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创新构建的新体式——《史记》体例的文化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杨舒佳[1]（2021）在《《神农本草经》训诂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着,训诂学则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是解读古籍文献的重要工具。本课题以历代《本经》训诂类着作中《本经》的365味药物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本经》训诂的产生、发展等全过程进行梳理,揭示《本经》历代训诂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同时在对每个时代《本经》注释以训诂学视角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论述《本经》训诂与普通训诂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而归纳《本经》训诂中所体现的本草训释特点,以期为当今本草学、中医古籍训诂研究提供借鉴。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学、历史学、训诂学的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采取综合研究与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另外结合比较法,横向比较《本经》训诂与普通训诂及当时学术关系,纵向比较各时代《本经》训诂的继承与发展。论文主体按照《本经》训诂的历史分期进行研究,先秦两汉是本草训诂的萌芽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本经》训诂的奠基时期,《本草经集注》的着成标志着“集注”训诂体式的确立;隋唐五代是《本经》训诂的发展时期,表现为《新修本草》在训诂内容、方法上的突破;宋金是繁荣时期,主要是《证类本草》内部《本草图经》等对《尔雅》等训诂学成果的关注和应用,集解之训诂材料、为难字注音、本草名物训诂的极大丰富,以及在训诂内容、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元明是转折时期,李时珍《本草纲目》和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共同形成了《本经》训诂的转折,前者是在训诂内容上取得名物训诂巨大成就的同时,完成了由本草名物训诂、名实考订向阐释药理的转变,后者则是完成了训诂着作类型的转型,即由以《本经》为核心的层层补注转向了专于《本经》经文药性药理探讨的训诂;清代为《本经》训诂的鼎盛时期,训诂着作的大量增加,训诂内容的极大丰富,乾嘉考据学主要方法的正确使用等,使得《本经》训诂取得显着成就。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代《本经》训诂对前代皆有所继承与发展,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性特点。第二,宋金时期的《本经》训诂具有区别于普通训诂学的显着特点:递相补训,图文互释及以方释药;《本经》训诂在元明时期形成由本草名物训诂到本草药性药理解说的转折;清代乾嘉时期训诂学的兴盛对《本经》训诂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本经》训诂因本草具有药物属性,故可以通过临床实践的方式进行验证,这一点是与普通训诂学的名物训诂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图文互释及以方释药是《本经》训诂的有效途径和特殊之处。第四,《本经》训诂的起源与发展,同时也体现出对本草药物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名物训诂发展到药性药理阐释。本文首次对《神农本草经》的训诂史作出系统的梳理、归纳总结,有利于对古代《本经》训诂形成整体的观照。首先,本文提出了《本经》训诂着作具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陶弘景整理的《本经》为传承系统的主流本草着作,即《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二是明清时期出现的以注疏《本经》为撰述思想的本草着作。进而通过对《本经》训诂的产生、发展等过程进行梳理,探讨了各个时期《本经》的训诂体例、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特点、训诂成就及不足,对于部分有争议的本草问题进行考证,有助于全面了解《本经》的训诂情况及本草训诂的独特之处,对于深入理解《本经》经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其次,本文对于宋金时期及清代的《本经》训诂研究具有独到之处,前者提出了该时期《本经》训诂有“整体训诂”与“内部训诂”之分,药图、药方是《本经》训诂的独特内容,图文互释、以方释药是《本经》训诂的独特方式,并指出为《本经》难字注音是在宋代时大量出现,是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重要特点;后者则对《本经》训诂内容详细探讨,总结其规律,归纳其方法,指出《本经》训诂的特有句式,对于理解《本经》经文,读懂经文注释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最后,本文从普通训诂学视角审视《本经》训诂,考察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反思二者存在的共性问题,揭示本草训释的独有内容（药图及药方）及特点（图文互释、以方释药、句式应用等）,总结历代《本经》（药物）训诂的共性特点,并从历史学角度总结历代《本经》训诂的继承与创新,分析本草训诂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可以为当今本草学、中医训诂学研究提供借鉴。
唐睿[2]（2021）在《刘向引《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学术界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对刘向《说苑》《新序》《古列女传》及奏疏征引《诗经》的情形进行考察,一方面从横向观察刘向《诗》学与其他儒经之学的异同,另一方面纵向探索《元王诗》家学渊源及汉末经学的时代背景对刘向引《诗》及经学倾向的影响。刘向生于宗室之家,历仕汉宣、元、成三朝。本文发现,其政治经历贯穿一生,主导着着书立说的价值取向势必需要为政治服务。其次,学《谷梁》,论五经,校秘书,刘向的学术思想正是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另外,楚元王家族崇儒好《诗》的学风则从根源上影响了刘向的文化修养。本文认为,刘向着述及奏疏中的引《诗》,是他《诗》学呈现的主要形式。刘向引《诗》全面、深入,一部分是对前人着述引《诗》的迻录,一部分属于自引,整体上呈现博采众说、荟萃一家的特点。刘向引《诗》对《诗》本义的沿袭反映出他对解《诗》传统的继承;对《诗》本义的发挥和改造则体现了西汉后期《诗》学发展性的一面。刘向对《诗》的运用,符合其以着述为谏书的创作初衷,同时,也彰显了他以《诗》为谏的《诗》学观。本文发现,刘向遍引五经,以《诗》为最,这首先是基于刘向自身的治学倾向及实际需要,其次在于五经各自的价值存在异同,最后还与西汉后期君王、儒士、经生对五经不同程度的接受和推崇有关。面对元、成时期自上而下道德伦理的败坏,纲常礼教的缺失,刘向引《诗》的本质意义是志于借助经典来影射现实,规谏君王,匡正人心。集宗室、经生、通儒多重性格于一体的刘向,是汉代通经致用学术思潮中极为典型的一例。
杨化剑[3]（2021）在《《史记》空间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史记》研究的深化伴随着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凸显出《史记》中叙事研究也得以从空间这一新视角出发而做出新的探究,最终为发掘《史记》的深厚底蕴作一番努力与成果。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史记》空间叙事的形成,《左传》从时空,《庄子》从天地,《山海经》从四方,《诗经》从场景,《楚辞》从神幻,《汉赋》从奇异六个方面,分别组成了《史记》独特的空间结构。第二章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探究《史记》的空间因素是由天人之间,也就是天地四方之内的一切空间,并以形势、域势、气势三方面分别从总体大势、地理情况、气之概念进行阐释,《史记》的天地四方之空间结构由此形成。第三章《史记》叙事空间的类型分三大类,有格局之大小、显明之程度、真实之多少之区别,其分为宏观与微观、显性与隐性、现实与超现实空间结构。本纪与世家、列传既从整体又从局部作了两种分析,揭示出空间的多元化与系统性。第四章重点是空间理论揭示出了古往今来的社会状况、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述往昔追来者的经验教训三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的中心优势心态,同时显示出对周边民族的融合交流,体现了多元之下的大一统。第五章作为经典的《史记》在空间理论主导下对文学叙事的价值与功用,在完整叙事、隐喻结构、人物揭示、塑造风格四个方面得以实现。空间与时间并行促进了叙事的完成,这种空间结构同时存在隐喻含义,然后空间侧面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最后空间推动《史记》行文风格的多样化与系统化。
梁晨[4]（2021）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包括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评述、日本汉诗经典构建观念的演变、日本汉诗发展的分期及动力的讨论。以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和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三部现有的日本汉诗史书写为中心,本文首先从这些文本的概况和汉诗史观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汉诗史观,具体又体现在汉诗史书写者选择日本汉诗经典的标准、对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文本在日本汉诗经典建构上的共同关注及模式。日本汉诗史书写是对日本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而以上文本并不能反映日本汉诗人对本汉诗传统经典构建的观念史。于是,本文接下来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呈现出从王朝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经典选择的观念变化。最后,整理了日本诗话中对本汉诗经典构建问题的关注,包括汉诗的成立、兴盛期和典范诗人。进入日本汉诗史的分期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分期模式。然后观察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传统中的位置,认为应该重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诗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在近代文学观念变化的背景下,明治时期发生的“诗”到“汉诗”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最后是对日本汉诗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日本汉诗的诗体正变在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有了清晰的阐释,对它的认识无法离开日本汉诗人对中诗歌传统的受容。而这种受容,又是日本汉诗作为变异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以雅俗之辨与声律正变两个诗学观念为中心,揭示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参照系的中诗歌之间的张力,并将之视为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最后,本文从训读、和文诗话和翻译三个角度,呈现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产生环境。
沈思芹[5]（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提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黄宁宁[6]（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高亮[7]（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指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宋启萌[8]（2020）在《廖平《榖梁古义疏》研究》文中指出廖平是清末民初着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也是近代对中国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廖平以其学术研究中的“经学六变”的特点出现在经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的视野都放到廖平经学的第二变和第三变上,往往忽略了廖平经学之路的入门之作。《榖梁古义疏》出现在廖平经学前三变的最初期,且奠定了廖平后期“以礼解经”的基础,是廖平在春秋三传研究上的最初着作,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榖梁古义疏》的解经特点主要是以“礼”解经和会通经、史。其中以“礼”解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王制》证《榖梁》中所蕴含的今文学之礼制,同时引用先秦先师、西汉经学大师和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中有关礼制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廖平虽然以礼制划分了今古学的界限,但没有拘泥于春秋学的范畴,而是将六经都纳入注解《榖梁传》的来源,避免出现其所强调“独抱一经”的情况。同时廖平没有忽略史实对理解经传义的作用,选择《史记·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将历史事件发生过程补充完整,弥补了经传文本身因破碎而传义理解困难的现状。从思想内容来看,廖平特别重视《榖梁传》中的政治和亲情伦理。《榖梁古义疏》从国君的即位原则、即位合法性的表现形式、言行举止和去世地点等角度分析了《春秋》所期望的君主形象;从霸主的兴起、诸夏国之间、诸夏国和夷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诸侯之间的相处原则;从重民思想、重民政策分析了早期的儒家仁政学说。其采用前后勾连、对比等注疏方法,表现了《春秋》的褒贬大义。《榖梁古义疏》分析了“尊尊”的政治意义和书法意义,彰显《春秋》所希望建立的君臣之道;分析了“亲亲”思想首先是要避免手足相残,其次就是重视同母兄弟,体现了一种将亲属感情和社会公平相交融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春秋时期妇人的地位及其婚姻状态,必须要坚守贞节等要求都将妇人捆绑在家庭或君之下,可见政治和社会地位都相当低微;分析了《榖梁传》中的复仇思想是更倾向于认同可存复仇之念,同时要择机而行,即使复仇也应该遵循基本道义原则,而不是凭借自我喜好去行动。
汤士东[9]（2019）在《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张良皋先生（1923—2015）是我国第二代建筑师中的佼佼者之一,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之一,其学术活动跨越建、规、景三个学科,并在景观建筑、文化景观和自然风景学三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张先生作为我国建筑学跨界风景园林领域的先驱之一,在我国建筑类高校具有典型意义。本论文采用文献查阅、手稿解读、案例分析、情景体验、访谈等多种方法对张良皋先生的风景园林学术思想展开研究。论文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基础研究、分类研究和研究结论。首先通过对张良皋先生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的梳理,寻绎其风景园林学术思想发展轨迹。其次,根据其专擅的领域,从景观建筑、文化景观和自然风景三个方面对其风景园林学术思想进行归类研究。景观建筑方面,通过对其武当山、干栏建筑和大观园复原研究中景观建筑理论的解读,结合对其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归元寺云集斋素菜馆、安陆李白纪念馆、竹山县郭山歌坛等设计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其“通、驭、理、和”的景观建筑思想。文化景观方面,通过对其《蒿排世界》《巴史别观》《武陵土家》三部着作所反映的聚落演化、土地利用方式、文化传播、环境认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景观理论的解读,结合对其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等文化景观遗产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其“堪、源、求、真”的文化景观思想。自然风景方面,通过对其山水诗中所反映的风景感知和山水审美思想的解读,结合对其世界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四种体制中自然遗产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其“境、比”的自然风景学思想。论文最后对张良皋先生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的价值和贡献进行总结:其景观建筑的研究揭示了武当山道观建筑皇家园林的性质,充实了我国风景园林的历史理论;其文化景观的研究推动了鄂西各类文化景观进入各种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体制,具有巴楚地区文化景观研究先行者的价值;其自然风景学思想推动鄂西的自然风景进入各级自然遗产保护体制,具有鄂西自然风景研究开拓者的价值。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于三个方面:首次对张良皋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系统整理;首次系统揭示张良皋先生风景园林学术思想;同时立足风景园林的视角研究“知名建筑学者”身份的张良皋,而具有研究视角的创新价值。
王建军[10]（2019）在《朱熹孟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熹一生致力于《孟子》研究,其孟学着作很丰富,在长期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孟子》对心性问题多有阐发,成为宋明理学的立论基础。朱熹集前贤之大成,巧妙地将佛、老思想与孟子心性学说相结合,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理学体系。朱熹的“理气观”、“性二元论”、“心统性情说”、“理欲观”、“格物致知论”等义理思想,并非一时形成,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这一点在其孟学着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理气观方面,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期,朱熹“理气不可分”、“理先气后”的思想已经形成。至《朱子语类·孟子》时,其理气观以“理气不可分”的思想为主,并从不同视角来深化这一思想,完善理气观。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最终以“心统性情”来阐释“心”、“性”、“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心主性情”为发端,后逐渐转向“心兼性情”,这一理论的名称也经历了“心统性情”——“心主性情”——“心统性情”的变化。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心统性情说”中的“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的双重内涵已经形成,但此时以“心兼性情”为主。在这一时期,“才情论”也初露其端,成为“心统性情”的一部分。朱熹至晚年时,“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得到平等对待,“才”与“情”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充分的阐释。自此,“心统性情说”已较为完备。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以“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性二元论来解释人性善恶问题,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胡子<知言>疑义》和《孟子精义》时期,朱熹一方面批评胡宏“性无善恶”说,表明自己性善的人性立场,并首次在其人性论中提及“气禀之性”;另一方面则不断汲取张载、二程之说,为性二元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孟子集注》初稿和《孟子或问》时期,朱熹初步确立“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思想,但此时受“理本论”思想的影响,并未将两性对立;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朱熹受“理先气后”思想的影响,将性、理分作两截,“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性二元论由此确立。在理欲观方面,朱熹早年受胡宏之说的影响,主张“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强调二者的同一性。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朱熹不再强调这一点,而是转向“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并从“义利”、“善恶”、“心正与否”、“修养工夫”等多角度论证这一问题,凸显“天理”、“人欲”的对立性。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扩大理、欲对立的范围,同时,重新对“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进行申发,进一步完善了理欲观。在格物致知论方面,朱熹申发孟子思想,以“尽心”、“知性”、“知言”、“明善”,阐释“格物致知”的内涵。在《胡子<知言>疑义》时,朱熹开始关注“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的联系。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朱熹不仅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还强调“尽心”、“知性”的顺序,试图与“知至”、“物格”的顺序相应。同时,朱熹将“知言”、“明善”也纳入“格物致知”理论体系中,认为“知言”即“格物”,“明善”即“致知”,是“格物”的前提。朱熹至晚年时,一改前说,认为“尽心”并非“知至”,而是“意诚”;“知言”并非“格物”,而是“格物”的前提;“明善”并非“致知”,而是“格物致知”。在构建全新的“格物致知论”时,由其衍生的“知行观”也随之形成,大致经历了“先行后知”——“先知后行”——“先知后行”、“知行不可分”、“行重知不轻”的发展历程。朱熹释《孟》,运用全新的诠释理路,极具特色。朱熹采用“集注”体对《孟子》进行注疏,力图摆脱传统经注和义疏体束缚,在不失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注重义理诠释,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在义理诠释的过程中,朱熹主动将原始儒学和理学进行融合,对《孟子》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创建了“新”孟学。正因如此,朱熹的孟学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提高了孟子的地位,扩大了《孟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孟子》超子入经,将孟学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朱熹虽然注重义理诠释,但不废考据。对《孟子》中的字词音义、人物史事、典章制度均有一定考证。在文本考证方面,对“至大至刚以直养无害”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的断句考证较多;在人事史实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对史事的考证,具体包括:“瞽、象杀舜之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血流漂杵”之事、“《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及“齐伐燕”之事等;在典章制度方面,侧重考察“贡、彻、助”之法、“井田制”、“市廛而不征”、“班爵制度”等问题;在古礼方面,重在考证“士不见诸侯之礼”。在考证的过程中,朱熹广征博引,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思想较为突出。然而,在义理学兴盛,考据学未兴的思潮下,其考据亦存在疏失,如“考证重复”、“考证不够严谨”、“考证不够全面深入”等,但这仍不能抹煞其在《孟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之后的学者沿着朱熹考证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深入和拓展,最终在清代使《孟子》考据学达到鼎盛。
二、文化创新构建的新体式——《史记》体例的文化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创新构建的新体式——《史记》体例的文化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神农本草经》训诂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绪论 |
| 第一章 本草及其训诂发端时期:先秦两汉 |
|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时代及以前的药物知识 |
| 第二节 《神农本草经》以前的本草训诂 |
| 一、《尔雅》 |
| 二、《方言》 |
| 三、《说文解字》 |
| 四、《释名》 |
| 第三节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奠基时期:魏晋南北朝——“集注”训诂体式的确立及名物训诂的发端 |
|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训诂兴起的学术文化背景 |
| 一、《神农本草经》的传本及《本草经集注》的形成 |
| 二、《本草经集注》以前的《神农本草经》注训 |
| 第二节 陶弘景及其《本草经集注》 |
| 第三节 《本草经集注》的训诂方法 |
| 一、广征博引 |
| 二、以今释古 |
| 三、辨物释名 |
| 四、善用譬喻修辞 |
| 第四节 《本草经集注》的训诂特点 |
| 一、以研访目验为据 |
| 二、以传闻见识佐证 |
| 三、求实指误存疑 |
| 第五节《本草经集注》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集注”训诂体式的确立 |
| 二、“朱墨分书”标识法 |
| 三、不足之处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发展时期:隋唐五代——“音训”训诂方法及名物训诂的充实发展 |
| 第一节 《新修本草》的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新修本草》概要 |
| 第三节 《新修本草》对《集注》训诂的继承 |
| 第四节 《新修本草》对《集注》训诂的发展 |
| 一、训诂体式 |
| 二、训诂方法 |
| 三、训诂内容 |
| 第五节 《新修本草》形音义兼顾的训诂特点 |
| 第六节 《新修本草》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纠误正用的训诂成就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繁荣时期:宋金——“集注”训诂材料的极大丰富及名物训诂的深入发展 |
| 第一节 《证类本草》的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从《新修本草》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
| 一、本草要籍简介 |
| 二、本草要籍传承关系 |
| 第三节 《证类本草》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与发展 |
| 一、集注的训诂体式 |
| 二、由“朱墨分书”到“阴阳别文” |
| 第四节 《证类本草》的整体训诂特点 |
| 第五节 《证类本草》的内部训诂特点 |
| 一、征引诂训,广及注疏 |
| 二、递相补训,考辨名实 |
| 三、图文互释,相辅而行 |
| 四、难字注音,因音辨名 |
| 五、以方释药,功用有征 |
| 第六节 《证类本草》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集解训诂之丰 |
| 二、名物训诂之盛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七节 《本草衍义》对《本经》训诂的意义 |
| 第八节 南宋(金)本草训诂概况 |
| 一、《绍兴本草》 |
| 二、《纂类本草》 |
| 三、《宝庆本草折衷》 |
| 四、《本草成书》 |
| 第九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转折时期:元明——训诂着作体例之变及名物训诂集大成后训诂重点向药性理论转移 |
| 第一节 元明时期的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本草纲目》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与发展 |
| 一、训诂着作的编撰体例 |
| 二、训诂体例 |
| 三、训诂内容 |
| 四、训诂方法 |
| 第三节 《本草纲目》的训诂特点 |
| 一、引字辞之书,谨训名物 |
| 二、重音声之系,详解异名 |
| 三、秉格物之学,考释性理 |
| 第四节 《本草纲目》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详尽释名,堪为名物训诂之峰 |
| 二、综释本草,诚《本经》训诂之集成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五节 《神农本草经疏》对《本经》药物的训诂 |
| 一、《神农本草经疏》概述 |
| 二、《神农本草经疏》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神农本草经疏》的训诂特点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鼎盛时期:清代 |
| 第一节 清代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清代《本经》训诂概况 |
| 第三节 清代《本经》训诂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 |
| 一、训诂着作的编撰体例 |
| 二、训诂体例和形式 |
| 三、训诂内容 |
| 四、训诂术语 |
| 第四节 清代《本经》训诂内容 |
| 一、训释实词 |
| 二、分析语法 |
| 三、呈现修辞 |
| 四、标彰句读 |
| 五、注音校勘 |
| 六、揭示题旨 |
| 第五节 清代《本经》训诂的方法与特点 |
| 一、悉遵经旨,透发《本经》奥义 |
| 二、切合实用,抉发《本经》精蕴 |
| 第六节 清代《本经》训诂的成就与不足 |
| 一、训诂有法,理有所宗,成果显着 |
| 二、过于尊古,穷圆其说,反失于真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本经》训诂研究综论 |
| 第一节 历代《本经》(药物)训诂的共性特点 |
| 一、实事求是、尊古不泥的训诂原则 |
| 二、以目验亲证为训诂依据 |
| 三、纠正前代之误的训诂传统 |
| 四、善用譬喻修辞 |
| 第二节 本草训诂与普通训诂学的区别与联系 |
| 一、本草药物属性决定其区别 |
| 二、名物之学的关联与融通 |
| 第三节 本草训诂与普通训诂学的共性问题 |
| 第四节 本草训诂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探讨 |
| 第五节 《本经》训诂对本草学及训诂学的借鉴意义 |
| 第六节 《本经》训诂疑点探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刘向引《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目的及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刘向生平、学术经历及家学渊源 |
| 第一节 刘向生平 |
| 第二节 刘向学术活动概况 |
| 第三节 刘向家世、家风与《元王诗》 |
| 第二章 刘向引《诗》特征 |
| 第一节 刘向引《诗》方式 |
| 第二节 刘向引《诗》特点 |
| 第三节 刘向引《诗》作用 |
| 第三章 刘向引《诗》原因及意义 |
| 第一节 刘向对《诗》以外其他儒经的引用 |
| 第二节 刘向与元、成时期的经学 |
| 第三节 刘向《诗》学意义及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刘向生卒年补考 |
| 附录二 刘向着述、奏疏引《诗》统计表 |
| 附录三 楚元王家族谱系表 |
| 致谢 |
（3）《史记》空间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史记》空间叙事的形成 |
| 第一节 《史记》继承《左传》的时空 |
| 第二节 《史记》继承《庄子》的天地 |
| 第三节 《史记》继承《山海经》的四方 |
| 第四节 《史记》继承《诗经》的场景 |
| 第五节 《史记》继承楚辞的神幻 |
| 第六节 《史记》继承汉赋的奇异 |
| 第二章 究天人之际与《史记》叙事空间 |
| 第一节 形势:天人距离与勾连 |
| 一、天人空间合转分 |
| 二、天人空间:天地四方 |
| 三、天人与空间贯通 |
| 第二节 域势:空间的表现形式 |
| 一、平面立体:二维与三维 |
| 二、古今继承:阿房宫与未央宫 |
| 三、核心辐射:华夏与蛮夷 |
| 第三节 气势:司马迁心中雄阔壮观的空间表现 |
| 一、个人修养“气”的空间呈现 |
| 二、实地考察之空间描绘 |
| 三、《史记》材料勾勒:雄阔粗犷 |
| 第三章 《史记》叙事空间的类型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宏观与微观空间 |
| 一、宏观空间:高屋建瓴,把握大局 |
| 二、微观空间:具体细节,服务人事 |
| 第二节 显性与隐性空间 |
| 一、显性空间:脉络分明,行踪清楚 |
| 二、隐性空间:隐约幽微,暗处运转 |
| 第三节 现实与超现实空间 |
| 一、现实空间:贴近人间,叙述世情 |
| 二、超现实空间:传奇色彩,奇异神怪 |
| 第四章 《史记》历史文化底蕴的空间表征 |
| 第一节 上古至武帝时期社会的空间揭示 |
| 一、秦前之社会:大处着眼,宏阔叙说 |
| 二、秦汉之社会:揭示更详,涉及更广 |
| 第二节 展现了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与文明交流 |
| 一、汉族与周边民族空间上的打通 |
| 二、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等从空间融汇 |
| 第三节 从空间梳理历史脉络:以古鉴今、继承发展 |
| 一、以历史镜鉴后世 |
| 二、继血脉追赶时代 |
| 第五章 空间对《史记》叙事的文学影响 |
| 第一节 与时间并行,完整叙事 |
| 一、空间助力时间,双线并进 |
| 二、空间对叙事因素的纳置 |
| 第二节 空间架构的隐喻 |
| 一、对人、事的态度倾向 |
| 二、社会道德观念的喻示 |
| 第三节 人物塑造的空间喻示 |
| 一、以空间的变换写出人物的性格 |
| 二、构造场景,为个性作发挥 |
| 第四节 空间对行文风格的推动 |
| 一、空间的气势转换成《史记》的文势 |
| 二、各纪传的风格特征的个性化表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回顾 |
| 第一节 《日本诗史》 |
| 一 概况 |
| 二 “诗”的文体独立意识 |
| 三 鲜明的本土意识 |
| 四 “日中汉诗两百年时距”和气运说 |
| 第二节 《日本汉诗史》 |
| 一 概况 |
| 二 “汉诗史”自觉 |
| 三 尊皇思想 |
| 第三节 《日本汉诗发展史》 |
| 一 概况 |
| 二 以“诗言志”和“兴观群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 |
| 三 汉诗人的创作热情作为发展动力 |
| 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汉诗的经典建构:现有的模式及观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经典建构 |
| 一 日本汉诗的发展是受容中国诗歌传统的历史 |
| 二 日本汉诗人的社会关系呈现集团性的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汉诗经典建构的观念演变: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 |
| 一 王朝时代:作为政治话语建构的汉诗总集编撰 |
| 二 江户时期:汉诗史料的整理和诗学观念的个性表达 |
| 本节小结 |
| 第三节 日本诗话中对本国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 |
| 一 对本国汉诗传统源头的描述 |
| 二 对本国汉诗发展历程的描述 |
| 三 典范诗人的树立 |
| 四 近代日本“诗史”观的先声:市野迷庵的《诗史颦》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汉诗史的分期及其重估 |
| 第一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分期方式 |
| 一 以政治之乱为标准 |
| 二 以日本政治史重大事件为依据 |
| 三 对日本汉诗诗体生命历程的呈现 |
| 第二节 多种日本民族文学史中的日本汉诗:重思现有分期 |
| 一 日本汉文学史:重估五山和明治汉诗的价值 |
| 二 日本诗歌史与日本文学史:近代从“诗”向“汉诗”的衍变 |
| 三 本土中心的日本文学史观:王朝时代日本汉诗对和文学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汉诗史的演进动力 |
| 前言 |
| 第一节 正变之“正” |
| 一 儒家诗教:汉诗价值取向的规范 |
| 二 诗法格调:创作和品评汉诗的审美标准 |
| 第二节 正变之辨 |
| 一 雅俗之辨:从崇正抑变到相互转化 |
| 二 声律正变:对“变”的肯定与新的论诗标准的建构 |
| 第三节 正变的条件:双语环境及应对 |
| 一 训读：从对中国诗歌、诗学文本的阐释展开的自觉的诗学意识 |
| 二 和文诗话：本国语言文字书写中的诗学自觉 |
| 三 翻译:跨语言、跨民族的诗学对话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廖平《榖梁古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回顾 |
| (一) 对廖平生平的研究 |
| (二) 对廖平学术研究 |
| 三、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廖平生平及其《榖梁古义疏》 |
| 一、廖平生平及其经学六变 |
| 二、《榖梁古义疏》的撰写与版本 |
| 三、《榖梁古义疏》的体例 |
| 第二章 《榖梁古义疏》的解经特点 |
| 一、以“礼”解经传文 |
| 二、引先师旧说注解经传 |
| (一) 先秦儒家旧说 |
| (二) 西汉经师旧说 |
| (三) 东汉经师旧说 |
| 三、重视三传、《六经》的会通 |
| (一) 会通三传以求《春秋》大义 |
| (二) 会通《六经》 |
| 四、择《史记》注解经传文 |
| 第三章 《榖梁古义疏》的政治思想 |
| 一、“正君”思想 |
| (一) 正国君之始 |
| (二) 正国君之行 |
| (三) 正国君之言 |
| (四) 正国君之卒 |
| 二、诸侯国间的相处之道 |
| (一) 霸主的兴起 |
| (二) 诸夏国间的相处之道 |
| (三) 诸夏与夷狄之辨 |
| 三、民本思想 |
| (一) 重民思想 |
| (二) 重民表现 |
| 第四章 《榖梁古义疏》的伦理道德思想 |
| 一、“尊尊”思想 |
| (一) “尊尊”的意义 |
| (二) 天子最尊 |
| (三) 君臣相处之道 |
| 二、“亲亲”思想 |
| (一) 手足之情 |
| (二) 亲子之情 |
| (三) “尊尊”与“亲亲”的关系 |
| 三、妇道与婚姻 |
| (一) 妇道 |
| (二) 婚姻 |
| 四、复仇思想 |
| 结语 |
| 一、《榖梁古义疏》的思想内容特色 |
| 二、《榖梁古义疏》在廖平经学体系中的地位 |
| 三、《榖梁古义疏》在清代榖梁学中的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原由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丰富我国近现代风景园林思想理论 |
| 1.3.2 传承张良皋治学方法,弘扬其治学精神 |
| 1.4 研究目的 |
| 1.4.1 厘清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内涵 |
| 1.4.2 解析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成因 |
| 1.5 有关张良皋的研究与本文行文体例思考 |
| 1.5.1 有关张良皋学术思想的研究 |
| 1.5.2 国内外风景园林学人学术思想研究体例与写作借鉴 |
| 1.6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1.7 本章小结 |
| 2 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的背景 |
| 2.1 人生与学术经历 |
| 2.1.1 童年时期 |
| 2.1.2 中学时期 |
| 2.1.3 中央大学时期 |
| 2.1.4 上海范文照建筑事务所时期 |
| 2.1.5 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时期 |
| 2.1.6 华中科技大学执教时期 |
| 2.2 着述情况 |
| 2.2.1 着述成果概况 |
| 2.2.2 着述统计分类 |
| 2.3 本章小节 |
| 3 张良皋景观建筑学术思想研究 |
| 3.1 张良皋景观建筑思想理论与实践的背景 |
| 3.1.1 大学毕业以前 |
| 3.1.2 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时期 |
| 3.1.3 执教时期 |
| 3.2 张良皋景观建筑理论思想解读 |
| 3.2.1 武当山道观园林建筑价值发掘 |
| 3.2.2 武陵干栏知识体系建构 |
| 3.2.3 《红楼梦》大观园复原思想 |
| 3.3 张良皋景观建筑设计案例思想分析 |
| 3.3.1 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设计 |
| 3.3.2 洪山无影塔搬迁设计 |
| 3.3.3 归元寺云集斋素菜馆设计 |
| 3.3.4 安陆李白纪念馆设计 |
| 3.3.5 思南新城城市设计 |
| 3.3.6 竹山县郭山歌坛设计 |
| 3.3.7 九江琵琶亭景区设计 |
| 3.4 张良皋景观建筑思想总结 |
| 3.4.1 “通”的思想观 |
| 3.4.2 “驭”的思想观 |
| 3.4.3 “理”的思想观 |
| 3.4.4 “和”的思想观 |
| 3.5 本章小节 |
| 4 张良皋文化景观学术思想研究 |
| 4.1 张良皋文化景观思想理论与实践的背景 |
| 4.1.1 执教之前 |
| 4.1.2 执教之后 |
| 4.2 张良皋文化景观理论思想解读 |
| 4.2.1 湿地浮游聚落思想 |
| 4.2.2 盐源文化线路思想 |
| 4.2.3 干栏建筑演化思想 |
| 4.2.4 仙居范式思想 |
| 4.2.5 巴楚地望与风物考释思想 |
| 4.3 张良皋文化景观遗产案例思想分析 |
| 4.3.1 基于形胜认知的土司堡寨类遗产 |
| 4.3.2 基于人居模式认知的历史文化名村类遗产 |
| 4.3.3 基于自然与人文交互认知的山水胜境类遗产 |
| 4.4 张良皋文化景观思想总结 |
| 4.4.1 “堪”的思想观 |
| 4.4.2 “源”的思想观 |
| 4.4.3 “求”的思想观 |
| 4.4.4 “真”的思想观 |
| 4.5 本章小节 |
| 5 张良皋自然风景学术思想研究 |
| 5.1 张良皋自然风景思想理论与实践的背景 |
| 5.1.1 执教之前 |
| 5.1.2 执教之后 |
| 5.2 张良皋风景诗中的自然风景思想 |
| 5.2.1 诗歌中的洞穴 |
| 5.2.2 诗歌中的峡谷 |
| 5.2.3 诗歌中的奇峰 |
| 5.2.4 诗歌中的水景 |
| 5.2.5 诗歌中的生境 |
| 5.3 张良皋自然遗产案例思想分析 |
| 5.3.1 “山川精髓”之世界自然遗产思想 |
| 5.3.2 “人间秘境”之国家自然保护区思想 |
| 5.3.3 “地理迷宫”之国家地质公园思想 |
| 5.3.4 “自然生境”之国家森林公园思想 |
| 5.4 张良皋自然风景思想总结 |
| 5.4.1 “境”的思想观 |
| 5.4.2 “比”的思想观 |
| 5.5 本章小节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创新 |
| 6.1.1 首次系统整理张良皋学术经历与背景 |
| 6.1.2 首次系统揭示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 |
| 6.1.3 突破学术界对张良皋建筑学者身份认识的常规视角 |
| 6.2 研究结论 |
| 6.2.1 厘清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的发展背景 |
| 6.2.2 归结提出张良皋景观建筑中“通、驭、理、和”的思想 |
| 6.2.3 归结提出张良皋文化景观中“堪、源、求、真”的思想 |
| 6.2.4 归结提出张良皋自然风景中“境、比”的思想 |
| 6.3 总结与展望 |
| 6.3.1 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的价值与贡献 |
| 6.3.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张良皋生平年表 |
（10）朱熹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朱熹孟学着述概略 |
| 二、朱熹孟学研究现状 |
| 三、本选题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上编 朱熹《孟子》义理学 |
| 第一章 朱熹理气观 |
| 第一节 理气观概述 |
| 第二节 孟学理气观 |
| 第二章 朱熹人性观 |
| 第一节 心统性情论 |
| 一、“心统性情”说的发端——“心主性情” |
| 二、“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 |
| 三、“心统性情”说的发展——“才情论” |
| 第二节 性二元论 |
| 一、性二元论的雏形 |
| 二、性二元论的初步形成 |
| 三、性二元论的正式确立及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性命观 |
| 第三章 朱熹理欲观 |
| 第一节 “理”和“欲”的内涵 |
| 一、“理”的内涵 |
| 二、“欲”的内涵 |
| 第二节 “理”和“欲”的关系 |
| 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
| 二、“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
| 第四章 朱熹格物致知论 |
| 第一节 “格物致知”的内涵 |
| 一、“知性”与“尽心” |
| 二、“知言”与“明善” |
| 第二节 格物致知的延伸——“知行观” |
| 一、“知行观”概述 |
| 二、孟学中的“知行观” |
| 第五章 朱熹《孟子》义理学审视 |
| 第一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成就 |
| 一、构建性二元论完善孟子心性学说 |
| 二、存理抑欲申发孟子理欲观 |
| 第二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特色 |
| 一、凸显时代性 |
| 二、改造注疏体例 |
| 三、文本意义创生 |
| 第三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影响 |
| 一、提高孟子地位扩大《孟子》影响 |
| 二、推动孟学发展 |
| 下编 朱熹《孟子》考据学 |
| 第一章 《孟子》文本考 |
| 第一节 训诂 |
| 第二节 校勘 |
| 第三节 辨识文义 |
| 第二章 人物史事考 |
| 第一节 考人物 |
| 一、考伯夷、柳下惠 |
| 二、其他人物考 |
| 第二节 考史事 |
| 一、考瞽、象杀舜之事 |
| 二、考“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 |
| 三、考“血流漂杵”之事 |
| 四、考“《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 |
| 五、考齐伐燕之事 |
| 第三章 典章制度考 |
| 第一节 田赋制度考 |
| 第二节 商业税制考 |
| 第三节 班爵制度考 |
| 第四节 古代礼制考 |
| 第四章 朱熹《孟子》考据学平议 |
| 第一节 朱熹《孟子》考据学特色 |
| 一、广征博引集众家之长 |
| 二、经世致用注重现实 |
| 第二节 朱熹《孟子》考据学疏失 |
| 一、重复考证 |
| 二、据己意断是非 |
| 三、考证不够全面深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四、文化创新构建的新体式——《史记》体例的文化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神农本草经》训诂史研究[D]. 杨舒佳.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刘向引《诗》研究[D]. 唐睿.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史记》空间叙事研究[D]. 杨化剑.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4]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D]. 梁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6]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7]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8]廖平《榖梁古义疏》研究[D]. 宋启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9]张良皋风景园林学术思想研究[D]. 汤士东.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10]朱熹孟学研究[D]. 王建军. 扬州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