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兼论中国科技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一、论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兼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马秋丽,李明哲^[1]（2021）在《中国共产党技术使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技术使用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科技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技术使用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探索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尽管各个阶段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差异,时代课题不尽相同,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目标也有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现实、通过合理的技术使用推动社会发展,始终将技术使用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改善,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一致的。

张沁悦^[2]（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理论特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历史性需要,形成了"科技救国—科技立国—科技富国—科技强国"的发展脉络。同时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代化和中国化,形成了科学技术的"革命力量论—生产力要素论—生产力系统论—社会发展系统动力论"的科技理论创新,指导我国科技思想发展呈现出从点到面的特征。并坚持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科技发展不平衡规律、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核心原则、坚持"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撑等成功经验。

蒋飞燕^[3]（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冯超^[4]（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1）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和使用人才,始终把人才资源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后,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人才问题,关注人才的成长、重视人才的培养、依靠人才发展、优化人才环境,逐步确立形成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人才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体系建设及其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既有一般人才观的基本属性,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和实践的表达系统,更蕴含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以“为什么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人才”“怎样培养人才”和“为谁培养人才”为逻辑主线;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人才理论为思想基础,以中国古代传统人才观的精华为历史传承,以国外先进人力资源理论为有益借鉴,体现出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民族与世界相融合、全局与重点相兼容的鲜明特点;在引导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构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2）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对于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和深刻贯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中共党史学、教育学、哲学、人才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着眼从确立向度、形成与发展、基本内容、主要特征、战略价值和实践推进等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第一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逻辑基础。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人才观的继承发展,中国古代传统人才观的精华提炼,国外人才观的有益借鉴等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理论逻辑;从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等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历史逻辑;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才的迫切渴求、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人才的现实需求和消除我国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障碍的必然要求等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现实逻辑。第二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形成与发展。以习近平工作实践为线索,梳理并总结出其人才观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渐进过程,指明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确立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扎实的实践基础。第三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基本内容。以“为什么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人才”“怎样培养人才”以及“为谁培养人才”这一逻辑理路,系统梳理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内容构成,揭示这一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第四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主要特征。着重从历史性与时代性、全局性与重点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具有反映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实践品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第五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战略价值。着重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统一的维度,深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人才理论,以及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第六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实践推进。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全面分析我国人才资源开发和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指明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需要紧密结合我国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把握这一人才观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实践推进的根本原则及其相关对策。

吕妍^[5]（2020）在《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充分了解什么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才能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才能更好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实践活动以到达符合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效果。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用辩证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剖析,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由多个部分构成,想要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必须从其内部进行深入挖掘。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逐渐引申出实践、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科学技术等一系列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动力因素,明确表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更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正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并不是由单一动力元素构成的,而是多种要素的共同发力,由于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的不同,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每一种要素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当前,我们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以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来指导实践在这样关键的时期里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梳理则摆在了重要位置上,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完整、系统地认识,明确各动力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清醒认识并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明确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各个要素的运作机制,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制定出符合世情国情的,独具新时代特色的发展战略。基于这种思路本研究主要内容共分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主要结构和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基础文本资料的梳理部分,主要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思想探源,其中包括古希腊哲学的“动力”追溯;近代西方哲学的“动力论”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动力”根基。可以说这些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批判,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第三部分为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发展轨迹。主要是对马克思着作的梳理,总结出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萌芽、探索、形成、发展和完善五个阶段;第四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社会发展合力论;第五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理论方位,分别论述马克思发展动力与分工、需要和利益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第六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分为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两大部分。理论价值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动力论、创新与科学发展动力论及新时代全面发展动力论;实践价值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把握社会发展的结构规律和实践方法、彰显社会发展的主体因素和价值诉求等。

莫艺祯^[6]（2020）在《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内容及演进趋势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形势和国家竞争的应对策略及我国建国以来科技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能够更加明确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发展方向,在之后的国际竞争和新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除绪论以外分为六章:第一部分,阐明了科技创新是创新的核心,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新;科技创新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创新。阐释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提出的重要论断。论述了科技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巩固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国家主权,发展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改善了民生,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从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创新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两个方面来探析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影响。同时,探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创新思想给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带来的经验教训。第三部分,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科技创新思想。主要以毛泽东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并从实施对外开放、广泛培养无产阶级科技创新人才和注重协调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科技创新思想推动工业化起步。第四部分,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这一部分主要涉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党中央领导人的科技创新思想。这部分内容阐明了我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价值指引。第五部分,研究我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这一部分深扣我国当今时代发展愿景和任务目标。从科技扶贫、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具有时代鲜明特征的角度来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为我国时代发展带来的巨大贡献。第六部分,归纳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演进趋势,主要从三个方面阐明了我国五代党中央领导人带领下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脉络:不断深化对科技自主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认识,能够更好地为总结我国科技创新思想的经验以及发展未来科技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通过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历史价值,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深化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断和政策体制。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习近平新时代,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注重自主创新、注重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注重科技创新的时代价值。

王一淼^[7]（2020）在《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历史轨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而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也正在进行,中国面临的不仅有机遇,更面临挑战。面对全球科技革命新趋势,中国勇立潮头,迎难而上,积极与世界接轨,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努力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头羊。新中国成立70年,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需要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科技创新就是发展的利器。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纵观全局,紧密结合我国科技发展的具体实际,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我国古代的科技智慧以及西方科技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奠定扎实的理论根基。根据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早期探索阶段面临的问题,如科技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创新精神和科技人才缺失等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要“向科技进军”,随着改革开放实施,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发展具体情况汲取马克思主义养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随后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科技水平不断进步,在推进“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提出科技创新战略和完整的创新理论,标志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形成并且走向成熟。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又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早期探索阶段到形成发展阶段具有独特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升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具有重视科技创新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重视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统筹协调;重视科技创新与机制改革同步发展的现实启示,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凌莉^[8]（2020）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被摆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技术历经70年发展,科技实力明显提升,科技发展模式已实现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从科技“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的转变,成功走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既顺应世界科技潮流,又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是提高国家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构建了涵盖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内容架构、问题揭示、路径选择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框架。分析界定自主创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基本概念,阐释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理论基础;梳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历程,提炼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取得的成就与特色。聚焦新时代自主创新形式新变化,从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发展目标和驱动要素等方面总结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具体内容;最后运用制度、主体、资源、文化“四位一体”的自主创新结构体系,剖析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面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推进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的具体对策。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色,即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多维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凝聚主体与资源的绝对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文化价值旨归。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发展离不开各驱动要素功能作用的发挥,即制度供给与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多元创新资源投入、创新观念文化培育等驱动要素有机联系,发挥自己独特功能作用于自主创新的全过程,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针对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临的制度保障不力、主体协同创新机制不畅、资源投入结构不均衡、多维文化风险等困境,从优化政策法律环境以完善自主创新制度保障、推动产学研协同以增强自主创新主体支撑、完善创新资源配置以夯实自主创新资源基础、倡导创新文化以彰显自主创新精神动力等四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的具体对策。

姚科敏^[9]（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提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周颜玲^[10]（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二、论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兼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兼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技术使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历史轨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兼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技术使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研究[J]. 马秋丽,李明哲.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1(04)
• [2]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理论特征[J]. 张沁悦. 海派经济学, 2021(03)
• [3]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研究[D]. 冯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研究[D]. 吕妍.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6]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D]. 莫艺祯.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7]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历史轨迹研究[D]. 王一淼. 兰州理工大学, 2020(01)
• [8]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D]. 凌莉. 大连理工大学, 2020
• [9]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10]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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