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囚徒”的自白

一、命运“囚徒”的自白（论文文献综述）

周俊清^[1]（2021）在《马洛伊·山多尔作品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视域下,借鉴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解读马洛伊·山多尔的作品。研究材料基于最新翻译的马洛伊·山多尔的个人作品以及未翻译的英文版着作,从三个部分进行互动关系的探讨。在文本细读下分析作者自身、书中人物之间清晰的互动关系,借此展现作品所探讨的深刻内涵与审美价值。第一部分从作者描述的城市入手,马洛伊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提到布达佩斯等其他游学的相关城市,从他的亲身经历中窥见作者的思想和周边环境的剧烈变化。同时感受他与笔下书写城市之间产生的互动。第二部分研究两性关系的互动,其作品中两性互动、两性关系是马洛伊作品中集中探讨的部分。这里运用互动仪式链中性驱动力、性道德来阐释作品中的两性关系,夫妻、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运营”的,双方又是如何通过互动达到一种情感满足。第三部分是个体与群体的互动阐述,互动仪式中的阶级分层和际遇水平的概念恰好和阶级互动相关联。个体在当时战乱时代中浮浮沉沉,本身就是对无序时代的无声对抗,剥离肉体本身存在的身份和财产,人与人几乎是“赤裸”相对,阶层的互动不言而喻以失败的结果告终。最后总结马洛伊·山多尔在写作中体悟着的人生,看见他在为一个时代做最后的发声和呼喊,和时代中闪现的深刻价值。从城市描写到两性关系的探讨再到群体与个体的失败互动,马洛伊作品中展现着时代的风貌。同时在互动理论支撑下分析作品内容、展现人物关系、探寻变幻时代中个人的选择,指导同在多变时代中的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创造更好的生活。

张思韬^[2]（2021）在《论20世纪八十年代饥饿书写的转变及其原因》文中指出饥饿是人类苦难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领域,饥饿经常作为描写对象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成为他们反思苦难起因、形成苦难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和切口。在文学思潮交互杂糅的新时期,八十年代的饥饿书写展现由革命宏大叙事向个人小叙事、由道德仰望到人性本态的转变特征。本文以对比饥饿书写前后期的聚焦点和主题为着眼点,围绕饥饿文学创作随着国家经济转型、政治运动变革、作家心理转变等方面的变化探析其产生差异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查证这一阶段小说中饥饿书写的演变逻辑,进一步辨析饥饿书写的隐秘内核,还原读者的饥饿身体记忆,探寻人类生存哲学的进程。本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是对饥饿概念以及选题背景、研究现状、选题意义进行基本阐述,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论述饥饿书写的叙述视角,通过实例分析解读饥饿文本,探寻宏大叙事下饥饿被掩埋和遗忘的历史根源。这一时期饥饿书写的视角呈现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由单一性的宏观性控诉演变为微观性的情感表达,由群体性的灵肉挣扎聚焦到个人性的身体反抗。第三章论述饥饿书写的主题呈现由前期重视人的道德追求到后期强调人性的物质欲望的演变过程。精神克制无法解决实体性饥饿,身体的原始需求超越了尊严观念和英雄殉难意识,政治性的饥饿书写最终向人的文学倾斜。第四章论述饥饿书写的转变原因。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之所以会出现饥饿书写转型,主要受三方面原因影响:一是八十年代政治运动下文学思潮交替发展,饥饿书写呈现出脉络式演变的特征;二是城市化进程下的物欲膨胀,市民阶层通俗文化阅读需求增加,饥饿书写逐渐趋于表现身体解放的特征;三是作家的创作心态更新也给饥饿书写带来更为系统性的重塑。第五章论述饥饿书写的转变意义。在饥饿记忆逐渐模糊的当代社会语境下,还原读者的饥饿体验,承认身体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探寻生命本质理性的哲学意义。结语部分总结全篇论点。20世纪八十年代的饥饿书写随着时代的进步,其现代性的品格愈发完善,但膨胀的物欲会消费来之不易的肉身,饥饿书写仍然任重道远。

易佳妮^[3]（2020）在《《汉书》复音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代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复音词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书》以其成书年代确定且词汇面貌趋于一致,词汇量丰富,兼具书面语与口语等特点,成为反映汉代语言面貌和特点的重要语料。选取几个角度对《汉书》中复音词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为学术界提供1份研究《汉书》语言的参考,对汉代词汇乃至汉语史研究贡献1份力量,另一方面对建立汉语复音词研究理论和历时词汇学理论大有裨益,在此基础上还可为完善诸如《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起到一定补充作用。本文共分为5部分:第1章为绪论部分,首先简要介绍《汉书》及其语料价值,并对古汉语复音词研究情况和《汉书》词汇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其次我们从理论和实用两方面论述本文的研究价值。在充分吸取前人专书词汇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确定了定量与定性,共时与历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理论方法。最后确定以意义为中心,兼顾语法、修辞、频次等因素作为《汉书》复音词判定和切分的标准。第2章为《汉书》复音词的结构。采用共时和历时,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汉书》中的复音词分为语音构词和语法构词两大类,对每1类复音词从语义构成和词性等方面进行静态描写。在对《汉书》中各类复音词进行穷尽式统计的基础上,选取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和《孟子》进行历时的动态比较,总结出《汉书》复音词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第3章以《汉书》中常用同义并列双音词为研究对象,探索它们发展演变的轨迹。首先从使用频次、词义和语法功能方面对《汉书》中常用双音词进行静态描写。其次大体描述构成常用双音词的先秦常用单音词使用情况,尽可能考定每个常用双音词常用义出现的最早时间。对于先秦时期出现并在《汉书》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双音词,主要进行探源。将它们先秦两汉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历时比较分析。对于两汉时期出现,或先秦时期出现,使用频次较低且用法单一,在两汉时期得到发展,并在《汉书》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双音词,将它们两汉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历时比较分析。最后在静态描写与动态探源溯流的基础上,归纳出《汉书》常用同义并列式双音词演变的规律。第4章在对《汉书》复音词穷尽式调查的基础上,以《汉语大词典》、《辞源》、《汉书辞典》等辞书所收词条为基础,并运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等多种检索方式对《汉书》以前的全部文献进行检索,尽可能全面、细致地整理出其中的新词新义,在此基础上探究新词词义以及新义产生的途径,并揭示新词新义产生的原因。第5章为全文结语,总结全文各部分研究所得结论,以及全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郭晓雪^[4]（2020）在《赫塔·米勒小说“集中营”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赫塔·米勒,德国的女作家和诗人,因“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直白,描写了被剥夺者的生活图景”,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她终其一生都在控诉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极权统治以及斯大林劳动营对无辜德裔的迫害。本论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米勒本人的经历及其诗学观,立足于其小说中的“集中营”书写,着重探讨这种“集中营”书写的缘由、表现以及意义,希望能对国内赫塔·米勒的研究有所裨益。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赫塔·米勒的小说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选题的缘由以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结合米勒本人的生平经历与诗学观,来探讨其“集中营”书写的缘由。第二章具体分析“集中营”社会图景在小说中的表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罗马尼亚极权“集中营”,二是斯大林劳动营,这两种“集中营”图景在本质上是一种“非逻辑”的“荒诞”的社会处境。第三章分析在“集中营”这个“荒诞”处境中的人物群像,其中“集中营”下的人物群像,又可分为具有“自传性”的主人公形象,以及主人公视角下的他人群像,总之“集中营”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被剥夺者”。第四章探究赫塔·米勒“集中营”书写的特征与意义。赫塔·米勒的“集中营”书写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集中营”题材的日常性、隐喻性、讽刺性、反抗性书写之中。并且她的“集中营”书写继承了“集中营”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揭露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幕,展示人与人性的复杂性与阴暗面,为“被剥夺者”发声。结语部分探讨研究赫塔·米勒“集中营”书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借鉴作用,以引起一种公共反思。

刘婉莹^[5]（2020）在《让·热内小说创作中的性别倒错与权力对峙》文中认为让·热内在创作中对同性恋、犯罪、监禁等特殊主题进行的自传式、艺术化的书写使他跻身20世纪法语文学经典作家之列,作家通过对反叛和罪恶的全面暴露实现了对社会、人生、艺术的深刻反思。同性情欲始终是热内文学世界的中心话题,而在以《鲜花圣母》、《玫瑰奇迹》、《小偷日记》为代表的小说作品中,作家在同性恋这一倒错性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呈现了男同性恋者的阴性化。本文拟从阴性化的现象切入、藉由对其表征、动因和旨归的探讨完整图画热内笔下情欲倒错、秩序混乱的同性恋世界,揭露权力话语对这一边缘群体生存经验的规训,并深入探寻小说中“求恶的沉沦者”这一形象的建立,以期实现对热内创作实践与艺术美学的全景观照。阴性化倒错在热内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三个内涵:第一,以阴性指称“她”和阴性化的名讳指代男同性恋者,借用语言的命名表明主体本身作为阳性形象的坍塌,从而揭示他们朝倒错滑落而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现实处境。第二,性别指称藉由回忆在“她”和“他”之间的跳跃与交错,以同性情欲、法庭审判和濒死体验作为触发记忆的核心机制,再现男同性恋者在性别身份选择中的矛盾心境与悲惨结局。第三,同性关系中的角色差异,快感模式决定了性主体与性对象的不同角色,作为性对象的男同性恋者在关系中表现出顺从的、阴性化的面貌,重点通过对文本中三角关系的阐释指出同性关系的实质,即具有力量优势的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基于对倒错表征与内涵的把握,论文认为其背后的动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力量对比使性别出现了等级,热内试图通过书写对峙与征服来完成在同性世界里对于男性身份的再造。阴性化的倒错就源于主体在这一较量中并未取得成功,而服从了更为强大的力量的驯化。更深入地,由于在性关系中被要求扮演阴性化角色,男同性恋者受到这一角色的规训与逼迫而发生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裂,从而走向双重倒错,其阴性化身份被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他们主体性的沦陷。论文最终指出阴性化倒错根源于权力话语基于传统性经验对主体的压抑与训诫,热内通过阳物和监狱两个隐喻全面陈述了权力发挥作用的形式,前者以性的方式演示了权力的欲望与疏泄,后者则立足于监狱对于主体自由的圈禁和其中的等级秩序来展现权力的不可违抗。教育主体按照秩序进行自我规训是权力实现其统治的根本途径。虽然热内对于倒错的书写是从男同性恋者的性经验出发的,但通过对于阴性化动因的探讨热内将问题的边界从性别扩展到更为本质的身份与权力,从而建立起以男同性恋为代表的“沉沦者”形象。沉沦者主动趋近于恶的意义在于以自毁的代价将权力的压抑暴露出来,以此对边缘人群的苦难命运做出注解,诗性的美就从对于伤痛的坦白中冉冉升起。热内主张绝对的痛苦和孤独赋予了个体同样的命运,人以这一方式实现了身份与价值的“同一”。因此,他的书写旨在传达“人人生来平等”的根本准则,恢复被剥夺的尊严。这是作为沉沦者的热内对作为弃婴的身份原罪的反击,更是他作为经典作家在文本中进行审美建构与价值重估的至高尺度。

孙施^[6]（2020）在《旧作改写与诗学重建 ——论昌耀后期诗风的转变》文中研究说明研究昌耀诗歌,其写作的版本与修改情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很多我们认为写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昌耀诗作,其实未必是当时写作的原貌,而是1980年代后期甚至是1990年代改写的结果。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作大都属于昌耀的“晚期风格”。如若仅从现成文献中的所谓“写作年代”出发,就会造成对昌耀诗歌本质上的认识偏差。昌耀未被收入诗集的诗作中,既有1953年至1957年发表的早期作品,也有若干首1979年之后公开发表的诗作。通过比照诗人对作品的前后“改写”,可以发现昌耀在诗歌技艺方面的逐渐成熟和创新。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昌耀诗歌的研究现状以及本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概述昌耀逸作和旧作修改的问题。通过对昌耀逸作的考证,可以发现昌耀诗歌在早期虽然有主流抒情模式的痕迹,但较少出现政治性词汇,而是更多地致力于呈现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从而展现出一些和政治抒情诗相异的特征。而昌耀后期部分逸作的发现,则还原了一个更丰富的诗人形象。同时,昌耀对旧作的改写或重写行为,不仅表现出诗人在人生感受、情感基调和审美趣味上的转变,还标志诗人在诗歌形式上不断锐化的追求。第二章从诗歌内容的角度出发,分析昌耀诗歌抒情主客体的转变。由于人生经历,昌耀对青海自然环境的认识中常常含有“精神之父”的投射,并伴随着对民族文化力量的追寻。80年代后期,现实理想的受挫和价值观念的破碎,使得昌耀在诗中消解了“父亲”在公共文化层面上的象征意涵。与此同时,昌耀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抒情主体“我”。一方面,这是对集体性抒情和话语秩序的颠覆,昌耀采用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将眼光更多地投到平凡生活中的个体形象。另一方面,诗歌的表现内容也从现代世界的表象转变为自我内心的指涉,通向更复杂、更私密、更多元的“自我”经验。第三章将侧重讨论昌耀后期诗学重建中的形式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的作品出现了密集的不分行文体,以承载复杂的情绪表达。同时,昌耀从跨行、节奏、标点符号等方面,对分行诗歌的形式自由进行了探索。在高昂的理想信念逐渐失效的情况下,昌耀将精神层面上的不安定状态赋形于语言形式。他用写作突破文体的规范,自觉调动整个文学语言去写作,用不分行诗歌的实验和分行诗歌在节奏上的改造来实现精神困境的突围,从而建构起一种新的立足于个人立场的诗歌语言。

王姣姣^[7]（2020）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信念论》文中研究说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对于过往革命历史的认知与叙述。小说也体现出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中所生发的革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文化自信,继承革命文化。因而,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行研究,对发扬革命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后,中国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指日可待,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共生的美好社会,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增强理想信念对国家、民族、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因此,对信念进行深入的挖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抓住“信念”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系列作品进行研究,挖掘小说蕴含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这两大信念,从价值内涵上对其进行研究。首先注重时代背景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信念形成的影响,即在宏观方面考察信念与小说的内在关系。从延安文艺到“十七年”文学阶段,共产主义信念发展至成熟。受时代熏陶,“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体现出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自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与文学关系密切,不断顺应时代而发展,“十七年”时期迎来革命之后的历史叙述,需要“革命历史”经典化,革命必胜的自我叙述与对未来图景的向往共同构成革命必胜信念。接着梳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有关信念的书写,即在表观上完成对小说文本中信念的呈现,对以《保卫延安》、《红岩》、《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为主的长篇小说,以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为切入点,挖掘出反抗压迫、全民共建、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信念书写,以及战前汹涌激情、前线壮阔斗争、监狱必胜从容的革命必胜信念书写,建立起两大信念体系。下一步,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挖掘小说中信念生成的深层心理内涵。分别从作者与文本、文本与世界、读者与文本的角度来探讨。首先探究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作者是在至纯心理下进行的书写,“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都是革命的亲历者,对于过往的历史难以忘怀,在情感上要弥补经历,对未来也有新的展望,小说在至纯心理之下创作出来,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实现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结。其次,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中,“气”这一民族文化心理在战火飞扬的世界里召唤信念。“气”论影响深远,在各个时代会出现内涵差异化的变体。“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呈现出的“勇气”和“正气”是对浩然之气的传承以及新的阐释。在异族入侵,旧制度压迫和黑暗统治之下的近代社会灾难不断,个体如何应对灾难的反应,反射出中华民族应对灾难的反应。勇气和正气召唤可以养气的心中之志,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正是养气之志。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以潜隐的悲剧心理接受探究读者对小说文本的接受,分别从崇高与净化两方面完成信念最终形成的闭环。最后,当代语境下,论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信念的意义,信念在颠沛的文本流通以及对文本研究争辩的浪潮中被遮蔽和忽视,随着时代对信念的召唤,应合理的迎来信念的复归与发扬,挖掘信念发扬革命文化,守护当代文学的初心和使命。

王昱泽^[8]（2020）在《逃离洞穴，上升至善—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的道德朝圣》文中研究指明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被誉为“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作为一名小说家,默多克自始至终都在探索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蕴藏哲学意味和道德倾向,引导当代人恢复一种向善的道德生活。默多克非常推崇柏拉图的洞喻思想,在其小说中,“洞喻”以一种道德朝圣的形式被表现出来,象征了人在道德上不断完善的各个阶段。本文对照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以默多克创作成熟期最富盛名、艺术价值最高的两部小说《黑王子》和《大海,大海》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默多克小说中的道德朝圣。本文由绪论、正文三个章节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艾丽丝·默多克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其次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默多克小说道德思想的研究情况,从而指出以柏拉图“洞喻”为切入点研究其小说中的道德朝圣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最后简要分析了默多克对“洞喻”的朝圣式解读,并确定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以默多克道德朝圣的起点开篇,用“洞穴人”象征当代人的悲剧处境,表现了对唯我论的批判。在这一阶段,自我放逐进入封闭唯我的世界。默多克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如同囚徒被洞壁上的影子所蒙蔽,人总是沉迷于自我的臆想,以主观意志来看待真实世界,通过歪曲他人、歪曲客观现实来达成自我实现。默多克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自我中心式的人物,他们像上帝一样,对周围的人施加某种不可思议的影响,最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如何突破唯我与臆想。受柏拉图灵魂转向的启发,默多克提出了打破唯我的突破口,那就是“关注”。默多克的“关注”不同于萨特的“注视”,这是一种公正的、充满爱的道德目光。她把“关注”投向了两个方面:一是关注世界的偶然性,借用来自社会的外力,强迫自我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二是关注他者的存在,允许他人和话语的介入来解构自我的霸权。第三章揭示了默多克道德朝圣的终点与意义是善。她认为善是一种至高的理念,是内在的一种原则。洞穴外的太阳是很难看见的,朝圣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任务。柏拉图“洞喻”的启示不在于获得善的理念,而是指明了一条上升的路径,指导人们如何无限地向善趋近。她接受了柏拉图的“爱欲”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低级的爱欲”和“高级的爱欲”。后者是追寻善的动力源,激励人最终走向上升之路,逃离洞穴,在善中获得终极的满足。结语部分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肯定了艾丽丝·默多克作品的价值。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默多克努力地协调道德、哲学与文学三者间的关系,用柏拉图的“洞喻”构建了小说的理论框架,以文学化的书写演绎了个体向善的朝圣之旅,对当代道德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意义。

邢宜^[9]（2020）在《《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是明代文学家、评点家钟惺的《汉书》评点着作,内容宏富,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为中心,通过考察其真伪、版本、体例、评点内容、评点特色,探究钟惺其人的文学理论与史学思想,挖掘《汉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展现钟惺的评点成就。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考辨《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真伪,介绍《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版本及体例。首先介绍《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版本,通过《史怀》《隐秀轩集》与钟惺评点本着作的对比,证明钟惺的作品普遍存在各书内容重复的现象,不能据文字重复推定钟惺的评点本为伪作;其次结合《史怀》与《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二书的刊刻背景与内容,推测《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性质类似于《史怀》中《汉书》部分的草稿。最后介绍《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体例,分文字评语和符号圈点两部分。第二章从文章学的角度分析《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文学评点,从字法、章法、篇法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将钟惺对《汉书》用字分析的角度归纳为关键处、隐秘处、简妙处;其次,将钟惺对章法的偏好概括为起法喜迂回、承法尚巧思、结法重余味;最后对钟惺重点品评的全篇篇法“以客形主法”和照应、伏笔等局部篇法加以分析。第三章从史家笔法的角度分析《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史学评点。前三节将钟惺对《汉书》春秋笔法的评点分为体例、叙事、字句三个方面,并分别加以探究;第四节通过分析钟惺对《汉书》改易《史记》部分的评点,探讨《汉书》有异于《史记》的风格特色;通过分析钟惺对《汉书》所收录汉文结构功能的评点,探究《汉书》对史家叙事笔法的进一步开拓。第四章概括钟惺《汉书》评点的特点,对钟惺《汉书》评点的价值与不足进行定位。首先,钟惺的《汉书》评点思想新颖,观察细致,语言风格简洁明快,情感态度爱憎分明,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色。在评点内容上论史多于评文,重历史因果关系的寻找,有强烈的鉴戒思想;重文章精神的揭示,少特定文法的概括。其次,钟惺的《汉书》评点有助于发掘《汉书》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其独特的风格丰富了明代《汉书》评点的多样性,其评点内容体现了钟惺的思想和倾向,有助于纠正清人对钟惺的片面评价。最后,钟惺的《汉书》评点虽十分细致、新颖,但也有系统性、客观性不足的缺憾。附录部分为《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的两篇序言及部分篇目整理。

张晓芳^[10]（2020）在《“秋瑾文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秋瑾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1907年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不久,文艺界便出现了以秋瑾为题材的时评杂感、诗、词、散文、传记文学、小说、戏剧、曲艺、话剧,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影视剧等,一百多年来不曾消歇,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种文艺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些以秋瑾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秋瑾文艺”创作何以经久不衰?“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以何种艺术手法来塑造秋瑾形象?秋瑾艺术形象的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文艺类型为纲,以时间为轴,对秋瑾题材的文艺作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及社会价值,“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对秋瑾的“改编策略”及背后的书写逻辑。贯穿全文的是社会思潮与文化演进影响下的秋瑾形象的演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秋瑾文艺”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秋瑾文艺”的内在书写逻辑,也因此,每个时代呈现出的秋瑾的艺术形象各不相同。晚清民国时期,“秋瑾文艺”推动着社会变革,秋瑾的艺术形象也初次偏离了历史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秋瑾,一面是女学和新学的倡导者,一面是“男女革命”的受害者形象。民国初年,在表彰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中及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秋瑾的革命功绩得到了承认,其形象也实现了由弱女子向革命先烈的跨越,并成为妇运的一面旗帜和党派斗争的缓和剂。抗战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民族大义的书写立场下,秋瑾“女革命家”的事迹被广为颂扬,“秋瑾文艺”成为启蒙与救亡的革命范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秋瑾女革命家的身份在人性解放的思潮下得以重置,增添了“女性”“母性”等内涵,为其大义之举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但却偏离了基本史实。秋瑾的形象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经多重合力而形成,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秋瑾的艺术形象,在动态演变中,秋瑾的形象不断转换新生,文艺作品中的秋瑾形象正代表了秋瑾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秋瑾文艺”创作反映出了文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秋瑾文艺”的使命与担当。

二、命运“囚徒”的自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命运“囚徒”的自白（论文提纲范文）

（1）马洛伊·山多尔作品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20世纪八十年代饥饿书写的转变及其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3）《汉书》复音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赫塔·米勒小说“集中营”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让·热内小说创作中的性别倒错与权力对峙（论文提纲范文）

（6）旧作改写与诗学重建 ——论昌耀后期诗风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7）“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信念论（论文提纲范文）

（8）逃离洞穴，上升至善—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的道德朝圣（论文提纲范文）

（9）《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秋瑾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命运“囚徒”的自白（论文参考文献）

• [1]马洛伊·山多尔作品的互动关系研究[D]. 周俊清.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论20世纪八十年代饥饿书写的转变及其原因[D]. 张思韬.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汉书》复音词研究[D]. 易佳妮. 吉林大学, 2020(03)
• [4]赫塔·米勒小说“集中营”书写研究[D]. 郭晓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5]让·热内小说创作中的性别倒错与权力对峙[D]. 刘婉莹. 南京大学, 2020(07)
• [6]旧作改写与诗学重建 ——论昌耀后期诗风的转变[D]. 孙施. 南京大学, 2020(02)
• [7]“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信念论[D]. 王姣姣. 喀什大学, 2020(07)
• [8]逃离洞穴，上升至善—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的道德朝圣[D]. 王昱泽. 郑州大学, 2020(02)
• [9]《钟伯敬先生批评汉书》研究[D]. 邢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10]“秋瑾文艺”研究[D]. 张晓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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