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兰：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康宝成对“洗舍”和“勾兰”的新诠释问题

一、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陈曦^[1]（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李红^[2]（2020）在《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可溯之源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已经出现说故事的因素,先秦瞽曚俳优说唱孕育了最早的说话艺术。到了后代,隋代侯白“能说一个好话”,唐代宫廷与民间都有频繁的说话活动。宋代是中国传统说话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说话四家”,还有勾栏瓦舍这样的专门演出场所供说话艺术活动。说话艺人组织了专门的行会、书会,挂牌演出,盛极一时。宋代说话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到元代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飞跃。本文研究课题是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刊行于元代,它既是元代通俗小说的代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又是中国传统说话艺术高度繁荣的表现,课题本身显现着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本文将元刊平话置于传统说话视域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视角下,通过努力做出一点点新意,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元刊平话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谈及的元刊平话主要指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不涉及其它。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指的是元代建安虞氏书商在元至治年间刊刻发行的讲史平话,是五种平话的合称,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这些平话作品每一种都分上中下三卷,除封面插图外,正文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这种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平话,称之为“全相平话”。论文共六章内容,叙述过程中均采用元刊平话作品简称,分别从平话概念的界定;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这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第一章是平话概念的界定。平话一词最早作为方言出现,是广西方言的一种,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历史上人口流动与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形式。福建闽东地区也有被称为平话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方言的平话与元代刊行的平话文本似乎并无关系,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平话一词不同于话本,不同于词话、诗话等同时代其他说唱文本。“平话”与“评话”一度混称,实则是不同概念,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元刊平话是元代刊印的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传统说话繁荣发展从口头到书面的重要体现。论文第二章论述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传统说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击鼓说唱俑的出土成为传统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传统说话在两宋呈现繁荣局面,出现专门说话家数,两宋说话繁荣发展直接促进了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在元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模仿说话人套语、表演方式、临场敷演等特点,同时依傍史书,借鉴民间传说及同时代元杂剧逐渐成书。论文第三章论述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作为元代通俗小说代表,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上都具有鲜明特征。元刊平话采用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围绕主要人物串联故事情节,在历史全知叙事视角下,从大时空叙事开始,长于预叙,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其间多穿插诗词韵语赋文,呈现诗性叙事话语特征。元刊平话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从普通大众审美需求出发,体现民间宗教思想,抒写平民英雄,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论文第四章论述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采用“全相”模式,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文字简化,与市民阶层白话无异,这种浅俗直观的形式会拥有更多读者,使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轻松愉快,对普通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平话作品行间距较密,没有标点符号断句,阅读起来难免不便,阴文刻印给读者十分醒目的感觉,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阴文提示的内容或者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论文第五章论述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继承传统说话口头表演流畅、自然、朴实、生动、善于敷演等特点,虚构故事,带有鲜活可爱的民间气息,呈现出虚实相生、亦奇亦俗、浅显直率的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基本依据史实,在实的基础上又多敷演虚构;善于造奇,满足普通读者猎奇心理,追求人物描写的俚俗之气;平话去繁就简突出主线,粗线条讲述故事,洒脱豪迈,直率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反映民众心声,通俗易懂,保有通俗小说草创时期的最初形态。论文第六章论述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元刊平话是传统说话艺术及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有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元刊平话上承传统说话,不仅促进后世“评话”、“评书”艺术的再兴,更对明代章回体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元刊平话作品为章回体小说在故事内容和整体框架上提供了前提准备,章回体小说继承了元刊平话诸多特点,同时也进行了较大改造,《三国演义》与《封神演义》是成功改造的代表。通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章回体小说直承元刊平话而来,正是有了元刊平话作品前期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才有了后来章回体小说的巨大成功。总的来说,元刊平话承继中国传统说话艺术而来,是传统说话口头讲史到书面讲史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元人用笔将口头讲史故事记录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通俗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在中国传统说话发展视域下审视元刊平话,不仅可以厘清传统说话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在开创时期的元刊平话,其成书过程、表现形式、审美特点等对后代章回体小说的重要影响,元刊平话直接促进了后世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全面繁荣。

李佳丛^[3]（2020）在《两宋都城瓦舍武艺研究》文中认为从上古传承至今,武术在中国古代体育项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比拟的,不同历史时期武术的不同面貌成为顺序相承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在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中,经济、科技的发展及民族精神、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的传播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武术文化也随之兴盛。其内容不断丰富,并渐冉扩升至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当中留下特有的印记。若提起演艺聚集区,或许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殊不知中国早在宋代,便有瓦舍这种剧场形态,于北宋兴起繁荣,历经战争,不断改建、增加,在南宋逐渐形成规模。如瓦舍对宋代社会的价值一样,瓦舍中的武术活动也在宋代武术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更是在武术文化的整个传承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瓦舍的搭建结合城市空间,为包括武术在内的不同演艺活动提供了场所,其所构建的文化市场也开辟出一条适于武术的发展轨道。宋代社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平民化、世俗化、人性化,在这种基调的映衬下,瓦舍武艺的深入民间,成为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瓦舍中的武术活动实是研究宋代武术甚至整个武术史难以忽略的一个方面,在多个版本的《中国武术史》中,对宋代武术的阐述虽都有涉及于此,却缺乏深入研究,也鲜有学者将此列为一个单独的方向进行针对性研究。本研究从城市切入,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和访谈法,对瓦舍中所进行的有关武术活动进行整理,并从政治制度、市民社会等纬度出发进行探索,得出以下结论:一、宋代瓦舍武艺兴起于北宋,南宋则更盛之。其内容丰富多彩,包括相扑、使棒、打套子等十数项内容。到南宋杭州时瓦舍武艺人群体具备了相当规模,其发展为武术在城市的传播造就了机会,成为武术大面积向民间转移的开端。二、瓦舍武艺既深受军事武术的影响,又通过与瓦舍中杂剧、说话、傀儡戏等伎艺的融合塑造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逐渐被民间社会感染,开拓创新继而走向独立,在两宋之间呈现出明显差异。三、瓦舍武艺是军事武术之外民间武术系统的重要体现,商业化、表演化、民俗化特征明显,意味着宋代武术发展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市民文化,市民通过对瓦舍武艺的参与传达了尚武精神。四、瓦舍武艺的发展不仅为后世武术套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推动了武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与瓦舍中各类文化的共融共生,使武艺借助文字、语言等呈现出新的样态,成为武术传承后世的一个重要路径。

黄金龙^[4]（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认为“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丁一^[5]（2020）在《元杂剧产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杂剧是我国早期较为成熟的文化产业样本,以此为对象研究其投资、生产、传播、流通、消费、再生产的过程很有意义,可通过归纳元杂剧这一特殊的断代文化产业现象的主要特点,了解剧作家与艺人的经济生活,还原创作与演出的市场化运作形态,回顾官方演出制度形成过程,考察元杂剧市场发展历程及其兴衰的原因,分析戏剧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因和社会制度性因素。在元代社会经济背景下,充分利用但不限于古代文献资料,以及利用现有元杂剧文物考古研究成果,沿元杂剧产业发展脉络,即资金来源、创作市场、演出市场、戏班经营与管理、书会与农村社会等具有中介性质的组织、官方演出制度形成过程等诸环节展开研究,逐渐逼近元杂剧产业发展原貌。元杂剧是生产驱动型文化,在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呈现出产业化的趋势,分工明确而高效,书会专职创作并印刷传播剧本,教坊统一注籍管理乐人,在民间和官方市场按需调配表演人才资源,而长期两京巡演制度则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元杂剧艺术成就,提高了元杂剧艺术生产力和传播效率。

宫文华^[6]（2019）在《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文中研究指明“宴飨礼乐”是对宴飨与礼乐结合所形成的宴飨礼仪、宴飨用乐和由“礼仪”、“用乐”所体现出来的宴飨文化的统称。宴飨文化构成其内容,而宴飨礼仪、宴飨用乐则是其形式。在中国古代社会,戏剧长期以来是作为宴飨用乐而存在的。因此,宴飨礼乐（主要是宴飨文化）对古代戏剧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和影响作用。鉴于中国古代戏剧的综合性特征和宴飨礼乐的复杂化表现,论文主要运用戏剧学、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宴飨礼乐影响下中国古代戏剧的形式特征和发展状态进行实证分析和系统梳理,以此揭示戏剧发展演变背后的内在理路和外部动因。论文分八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提出课题,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指出目前的研究进展情况及其存在的欠缺环节、空白之处,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宴飨礼乐制度述略”,系统梳理了宴飨礼乐制度的起源、发展、转型、变迁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与戏剧的演进脉络相一致;第二章“宴飨礼仪及其用乐考”,对宴飨礼仪、宴飨用乐详加考辩,以此探讨戏剧的生成路径;第三章“宴飨礼乐的类型、特征与功能”,详细分析了宴飨礼乐的类型,其中“国”之层面的宫廷宴飨与“家”之层面的私人宴飨最值得重视,由此形成了两种演剧形式和两种戏剧形态,而宴飨礼乐的特征、功能对形成中国古代戏剧“杂”之结构特点和娱乐性的审美追求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汉唐宴飨戏剧的形态和特征”,举例说明古代戏剧的三大来源及其特征;第五章“宋金宴飨戏剧的转型和发展”,试图梳理中国古代戏剧在宋金时期转型发展的内在理路,并揭示其动因,同时对戏剧从“宴飨演剧”向“祭祀演剧”的演进历程进行探微;第六章“元明清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繁荣”,着意于探讨这种繁荣背后的动因,其中既有宫廷宴飨演剧的推动,亦有私人宴会演剧的助力;第七章“清代中后期戏剧的变迁”,从宫廷宴飨演剧制度演进的角度,探讨了发生在清代中后期剧坛的各种戏剧现象,比如“花雅之争”、“折子戏演出的繁荣”和“地方戏的勃兴”等。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所谓的“卢冀野之问”作出解答。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三段式”的脉络,即汉唐时期的伎艺性表演、宋元明清所谓“曲的历程”和清代中后期伎艺性表演的回归。宴飨礼乐对古代戏剧的渗透无处不在,从戏剧创作、戏剧作品、戏剧演出、戏剧形态、戏剧观念到戏剧作家、戏剧演员、戏剧观众等可以说涉及戏剧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宴飨礼乐的影响。因此,一旦把宴飨礼乐影响下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演变历程勾勒清楚,无疑会为整个戏剧史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种种事实表明:此种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戏剧本质、起源、存在方式及其美学特征的重新认知和把握,对戏剧的舞台表演实践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非遗”保护和表演类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的当下,这种意义就更加凸显。

吴震宇^[7]（2018）在《两宋乐妓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根据现存史料还原宋代乐妓形象,对该群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现象进行探讨,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即如何对乐妓和卖淫娼妇进行界定?宋代乐妓与前朝相比有怎样的时代特点?宋代乐妓的社会处境,交往群体、日常差应与管理制度又如何?关于乐妓与娼妇的区别,笔者以为不应以今人的观点,即以是否提供性服务作为界定标准。因为从乐妓的分类来说,可分为官、私两大类,其下又可细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市妓,如果说近似嫔妃、婢妾地位的宫妓（如仙韶女乐）、家妓与娼妇较易区分,那么“无常夫”的官妓与市妓就很难再以此标准进行判定。身为乐妓,是否掌握精湛的乐艺或者说是其技艺的掌握是否达到专业水平,日常工作或者说谋生方式是否以卖艺为主才是区别乐妓与卖淫妇的标准。一个真正的乐妓,需自幼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大致包括丝竹、歌舞、诗词创作以及书法、茶艺、言谈举止等等。每一项技艺都需经过刻苦的训练,付出大量的精力、财力方可熟习,乐艺才是乐妓最重要的谋生手段、立身之本。此外,乐妓的主要差应是在各类官私礼仪、宴会中担任歌舞、演奏乃至司仪之职,文艺演出才是乐妓的“本职工作”,这便是她们与“娼妇”的最大不同。宋代的乐妓与前朝相比又有她们的时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技艺掌握的偏重、乐妓的来源及日常差应之上。相对于前朝,宋代的舞蹈已显衰微,贵族自舞极为少见,大规模、大场面的群舞表演逐渐被小型化的舞蹈表演所取代。随着缠足的流行,乐妓的舞蹈技艺也受到影响,所以宋代乐妓的舞蹈更多以舞袖、回旋、折腰等小幅度的动作为主。而与之相对的,由于宋人独重女音,宋代乐妓的歌唱技巧较之前朝却更为可观。按演唱形式大致可分为小唱、嘌唱、唱赚与叫声等,应对不同场景或不同层次的顾客群体而风格不一,或柔美雅致,或朴野活泼。此外,善于诗词翰墨的“才妓”更是多见于宋人记载,这也应与士人阶层的审美取向相关。就乐妓的来源而言,除了与前朝相似的没官为乐妓、乐妓养良人女或被拐卖略买而来之外,自择为妓的记载也更为多见。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传统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使得一部分人家为求财而培养亲女为乐妓,形成所谓“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风气,甚至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有提供幼女者,有培养者和中介、买家。由于良贱制度在宋代得到改良,正如宋出现以雇佣取代买卖奴婢的趋势,由典买、雇佣而来的乐妓也逐渐增多,且宋代不再限制乐户必须在本色本司间优先婚配,而能与常人通婚,相比于前朝,宋代乐妓的法律地位还是有所上升。但是如市妓、路歧散乐等也依旧被视为四民之外的杂类,她们的法律地位皆低于常人。而官妓则有乐籍,未经地方长官许可不能脱籍,甚至不能随便离开当地,实际上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以一词赠妓,或凭一时喜怒将乐妓打杀,亦常见于笔记,可见乐妓仍被视作财产,能被主人随意处置。另一方面,乐妓丰厚的家资与其卑贱的社会地位形成鲜明对比,使她们很容易成为被觊觎的对象,而一旦面临战乱,她们更是成为了首先被牺牲的人群。就宋代乐妓的社会交往而言,宋季三学益横,学舍士夫就成了乐妓最主要的客户群体之一。但另一方面,宋代士论虽以妓乐游宴为风雅之事,官府对官员狎妓却有诸多限制,如对妓乐宴会的时间及官员身份等都有一定限制。最重要的还是宋代规定官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却不得令其私侍枕席,与前朝不限宿妓不同,官员宿妓被归入“踰滥”罪之一。此外,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佛教在市民中普及,更带有世俗化的倾向,导致佛门戒规松弛,于是城市中的佛寺成为商业及娱乐中心,僧妓相接之事更是不绝于书。至于宋代官府对乐妓的管理大致以官妓为主,对于私妓,除大型会演时官府须召一些私妓参演之外,对私妓甚少干预。其中,又可分为中央朝廷管理与地方管理两大类别。朝廷的音乐管理机构,其职责仅限于宫廷和京城乐人的管理,先后有:东西教坊、化成殿、钧容班、德寿宫、临安府衙前乐、修内司敎乐所以及大晟府、仙韶院、云韶班,左右班乐等专掌乐人的机构。就地方而言,宋代各州府皆设有衙前乐营,即隶属于各州府衙门的乐队,它们由唐代“县内音声”演变而来,不仅管理男性乐人,也管理乐妓。与之配合的是各地妓乐司,妓乐司负责官妓的脱籍、附籍之事,是本州妓籍的管理机关,但它并不管理乐妓的训练、差应等事。除乐营负责召集排练和妓乐司负责乐籍之外,对地方乐妓的日常管理主要由州县官进行。知州、县令等不会参与乐妓们琐碎的日常管理事务,但他们可以随意责打乐妓,决定黥面之类的处罚,乃至决定乐妓的生死。而官妓是否能暂时离开本地,是否能脱籍,最终决定权往往在知州或县令手中。此外,乐妓如因事离县,须向当地县尉告假,县尉不许则不得离县,而乐妓非法离县,县尉有责任追还。当然,知州、县令或县尉都只是利用权势兼管官妓,官妓最直接的管理者或直属上司是乐营将。乐营将即管理地方乐人的伶官,地方官妓的日常差应便由他们安排、催督与统辖。

浦晗^[8]（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表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韩文慧^[9]（2016）在《佛教文化视域下的西域戏生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是在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孤立的文化形态。同样,西域戏的发展也不例外,西域位于中国和西方交流的中间地带,从孕育初期的歌舞小戏直至后世元杂剧角色的形成,其在生成过程中的各戏剧要素都带着佛教文化的烙印。为说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往所具备的不同点,分析佛教因素在西域戏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从西域戏的形成、发展、繁荣三个阶段入手,将文章分为三部分内容,分别是绪论、正文、结语。绪论部分包含三方面内容,分别是西域与西域戏的界定、西域戏的内涵与生成以及本文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西域戏的时空界限,笔者主要将其地区限定在新疆与敦煌两个地区,时间设定在秦汉一直到元代之前这一历史时期。西域戏剧的内涵即产生在该地区、该时期所有的前戏剧形态,包括戏剧孕育期的歌舞小戏,戏剧形成发展期的讲唱艺术,也包括西域戏剧繁荣期的典型剧本《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本文的研究现状,笔者也自三方面展开:分别是西域戏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研究、西域讲唱艺术中戏剧要素的研究以及西域剧本的考证评定。关于本文的研究思路,笔者自西域戏生成的孕育期、形成期、繁荣期三个阶段展开,进而分析佛教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第一章概括讲了西域戏生成的发生背景。笔者自三方面展开:首先是宗教仪式与戏剧艺术两种形态的依赖与共生关系;其次,西域位于东方和西部地区交往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印度舞蹈、音乐广泛传入西域;最后,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西域佛教文化异常繁盛。大致体现于两方面:首先是借助佛经翻译,佛教在西域回鹘民族中广泛传播,二是寻迹丝绸之路路线,自西域到中原的远古交通线上出现许多佛教石窟遗址。第二章是西域戏的孕育,主要讲音乐歌舞在戏剧产生前的准备。笔者以四种早期表演形态、戏剧角色、戏剧中的音乐与器乐以及一种初期的西域戏剧傀儡戏为主要内容来谋篇布局。四种与佛教相关的早期表演形态分别为苏幕遮、钵头、弄婆罗门、伎乐。对于西域戏剧角色中的参军与苍鹘,笔者分析后发现了其源头上的佛教文化因素。西域戏中的音乐大多为佛教音乐,主要包括佛教大曲、胡乐大曲、摩柯兜勒等。西域戏的器乐主要包括羯鼓、七弦琴、火不思三种佛教器乐。西域初期戏剧傀儡戏从最早的记载来看,它在形成初期与佛教的关系可以想见。第三章为西域戏的形成,主要从敦煌地区讲唱艺术中的部分代言体形式出发,分析其对戏剧形成所作的形式上的准备。关于讲唱艺术的表演手段,笔者自俗讲、转变、唱词与诸宫调四种形式展开分析。讲唱的道具即指图画,图画分立铺与横铺两种。音乐主要指讲唱音乐到戏曲音乐的过渡。曲辞方面笔者主要考察了敦煌讲唱艺术中的《苏幕遮五台山曲子》和《小小黄宫养赞》两首曲辞。西域戏的形成期较孕育期而言,戏剧艺术在代言体和故事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讲唱艺术成为了西域戏最终形成的踏板。第四章是西域戏剧剧本个案研究。从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来看,剧本是戏剧艺术中重要要素之一。笔者从西域地区保存完整、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剧本《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出发,对剧本的演变过程、戏剧史意义、剧本的情节、对话、独白所表现出的戏剧性作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释迦因缘》与《会见记》两个剧本的被探明,一方面为我国戏剧史增添了新的戏剧形式,从另一点说上,我国戏剧艺术的完成或依赖于它,具有极大的戏剧史意义。第五章是途经西域的佛教文化对后世戏剧的影响。笔者也自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在体例上对元杂剧的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脚色和曲调的形成上。二是佛教对后世戏剧剧场的影响。“勾栏”、“瓦舍”等表演场所,从源头上看,都或与佛教文化相关。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对文章归纳后笔者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一是西域戏孕育期的歌舞小戏推进了戏剧形态的形成;二是西域戏形成与发展期的讲唱文学生成了代言体的表演手段;三是西域戏剧的繁荣期呈现出经典佛戏;四是西域戏从整个方面影对后来戏剧的发展有所借鉴。文化的发展是在交流互鉴中展开的,在我国西域戏的生成历程中,佛教体现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西域戏考证只是在起步时期,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西域戏研究会呈现出一个光明的前景。

张莉,郝敬^[10]（2013）在《论瓦舍勾栏的兴废与说话艺术》文中研究表明北宋瓦舍勾栏的兴起,标志着民间通俗文化娱乐市场的正式形成。宋代说话作为瓦舍勾栏中的重要表演形式,与瓦舍勾栏一起走向繁荣。元代瓦舍逐渐衰落,勾栏却获得极大发展,但元代说话在勾栏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杂剧取代,只有讲史一门得以继续发展。明代以降,瓦舍日趋消亡,勾栏性质发生变化,不再作为民间伎艺的主要表演场所。明清说话在沉潜民间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带有地域色彩的评话、评书,并找到了替代瓦舍勾栏的新场所——书场,再次迎来说话艺术的发展高峰。

二、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两宋都城瓦舍武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元杂剧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论文提纲范文）

（7）两宋乐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9）佛教文化视域下的西域戏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2]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D]. 李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两宋都城瓦舍武艺研究[D]. 李佳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01)
•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5]元杂剧产业研究[D]. 丁一.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D]. 宫文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两宋乐妓研究[D]. 吴震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9]佛教文化视域下的西域戏生成研究[D]. 韩文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6(11)
• [10]论瓦舍勾栏的兴废与说话艺术[J]. 张莉,郝敬. 民俗研究,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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