裁机制的完善 |
| 一、采用文化财产争议仲裁的国际公约框架 |
| 二、扩张我国文化财产立法的域外法律效力 |
| 三、增设文化财产争议仲裁实体法适用规则 |
| 四、提升双边文化财产(仲裁)协议技术 |
| 结语 |
| 附录: 中国流失海外文化财产案例汇总表 |
| 主要缩略语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5）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概况 |
| 1.1.2 俄罗斯古典园林发展概况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和目标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相关概念阐述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2 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比较研究 |
| 2.1 十八世纪中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研究 |
| 2.1.1 历史背景 |
| 2.1.2 自然理水艺术手法研究 |
| 2.1.3 人工理水艺术手法研究 |
| 2.2 十八世纪俄罗斯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研究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规则式园林中的水景艺术手法研究 |
| 2.2.3 自然风景园中的水景艺术手法研究 |
| 2.3 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比较研究 |
| 2.3.1 中式自然水景与俄罗斯规则式园林中自然水景的比较研究 |
| 2.3.2 中式自然水景与俄罗斯自然风景园中自然水景的比较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成因比较研究 |
| 3.1 十八世纪中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成因及思想溯源 |
| 3.1.1 中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演变 |
| 3.1.2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影响 |
| 3.1.3 十八世纪中国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成因 |
| 3.2 十八世纪俄罗斯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成因及思想溯源 |
| 3.2.1 俄罗斯古典园林水元素应用手法的演变 |
| 3.2.2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对俄罗斯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影响 |
| 3.2.3 十八世纪俄罗斯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的成因 |
| 3.3 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运用手法成因比较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4 关于在太阳岛俄罗斯风情小镇进行水景添加的规划 |
| 4.1 景区概况 |
| 4.2 方案陈述 |
| 4.2.1 引水与排水 |
| 4.2.2 水景布局 |
| 4.2.3 水景形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巴洛克建筑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发展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俄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俄罗斯巴洛克建筑艺术的兴起 |
| 第一节 巴洛克建筑艺术的兴起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巴洛克建筑艺术的传播 |
| 第二章 巴洛克建筑风格在俄罗斯的发展与繁荣 |
| 第一节 萌芽期的莫斯科巴洛克建筑 |
| 第二节 发展期的彼得巴洛克建筑 |
| 第三节 成熟时期的俄式巴洛克建筑 |
| 第三章 文化互动理论视角下的俄罗斯巴洛克 |
| 第一节 作为“外来文本”的俄罗斯巴洛克 |
| 第二节 文本互动中的意义创新及其历史意义 |
| 第三节 民族文化的文本创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缘由 |
| 1. 是弥补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缺失的现实需要 |
| 2. 是充分利用历史课程资源进行教学的内涵之一 |
| 3. 是提升学生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的重要路径之一 |
| 4. 是应对国家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积极措施 |
| 5. 是顺应世界保护文化遗产潮流的必然行动 |
| (二) 培养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可行性 |
| 1. 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广 |
| 2. 高中历史教科书文化遗产资源及高考试题的涉及面广 |
| 3. 黄姚古镇地方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
| (三) 概念界定 |
| 1. 文化遗产 |
| 2. 文化遗产意识 |
| (四) 文献综述 |
| (五)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3. 创新之处 |
| 一、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培养的认识现状和理论基础 |
| (一) 研究现状 |
| 1. 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
| 2. 教师访谈情况 |
| (二) 理论基础 |
| 1.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
| 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
| 4. 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依据 |
| (三) 研究原则 |
| 1. 真实性原则 |
| 2. 创新性原则 |
| 3. 适度、典型性原则 |
| 4. 课内外相结合原则 |
| 5. 关注学生生活原则 |
| 二、高中历史教学渗透文化遗产意识培养的主要路径 |
| (一) 高中历史教材培养文化遗产意识的主要内容 |
| 1. 必修第一册(政治史)文化遗产意识培养的主要内容及其渗透点 |
| 2. 必修第二册(经济史)文化遗产意识培养的主要内容及其渗透点 |
| 3. 必修第三册(文化史)文化遗产意识培养的主要内容及其渗透点 |
| (二)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渗透文化遗产意识的主要路径 |
| 1. 挖掘历史教材,认识文化遗产 |
| 2. 还原历史风貌,欣赏文化遗产 |
| 3. 走进历史深处,珍惜文化遗产 |
| 4. 感悟历史真谛,宣传文化遗产 |
| 5. 传承历史文明,保护文化遗产 |
| (三) 文化遗产教育课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四) 开展培养文化遗产意识的课外活动 |
| 1. 组织课外阅读 |
| 2. 开设讲座 |
| 3. 开展调查访问 |
| 4. 开办文化遗产展览会 |
| 5. 举办手抄报比赛 |
| 6. 观看历史影视剧 |
| 三、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培养研究后的检测、反思与建议 |
| (一) 对学生课内外表现的检测 |
| 1. 学生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明显提高 |
| 2. 学生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态度有很大改变 |
| 3. 学生进一步懂得了对文化遗产要珍惜、要保护 |
| 4. 学生历史视野有所拓宽,团结合作和动手能力有所增强 |
| (二) 对教学的反思 |
| 1. 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基础开展教学 |
| 2. 坚持通过课堂内外来组织文化遗产意识的培养教育 |
| (三) 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培养的建议 |
| 1. 对老师的建议 |
| 2. 对学生的建议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学生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三：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 致谢 |
（10）中国图书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书厄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和基本结构 |
| 1.3.3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3.4 研究方法 |
| 2 图书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2.1 史部记载图书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2.1.1 史实的调查 |
| 2.1.2 统计分析 |
| 2.2 近代图书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2.2.1 资料统计分析 |
| 2.2.2 近代图书损毁的原因及史实 |
| 2.2.3 总结 |
| 2.3 当代图书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2.3.1 资料统计分析 |
| 2.3.2 损毁的原因与史实 |
| 2.3.3 总结 |
| 3 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3.1 史部记载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3.1.1 史实的调查 |
| 3.1.2 统计分析 |
| 3.2 近代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3.2.1 资料统计分析 |
| 3.2.2 近代档案损毁的原因及史实 |
| 3.2.3 总结 |
| 3.3. 当代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分析 |
| 3.3.1 资料统计分析 |
| 3.3.2 损毁的原因及史实 |
| 3.3.3 总结 |
| 4 中国书厄观总结 |
| 4.1 中国书厄观总述 |
| 4.1.1 古代书厄观的历史演变 |
| 4.1.2 近代书厄论学术思想的成就 |
| 4.1.3 建国后图书档案损毁研究学术思想的发展 |
| 4.2 中国书厄观分述 |
| 4.2.1 古代书厄观的历史演变 |
| 4.2.2 古代书厄的原因研究及其特点 |
| 4.2.3 近代书厄论学术思想的成就 |
| 4.2.4 书厄和毁档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
| 5 结论 |
| 6 附录 |
| 6.1 史部记载图书损毁史实 |
| 6.1.1 正史记载图书损毁史实 |
| 6.1.2 其他史部记载图书损毁史实 |
| 6.2 史部记载档案损毁史实 |
| 6.2.1 正史记载档案损毁史实 |
| 6.2.2 其他史部记载档案损毁史实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与完成的科研项目 |
四、圣彼得堡皇村和北京圆明园（论文参考文献）
- [1]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D]. 安娜（Tarasenko Anna）.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D]. 唐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4]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D]. 李伟. 武汉大学, 2018(09)
- [5]十八世纪中俄古典园林水元素比较研究[D]. 王伊瑶. 东北林业大学, 2018(02)
- [6]天朝形象:来自欧洲的目光——记第21届俄罗斯皇村学术研讨会[J]. 佘晓玲. 俄罗斯文艺, 2016(03)
- [7]巴洛克建筑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发展与影响[D]. 王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7)
- [8]高中生文化遗产意识的培养研究[D]. 刘丽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9]从天桥文化景观说起[J]. 王世仁. 北京规划建设, 2014(03)
- [10]中国图书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书厄观研究[D]. 陈忠海. 郑州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