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发表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第26卷）上的中国论文总目录

一、《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26卷)所刊论文中文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林蕴臻^[2]（2020）在《明代建阳刊刻《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的风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福建建阳自两宋以来一直都是重要的刻书重镇,刊印之书被业界称为“建本”。明代建阳的坊刻规模大,刊刻小说数量众多,文本传播范围广泛,其中以《三国志演义》版本数量最多、版本样态也最为复杂。本文选取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为研究对象,分析独具特色的插图本风格面貌,揭櫫明代文化风尚同设计审美间的交互关系。本文将建阳书坊编创的《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置于明代社会、文化景观中予以思考。运用文献考证与图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建阳刊《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的版式形态、插图设计、版式要素、视觉语言等加以研究;采取图文对读的方式解读《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的典型图示,考证明代不同分期下的设计流变规律与图像叙事技巧,探讨明代建阳刊《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设计的生态机制和动力系统,说明由“图合于文”到“意胜于文”的插图功能性转变,理解建阳书坊“谋利而印”的竞争意识和求新求变、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本研究将插图本作为实证材料,从版式、图像两个层面入手,以设计学的角度切入熔文化美学为一体的小说插图本,阐释明代建阳小说插图本的风格嬗变现象,探析明代建阳书坊刻本设计的真实情境。

崔成成^[3]（2010）在《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研究 ——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为中心》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陈寅恪创造性的实现了“文史互证”,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方法应用领域,都留下了可供后学继承的丰厚遗产。因此,对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进行研究,将产生拓展思想史研究和发掘文史研究方法两个维度的积极影响。本文以陈寅恪“文史互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作为一种独创性思想和方法的发展、构建、流变、应用和意义。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旨在阐明对陈寅恪“文史互证”进行研究的基础：首先,明确了研究陈寅恪“文史互证”,是系统把握其思想的重要脉络。其次,阐述进行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的理论可能性。由此,考察展开研究的文献基础。其后,通过梳理和分析学界对陈寅恪研究的整体现状和以“文史互证”思想研究为专题研究的现状,确定以“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为研究主线。第二部分为第二章,旨在探究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的理论渊源。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分析陈寅恪的文化型家族对其思想核心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影响,说明家族文化熏染是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产生的起点。第二,通过爬梳陈寅恪求学经历与治学重点转移情况,分析他的资料准备和学术品格,以及学术理念的追求,说明这对他“文史互证”的思想从初步形成到确立的重要影响。第三,通过考查在陈寅恪“文史互证”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两重“公案”,即“王国维之死”与“中年盲目”,说明个人历史的特殊性与其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从第三章到第六章,论述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的建构与流变情况,考察“文史互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文史互证”方法的具体应用。第三章主要分析陈寅恪“文史互证”的前期探索情况。这一时期，陈寅恪以魏晋至唐长篇叙事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思想特征表现为“由文证史”。他开始探索“古典”与“今事”、文学作品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诗与诗之间的通解,并提出由“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信息”证“具体历史问题”,诗歌解读中“最简易的说法更接近真谛”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以考证历史地点与事件为中心方法,具体地说,有甄别作者姓名及成文时间法、考证地点并确定人事法、考证“今事”法。第四章主要分析“元白诗笺证稿”研究阶段,这是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的正式形成期。通过分析陈寅恪选择以“元白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其对“元白诗”的分类与内涵的认识,明确了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的自觉性和系统性,从而确定其“文史互证”思想的正式形成。此时,陈寅恪提出要从了解当时文体的关系和当时文人之间的关系为突破口进行诗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诠释诗句的一般思路。同时,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并用,有综合的方法、比较的方法、默认法、空间研究方法、本集互证与相关诗歌参证法。第五章主要分析“论再生缘”研究阶段,这是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形成的重要发展期。对于陈寅恪如何确定“弹词”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行条分缕析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陈寅恪考察此时主要的思想内容为：崇尚“自由灵活的女性思想”、注重作者“个人历史”与“写作经历”之间的张力,以及读者个人历史与作者个人历史的共鸣。陈寅恪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亲族诗集推测法、消除递减法、大胆假设法、时间递推法、中外文学比较法、小说参证法。第六章主要分析“柳如是别传”研究阶段,这是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的成熟期。以陈寅恪选择柳如是为基本研究对象为切入点,对其中涉及到的“柳如是别传”与清初历史研究、“柳如是别传”的基本材料与写作缘起、“柳如是别传”的创作及文体情况进行考察。同时,发掘陈寅恪在文体写作中表达的“个人历史”与“心史”思想。他重视诗文与个人历史的重合,发扬“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同时,在“文史互证”间展现明清社会发展情况。陈寅恪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古典今事考证法、名字推测法、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了解之同情”、人物心理描写法、志书使用法。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是对全文主题的总结与概括。

张祎琛^[4]（2010）在《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文中提出中文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从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对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论着。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善书的出版史尚无系统的论着。本文在梳理七百多种善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文献学和文化传播学的方法,对清代善书刊刻与流通做出初步的考察。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清代善书进行系统的清理,根据编撰形式及内容将其分为十一类,并对不同类型善书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清代刊刻的善书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其次,对中国传统四大刻书系统以及清代善堂善会刻印善书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坊刻系统对于清代善书刊刻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从区域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对北京、苏州、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书坊善书刊刻,分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再次,从清代交通网络的拓展,以及邮驿系统发达的背景下,指出在善书编纂、刻印及销售善书的过程中,编着者和书商非常注重多种方式劝人多读、多刻、多施善书。各种类型的善书也不再局限于一地,而通过善书流通处、善堂善会、寺庙、科场等多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流通。笔者尝试对多种不同的“善书流通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最后,本文在对清代善书的阅读实况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除传统士人外,清代还构成了儿童和女性两个特殊的阅读群体。儿童早年阅读善书的经历往往影响到后日善书的创作,而女性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善书的创作与刊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清代善书的传播。善书中所宣扬的积善累德、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善堂善会规章、制度的总结,推动了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传统慈善事业的建设。清代善书的传播,在社会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26卷)所刊论文中文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26卷)所刊论文中文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建阳刊刻《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的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研究 ——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四、《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26卷)所刊论文中文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明代建阳刊刻《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本的风格研究[D]. 林蕴臻.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陈寅恪“文史互证”思想与方法研究 ——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为中心[D]. 崔成成. 南开大学, 2010(08)
• [4]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D]. 张祎琛. 复旦大学, 2010(11)

标签：陈寅恪论文;  柳如是别传论文;  元白诗笺证稿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