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县清虚关八斯巴字蒙古诏书考释

一、平遥县清虚观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考释（论文文献综述）

李春桃^[1]（2020）在《《明真大师古文墓碑》与《崔真静古文像赞》考证》文中指出山西平遥清虚观内藏有一方墓碑,以往学者多未注意。碑文内容以古文刻写,不易释读,本文在释读碑文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及其他石刻材料,对墓碑的教派属性、主人、书篆者、刊立者进行了考证。山东长清五峰山洞真观内藏有崔真静画像赞碑,赞文共分三部分,分别为元好问、刘祁、杜仁杰所撰,其中元好问赞文以古文刻写,以往的释文、断句错误较多,致使赞文不能通读,本文对其进行了重新考释,并揭示出其与全真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韩月^[2]（2019）在《元代白话碑文中的助词研究》文中提出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镌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庙学的各类旨书。碑文语言兼有中古蒙古语和元代汉语的词汇和句法特点,是研究元代汉语及汉语与蒙古语接触的宝贵资料。近些年,随着对元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加强,元代白话碑文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总体来看,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白话碑文的整理、校释和对白话碑文中特殊词汇和特殊语法现象的考察分析,缺乏对某个语法现象整体的考察分析。本文旨在对白话碑文中出现的助词进行详尽性描写,同时对比同时期《元典章·刑部》中助词的用法,概括总结这一时期助词的使用情况和特点,并分析碑文中助词的选择所体现的蒙汉语言接触的特点。论文主要分为六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意义、助词研究概况、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状、元代白话碑文的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对本文语料和特殊情况的说明。第一章至第四章:分别介绍了白话碑文中出现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以及语气助词的分布和使用情况。我们首先从格式、语法功能以及语法意义等角度对每个助词归类,然后进行详细地描写分析,在对比同时期《元典章·刑部》中助词用例的基础上,总结概括每个助词的用法,力求展现白话碑文助词的全貌并尝试探索蒙古语对汉语助词产生的影响。第五章:着重描写了在白话碑文等直译体文献中出现较多的,本是实义动词用作表时体意义的助词“有”的用法,从助词“有”的分布情况和表达的时体意义两个角度进行了描写,同时尝试分析了作为动词的“有”和用作助词的“有”之间的关系。结语部分:主要归纳总结了白话碑文和《元典章·刑部》中助词的用法和特点,对其中某些助词特殊用法产生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我们认为两部语料中出现的助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些助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与蒙汉语言接触有一定的关系。

裴孟华^[3]（2018）在《从金元到明清：山西汉人世侯家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战乱中地方出现了一批武装势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归顺蒙元,得益于蒙元的战争需求以及政治制度,他们得以将权力世代延承,学界一般将之称为汉人世侯。有相当一部分世侯家族流传到今天,其后人仍对祖先有相当的认同,并热衷于宗族建设活动。在山西地区就有大小近二十个世侯活动的记载,本文选取了其中浑源孙氏、平遥梁氏、曲沃靳氏和河津史氏等四个世侯家族作为案例进行观察研究。孙氏以其家族的“先茔碑”和墓葬、墓祭制度引人关注。丧葬制度作为汉人最为看重的礼仪制度之一,其形态在不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华北尤其是山西地区丧葬礼仪可能就是发轫于金元之际。浑源孙氏留存至今的家族墓地可以作为一个切片式的标本,为我们从礼仪制度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宗族提供帮助。梁氏宗族的活动是与平遥地方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平遥梁氏兴起于十二世纪,其祖梁瑛在元初官职五路万户,子弟依靠祖荫在各地任官,有元一朝势力不减。明清时期梁氏一面通过科举途径,继续在平遥地区保持影响,并进行了大量宗族建设活动,一面出现了迁徙外地的现象。当代散居外地的梁氏后裔又开始互相联系,回到平遥认祖寻根,其宗族事业又有复兴的趋势。曲沃靳氏同样兴起于宋金之际,靳氏的发展以元代分支和明代立户最有特点,但其发展过程中并非只有这一点值得注意。分支立户貌似是宗族发展后的裂变现象,实际上却更能体现宗族成员的宗族意识和理念,分并不是分裂,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尤其是靳氏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深入考察宗族是如何被族内成员们表达和实践的难得案例。干涧史氏现存有清末《史氏家谱》一部和先人墓碑共计八通,这些碑刻所涉及的祖先远至后唐,近至元代,先后经历了三批史氏族人的五次重立。史氏不同历史时期重刊祖先墓碑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造族活动,其中所涉及的祖先身份的书写和确认与时代形势紧密相关,同时也呈现出华北宗族的独特表现形态。这四个兴自金元,历经明清延续至今的宗族为研究对象,是希望寻找其产生的源流和动因,展示其不同时期的形态,探究其得以在社会和时代变迁中持续存在的内在逻辑,并希望以此归纳出生成于山西地区、对历史时期的北方宗族现象有一定适用性和解释力的宗族理论。

邹虎^[4]（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雷小虎^[5]（2014）在《大元宸命碑考释》文中研究说明陕西户县重阳宫,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修炼、归葬的地方,也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首。从金元时期开始,统治者常有为重阳宫刻石立碑的传统,重阳宫也因此积聚了大量碑石文物,形成蔚为壮观的祖庵碑林。在众多碑石文物中,尤以五通蒙汉双文合刻的圣旨碑最具特色,学术价值也最高。大元宸命碑就是五通蒙汉双文合刻的圣旨碑之一,通过此碑,我们可以对元朝时期的蒙汉翻译句式有进一步的认知,同时通过碑文也能折射出元朝时期的相关历史事件,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

陈烨,宝音^[6]（2012）在《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介绍了八思巴本人以及八思巴字古籍文献产生的历史、发展和现存情况,并对国内外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缘起进行了挖掘。阐述了国内有关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崛起、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深化、细化以及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情况。

乌力吉白乙拉^[7]（2007）在《八思巴文变形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专题研究八思巴文一种字体-变形体和用它写成的文献资料的论文。八思巴文变形体藏族人叫它“hor yig”（蒙古字），看成藏文的一种艺术字，其书法内容，一直受到藏文书法家们的重视。如今继续在一些寺院里当“文字”课程来教学。用八思巴文变形体所写的东西在藏传佛教地区，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喇嘛寺院内一直流行，它被用于楹联、匾额、印章、经卷封面等。从内容上看有的是诗歌散文体的经文；有的是封号、活佛职位、尊称。主要用在寺院经堂大门两侧的对联，刻于宗教上层人士的个人印章。本文从文字学和正字法角度重点研究八思巴文变形体的名称、创制年代和发展过程、原因和所写的历史文献。而且确定八思巴文变形体字母的具体数字、显现字母的变化，以便提供给八思巴文变形体编码的制定做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本文由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等组成。“导论”部分简述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和过去研究的基本概况。第一章，重点研究八思巴文变形体的字体和名称问题。既论述了八思巴文变形体的名称、创制时间、拼写特点等。第二章，重点研究用八思巴文变形体所写的藏蒙文资料。文献资料的排列、拼写、翻译、词义、相关寺庙的简介，总结出拼写特点和拼写原则。第三章，具体分析了八思巴文蒙文资料（文献）里所转写的藏人名、地名的特点及原则。第四章，简述已制定的八思巴文编码方案的有关问题，详细论述八思巴文变形体编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介绍八思巴文变形体字母、名称、拼音、变形、所出现的频率等。附录包括参考文献、论文和八思巴文蒙文文献里出现的藏人名、地名以及八思巴文变形体拼写的藏蒙词的解释、拼写等。

莎日娜^[8]（2004）在《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资料综述》文中指出一、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特点及基本概况金石碑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其不仅以独特的载体形式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而且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史料。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宗教、哲学及语言文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金石碑刻无疑对蒙古学研究及史学考证弥足珍贵。近年来,蒙古学金石碑刻及其研究成果,正在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的

额尔德尼^[9]（2002）在《2000年国内报刊蒙古学论文资料索引》文中提出

祖生利^[10]（2001）在《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文中研究指明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镌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的各类旨书，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白话碑文中蒙汉混合的语言现象，是元代北方阿尔泰语同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直接、生动的体现。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基础上增补、校订的《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初稿）所收118篇白话碑文材料，通过白话碑文与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拉丁转写）的比较对照，考察了白话汉译中方位词“里”、“内”、“根底”、“根前”、"上"、"上头"、"行"、"处"（一处）等与中古蒙古语静词的领格、宾格、与-位格、工具格、离格、共同格等附加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白话译文中方位词所表示的"特殊"语法意义；并结合《蒙古秘史》的汉字旁译、总译，指出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等其他直译体文献，及《老乞大》、《朴通事》、《正统临戎录》等材料中汉语方位词标记蒙古语静词格附加成分的功能，进而解释直译体文献以汉语方位词对译蒙古语格附加成分的主要原因：1. 汉语方位词的后置性特征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相一致。2. 宋元时期汉语方位词意义、功能虚化，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有相通之处。最后推测，金元明初汉语文献里"介词+NP+方

二、平遥县清虚观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考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平遥县清虚观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1）《明真大师古文墓碑》与《崔真静古文像赞》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2）元代白话碑文中的助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金元到明清：山西汉人世侯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大元宸命碑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6）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八思巴文变形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资料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平遥县清虚观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考释（论文参考文献）

• [1]《明真大师古文墓碑》与《崔真静古文像赞》考证[J]. 李春桃. 宗教学研究, 2020(02)
• [2]元代白话碑文中的助词研究[D]. 韩月.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3]从金元到明清：山西汉人世侯家族研究[D]. 裴孟华. 山西大学, 2018(04)
• [4]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大元宸命碑考释[J]. 雷小虎.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04)
• [6]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J]. 陈烨,宝音.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1)
• [7]八思巴文变形体研究[D]. 乌力吉白乙拉. 内蒙古大学, 2007(06)
• [8]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资料综述[J]. 莎日娜. 蒙古学信息, 2004(04)
• [9]2000年国内报刊蒙古学论文资料索引[J]. 额尔德尼. 蒙古学信息, 2002(01)
• [10]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J]. 祖生利. 语言研究, 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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