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第一个粮商皇帝（论文文献综述）
刘昱琦[1]（2021）在《邪马台国东迁说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邪马台国是晋人陈寿所着史书《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中记载的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古国名,大约处于日本弥生时代末期。当时的邪马台国是日本列岛上最强盛的一支政权,统率着周边近30个小国。由于邪马台国是现今史料可考的极具代表性的早期日本国内的强大古代政权,因此邪马台国又被日本及其它国家的史学界公认为日本国家的起源。然而在泰始二年（266）向西晋王朝朝贡之后,列岛最强的邪马台国却宛如海市蜃楼一般消失在了中国史书之中。现今的日本是由大和朝廷发展而来的,列岛也是在大和朝廷的东征西战中归于统一。大和朝廷以正式的姿态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史是唐朝宰相房玄龄编纂的《晋书》（安帝纪和四夷传）。东晋义熙九年（413）,倭国向东晋朝贡,这是中国官方对大和朝廷的最早记录。从此大和朝廷代表倭国（后改国号为日本）正式登上了东亚历史舞台。在西晋泰始二年（266）到东晋义熙九年（413）的147年间,日本列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曾经的最强政权邪马台国与后来的最强政权大和朝廷之间是什么关系?邪马台国当初究竟是位于九州还是畿内?自江户中期以来,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日本史学界300年。本文致力于拨开历史迷雾,立足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前辈学者们的研究,为从邪马台国到大和朝廷之间的日本历史提出一整套可行性方案,即“邪马台国东迁说”。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动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本领域的代表性先行研究进行了论述,对《魏志·倭人传》名称的由来、《三国志》的版本和研究东迁过程（路径）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的状况作了简要说明。其次,分别介绍了邪马台国畿内说和九州说的历史沿革和主要观点,分析了两种学说各自的最大矛盾——方向和里程,从里程与方向基本线、倭人的南方文化风俗、出土的金属兵器、铜铎、三角缘神兽镜和前方后圆古坟等角度论证了邪马台国是九州国家,构筑了东迁说成立的基本前提。再次,简要介绍了日本史学界对于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关系的10种学说,从记纪传承、九州与畿内地名的近似性、结果论逆推和卑弥呼身份比定等方面论证了邪马台国和大和朝廷是同一政权,形成了东迁说的有力支撑。第四,对邪马台国的最后出现和大和朝廷初登场的时间点进行了确定,否定了前30代天皇使用“二倍年暦”的说法,利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国史研究室、东洋史研究室、西洋史研究室编写的《日本史辞典》《东洋史辞典》和《西洋史辞典》的附录,对每代日本天皇（第31代用明天皇开始）、三大幕府统治者、中国皇帝（东汉开始）、西洋诸王（公元纪年以后）和世界诸王的平均在位（在职）年数进行计算,利用计算结果对前30代日本天皇的实际活跃年代进行了逆推,得出了初代神武天皇实际活跃在公元285年至315年之间、邪马台国东迁大致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的结论。最后,从自然和人为两方面,推导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小冰河期的影响、龙三角的威胁、与狗奴国的激战、中国大陆魏晋更迭和朝鲜半岛形势变动这邪马台国东迁的六大原因。最终,全文得出了位于九州的邪马台国基于六大原因,于公元285年至315年之间东迁至畿内成为了大和朝廷的结论,并顺带否定了“欠史八代”虚构论和徐福即神武天皇论。
李小娟[2]（2021）在《清代晋商与中路梆子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清初,北杂剧余绪未绝,昆腔、弋阳方兴未艾。在山西南部、陕西、河南交界处,梆子腔悄然兴起。它继承北曲腔少字多、腔高板急的总体风格,借鉴昆腔、弋阳腔成熟的表演艺术和关目编排,以当地广为流传的民歌小曲和说唱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面貌并敷演故事。乾隆时期,山西中北部出现了当地人主办的科班。同治年间的山西中部地区,商业经济持续发展、地方秧歌长期繁荣,戏曲艺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开始对其音乐形制进行革新,刻意追求平和柔媚的风格。于是梆子腔开始分化:在山西中部地区流行的声腔被称为“下路调”,在山西北部地区流行的声腔称为“上路调”,原来的梆子腔称为“南路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分别定名为蒲州梆子（南路）、中路梆子（下路）、北路梆子（上路）。在中路梆子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晋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商是中路梆子定型、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们修建戏楼会馆,传播戏曲艺术;出资创立戏班,培养戏曲人才;革新音乐体制,编排戏曲剧目。反之,中路梆子也对晋商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中路梆子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商人形象:有的正直、善良;有的凶险、奸诈;有的面对复杂的家庭矛盾,束手无策,只能借助神灵的力量等。中路梆子中反映出晋商的经营文化理念,如和谐共事、崇尚忠义,诚信经商、重义轻利,博大宽厚、吃苦耐劳等。同时中路梆子也丰富了商人的精神世界。中路梆子更有利于晋商商路的开拓、社会地位的提升,并且彰显商人的人生态度。
杨小敏[3]（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项泽仁[4]（2020）在《蒙元榜文碑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榜文是一种以传布政府命令为目标的下行文书,《元典章》中常见此类字眼表明其在蒙元政务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蒙元榜文碑是寺观、庙宇将收执的榜文摹刻于石而形成的一类碑刻。保存至今的榜文原件尚不多见,榜文碑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文书原貌,故可视作“准文书”加以利用。第一章为蒙元榜文与榜文碑。首先梳理榜文的历史源流,汉代的“扁书”与“粉壁”可视作“榜文”异名同质的早期形态。“榜文”的应用不晚于魏晋,其后为唐宋所继承,延至元明清。以收执对象为分类标准,可将蒙元榜文划分为一般型与针对型两类。后者为寺观、庙宇所收执,常被摹刻于石。通过分析桑原骘藏颜庙考察日记,指出其所谓“皇帝圣旨碑”实为“榜文碑”,文书起首语“皇帝圣旨里”应是其误判文书性质的直接原因。结合此例,指出金石学家对其他榜文碑定名的得失之处。检诸文献,寻得蒙元榜文碑20通,计榜文21道。制表登记各碑基本信息,并按语种数量、颁发机构、接收对象等原则简要分类。第二章为榜文碑综合研究,包含碑文、碑体与位置三个角度。碑文研究涵盖样式研究、内容研究两个方面。样式研究就格式、文体、字体、字号、日期、印章与花押七点展开论述。总结了早期与中晚期两种文书格式,分析了典雅文言与硬译文体并存的语言特征。多语文字的存在除提高榜文传播力,亦有证明文书源自官方,绝非伪造的功能。特定文字写以较大字号,具有醒目突出的效用,便于行人读取榜文内容。从落款日期上看,印榜得到一定普及。印章与花押因关涉文书效力,多以原貌模勒。内容研究以“嘉兴路儒人榜文碑”为例,指出起因与高层批示作为始终两端,是文书务必说明的部分。碑体研究分石质、形制两个方面。石质、环境与碑石能否存世密切相关。未见额、座,高度低于1米,且小于宽度的碑体可能原嵌于墙壁。除留意碑石所处外部空间,更关注榜文在碑石上所处的内部空间。与其他公文合刻一石,可视作寺庙为保护自身权益所进行的令典汇编。第三章为碑纸之间的转化研究,探讨榜文附丽载体发生质变的缘由及在此过程中新者之于旧者的存真、失真痕迹。就彼时而言,碑石制作带有公开、铭功的意图;及至日后,可在争讼中充当凭据。除平阙、醒目字号、印章、花押等显而易见的存真,对碑石外貌的考察更可揭示出误刻、漏刻、补刻、缩刻等失真痕迹。书本编纂以提取碑石文字为目的,期于考经证史或褒奖圣贤。质量参差,多有失真。碑石与书本作为后人作品,已绝非文书原件,使用时应格外谨慎。从公开、永续的角度来看,碑石的树立与书本的编纂可谓殊途同归。
王晋丽[5]（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汪纯[6]（2020）在《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研究》文中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中坊市格局被打破,商业区和住宅区逐渐融为一体;草市在城郊和乡村大量涌现,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商业性市镇。在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宋代商人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方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商人的经营方式是指商人购买和销售商品的方法和手段。在宋代,茶、盐、酒、醋等商品属于专卖产品,官府对专卖产品进行严格管控,商人必须按照官府制定的规则参与生产、经营。入中是宋代商人购买茶、盐的重要方式。宋待商人销售茶、盐必须有茶引、盐引作为凭证;为了获取钞引,商人以朝廷所需的粮草进行交换。宋代酒、醋的生产主要由官府设置的酒务和醋坊负责,商人可以通过买扑购得酒务和醋坊的经营权;另外,宋代商人还可以通过买扑获得税场、桥梁、坑冶等的经营权。买扑要以资产作为抵押,并且要有保人作保,商人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官府交纳税课。由于资金不足,宋代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往往提前领取商品,并延迟向供货方付款的时间,上述购买方式称为赊买。宋代商人在赊买商品时需要同卖方订立契约,写明货款数额并约定还款日期。批发、零售和垄断是宋代商人销售商品的方式。商人之间通常使用批发的方式来完成大宗的商品交易。储备丰富的大商人为提高销售效率,将商品卖与市场中的小商贩,再由小商贩转卖给消费者,形成了严密的销售网络。商人直接将商品出售给消费者,这种经营方式被称为零售。宋代零售行业非常发达,为提高销量,零售商人为顾客提供了良好的消费环境、优质的服务以及高质量的产品,并以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推广商品,招徕吸引顾客。垄断经营能给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宋代的消费市场中,行会商人通过行会组织将其他商人排除在市场之外,达到垄断销售的目的,而买扑商人则通过控制货源的方式达到垄断的目的。宋代商人的经营方式类型多样,入中、买扑、赊买是宋代商人的主要购买方式,批发、零售、垄断是宋代商人主要的销售方式。商人在经营中灵活使用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保证了购买和销售活动的顺利进行。宋代商人多样灵活、极富创新的经营方式加快了宋代商品的流通速度,推动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并对后世商人的经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钱成[7]（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冯梦婷[8]（2019）在《明代宦官与仓储漕运研究》文中认为明朝的仓储漕运是国家财政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公共财政收支和皇室财政收支。本文所说的仓储漕运包含中央粮仓储存的漕粮、中央库藏中内库贮存的白粮以及其他供用物,它们通过漕运系统,被从全国各地征收,经由运河沿线水次仓转运,最后集中输送至京通仓和内府库。研究明代宦官与仓储漕运的关系,可以了解明代宦官势力渗透到仓储漕运的具体过程及对明朝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帮助探究明代宦官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对了解明代宦官制度和国家财政收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明宣德末期,为了监视管仓官员,预防弊政,明廷在京通仓和运河沿线水次仓安置了监仓宦官。这一举动从表面上看,是明朝最高统治者让宦官与户部官员共同管理京仓,而实际上宦官拥有更高的实权。此后,宦官监仓的弊端日渐显现,并且愈演愈烈。明代宦官参与京通仓与水次仓的管理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至嘉靖十四年监仓宦官被撤销。洪武初年,内库就已建立,并与外库相对应。按照明制,内库中的内承运库、司钥库和内府供用库直接由宦官掌管,而其他子库则由户部管理。到正统三年,内库中的其他子库则改为隶属皇帝内府。至此,就内库的管理而言,朝官名义上仍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宦官掌握了内库管理的主导权,从而形成了以宦官为主体的管理机制。掌管内库的宦官财政管理权力不断加大,但是他们不满足于控制内库,还将势力范围逐渐扩展到外库和地方库藏。总体而言,宦官干预国家库藏的影响伴随了有明一代。仓储漕运事关国家财政收支,其巨大的财富吸引了不少宦官染指其间。他们通过多种非法或合法的途径攫取国家财富,对仓、库的贪污索贿、盗窃库存和刮取太仓银,对军民运粮物过程中的随意增耗和大肆勒索,及对与仓储相配套的漕运的破坏,给明朝国家财政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破坏了国家财政稳定。宦官干预仓储漕运如此肆无忌惮,与明朝特殊的政治体制和主客观因素有密切关系。明初,受元朝灭亡经验教训和“胡惟庸谋反案”的影响,明太祖即采取各种措施以强化皇权,实行高度集中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当时封建君主集权较前代有了显着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集皇帝于一身。在此大背景下,自洪武初年以来,宦官的权力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但是,随着明朝统治者怠政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之他们对朝臣不信任,从而使部分权力逐渐下移至宦官手中。大体说来,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孱弱的,宦官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再加上他们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明代宦官并非简单地是依附在皇权肌体上的毒瘤,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作为独裁政治的代理人,将皇权和“票拟”大权叠合在一起,对内为皇帝办事谋私利,对外耀武扬威,巧取豪夺,这些都是在皇帝允许范围内才能实现。他们打着天子的名义,大肆揽权,搜刮财富,将势力渗透到仓储漕运领域。到明中后期,宦官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渐超过朝臣,许多外臣不得不依附于宦官以求仕途的升迁,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从目前搜集整理的资料来看,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深度与广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说,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洪武初年至宣德末年;第二阶段:从宣德末年至嘉靖年间;第三阶段:从嘉靖至崇祯末年。总体而言,明代宦官对仓储漕运的监管,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来看,都产生了较为显着的破坏作用。参与仓储漕运管理的宦官中,虽然不乏忠于职守者,但奸佞贪婪之辈似乎更为常见。所以,他们对社会经济所产生消极影响则更为显着。他们不仅干扰仓储漕运的正常运作,破坏国家行政法制体系,而且打破了国家财政平衡,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
马卓[9]（2019）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 ——围绕灾害救济、贫困救助、医疗保障方面》文中提出社会保障是国家维护民众生活和安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以宋朝士大夫为代表的社会保障思想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宋一代的特殊历史国情使其士大夫阶层拥有较为宽松的为政环境,形成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新格局。两宋士大夫们了解民间疾苦,投身于社会保障建设,在救弊图治、兴国安邦的理念与实践中,就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医疗保障等基础保障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不乏付诸实践者,孜孜以求,报效国家。凡此对宋代社会保障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灾害救济方面,宋士大夫们强调务实基础,确定了救灾从速、不惜库帑等灾害救助基本原则,通过仓储备荒、以工代赈、水利工程等手段,有效控制了受灾影响,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基础生活。贫困救济方面,两宋统治阶层在财政窘迫的压力下实施了大规模蠲免,减轻了百姓生活负担;完善煮赈制度,解决贫民燃眉之急;通过元丰惠养乞丐法、慈幼法、居养法等多方位途径力求解决百姓生活贫困化之难题。医疗保障建设方面,两宋士大夫普遍学医之现象闻名于世,着力在全国大兴医保之风,兴办医疗保障服务机构,通过对社会医疗机构的改良以及各种医保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医疗保障力度。宋代士大夫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建设系统而庞杂,通过初步的梳理分析,可以一探两宋的社会保障机制,其深刻影响了后世保障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实践活动,是中国治理文化的瑰宝,也是我国目前建设更加科学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的有益借鉴。
王宇[10]（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指出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二、古代第一个粮商皇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代第一个粮商皇帝（论文提纲范文）
（1）邪马台国东迁说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する动机、目的と意义 |
| 2.使った学説、研究方法と论文构成 |
| 3.先行研究 |
| 第1章 东迁説成立の前提——邪马台国は九州国家 |
| 1.1 『魏志·倭人伝』に记载された邪马台国の位置 |
| 1.2 畿内説と九州説との争论 |
| 1.2.1 畿内説の歴史沿革と主な観点 |
| 1.2.2 畿内説の矛盾——方角 |
| 1.2.3 九州説の歴史沿革と主な観点 |
| 1.2.4 九州説の矛盾——道程 |
| 1.3 邪马台国は九州国家の证明 |
| 1.3.1 里数基本线と方角基本线 |
| 1.3.2 记载された南方文化风俗 |
| 1.3.3 金属兵器 |
| 1.3.4 铜铎 |
| 1.3.5 三角縁神獣镜 |
| 1.3.6 古坟 |
| 1.4 まとめ |
| 第2章 东迁説成立の支え——邪马台国と大和朝廷は同一政権 |
| 2.1 邪马台国と大和朝廷との関系について10の学説 |
| 2.2 记纪伝承から见た邪马台国と大和朝廷は同一政権 |
| 2.3 九州と畿内の地名近似性考察 |
| 2.4 结果论から両政権同一性と东迁説正确性を検证する |
| 2.5 卑弥呼身分比定から邪马台国と大和朝廷の同一関系検证 |
| 2.5.1 神功皇后説 |
| 2.5.2 倭姫説 |
| 2.5.3 倭迹迹日百袭姫説 |
| 2.5.4 天照大神説 |
| 2.6 まとめ |
| 第3章 东迁时期の推定 |
| 3.1 邪马台国の最後出现と大和朝廷の初登场 |
| 3.2 二倍年暦説の当否 |
| 3.3 统计学と年代论から东迁时间を推算する |
| 3.3.1 日本天皇(大王)の平均在位年数と年代规律 |
| 3.3.2 北条氏、足利氏、徳川氏の平均在职年数と年代规律 |
| 3.3.3 中国皇帝の平均在位年数と年代规律 |
| 3.3.4 西洋诸王の平均在位年数と年代规律 |
| 3.3.5 世界诸王の平均在位年数と年代规律 |
| 3.4 まとめ |
| 第4章 东迁原因の推定 |
| 4.1 自然的な原因 |
| 4.1.1 地理环境の制约 |
| 4.1.2 小氷期の影响 |
| 4.1.3 ドラゴントライアングルの胁迫 |
| 4.2 人为的な原因 |
| 4.2.1 狗奴国との戦争 |
| 4.2.2 中国大陆魏晋更迭 |
| 4.2.3 朝鲜半岛形势変动 |
| 4.3 まと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付録 |
| 付録1『魏志·倭人伝』标点版 |
| 付録2 记纪神武伝承の现代日本语訳文 |
| 付録3 记纪神统谱 |
| 付録4 邪马台国の比定地一覧 |
| 谢辞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成果 |
（2）清代晋商与中路梆子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晋商的发展轨迹与中路梆子的形成 |
| 第一节 晋商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清代中路梆子的形成发展 |
| 第三节 晋商的戏剧情结 |
| 第二章 清代晋商对中路梆子的推动 |
| 第一节 修建戏楼会馆,传播戏曲艺术 |
| 第二节 出资创立戏班,培养戏曲人才 |
| 第三节 革新演出形式,排演戏曲剧目 |
| 第三章 中路梆子对晋商文化的传播 |
| 第一节 中路梆子中的商人形象 |
| 第二节 中路梆子中的商人经营理念 |
| 第三节 中路梆子丰富了商人的精神世界 |
| 第四节 中路梆子对晋商行商的推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所获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药业概述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物利用与流通 |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药物认识及利用 |
| 二、秦汉时期的药物流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医药分家 |
| 一、医药分家的内涵及表现 |
| 二、医药分家与药业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药物的栽培与利用 |
| 第一节 宋代植物药栽培的新发展 |
| 一、栽培品种成倍增多 |
| 二、栽培方法改良更新 |
| 三、专业栽培的规模化发展 |
| 第二节 宋代动物药的选择及利用 |
| 一、动物药与“辰属”观念 |
| 二、常见动物药的利用 |
| 三、药物代用品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宋代矿物药补益功用的弱化 |
| 一、矿物药利用观念的变化 |
| 二、矿物药利用实践的积累 |
| 三、矿物药补益功效的替代——兼论黄耆“补药”地位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药业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一节 官府机构 |
| 一、皇室用药 |
| 二、药物储藏 |
| 三、官方制售 |
| 第二节 民间药肆 |
| 一、政府管理 |
| 二、地域发展 |
| 第三节 专门药市 |
| 一、形成特点 |
| 二、流通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药商与行业发展 |
| 第一节 药商的社会形象 |
| 一、药商的指代名称 |
| 二、药商的行业形象 |
| 第二节 药商的行业活动 |
| 一、“药行”与“药市” |
| 二、药商的行业活动 |
| 第三节 药商的地域环境 |
| 一、北方药材的利用情况——以雄州一带为例 |
| 二、南方药市的区域特点——以长江流域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士人与药业文化 |
| 第一节 种药建园 |
| 一、家宅种药 |
| 二、开辟药园 |
| 第二节 传方验方 |
| 一、传方 |
| 二、验方 |
| 第三节 助力佛道 |
| 一、道家祠观 |
| 二、佛家寺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对外药物贸易 |
| 第一节 宋与辽夏金的药物贸易 |
| 一、与契丹辽国 |
| 二、与党项夏国 |
| 三、与女真金国 |
| 第二节 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药物贸易 |
| 一、进口药物的种类 |
| 二、进口药物的地区交易 |
| 三、进口药物与岭南瘴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特征 |
| 二、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
| 三、宋代以后的药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蒙元榜文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石刻研究热 |
| (二)研究基础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脉络梳理 |
| (二)增长点 |
| 三、取材与思路 |
| (一)取材 |
| (二)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一)碑石与拓本 |
| (二)被摹刻本与书本 |
| 第一章 蒙元榜文与榜文碑 |
| 一、榜文概述 |
| 二、榜文碑 |
| (一)考辨与定名 |
| (二)概况与分类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榜文碑综合研究 |
| 一、碑文研究 |
| (一)样式研究 |
| (二)内容研究 |
| 二、碑体研究 |
| (一)石质 |
| (二)形制 |
| 三、碑石位置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碑纸之间 |
| 一、碑石的形成 |
| (一)制作碑石 |
| (二)存真失真 |
| 二、书本的形成 |
| (一)制作书本 |
| (二)存真失真 |
| 本章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简称与全称对照 |
| 附录二 陈校本《元典章》涉及榜文条目表 |
| 附录三 碑文整理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经历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宋代商人在禁榷商品中的经营活动 |
| 1.2.2 宋代商人在非征榷商品中的经营活动 |
| 1.2.3 有关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研究 |
| 1.2.4 国外的相关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宋代商业发展的基础及商业的繁荣 |
| 2.1 宋代农业的发展 |
| 2.1.1 耕地面积的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 |
| 2.1.2 经济作物的种植 |
| 2.2 宋代城市的发展 |
| 2.2.1 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
| 2.2.2 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 |
| 2.3 交通运输的发展 |
| 2.3.1 宋代水路交通的发展与管理 |
| 2.3.2 宋代陆路交通的发展与维护 |
| 2.4 宋代商业的繁荣 |
| 2.4.1 坊市制度的废除 |
| 2.4.2 商品种类的丰富 |
| 第三章 宋代商人的购买方式 |
| 3.1 入中 |
| 3.1.1 入中的程序 |
| 3.1.2 虚估与加饶 |
| 3.1.3 入中的风险 |
| 3.2 买扑 |
| 3.2.1 买扑的类型 |
| 3.2.2 买扑的程序 |
| 3.2.3 买扑的风险 |
| 3.3 赊买 |
| 3.3.1 民间的赊买交易 |
| 3.3.2 商人向官府赊买商品 |
| 第四章 宋代商人的销售方式 |
| 4.1 批发 |
| 4.1.1 批发网络的形成 |
| 4.1.2 牙人在批发经营中的作用 |
| 4.2 零售 |
| 4.2.1 宋代繁荣的零售业 |
| 4.2.2 零售商人的经营策略 |
| 4.3 垄断 |
| 4.3.1 行会的垄断 |
| 4.3.2 买扑商人的垄断 |
| 第五章 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特点及影响 |
| 5.1 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特点 |
| 5.1.1 灵活多样 |
| 5.1.2 经营创新 |
| 5.2 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影响 |
| 5.2.1 促进了商品流通 |
| 5.2.2 影响了市场秩序 |
| 5.2.3 丰富了后世商人的经营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明代宦官与仓储漕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明代宦官研究 |
| 二、明代宦官与经济问题研究 |
| 三、明代宦官与仓储漕运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类型及途径 |
| 第一节 明代仓、库运作管理体系 |
| 一、仓、库与漕运关系 |
| 二、中央粮仓的建立 |
| 第二节 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类型 |
| 一、宦官干预京通仓 |
| 二、宦官干预水次仓 |
| 三、宦官干预中央库藏 |
| 第三节 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途径 |
| 一、贪污索贿 |
| 二、盗窃库存 |
| 三、随意增耗 |
| 四、干扰漕运 |
| 第二章 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背景原因 |
| 第一节 明代特殊的政治体制 |
| 第二节 皇帝的自身原因 |
| 一、皇帝的懈怠 |
| 二、皇帝对内臣的宠信 |
| 第三节 外臣对内臣的依附 |
| 第四节 宦官群体的自身特点 |
| 第三章 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阶段性特征及影响 |
| 第一节 明代宦官干预仓储漕运的阶段性特征 |
| 一、洪武初年至宣德末年 |
| 二、正统时期至嘉靖时期 |
| 三、嘉靖末年至崇祯末年 |
| 第二节 明代宦官影响仓储漕运运行 |
| 一、宦官与仓储漕运的收贮功能 |
| 二、宦官与仓储漕运的赈灾救济功能和军事功能 |
| 三、宦官与仓储漕运的运作效率 |
| 第三节 明代宦官影响国家财政系统 |
| 一、导致内库与外库的财政用途和界限模糊 |
| 二、影响运河沿岸商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明代宦官干扰社会秩序 |
| 一、破坏国家正常的行政法制体系 |
| 二、激化社会矛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宋代士大夫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 ——围绕灾害救济、贫困救助、医疗保障方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范围与选题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1.关于灾害救济思想的理论研究 |
| 2.关于贫困救助思想的具体研究 |
| 3.关于宋代医疗保障的具体研究 |
| 一、士大夫灾害救济思想与实践 |
| (一)两宋主要自然灾害概述 |
| 1.水灾 |
| 2.旱灾 |
| 3.蝗灾 |
| (二)备灾救荒思想 |
| 1.感召天和、褒善戒恶 |
| 2.借机劝谏、抨击时弊 |
| 3.水利建设与林业环保观念 |
| 4.重农与备荒思想 |
| (三)治理灾害的措施 |
| 1.建立完备的仓储设施 |
| 2.兴修水利、保护环境 |
| 3.禳弭减灾 |
| 4.灭蝗之策 |
| 5.以工代赈 |
| (四)救灾措施之成效与反思 |
| 1.救助效果 |
| 2.存在的问题 |
| 二、士大夫贫困救助思想与实践 |
| (一)社会环境变迁与百姓穷困问题的突出 |
| 1.社会变革及社会救助思想的发展 |
| 2.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
| 3.百姓穷困问题的日益突出 |
| (二)贫困救助思想及其实践 |
| 1.助贫救济思想 |
| 2.北宋救助政策 |
| 3.南宋救助政策 |
| 4.救助机构建设 |
| (三)贫困救济实践的意义与反思 |
| 1.救助效果 |
| 2.隐患及其反思 |
| 三、士大夫医疗保障思想与实践 |
| (一)关于医疗保障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
| 1.对医疗保障的重视 |
| 2.奏议医疗保障的内容 |
| (二)医疗保障建设的实施 |
| 1.对百姓的医疗保障机构及制度 |
| 2.对军人士兵的医疗保障制度及措施 |
| 3.对亡故人员的助葬制度——围绕漏泽园防疫功能之实施 |
| (三)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成效 |
| 1.特点及作用 |
| 2.不足与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清笺纸图像的文献叙事结构 |
| 二、明清笺纸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三、明清笺纸的研究价值及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明清制笺史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明代砑光笺的转变 |
| 一、宋元砑光笺至晚明的转变 |
| 二、传自宣德宫笺的松江谈笺 |
| 第二节 晚明江南制笺业的繁荣 |
| 一、苏笺与吴门张氏 |
| 二、金陵萝轩变古与十竹斋穷工极变 |
| 第三节 清代笺纸的适时性与多样化 |
| 一、李渔的芥子园名笺 |
| 二、清宗室怡亲王府制角花笺 |
| 三、嘉兴“山静居图皆金阁造”笺纸 |
| 第四节 清末南、北两大制笺中心的形成 |
| 一、京津地区的南纸店 |
| 二、苏松地区的笺扇庄 |
| 三、其它地区的制笺业发展 |
| 第二章 明清制笺主体及笺纸的谱系 |
| 第一节 制笺主人及其制笺室名、堂号 |
| 一、制笺主人的创作意图 |
| 二、笺纸的行市和价格 |
| 三、明清制笺的室名、堂号 |
| 第二节 笺纸的类目及其图像系统 |
| 一、制笺的选题与分类 |
| 二、制笺选题的图像来源 |
| 三、屠隆《笺纸铭》与方于鲁《方氏墨谱》 |
| 第三节 画稿、刻印技艺对笺纸图像的表达 |
| 一、画稿优劣决定了笺纸的品第高下 |
| 二、刻印的巧拙关系着制笺的成败 |
| 第四节 传教士与明末丘比特之笺 |
| 一、西方图像的传播与融入 |
| 二、笺纸传播天主图像的契机 |
| 第五节 文人士大夫私家制笺的流行 |
| 一、文士私家笺纸别于笺肆 |
| 二、闺阁、女史、侍婢制笺 |
| 第三章 明清文士用笺的审美趣味 |
| 第一节 明清文士书仪注重用笺 |
| 一、明代拜帖盛行副启为要 |
| 二、明末徽州人创制的题头画 |
| 三、文人用笺的审美要求 |
| 第二节 金石博古笺的赏玩与考据 |
| 一、朴学影响下的清代金石考据学 |
| 二、名物训诂、博而好古的金石派制笺 |
| 三、清代金石博古笺题材的多样性 |
| 四、金石博古笺与金石学研究 |
| 第三节 从笺纸风尚看明清文士的经世思想 |
| 一、晚明笺纸图像中呈现的“道德经世” |
|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制笺的发展 |
| 第四节 明清名人用笺与尺牍、手札的鉴定 |
| 一、笺纸的翻版与仿造 |
| 二、笺纸的署年与纪年 |
| 三、笺纸与名人尺牍、手札的鉴定 |
| 第四章 明清画笺与绘画艺术 |
| 第一节 明清画笺与笺谱、画谱 |
| 一、画谱出类者可以入笺 |
| 二、辑笺成谱亦可视作画谱 |
| 第二节 苏杭嘉地区“诗画笺”的兴起 |
| 一、源于笺谱画诗的诗画笺 |
| 二、诗画谱对诗画笺的影响 |
| 三、画笺比画谱更加广为流传 |
| 第三节 技艺相交的拱花与?画 |
| 第四节 画笺促进文人画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制笺主人临写的名家笔意 |
| 二、从历代画作中寻找制笺选题 |
| 三、嘱托当世名家为制笺画稿 |
| 第五章 制笺中心与南、北方画坛 |
| 第一节 清末京津地区南纸店与京津画派 |
| 一、秉承传统、兼通海西的京津南纸店 |
| 二、北方南纸店与京津画派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苏松地区的笺扇庄与海上画派 |
| 一、开埠后商业文化中的笺扇庄 |
| 二、南方笺扇庄与海上画派的崛起 |
| 第三节 南纸店、笺扇庄与早期美术社团 |
| 一、以笺肆为中心的书画家群体 |
| 二、由笺肆向现代商业画会的转变 |
| 结语 |
| 附表：明清(民国)时期制笺之室名、堂号一览表及图录刊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古代第一个粮商皇帝（论文参考文献）
- [1]邪马台国东迁说探究[D]. 刘昱琦. 河北大学, 2021(02)
- [2]清代晋商与中路梆子关系研究[D]. 李小娟.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3]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4]蒙元榜文碑整理与研究[D]. 项泽仁.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6]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研究[D]. 汪纯. 南昌大学, 2020(01)
- [7]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8]明代宦官与仓储漕运研究[D]. 冯梦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宋代士大夫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 ——围绕灾害救济、贫困救助、医疗保障方面[D]. 马卓. 青岛大学, 2019(02)
- [10]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