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俄罗斯的经济前景

一、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前景（论文文献综述）

高立伟^[1]（2020）在《文明与俄罗斯国家治理和发展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冲击等原因,俄罗斯出现了不同的文明主义,其中以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尤显突出,这些文明主义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对冲模式下的俄罗斯文明体系。在这种文明对冲模式下,俄罗斯国家发展和建设模式特点突出,矛盾性与选择性并存,因此俄罗斯也成为一个"欧亚文明对冲体"。可以说,这种文明对冲构建了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和发展路径。本文论述的俄罗斯的文明主义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人文精神,而是在多元而多源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

陈佳楠^[2]（2020）在《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党际交往研究》文中认为党际交往既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九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工作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为推动党的建设、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再次重申,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强调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际交往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中俄关系上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俄两国执政党党际交往,增进两党党际关系。不仅符合中俄两国执政党的利益,也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本文第一章论述了“统一俄罗斯”党的概况,介绍了该党的建党背景和历史演进过程,还对该党的意识形态、运行模式和国家杜马及民众中的影响力进行分析,表明“统一俄罗斯”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党际交往对象。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开展党际交往的基础。首先,分析了两党的党际交往原则。其次,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党际交往的历史背景按时期进行划分,剖析中苏两党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党际交往的历史观照作用。最后,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党际交往的现实诉求。第三章分析了两党党际交往开展的实践活动。从两党交往的渠道、主题、内容和取得的成绩进行分析。两党以中俄政党论坛和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等机制化会议的方式,围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互鉴治党经验和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等主题开展党际交往活动。两党党际交往的突出成就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如中俄两国的经济贸易额实现跨越式增长,中俄地方合作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此外,中俄两党定期举办不同层次的对话交流活动,双方对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两党之间的互信,也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政治互信基础。第四章对两党党际交往进行展望,论述两党在党际交往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且为深化两党党际交往提出相关对策。目前,两党在党际交往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挑战。如“统一俄罗斯”党非执政党具有不稳定性,中国威胁论的干扰不利于两党的互信发展,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仍存在许多问题。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应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继续举办好机制化交往活动,不断增强双边的战略互信,落实好交流成果,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向好发展。

孔婉婉^[3]（2020）在《当代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唯一继承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的社会动荡,经济下滑。普京上台后进行垂直权力体系改革,使俄罗斯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实现了社会稳定。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从独立之初的混乱逐渐走上稳定,这是俄罗斯需要中央相对集权的有力表现。俄罗斯仅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990多年都是实行集权的政治体制。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联邦都是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维持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宪法——1993年宪法,是一部实行超级总统制的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普京的行政改革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建立了强总统,强政府的俄罗斯政治。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俄罗斯都在呼唤着强有力的政府,需要一个“沙皇”般的好父亲人物来领导俄罗斯,这使俄罗斯的社会面临着卡里斯马领导人的现象,一旦领导人软弱,政治发展便会停滞,出现社会混乱的局面。俄罗斯也有分权的思想,其中的地方自治制度是最重要的表现。地方自治防止了中央过度集权。中国的改革可以借鉴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制度。第一部分叙述了沙俄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苏俄时期、苏联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对于沙俄时期,首先论述沙俄彼得一世时期到尼古拉二世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机构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其次,论述沙俄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对于苏俄时期,主要叙述苏俄执政时期列宁以及1922年苏联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关系的具体设定。对于苏联时期,主要叙述苏联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整体上来说苏联时期中央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地方的行政自主性很小。第二部分叙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叶利钦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使苏联解体,叶利钦成为独立后的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叶利钦时期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提出争取主权、经济、独立等要求。中央与地方作为联邦政治主体签订的《联邦条约》和1993年宪法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做出规范,承认了联邦主体的多元化政治权限。叶利钦在与中央和地方势力做斗争时,充分利用作为总统的强大政治权力,解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职务,但是最终还是于1996年实行了地方行政长官由地方直选的制度。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普京对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和重塑。首先,为了彻底改变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中央权威缺失,社会混乱的局面,普京采取措施重新建立了自上到下的垂直权力体系。其次论述了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俄罗斯的地方承担事权过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保障地方工作的实施。最后叙述了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制度,俄罗斯在州以下实行地方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不再隶属于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和行政体系,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充分保障了地方的政治独立性。第四部分是对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评析。一,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所以会出现集权的趋势是与历史上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和帝国思想分不开的。结合俄罗斯的现实国情来看俄罗斯也应该保持中央一定程度的集权,俄罗斯所进行的改革是基本符合国情的。二,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还存在着问题。俄罗斯容易在过度分权后走上过度集权,不利于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地方自治在实施中面临着地方领导人的抵抗和公民参与意识不强的困扰。中国可以借鉴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制度。

贾龙阳^[4]（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认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申达宏^[5]（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于水镜^[6]（2019）在《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联解体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如今已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外交政策不断调整,对国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俄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构想》）是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它全面地介绍了俄罗斯领导人对世界发展的观点及其对外政策主张,集中阐述了俄外交活动的主要原则和优先方向。迄今为止,俄罗斯共出台过五个版本的《构想》,分别是在1993年、2000年、2008年、2013年和2016年。本论文的研究以时间为线索,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算起,到2018年5月6日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结束止。论文以五个版本的《构想》文本为基础,围绕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从文本的变化及特点入手,同时结合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某些重大俄国内、国际事件,展开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发展的探索。本文由序言、四章和结论组成。序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结构。第一章以1993年版《构想》为基础分析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俄外交经历了一开始的“一边倒”的亲西方阶段、温和保守主义阶段以及后来的全方位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如何在虚弱的国力基础上维持国际地位,为国家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但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困难又使得俄外交实践常常力不从心。1993年4月出台的首版《构想》,明确了俄罗斯对本国世界大国的定位,强调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对独联体、亚太国家开始予以关注。但是,包括叶利钦在内的主要外交决策者并没有放弃对西方的幻想,《构想》也带有明显的亲西方色彩。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俄外长后,俄罗斯对外政策进入全方位外交阶段。在“多极化”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外交更加多样化,对于地区及国际事务态度更加积极且具有独立性,与西方出现的分歧逐渐增多。总体来看,本阶段俄罗斯外交受限于国家实力的衰弱,《构想》中提出的诸多目标未能得以实现。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版《构想》的研究,探索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俄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普京执政的八年,是俄罗斯全面发展、走向复兴的八年。稳定国内局势,发展民族经济、恢复综合国力是俄罗斯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2000年出台的《构想》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原则,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优先方向。《构想》中继承了叶利钦时期对国家的基本定位——积极谋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积极倡导构建世界新秩序,加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并且开始注重本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本阶段俄罗斯外交以平衡性为主要特点,具有灵活、务实的风格。第三章则是结合2008年版《构想》,分析“梅普组合”时期俄外交政策。本阶段,俄罗斯外交政策强势特征凸显,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上台后颁布的2008年版《构想》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一方面,俄罗斯在经历连续、快速发展的几年后,国家实力增强,大国自信日益彰显;另一方面,俄罗斯已经不再满足于影响国际政治,而是进一步谋求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本阶段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因此不论与西方国家斗争还是合作,出发点都是为本国经济的振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构想》中就已经强调俄不会使自己“陷入消耗性的对抗中,不会破坏经济和内部发展去进行新的军备竞赛。第四章重点研究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也就是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内的俄外交政策,本阶段共出台了两版《构想》,分别是在2013年和2016年。就在2013年版《构想》出台仅一年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幅度滑坡,双方开始长期的制裁战。受此影响,俄罗斯在2016年11月30日出台新版《构想》,调整外交政策。在《构想》中,俄罗斯对国家目标的定位进行了调整,国家目标有所收缩。俄不再强调国家竞争力,转而更加注重世界秩序的公平性,并对恐怖主义问题关注度提高。对于西方,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合作的意愿,同时,俄更加注重发展东方外交,包括对同中国的合作表现得也更加积极,首次在《构想》中将中俄关系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论述。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通过对俄罗斯近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嬗变进行研究,可以看到其对外政策的强势特征日益凸显,对欧洲文明的认同日趋清晰,逐渐加强了文化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把握俄外交政策的发展脉络:以谋求大国地位为主线,以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人文空间”为重要战略目标,以稳定性和延续性为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俄罗斯的发展之路也对我们起到借鉴意义,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互惠共赢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与内政的稳定是外交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毕松^[7]（2019）在《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俄罗斯党（Всер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可以简称为“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俄罗斯相对“年轻”的政党。统俄党是在时任总统普京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也是当今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政权党”,并长期保持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获胜并以1993年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一直是在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内发展演进。为了保持对全局的控制,执政当局一直尝试建立亲政府的政党以求控制立法权。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权党”这一富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概念于1993年出现,并于当年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就转化为政治实践。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权党”因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没有发挥其本身应该起到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几个“政权党”都是昙花一现,一直被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压制。普京接管克里姆林宫后延续了 1993年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在其复兴国家、稳定局势和凝聚人心的俄罗斯新国家治理构想中,“政权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帮手。在普京亲自授意下,由总统办公厅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新的“政权党”经过相对漫长和复杂的组建过程应运而生。为了应对1999年的国家杜马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克里姆林宫组建了“团结”联盟,经过多轮磋商和政治博弈,原本是“团结”联盟对手的“祖国”组织和“全俄罗斯”联盟同意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主的、多个派别的合并。合并后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监控之下,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组织建设、政策更新和选举获胜,逐渐从一个仅以选举为指向的竞选联盟发展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对于普京国家治理的实施、俄罗斯从混乱走上有序发展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千年俄罗斯政坛的第一大党,人们自然会问,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政党,它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怎样的特殊性?统俄党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统俄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统俄党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权党”这一政党现象几乎只存在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标签意义的特征。通过对统俄党这一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政权党”的研究,可以丰富已有的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规律,跳出西方政党理论的局限,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成长规律的有机统一对于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俄党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执政当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为普京国家治理的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普京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俄党的组织变动、理论更新、政策调整和政治实践直接反映普京执政当局对于俄罗斯内外局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的看法和举措。对统俄党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和执政当局的最新动向。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借鉴西方政党理论,并结合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来对统俄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分析。从发展史、组织建设、理论探索、政策主张、地位和作用以及近况前景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统俄党是什么样的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与组织建设有何特征?”“统俄党是一个举什么旗的组织,其思想和理论有何特点?”“统俄党要实现怎样的奋斗目标、完成怎样的明确任务、采取怎样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统俄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到哪里去?”这五个涉及统俄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从统俄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统俄党的成立不是产生于普京这一英雄人物的头脑之中的,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当局执政的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结果。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为统俄党的组建设置了根本制度,“政权党”在叶利钦时代的发展为统俄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经验,普京团队的执政规划加速了统俄党的组建。可以说,统俄党的出现有着充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这一新千年俄罗斯的“政权党”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主导组建而成,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执政当局为该党赢得在全国各级选举创造了有利的规则环境,给予其媒体、财政和行政等各类资源的支持。可以说,统俄党是和普京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于生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发展于普京国家治理的深化,完善于普京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统俄党的发展史就是俄罗斯新千年国家治理的缩影。第二,从统俄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不管是统俄党的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还是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亦是统俄党对党内思想观点差异和分歧的管控都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发展逻辑与当局控局需求的结合。统俄党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由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和代表性广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团结度和很强的战斗力。第三,从统俄党的意识形态探索来看,统俄党指导思想从最初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中派主义思想,经“主权民主”思想的过渡,发展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执政所坚持的俄罗斯新思想一直主导和决定着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说,统俄党是普京思想的组织载体。统俄党始终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并坚持对俄罗斯各主流思想的积极部分进行吸收。作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极强的“政权党”,统俄党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实用性和明确的针对性。第四,从统俄党的政策主张来看,该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协调性和侧重性,直面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突出体现对于总统和总理观点、方针和命令的绝对支持以及强调全党对协助执政当局完成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工作方向,深刻地体现了统俄党“政权党”的工具性、依附性和实用性的本质。第五,从统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来看,不管是组织状况和还是选举战绩,统俄党都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它只是“政权党”和“普京党”,不是执政党和多数人的党,其地位的获得与当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统俄党主要作用是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协助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国家-社会局势。也正是由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密,统俄党出现了党内关系复杂、缺乏自主性和自身形象不佳等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俄党在新普京时代的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该党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全面更新和保持全国领导地位的任务,着眼于为后普京时代谋划布局。在短期、中期和远期,统俄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未来会因自身能否满足俄罗斯内外局势和领导人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以上五个基本观点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五大问题的回答,在对上述观点分析和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俄党因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普京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渐渐从纯粹的选举联盟发展为有一定思想内涵、完备组织结构和系统政策体系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伴随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后普京时代的到来,统俄党将面临深刻的政党现代化挑战和“政权党”机制不能适应俄罗斯政治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困境,统俄党适应性变革任务艰巨。就其性质和特征来看,统俄党是“政权党”,它就有强依附性和低自主性、强工具性和低本体性、强实用性和低价值性等特征,更多的是充当当局治国理政的工具,而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

梁树志^[8]（2019）在《普京联邦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某种程度上讲,联邦制是在复杂因素和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精妙的制度设计和安排。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6种不同结构类型但法律意义上地位完全平等的89个联邦主体构成。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些联邦主体在地理面积、资源分配、人口数量、民族构成以及语言使用、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也在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因素综合叠加在一起,使得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与世界其他联邦制国家不同的特征——复杂性、差异性、不均衡性。正如威廉·斯米尔诺夫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的联邦制非常明显的凸显出国家政治制度的矛盾性。俄罗斯联邦——联邦主体数量之繁多、各主体权力地位之多样、级差之偌大、民族（遵循民族国家原则）与地域（按照行政区域原则）之怪异的结合,都是史无前例的。”就此而论,如何最大限度整合区域差异的多样性以实现联邦权力的统一性,无疑成为俄罗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关键所在。在叶利钦时代,针对联邦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地方势力日益膨胀、联邦主体分离主义对联邦统一构成严重威胁的境况,选择了宪法与条约相共生的混合型联邦制的解决方案,寄期能对联邦中央和各主体之间的紊乱关系予以积极调适,却始终未能处理好多样与统一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央权力软弱、地方政府势大,合理分权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分立主义也普遍存在;民族独立意识日益增强的联邦自治主体要求分裂的势头久遏难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基于历史教训和出于现实发展的需要,普京执政以来,便在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权限控制的基础上重建了国家垂直权力体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全面系统的联邦制改革方案。经过普京及其政治团队四个阶段联邦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在建立联邦中央对地方当局进行管控、确立地方权力机关组建方式、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等方面效果显着,整顿了日渐涣散的国家政权体系,实现了政府体制的一致性,完善了联邦制,巩固了国家统一。目前,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安无事、并力而行的状态,各地方行政长官的权限职责也已经趋于稳定——接受了角色的设定和职能的划分。但与此同时,普京这种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带来了某种制度上的矫枉过正,使国家垂直权力体系面临着一些列现实的矛盾,即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共管的权力分配?如何在“联邦主体权力平等”的基础上满足不同民族地区的特殊发展需要?如何在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后防止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分立主义?等等。故而,从总体看来,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尚不健全,也不成熟,仍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我们需要整体性地把握,客观地加以评判。毕竟,就长期而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分与平衡将是一个持久的动态博弈过程。尽管普京的联邦制改革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对联邦体制的积极改革证明了建立在内部政治变迁基础上的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的重大变化,证明了地方利益的存在和它们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强化中央权威与突出政府作用的系列举措,对于维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重建经济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相应的,也带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经验启示。今后,能否在联邦中央权力体系中建立有效与地方政治领导和机构进行协商并将他们的意见纳入具体的国家政治决策与执行机制、在地方层次上建立能够考虑联邦主体之间利益协调和行动磋商的机制,是俄罗斯国家政治体系完善和发展的重要议题。

崔珩^[9]（2019）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俄罗斯远东开发：路径、潜能与挑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被俄罗斯视为未来国家复兴的新动力。苏联和俄罗斯政府曾经先后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多次实施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开发,但是,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历史轨迹表明,在远东西伯利亚这样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极大、外部环境十分复杂的地区实施开发,首先需要一个具有强大而有效果国家能力的联邦政府。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普京总统只有有效实施对国家政治经济空间整合,俄罗斯才能切实推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另一方面,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决策是俄罗斯对国际体系变迁理性认知、把握机遇的结果。显然,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受到外部环境的全面影响,而远东西伯利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秩序重构的重要机遇之一。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是俄罗斯远东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参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有利于推动中俄开始务实合作,满足国内对远东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消费产品的需求,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国际进程的互动,将为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提供怎样的历史条件;而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本身,又将如何影响未来俄罗斯政治经济及其周边环境的演进。回顾历史,以往多次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远东开发有着明显的路径轨迹:只有当国家动员能力与需求跟特定的外部环境互相结合,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才能有所推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或者半途而废。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理位置优越、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但是,发展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空间依赖于构建一整套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部环境。普京推动的新一轮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把国家的构建和对外部环境的运用提高到新的高度。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推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深刻作用于这一进程,而且,面对着艰难的体制改革、人口流失、软环境不佳的挑战,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一个逐渐积累、相当长期的过程。总体上说,本文肯定本轮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初步成效,同时认为,未来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的深入推进,有赖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与外部环境的有效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本文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论,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与转型中地区开发与合作领域的应用,重点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国际冲突与大国合作关系、资源禀赋国家的作用与地位、国际冲突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国内政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探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路径,通过分析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提出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依赖于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第三、四章分析普京时期俄罗斯对远东政治、经济空间的整合,在完成国内整合后,增强了效能的俄罗斯政府有能力实施新一轮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确保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第五章是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潜能及挑战的再思考与再评价,本文认为远东西伯利亚的发展潜能,在合适的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国际环境的作用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空间。第六章分析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环境,在本文构建起来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重点探讨俄罗斯“亚太再平衡”政策、俄朝关系、俄日关系等关键问题。第七章在总结中俄远东开发合作实践基础上,提出未来中俄合作的空间和适合的方式。

聂圣平^[10]（2018）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肇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新自由主义的各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诚然,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潮是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许多人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在其他方面的理论主张。但是,众所周知,政治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谈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时,学界必须既要看到其经济理论,也要关注它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在政府方面的理论主张。因此,以政府观为视角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政府观也相应地出现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嬗变,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守夜人”型政府观、现代自由主义时期的“全面干预”型政府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新守夜人”型政府观。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小政府、大社会”。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弱化政府,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主要负责保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市场和社会。市场的运转依靠的是自发的自由竞争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则依赖的是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来维持。新自由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诺齐克和哈耶克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观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以论证其科学性。诺齐克采取的是政治哲学的视角,而哈耶克则采用的是经济哲学的维度。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正因为其具有的一些科学性而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受到了追捧,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理论界表现为,一大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大加赞赏和大力推崇,学界一度形成“洛阳纸贵”的怪相。在实践领域则表现在,以撒切尔和里根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也因其局限性而不得不面对一些理论的责难和现实的困境。理论的责难主要体现为,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采取的针锋相对式的批判性重构。除此之外,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佩迪特提出“无支配自由”尝试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无干涉自由”,而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倡导的“权利正义观”本身就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新自由主义政府观面临的现实困境则主要体现在,以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为指导的各国实践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瓶颈甚至是重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主张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依据之一,市场秩序长期依靠的是自发的自由竞争来维系,政府远离市场,疏于对市场监管,导致金融市场混乱并最终走向崩溃。依据之二,政府长期被弱化,职能有限,无法应对风险社会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代表,而政府因自身能力有限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显得慌乱和乏力,从而使得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依据之三,政府不能干涉社会,社会秩序长期依赖公民社会组织来维持。但是,西方公民社会尚未发达到可以让社会离开政府保障的程度,很多社会问题是公民社会无法自行解决的,如社会失业问题、公民购买力的下降以及偿还能力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加剧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可见,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是一种科学性与局限性并存的政府理论,学界应该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它,并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政府体制改革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大局。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及其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国际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回暖而走向终结,世界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高峰已过,但其后续影响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即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中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变化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出了诸多挑战。此外,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回升。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上曾经与中国有着深刻的渊源,再加上俄罗斯的改革就曾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因此,俄罗斯影响力的回升对我国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关系到一国的文化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大局。可见,正确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的挑战显得尤为必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政治安全建设尤其是具体的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一条正确的路径:“大政府”是可能的,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大”体现在政府的能力上而不是权力上。同时,通过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政治安全建设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阵地。

二、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前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党际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普京联邦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俄罗斯远东开发：路径、潜能与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10）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前景（论文参考文献）

• [1]文明与俄罗斯国家治理和发展路径选择[J]. 高立伟. 国际研究参考, 2020(08)
• [2]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党际交往研究[D]. 陈佳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当代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D]. 孔婉婉.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5]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6]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D]. 于水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7]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D]. 毕松. 山东大学, 2019(08)
• [8]普京联邦制改革研究[D]. 梁树志. 云南大学, 2019(03)
• [9]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俄罗斯远东开发：路径、潜能与挑战[D]. 崔珩.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4)
• [10]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D]. 聂圣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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