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分地区主要指标（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包许航[2]（2021）在《基于开发性金融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认为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撑,以贯彻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为目标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的兴起始于二战后,兼具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优势,为战后各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矛盾及新老问题凸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现阶段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产业结构是指产业内部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其高度化、合理化水平是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发展模式转轨的重要表征。如何利用金融体系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针对商业性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研究,但就开发性金融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仍较缺乏,因此,论文就开发性金融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有研究表明,虽然金融市场能够通过缓解企业投资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也存在制约,如商业性金融机构在选择资金配置方式和投资领域时,偏好于以短期性借款的形式将资金配置到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好、收益率更高的产业部门,对基础设施、落后地区以及低收益率的传统产业等领域投入积极性不足。如何缓解金融市场中出现的信贷配给和市场失灵等问题,成为当前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具有国家信用、体现政府意志的金融形式,对于项目收益率和还款周期等要求都相对较低,且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领域中,对商业性金融都起到了显着的支撑和补充作用。论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广泛收集了中国开发性金融与产业结构的数据并进行实地调研,在介绍国外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与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开发性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探索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和路径,并运用2012—2018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开发性金融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论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资本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信用催化机制、风险管理机制等来缓解信贷配给和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要素禀赋约束非束紧、外部融资约束束紧的情况下,一国可以通过增加开发性金融投入来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城镇化建设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种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开发性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具有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超前性的特征,开发性金融有助于为城镇化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有助于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提高创新产出效率以及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完善。第三,开发性金融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开发性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中国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城镇化和发挥创新效应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论文的主要创新有:第一,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现有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多从商业性金融的视角出发,而对开发性金融作用的专门研究偏少。论文对比分析了商业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出了商业性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突破了以往仅从商业性金融视角研究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现有的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论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开发性金融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和高新技术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三,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往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多以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或者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来测度,论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不仅考虑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质和量两方面）,还考虑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完善了现有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
万宁娜[3]（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认为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周平录[4]（2020）在《财政分权、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文中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持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不断得到提升。我国的高速增长离不开资本规模的积累与劳动力的密集投入。但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逐渐转换为更加依靠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的集约型增长模式。如何获取先进技术转向集约型增长,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依赖国际资本的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先进技术的空间已缩窄,自主创新需求日益迫切。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需要明确影响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财政分权改革无疑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到创新活动。财政分权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力,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其辖区的经济绩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发挥好财政分权的制度优势,以促进更加依靠自主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财政分权能否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辖区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以及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地方政府运用何种手段扶持区域创新活动进而取得良好的创新绩效,就成为值得探讨的研究主题。基于此,本研究依据财政分权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对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考察,主要围绕以下逻辑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由于区域创新绩效在概念界定、测量指标、研究范围等方面的不一致,本研究通过构建区域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厘清了不同概念间的关系以及考察了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变化。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现状。具体地,根据“量—质”关系及规律,将区域创新绩效划分为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两种类型。其中,广延边际是从创新“数量”角度对区域创新绩效所作的界定,包括追求知识积累的科研创新绩效与体现创新商业化程度的产品创新绩效,反映创新的规模存量;集约边际是从创新“质量”角度对区域创新绩效所作的界定,包括科研创新与产品创新互动的耦合创新绩效以及衡量投入产出比的区域创新效率,均能有效体现创新的边际增量提升。基于此概念模型,本研究对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取得了良好的广延边际创新绩效,呈指数型增长趋势,整体处于较高水平;集约边际创新绩效存在异质性,部分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其中,耦合创新绩效整体处于优质耦合以下,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区域科研创新效率较高,而产品创新效率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研究将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视为一种对区域创新而言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和组织可利用的资源,检验了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分权或支出分权对广延边际科研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的关系不具有约束作用,即不支持“以收定支”假说;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区域科研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减弱,而其对区域产品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财政分权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的提升。再次,考虑到科研创新与产品创新互动耦合会产生区域创新绩效的边际增量。因此,本研究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各省区的财政分权、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平均影响、异质性影响以及政府研发补贴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或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但对于产学研互动水平不同地区,财政分权或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均存在异质性。与产学研高度互动地区相比,财政分权对创新耦合度低的地区影响更大;而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互动程度的“最优区间”,即仅对产学研互动处于中等程度地区的影响显着为正。同时,政府研发补贴在财政分权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两者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阶段差异。最后,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区域创新边际增量的产生。因此,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横向税收竞争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我国现有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过犹不及”效应;财政分权对横向税收竞争具有U型的曲线影响;横向税收竞争对区域科研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区域产品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横向税收竞争在财政分权与区域科研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而其在财政分权与区域产品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遮掩效应。分地区看,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着;其对中部地区的科研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而其对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考虑到我国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处于换届周期年份,横向税收竞争对区域科研创新效率抑制作用更强。本研究论证了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补贴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将区域创新绩效划分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两种类型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重新认识了财政分权所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区域创新活动中的重要资源价值,通过对公共部门创新行为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边界;（2）构建区域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有利于深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认识,也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3）财政分权既有正向作用,又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区域创新中财政分权作用的全面考察,有利于探索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优的财政分权模式,以及明确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从而对财政分权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有益的补充。
贺少军[5]（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侯睿婕[6]（2020）在《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政策制定需要统计支撑,另一方面,我国R&D投入产出率和经济转化率过低,创新引领发展路径不明,这两大问题对科学测算以R&D为代表的知识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R&D资产属性日益凸显,SNA-2008建议对R&D进行资本化处理,多个发达国家据此改革本国的R&D核算方法,为我国开展R&D资本化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在SNA-2008框架下探讨适合我国的R&D资本化核算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并分析其经济效应成为必然之举,亦具有深远意义。为刻画中国R&D全貌,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首先,利用辅助指标和统计检验补全R&D支出及其构成并调整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其次,采用总成本法和完全资本化模式进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再次,详细讨论R&D投资价格指数、R&D资产折旧率、初始R&D资本存量等参数的设定方法并采用BEA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不同核算规则将企业、非企业部门的R&D计入GDP;最后,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R&D资本产出弹性并对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检验。R&D资本化核算引起GDP上调,但各省份上调的幅度不一,可能导致排名变化。此外,R&D资本化核算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进行R&D资本化,R&D的产出弹性会被低估,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出现较大误差,反之则可以提高生产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准确地测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地区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全国R&D资本存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各省份R&D资本存量基本呈增长趋势但地区差距显着,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且有扩大趋势;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全国科学研究资本存量约占试验发展资本存量的1/4,各省份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呈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8-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9,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年来在0.15-0.16之间;除中部外的其他地区均呈规模报酬递增,东部、中部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西部、东北R&D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开始显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2009-2017年期间,R&D资本产出弹性为0.27,其中,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4、0.23。总体而言,我国R&D资本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且空间关联日益显着,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地区间R&D资本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和试验发展的R&D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因此,R&D资源不断流向经济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和获益速度快的试验发展,导致地区创新能力、R&D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行业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明显优势且对传统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尚显不足;传统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成为R&D资本存量新的增长点。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0-201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8-0.09,呈倒U型变化;高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R&D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38-0.40,呈陡峭的倒U型变化;低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3-0.10,但未能产生持续显着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不断累积,对行业发展产生显着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不高,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高技术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其发展依靠R&D资本驱动,同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其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低技术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虽然不断加大R&D投入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只是短期的、并不持续,说明R&D成果在转化环节还存在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补充R&D资本化核算理论与方法,多层面核算R&D资本并测算效应,有效解决基础数据缺失不可比问题,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R&D统计分类指标、统一我国R&D统计核算口径、优化R&D结构及地区间配置、促进R&D成果的转移和吸收、鼓励高技术制造业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促进新技术与低技术制造业有效融合。
刘晔[7]（2019）在《要素地理集中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基于集群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成为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不少学者针对此问题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然而受限于空间分析技术,现有测度方法大多未能在微观企业层面界定产业集群及其地理边界,因而无法从全局视角对产业集群的动态演进开展系统性研究。随着空间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从企业地理选址出发阐释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过程成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而言,生产要素通过空间邻近,以达到对空间非自由流动的资源进行利用和配置的目的,从而获得地理邻近带来的集聚效应。基于此背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总体特征如何?企业家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是如何推动产业集群演进发展?生产要素地理集中是否影响集群企业生产绩效?为此,本文首先基于Belleflamme et al.（2000）将固定成本纳入理论模型框架,探讨生产要素地理集中降低固定要素投入成本,促使两地要素价格差异带来企业空间集聚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连续空间的地理测度方法,采用1998-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经济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通过拓展DO指数识别并界定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阐释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总体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主,且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与此同时,1998年以来产业集群的地理分布格局仍未发生全局性变化,究其原因,初期产业集群密度与地区集群经济活跃程度息息相关,即动态演进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接着,本文从企业家要素出发,以中国经济转型和民营企业发展为背景,通过工具变量法和滞后因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历史企业家供给对早期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先锋企业家依靠亲情和友情等社会关系培育和发展生产性社会网络,后继企业家通过模仿跟进的方式进入市场并孵化和培育出早期生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本地企业家要素越充足,越有利于形成规模强度和产出强度更高的产业集群。随后,本文从资本要素视角研究由于资本规模化效应增强形成的产业集群,通过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前期资本投入、扩大信贷规模,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产业集群一方面通过生产工序的拆解和细分促使本地资本集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少企业生产的前期投入;另一方面增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贷规模,减少企业日常资金运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信贷配置效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最后,本文基于土地要素视角,探讨产业集群借助开发区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寻找新的发展动能的作用机制。随着工业用地供应紧张的发展现状,集群空间密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面临着地租上升、劳动力工资上涨等生产成本上升的发展困境;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相对充足的土地供应和支持性政策,则呈现出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在此过程中,开发区的设立成为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克服土地约束,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关键政策动因。一方面,开发区的设立可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使得本地企业在开发区周围集聚的动力增强,继而优化土地利用率,降低土地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劣势,并孵化和培育出新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随着集群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集群又成为开发区的孵化器,即政府通过将本地分散的产业集群加以整合,以达到集约化生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目的。基于此,开发区设立也带来产业集群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显着提升。不可否认,产业集群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本文也发现限制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首先,尽管企业家要素在当地工业经济中有着关键性作用,但政府往往忽略当地企业家培育和支持性社会资本建设。与此同时,金融抑制的投资环境与不合理的工业园区规划,都可能成为阻碍产业集群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为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培育和加强企业家要素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培育企业家、放松金融管制以及合理规划工业园来孵化更多优质的产业集群。
郑威[8]（2019）在《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论文是关于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影响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越高,其对社会发展质量与效益的贡献率就越大。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则是实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缺少财政科技政策的有效激励,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就缺乏活力。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扩大创新规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模式仍然较为粗放,高投入、低产出的创新格局并未实现根本性改变,企业创新低效率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瓶颈。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研究如何科学界定政府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边界,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引导与激励作用,助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从而提高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在梳理公共财政理论、政策工具理论、激励理论及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清晰界定了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概念内涵,探索性研究了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效率的作用机理;将政府直接补贴、税收直接优惠与税收间接优惠统一纳入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和熵值法计算了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综合指数;将科技研发与经济转化纳入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整体测算体系,采用两阶段关联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系统效率）及其两阶段效率;基于此,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状况及问题,并利用20092016年中国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FE方法、D&K方法、工具变量法、系统GMM、门槛模型估计等计量方法,分别实证检验了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总体影响,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财政科技政策激励水平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水平在样本期内整体上均呈现出显着的增长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6年政府直接补贴、税收直接优惠及税收间接优惠均是逐年增长的,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水平在主要年份均大于1;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财政科技政策激励水平高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的激励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整体上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水平高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水平高于东部地区。第二,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促进了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提升,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及双门槛效应。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显着,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显着;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在财政科技政策激励水平的不同门槛值区间,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提升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规律。第三,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促进了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科技研发效率与经济转化效率）的提升,但该影响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性。行业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均证实,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科技研发效率,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转化效率。相比于经济转化效率,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科技研发效率的提升效应更强,说明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科技研发效率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的影响还存在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第四,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均促进了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提升,但其激励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行业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均证实,政府直接补贴、税收直接优惠与税收间接优惠均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对比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的激励效应发现,政府直接补贴的激励效应要强于税收直接优惠,税收间接优惠的激励效应相对最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也存在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促进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一是不断完善财政科技政策的组织实施:加强财政科技政策立法,强调政策的法制化与权威性;增强税收优惠的普适性,优化财政科技政策结构;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释放政策红利;加强政策后续监管,提高政策效应水平。二是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力度;满足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不同阶段的创新需求。三是大力激发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性:坚定确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调动企业创新主动性;增加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四是着力增强行业协调性与地区协调性:企业要实施差异化的创新驱动发展策略,着力增强行业协调性与地区协调性;财政科技政策激励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并兼顾行业协调性与地区协调性。
田光辉[9]（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吴信坤[10]（2019）在《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高水平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微观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然而,由于各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收益的复杂化,导致各个参与主体获益与否、收益高低均难以直接体现,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其经济影响上,许多已有研究均围绕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展开,鲜有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高低或收益份额直接测算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一国参与经贸合作的收益归根到底是该国的要素收益这一指导性理论,在对生产要素国民属性以及生产要素经济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要素合作结构出发,提出国际直接投资收益测算的理论框架,并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理论研究,生产要素的合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内涵,生产要素所有者最终分享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国际直接投资中生产要素的收益高低由其相对稀缺性所决定,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生产要素等级、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强、收益相对较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限制,本文基于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收录的4582356个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根据每家企业注册资本结构筛选出外商投资企业,选取其中390639个样本观测值构建微观企业数据集,对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使用各企业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政府提供的经济要素的收益,对外商投资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以上三类要素收益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从历史变迁的数据中能够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同时,本文基于当前所获得的数据和统计手段,尝试对国际直接投资中外要素收益进行了初略估算。本文基于测算得出的微观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的等级高低是影响收益的关键。随后,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引进外商投资中我国土地要素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并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高级生产要素获取高收益、低级生产要素获取低收益。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从生产要素收益角度来看,外商提供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其必然获取高收益,而我国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较而言获取低收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蒙受损失。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我国应从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完善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开展国际并购活动获取高级生产要素,以此增加我国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
二、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分地区主要指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分地区主要指标（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基于开发性金融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开发性金融内涵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内涵 |
| 2.1.3 信贷配给 |
| 2.1.4 市场失灵 |
| 2.1.5 金融约束论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2.2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
| 2.2.3 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2.4 开发性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
| 2.2.5 文献评述 |
| 3 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 |
| 3.1 国外开发性金融发展情况与经验 |
| 3.1.1 国外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 |
| 3.1.2 国外开发性金融机构概述 |
| 3.1.3 国外开发性金融经营模式与经验 |
| 3.2 中国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 |
| 3.2.1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最初阶段 |
| 3.2.2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发展阶段 |
| 3.2.3 中国开发性金融区域分布 |
| 3.3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特征与功能 |
| 3.3.1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特征 |
| 3.3.2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功能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特点与问题 |
| 4.1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产业结构重工业化 |
| 4.1.2 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 |
| 4.2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特点 |
| 4.2.1 二三产业占比稳步提升 |
| 4.2.2 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吸纳就业主力 |
| 4.2.3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 |
| 4.2.4 区域间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 |
| 4.3 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城乡二元特征明显 |
| 4.3.2 产业核心竞争力缺乏 |
| 4.3.3 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
| 4.3.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薄弱 |
| 4.4 本章小结 |
| 5 开发性金融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5.1 开发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补充效应分析 |
| 5.1.1 商业性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不足 |
| 5.1.2 开发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补充作用 |
| 5.2 开发性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
| 5.2.1 资本形成机制 |
| 5.2.2 资金导向机制 |
| 5.2.3 信用催化机制 |
| 5.2.4 风险管理机制 |
| 5.3 开发性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数理模型 |
| 5.3.1 要素禀赋约束束紧模型 |
| 5.3.2 外部融资约束束紧模型 |
| 5.4 本章小结 |
| 6 开发性金融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
| 6.1 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1.1 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
| 6.1.2 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案例——“云南模式” |
| 6.2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2.1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
| 6.2.2 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案例——“天津模式” |
| 6.3 开发性金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3.1 开发性金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
| 6.3.2 开发性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案例——“华为模式” |
| 6.4 本章小结 |
| 7 开发性金融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
| 7.1 指标选择 |
| 7.2 计量模型构建 |
| 7.3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检验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7.3.2 内生性问题 |
| 7.4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设施积累效应检验 |
| 7.5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城镇化效应检验 |
| 7.6 开发性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效应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 一、场理论 |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 一、城市雏形期 |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 三、城市恢复期 |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财政分权、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问题 |
| 1.2.1 总体思路 |
| 1.2.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资源基础理论 |
| 2.1.3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2 关键概念界定 |
| 2.2.1 财政分权的内涵 |
| 2.2.2 政府创新补贴的内涵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区域创新绩效的研究 |
| 2.3.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
| 2.3.3 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
| 2.3.4 财政分权与政府补贴关系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区域创新绩效概念模型及我国创新现状分析 |
| 3.1 区域创新绩效概念模型 |
| 3.2 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现状 |
| 3.2.1 全国层面创新现状 |
| 3.2.2 区域层面创新现状 |
| 3.3 集约边际创新绩效现状 |
| 3.3.1 耦合创新绩效的测算及分析 |
| 3.3.2 创新效率的测算及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创新绩效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区域创新绩效 |
| 4.1.2 收入分权的调节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科研创新绩效 |
| 4.3.2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产品创新绩效 |
| 4.3.3 收入分权的调节作用 |
| 4.3.4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创新强度的影响 |
| 4.4.2 内生性的讨论 |
| 4.4.3 考虑创新价值链因素 |
| 4.4.4 分地区比较 |
| 4.4.5 分阶段比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财政分权、政府研发补贴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财政分权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 |
| 5.1.2 政府研发补贴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 |
| 5.1.3 政府研发补贴的中介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实证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测量 |
| 5.2.3 数据来源 |
| 5.2.4 研究方法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财政分权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2 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3 中介作用检验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分地区比较 |
| 5.4.2 分阶段比较 |
| 5.4.3 替换财政分权指标 |
| 5.4.4 内生性检验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财政分权、横向税收竞争与区域创新效率 |
| 6.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 |
| 6.1.2 横向税收竞争的中介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测量 |
| 6.2.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研究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特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 8.1.1 美国 |
| 8.1.2 日本 |
| 8.1.3 德国 |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 参考文献 |
（6）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R&D资本化核算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R&D的定义及其资产属性 |
| 一、R&D的定义及分类 |
| 二、R&D的资产属性及相关概念 |
| 三、R&D易混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R&D资本化进程及核算内容 |
| 一、R&D资本化进程 |
| 二、R&D资本化核算研究现状 |
| 三、R&D资本化核算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估算R&D资本存量的方法与现状 |
| 一、R&D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分析 |
| 二、R&D资本化核算之前的存量估算 |
| 三、R&D资本化核算之后的存量估算 |
| 第四节 R&D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一、R&D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二、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宏观分析视角 |
| 三、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核算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NA框架下中国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 第一节 SNA中的资本核算理论 |
| 一、资本核算相关概念 |
| 二、资本存量核算框架 |
| 三、R&D资本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R&D资本存量估算思路 |
| 一、R&D支出及其构成 |
| 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 |
| 三、R&D资本存量估算模型 |
| 第三节 相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
| 一、R&D投资价格指数 |
| 二、R&D资产折旧率 |
| 三、初始R&D资本存量 |
| 第四节 我国科技统计现状及数据处理思路 |
| 一、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现有科技统计数据 |
| 三、R&D基础数据处理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省际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省际R&D支出构成的估算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
| 四、R&D资本存量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
| 第二节 我国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R&D资本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
| 二、我国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不同活动类型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省际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二、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制造业分行业R&D支出的估算与调整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及典型行业分析 |
| 第二节 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基础数据的准备与调整 |
| 二、制造业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典型行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技术领先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二、技术兴起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三、装备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要素地理集中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 |
| 2.1.1 产业集群形成的早期研究 |
| 2.1.2 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研究 |
| 2.1.3 产业集群形成的经验研究 |
| 2.1.4 产业集群形成的中国因素 |
| 2.2 地理集中的测度方法 |
| 2.2.1 离散空间的地理集中测度方法 |
| 2.2.2 连续空间的地理集中测度方法 |
| 2.3 产业集群演进与经济绩效 |
| 2.3.1 产业集群与企业演化 |
| 2.3.2 产业集群与生产效率 |
| 2.3.3 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 |
| 2.4 文献评述 |
| 3 生产要素与企业空间集聚的理论框架 |
| 3.1 两部门模型构建 |
| 3.1.1 基础模型设定 |
| 3.1.2 区位均衡分析 |
| 3.2 四部门模型构建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要素部门均衡分析 |
| 3.2.3 区位分布概率 |
| 3.3 理论命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识别 |
| 4.1 产业集群的识别方法 |
| 4.1.1 识别方法 |
| 4.1.2 地理集中的总体特征 |
| 4.2 产业集群的总体特征 |
| 4.2.1 空间特征 |
| 4.2.2 行业特征 |
| 4.2.3 所有制特征 |
| 4.2.4 动态特征 |
| 4.2.5 产业集群发展的趋势 |
| 4.3 本章小结 |
| 5 企业家要素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
| 5.1 现实基础 |
| 5.1.1 现实背景 |
| 5.1.2 企业家要素的孵化背景 |
| 5.1.3 企业家集聚与产业集群 |
| 5.1.4 内生性处理 |
| 5.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
| 5.2.1 企业家要素的构造 |
| 5.2.2 产业集群的构造 |
| 5.2.3 工具变量的构造 |
| 5.2.4 控制变量的构造 |
| 5.3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估计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基于滞后因变量法的实证检验 |
| 5.4.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4.2 实证估计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本要素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
| 6.1 现实基础 |
| 6.1.1 现实背景 |
| 6.1.2 资本回报的发展现状 |
| 6.1.3 资本集聚与产业集群 |
| 6.2 指标构建和描述性统计 |
| 6.2.1 指标构建 |
| 6.2.2 控制变量的构建 |
| 6.3 基准模型的实证估计 |
| 6.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 |
| 6.3.3 资本回报率异质性的实证估计 |
| 6.4 产业集群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 |
| 6.4.1 中间渠道变量的构建 |
| 6.4.2 产业集群的作用机制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土地要素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基于开发区视角 |
| 7.1 政策背景及现实特征 |
| 7.1.1 政策背景 |
| 7.1.2 指标构建及内生性处理 |
| 7.1.3 现实特征 |
| 7.2 产业集群孵化与发展的总体特征 |
| 7.2.1 空间重合集群的基本概况 |
| 7.2.2 开发区孵化产业集群的关键特征 |
| 7.2.3 产业集群发展为开发区的关键特征 |
| 7.3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绩效 |
| 7.3.1 开发区设立与集群企业生产效率 |
| 7.3.2 开发区设立与集群企业经营规模 |
| 7.4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绩效的机制检验 |
| 7.4.1 中间渠道变量的构建 |
| 7.4.2 开发区设立的作用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和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和启示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 |
| 2 理论借鉴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公共财政理论 |
| 2.1.2 政策工具理论 |
| 2.1.3 激励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1.5 效率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2.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理论分析及指标测度 |
| 3.1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概念界定 |
| 3.1.1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 |
| 3.1.2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
| 3.1.3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 |
| 3.2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效率的作用机理 |
| 3.2.1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 |
| 3.2.2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 |
| 3.2.3 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 |
| 3.3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指标测度 |
| 3.3.1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测度指标与方法 |
| 3.3.2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测度指标与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状况及问题分析 |
| 4.1 财政科技政策的演进阶段与基本特征 |
| 4.1.1 财政科技政策的演进阶段 |
| 4.1.2 财政科技政策演变的基本特征 |
| 4.2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总体概况及异质性分析 |
| 4.2.1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总体概况 |
| 4.2.2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行业异质性 |
| 4.2.3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地区异质性 |
| 4.3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基本概况分析 |
| 4.3.1 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4.3.2 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 |
| 4.4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4.1 财政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不充分 |
| 4.4.2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
| 4.4.3 行业不协调与地区不协调现象突出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总体影响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1 行业层面检验 |
| 5.2.2 地区层面检验 |
| 5.2.3 逆向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拓展性讨论:财政科技政策激励的门槛效应检验 |
| 5.3.1 门槛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3.2 门槛效应检验与参数估计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的影响检验 |
| 6.1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的测度结果分析 |
| 6.1.1 行业层面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的测度结果分析 |
| 6.1.2 地区层面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阶段效率的测度结果分析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3.2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经济转化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3.3 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两阶段效率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拓展性讨论: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检验 |
| 6.4.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6.4.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7.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2.1 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分析 |
| 7.2.2 税收直接优惠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分析 |
| 7.2.3 税收间接优惠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分析 |
| 7.2.4 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政策激励效果的对比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拓展性讨论: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3.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 C.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研的科研项目 |
| D.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获奖情况 |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9）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
| 一、工资影响 |
| 二、技术溢出 |
| 三、对外贸易 |
| 四、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国际贸易收益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 |
|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
|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与衍化 |
| 二、功能性收入分配主流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第二章 生产要素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类及其国民属性 |
| 一、生产要素 |
| 二、经济要素与全球化要素 |
| 三、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 |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与流动性差异 |
| 一、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 |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 |
| 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与决定因素 |
| 第三节 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与产品成本的要素归集 |
| 一、会计成本核算 |
| 二、作业成本法理论内涵 |
| 三、生产要素与最终成本 |
| 第四节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
| 一、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
| 二、生产要素经济收益 第三章 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 |
|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本质特征 |
| 一、全球化经济发展基本趋势是投资自由化 |
| 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要素流动内涵 |
| 一、国际寡头垄断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要素观 |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要素观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原理 |
| 一、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理论基础 |
| 二、国际直接投资中主要要素收益类别 第四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要素层面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 |
|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特点 |
| 三、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要素动因的实证分析 |
| 一、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与对外投资规模理论研究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已有研究 |
|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一)——劳动、资本及税收收入测算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理论假说 |
|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收益 |
| 二、理论模型 |
| 三、理论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二、收入份额计算 |
|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现状 |
| 一、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总体现状 |
| 二、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地域差异与行业差异 |
| 三、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历史变迁 |
| 四、不同要素收益的国民属性分析 |
| 第五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一、估计方法选择 |
|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三、模型稳健性讨论 第六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二)——土地收入水平分析 |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方式与途径 |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 二、行政划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
| 三、租赁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四、通过作价或入股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五、转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六、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演变 |
| 一、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逐渐完善 |
| 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最新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三节 有关外资用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收入的不利影响 |
| 一、低价格供地 |
| 二、土地协议出让 |
| 三、经济开发园区 |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土地要素收益 |
| 一、前提假设与模型建立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四、模型稳健性讨论 全文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四、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分地区主要指标（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基于开发性金融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D]. 包许航.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财政分权、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D]. 周平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侯睿婕.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7]要素地理集中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刘晔. 浙江大学, 2019(02)
- [8]财政科技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D]. 郑威. 重庆大学, 2019(01)
- [9]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10]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D]. 吴信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