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关注心理健康

一、关注春节期间的心理健康（论文文献综述）

王嘉欣^[1]（2021）在《央视春晚公益广告文本研究》文中提出央视春晚公益广告自2013年开始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凭借春晚舞台权威性强、受众面广的特点,并结合春节的节日氛围,在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家国情怀、展示中国名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13年至2020年的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电影符号学和广告符号学为理论依据,运用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中常见的符号及文化内涵,运用电影符号学分析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语言符号和人物身份如何参与央视春晚公益广告文本的表意过程,并运用广告符号学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文本的创意表现如何更好的发挥广告的说服作用,总结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和看法。在视觉符号中,节日符号象征着民俗文化,不仅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也渲染了春节热闹的节日氛围;地域符号则彰显地方特色,引起观众共鸣;科技符号反映时代特征,记录生活变化;色彩符号展示中国特色文化内涵。在听觉符号中,音乐配合广告主题,暗示人物心理变化,声响诉诸解释项参与构建表意,人声传递直接信息,揭示情绪变化。在语言符号中,话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文字升华广告主题。在身份构建中,个体身份实现了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集体身份召唤集体记忆构建家国情怀,他者身份则通过划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强化内部统一性,实现跨文化交流与认同。在创意表现中,央视春晚公益广告通过鲜明的叙事特点、真实的情感诉求和多元的表现手法引起观众的注意,并通过显性伴随文本和生成伴随文本帮助观众理解影片中构建的意义。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在特色文化展示、广告情感传递、年份特征标记、观众参与度四方面存在不足,并提出细化特色文化、丰富多元情感元素、突出年份特征、引导观众互动的建议。通过对央视春晚公益广告的文本分析,笔者希望未来央视春晚公益广告能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以更好地发挥公益广告的宣传作用,弘扬主旋律,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周芳^[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徐戈,袁韵,贾建民^[4]（2021）在《新冠疫情下“就地过年”幸福感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基于4200份全国性问卷调查,对"就地过年"和"异地探亲过年"两组人群的春节幸福感、疫情感知风险及应对行为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影响春节幸福感的各种因素和机制。调查结果显示:"就地过年"人群的春节幸福感要显着低于"异地探亲过年"人群,但两者的分值相差不大,都介于比较开心与开心之间。与"异地过年"人群相比,"就地过年"人群存在更多的疫情应对行为、更少的户外活动和春节聚会。路径模型分析显示,影响春节幸福感最大的负面因素是感知压力,而且疫情感知风险也是通过增加感知压力这一中介变量来减少春节幸福感。"就地过年"作为调节变量,会强化感知压力对春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增加春节期间亲朋好友的聚会、增加疫情防护行为及户外活动都能对春节幸福感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与"异地探亲过年"的人群相比,"就地过年"的人群减少了春节与亲朋好友聚会的机会,从而影响了春节幸福感;另外,他们有更多的疫情防护行为,而且更少依赖疫情感知风险对防护行为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疫情防护行为不但对春节幸福感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还能通过减少感知压力来间接提升幸福感。最后,本文还基于同时参加过2020年和2021年春节调查的908份问卷,证实了2021年春节的幸福感比2020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分析显示,对于2020年"异地过年"的群组,如果他们在2021年选择"就地过年",其春节幸福感就会显着低于"异地过年"人群;而在2020年"就地过年"的群组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一差异。

张劲松^[5]（2021）在《回归的农村大喇叭 ——一座皖西村落2020庚子年的传播记述》文中提出2020庚子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神州大地肆虐,广大的农村地区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疫情到来的危机,大喇叭首次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话题。农村大喇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出色的信息传播内容和独特的话语传播方式,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受到人们的关注。农村大喇叭的回归也给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带来了诸多影响和思考。村民作为大喇叭的直接受众,在大喇叭传播回归的过程中,其态度及行为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大喇叭传播的内容,如何获得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大喇叭能否成为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利器?庚子年大喇叭的回归,其推动力又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笔者深入村民与村主任生活和工作的村庄环境中。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通过调查和分析大喇叭的传播内容,并且与村民亲切的采访和聊天,逐渐将这些问题的答案描述出来。本文主要记述了大喇叭在一座皖西村落的演进历程,同时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到来时快速部署疫情和汛情防控工作。通过村主任巧妙的话语传播方式,使得农村大喇叭传播的内容获得了村民的认可与支持,也发挥了大喇叭与村民交流连接过程中的传播影响力。研究发现,庚子年大喇叭在乡村社会一系列的传播表现,为基层社会村规民约的缔造、村民情绪的安抚、村民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以及构建基层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传播和指导意义。农村大喇叭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能够在声音的传递中服务于村民核心的利益关切。

木粲成^[6]（2020）在《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时间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倚赖的基本观念之一。人类的实践既建构着时间,也展开于时间中,受时间形塑。时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时计与时间性。时计是人类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中习得或创造而成的各式各样用于标定过去、现在、未来的手段。时间性则是由回忆、感知、预期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时计既展开于时间性中也影响人们的时间性,时间性既化育时计也受时计牵动。时计与时间性统一于时间实践。时间实践与社会文化互构。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时间实践会所有不同,同一社会文化群体内部的时间实践也会因社会身份与实践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是一项以时间为中心论题,以聚居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中上游两岸的苗族方南支系为考察对象的民族志。通过考察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计类型,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实践方式,不同社会场景的时间特点,以及不同社会角色在不同场景之中时间交叠、时间冲突、时间协调的具体过程,本文既从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来理解时间,也以时间为核心论题来呈现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文依照如下框架展开。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脉络,明确随之形成的主要问题、概念、理论、方法,确认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探究多样场景中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牵涉的多样时计、时间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强调,本文涉及的时计主要是方南苗族在生活中频繁使用且与其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具有密切关联的时间参照,并将对时间性的呈现锁定在方南苗族运用时计而展开的具体实践之中。第二章,从生态人文区位、生计方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信仰观念等层面勾勒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概况,强调方南苗族的核心社会理想是在祖先、神灵护佑下,维系家户、宗族、村落团结,建设跨家户、跨宗族、跨村落交换,实现并延续物与人的丰产。第三章,概要呈现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间起源论,主要时计类型,各类时计的内容、来历、功能、意义,不同时计掌握程度与运用状况的社会差别,多样时计划分的各级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彰显方南苗族的时计愈发数值化、便携化的代际趋势。接下来,以多个民族志个案剖析嵌合着时计与时间性的时间实践过程,讨论方南苗族时间实践的社会差别与场景特征,呼应方南苗族社会文化图景与多样时计概貌。第四章讨论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呈现由基本社会分工带来的老年男性、中青年男性、妇女、儿童的时间实践之别及其交叠、冲突、协调,其中可见中青年男性的市场经济时间如何强势于老年男性的务农时间,在校儿童的国民教育时间如何强势于妇女的家务时间,体现出生计时间的可变性。第五章讨论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一类为仪礼时间,以一个葬礼为例,呈现仪礼时间的突发阈限性与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另一类为节庆时间,以三个节庆为例,呈现方南苗族节庆的时间特点,突出本地节庆时间的固定阈限性与集体惯习的时间效力;两类时间共同体现仪式化时间的固定性。第六章,以龙舟节这一既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又具备高度仪式化特征的大型区域性丰产节庆为个案,呈现方南苗族的生计时间、仪式化时间,家户时间、村落时间,以及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通过一系列协调混溶到趋于一致的区域时间之中的具体过程,其中不仅分析了龙舟节时间之区域性、周期性与复杂性的由来,也呈现了村民集体议定的出龙之时的强制力,村领导的时间纪律监督权威,以及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并强调,这种足以将多样时间实践混溶为一的根本动因,乃是方南苗族希望在祖先与神灵的护佑下,维系秩序稳定,延续两种丰产的社会文化理想。

刘晓春^[7]（2020）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春节习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春节习俗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集体创造的,它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智慧,而且在千百年来不断丰富和发展。春节习俗中蕴含着人们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理想与追求,融汇了中国人民最美好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春节习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直接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现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来源。因此,对春节习俗的功能、变迁等问题进行研究,解读春节习俗变迁的原因,挖掘传承春节习俗的文化价值,进而探索春节习俗在现代转型期社会中的传承路径,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研究春节习俗,探索传承的新路径,首先,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节习俗传承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学界的研究动态及成果,阐述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其次,文章在对春节起源、传统及新兴的春节习俗、春节习俗的功能特点等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春节习俗在新时代的重要功能,挖掘春节习俗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再次,文章对春节习俗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现代化进程中春节习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总结分析近代以来春节习俗变迁的原因。最后,结合新时代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讨春节习俗传承与增强文化自信的关系,进而探寻传承春节习俗的新途径。总之,文章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研究春节习俗,以春节习俗为研究对象,以春节习俗的变迁为切入点,分析归纳春节习俗变迁与增强文化自信的关系,由点及面,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探索出对春节习俗多方面的继承与发扬途径,寻求增强文化自信的突破点。

袁博^[8]（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王慧敏^[9]（2020）在《《中国日报》关于我国传统节日报道的情感传播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凝聚的一块瑰宝,彰显中华民族特色,也是群众认知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平台。情感传播则为传统节日报道实现良好传播效果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希望通过研究近十年《中国日报》中国传统节日的相关报道,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中国日报》在中国传统节日报道中如何实现情感传播?情感传播在中国传统节日报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传统节日报道的情感传播中存在哪些问题?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探究传统节日报道中的情感传播。《中国日报》在对我国传统节日进行报道时,充分利用传统节日中的情感元素,通过对节日内涵、仪式以及当代发展等三方面内容进行情感构建实现情感传播,唤醒人们参与传统节日和接受传统文化的情感心理,促进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在作用方面,情感传播的运用强化了阖家团圆、家国情怀、向往爱情以及尊老爱老等符合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四种情感,维护了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并且塑造出“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举国上下传承传统文化、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人文形象。但由于情感传播近些年才兴起,所以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节日情感类型把握片面和情感表达形式单一等问题,之后《中国日报》应该准确全面把握节日情感类型,丰富情感表达形式,将情感传播更好地运用到文化传播中,使中华文化得到更好、更充分的传播。

陈昱步^[10]（2020）在《年节民俗中的网络吉祥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当今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图像替代文字作为信息交流主体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年节时期,通过发送吉祥图像来表达自身祈愿、相互祝颂、阅众共享也成为了社会交往的一种“时尚”与“流行”。显而易见,年节民俗中的网络吉祥图像即有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有新时代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又未竟研究的课题。本文利用文献研究、图像学分析和网络田野考察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依据符号学、图像学和民俗学、艺术学的相关理论对网络吉祥图像展开审视和思考,对其图像的发展背景与态势,以及语言风格、内涵特征等方面进行识别和分析,从而揭示当代网络吉祥图像的形成动因,以及符号形态与文化观念的嬗变。论文首先梳理了网络吉祥图像演变的基础,从民俗和吉祥符号的传统到今天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网络图像的兴盛,铺垫出网络吉祥图像发展的背景。同时从大数据和微信群个案的考察中梳理吉祥图像运用的状态和类别样式;其次,重点探究了年节民俗中网络吉祥图像的形式特征。从图像的数字化构成、传统符号的延续重构以及新生符号的介入融合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将新门神、新剪纸、新飞帖作为深入研究的个案,归纳和分析了网络吉祥图像典型的形式语言特征;在第三部分,探究了网络吉祥图像的内涵表达问题。包括图像中体现出的娱乐精神、审美诉求、艺术观念以及图像的附件化关系,提炼出网络吉祥图像的新思想、新内涵;第四部分,探讨网络吉祥图像的意义生成,分别从正向价值和存在问题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本文认为,网络吉祥图像是当代科技和文化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符号与时俱进的表征。网络吉祥图像从传统的吉祥文化的符号特征、礼仪范式、祈福心理以及艺术美的追求中继往开来,实现了一系列的自我重构,具有了新的形式、新的寓意和新的文化特征,拥有了强大的公共性和广阔的覆盖性,成就了时代精神的新篇章。

二、关注春节期间的心理健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注春节期间的心理健康（论文提纲范文）

（1）央视春晚公益广告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冠疫情下“就地过年”幸福感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回归的农村大喇叭 ——一座皖西村落2020庚子年的传播记述（论文提纲范文）

（6）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春节习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日报》关于我国传统节日报道的情感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年节民俗中的网络吉祥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注春节期间的心理健康（论文参考文献）

• [1]央视春晚公益广告文本研究[D]. 王嘉欣. 兰州大学, 2021(12)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新冠疫情下“就地过年”幸福感的调查研究[J]. 徐戈,袁韵,贾建民. 南开管理评论, 2021(02)
• [5]回归的农村大喇叭 ——一座皖西村落2020庚子年的传播记述[D]. 张劲松. 兰州大学, 2021(02)
• [6]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D]. 木粲成.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春节习俗研究[D]. 刘晓春. 齐鲁工业大学, 2020(02)
• [8]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9]《中国日报》关于我国传统节日报道的情感传播研究[D]. 王慧敏.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10]年节民俗中的网络吉祥图像研究[D]. 陈昱步. 西南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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