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论文文献综述)
刘强[1](2022)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史实》文中研究表明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中华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在南京解放后它的演变过程目前尚缺少详实而准确的文献资料。本文基于历史档案,结合有关文献,较为详细地梳理了1949~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被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1949年5月~1950年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1950年7月~1950年12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1951年1月3日~1951年5月6日)接管的过程。本文还整理了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全所工作人员一致希望隶属中国科学院的经过,以及最终于1951年5月7日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过程。
吴福元[2](2021)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成立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传承》文中研究指明1913年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时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代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起始,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它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大地构造学、地震学、土壤学、古生物与古人类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是民国时期我国最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单位。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正式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当时新中国地质工作"一元化"的要求,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的部分地质研究人员也一同并入该研究所,使其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1952年6月开始,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开始分流。首先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人员分流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它是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的。1952年9月,研究所土壤研究室扩充建设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1952年底左右,因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大批科技人员分流到刚成立的地质部及所属的地质勘探队。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传承和延续,而学术界大多认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已于解放初期解体或撤销的观点与史实并不相符。
李秀华[3](2020)在《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启点,也是承载地球一切物质往复的最终载体。陆地源生于海洋,看似陆地相对独立的物质循环体系最终依然无法摆脱对海洋的依赖。人类从诞生至今,对整个生态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陆地的物质开发及使用也极大的影响着海洋的生态及环境。尽管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作为最大的生态系统有其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但频繁的陆上及海上人类活动、废弃物排放、海洋及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多种因素打破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引起了海洋污染。而海洋污染物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乃至人类生命健康直接或间接的产生严重的危害。陆地因为国家的存在而具有显着的边界性,对陆地环境的处理往往以各国家和地区独立处理的内部方式为主,而海洋具有无明显边界的区域性,因此海洋环境问题具有环境区域性特征,其往往不能通过单一封闭性的思维去进行处理。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海洋区域环境的整体治理,强调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开展区域内各个层次的通力合作。人类针对当前的海洋污染现状探索了 多种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国际机制,不同区域治理机制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目前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海洋污染问题,这些海洋污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借鉴已有的国际合作经验,克服区域治理中的缺陷,形成良好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本论文也基于此研究目的而成,具体内容如下:本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海洋污染物的类型及其对应的后果,随后介绍了目前海洋污染区域性特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开展区域性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还介绍了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最后,结合中国当前的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中的缺陷,提出治理模式的改进设想。海洋污染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并且已经超过一国管辖范围,依靠单个国家已经无法实现海洋污染的有效治理。海洋污染的本质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例如海洋污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沿海地区,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区域治理的方式治理海洋污染。国际社会已有的区域治理操作实践已经卓有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和问题。本论文第二章主要从理论视角阐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传统国际法律制度下“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推动和限制,进一步分析现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下的国际合作主体、治理主体和法律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而运用治理理论分析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符合治理理论的特征,最终从理论上论证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相对于仅依靠单独的国家或传统国际法治理的理论优势,为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提供法理上的基础和支持。受制于洋流、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海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该区域内的一点受到污染,则有可能扩散到整个区域,并进而影响到另外的区域。因此不同海域的污染可能面临不同的区域治理的需要。受到沿岸国家不同经济制度的影响,海洋的国际属性也催生了不同的区域的治理机制。本论文第三章在内容上主要对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就各机制之间的共性及问题进行评析,此外本章也将结合国际法律规范对所考察的区域治理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国际法律规范对区域治理问题的影响及效用。长期以来,在海洋区域污染预防和治理问题上,作为利益相关方的该区域沿海国家为防范海洋污染作出贡献的意愿,往往被主权国家海域权益的争执所阻碍。自1974年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区域海洋项目为世界上140多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极好的区域内合作契机,并为区域治理构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虽然体现在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中,但具有机制共性,是海洋区域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在第三章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考察的基础上,本论文第四章着重从具体机制出发,分析相关机制的特点及内容,并结合国家、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既有探索,从信息共享、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污染评价及赔偿、资金保障、纠纷解决五个方面入手,研究跨国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模式中的主要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全面构建应包括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构建,海洋污染的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的采取和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以及区域海洋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承担海洋大国责任、为全球海洋善治贡献中国力量的意愿不断增强,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海洋区域治理并已有所作为,但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合作的促进实施和国际协调方面仍存在欠缺,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也面临着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对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生态的需求不一致、相互依存度较低、争端复杂化、域外势力介入等挑战。基于中国所参与区域合作的现实并借鉴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施行经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应首先与区域内各国在治理理念与目标层面达成共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不同层次的共同理念并形成统一的层次化的治理目标体系,继而在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资金保障、国内法与国际法在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国内海洋治理完善、区域内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开展合作,最终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制度保障。本论文第五章将对于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现状、理念与目标和制度保障进行探讨。
赵万鑫[4](2020)在《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实施(1945-1953)》文中研究指明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核轰炸。原子弹的恐怖威力极大地触动了斯大林,促使他深刻认识到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为应对美国核威慑,维护和加强国家安全、巩固和扩大胜利果实,斯大林于1945年8月20日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9887сс/оп号决议,拉开了全面实施苏联核计划的序幕。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苏联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手段,采取军事化的全民总动员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仅用了4年时间即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政治实力,阶段性地实现了核计划目标,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苏联核计划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有力工具,也是促使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两极格局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核计划实施过程中,以哈里顿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哈里顿从1946年出任第11设计院总设计师,直到后来的全俄实验物理学研究所,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到后来苏联几代热核武器的研发、量产,为苏联核事业奉献了半个世纪。从核物理学理论研究到核武器实验研制,他几乎全程参与核计划,完整经历了苏联核军事工业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发展壮大,乃至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的历史见证者,被誉为“热核武器时代的缔造者之一”。
冯梦青[5](2018)在《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各类复杂的、相互纠葛的公共事务超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成为区域性议题,原有的行政区划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区域性公共问题,尤以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为重。地理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环境污染边界与行政边界产生偏差,日益频发的跨行政区环境污染事件反映了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区域环境生态恶化非理性结果之间的矛盾。不同区域间污染问题的高度渗透性与不可分割性为单一行政区污染治理模式带来极大挑战。此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导致地区间财政能力的不同进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非均衡。因此,在环境问题的空间性、整体性与复杂性背景下,地方政府间需要从“分而治之”走向多元化的伙伴协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方政府间财政合作在财税政策、资金筹措和资金分配方面具有较强的调节和支配能力,对于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协调地区间环境治理行为、维持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然而各辖区基于个体价值与利益诉求,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加剧了地区间的资源竞争与财政竞争,致使地区间财政合作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被削弱。故如何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转变地区间竞争观念,形成合作竞争的理念以及制度化的跨区域财政合作,从而有效发挥财政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与合作破局问题,促使相关主体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对话与合作,成为本文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沿着“理论研究——现实考察——实证分析——经验借鉴——对策研究”的技术路线,对跨区域财政合作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从理论上明确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必要性,根据相关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而在归纳总结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以“联合预算”、“协同收支体系”、“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为核心的跨区域财政合作制度化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理论基础。以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内涵界定为起点,阐述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理论基础。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区域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博弈论、政府间关系理论、环境治理事权与支出责任理论五个方面论证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必要性。从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动力、模式、体系以及跨区域财政合作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四方面深入剖析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框架与要素。第二,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现状。以京津冀、泛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例,从区域环境污染现状、污染治理政府间合作顶层设计以及合作现状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现状。专门的协调机构、共同的行动规范准则、透明的信息管理平台有效推动了合作的达成。第三,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问题分析。虽然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相应的机制构建已初具模型,但运动式治理失灵、碎片化问题严重、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松散等问题仍不容忽视,这些问题构成了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现实困境。本部分从地方政府合作理念、分割型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财政合作保障机制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合作理念主要受到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追求、政治晋升的激励机制和环保领域硬性指标的影响;分割性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协作的限制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环境管理体制的局限和现有协调机构权威性不足三方面;除此之外,分权财政体制下的财政约束、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法规标准缺位和不协调各监督与惩罚机制缺失等保障机制的不足也影响了地方政府间财政合作的实现。第四,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模拟运算。环境治理是政府责任担当的重要方面,本部分基于公众环境需求、政府能力范围以及相关关系协调三方面划分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中央财政负责从宏观全局的层面主导全国范围的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如防范未知环境风险、处理应对突发性生态环境事件、建设具有较强外溢性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地方政府承担本辖区的环境责任,与此同时依托生态功能区规划界定政府间环境事权,基于“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平衡地区间差异,推动区域合作。在确定了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着重分析了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增大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偏好,导致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不断减少。紧接着从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功能、建立依据、资金来源归属和可行性四方面深入分析了基于生态补偿的环境治理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该制度建立的原则是受益者补偿(破坏者付费)、权利与责任对等、公平性与差异性。资金来源归属上,从受益角度、公平发展角度提出完善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财政生态补偿资金共担机制,建立以横向转移支付为主、纵向转移支付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最后,基于排污权交易和成本法分别测算了长江流域和京津冀地区生态补偿额度,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提供参考。第五,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国际经验。在对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美国、巴西、欧洲和东北亚地区在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中的先进经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治理跨域合作的共同特征。主要有重视政府间合作、拥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建立权威的协调机构、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借助先进的技术支持,为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提供环境治理理念、机构设置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经验借鉴。第六,提出构建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运行机制建议。科学归纳出“生态优先、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作为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总体原则;提出弥补市场“失灵”、通过横向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定位:提出通过转变竞争观念、增进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共容利益、增强府际社会资本三方面培育地方政府间合作理念;通过构建整体性组织系统、促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利益平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政府考核体系、建立健全一体化生态问责机制五方面推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为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从构建区域财政合作预算体系、协调区域财政合作支出体系、完善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五个方面建构制度化的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运行机制的政策建议。
牟文鹏[6](2018)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年12月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的代表机关,也是党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区开展工作的指挥中心。无论在党的发展史上,还是民族抗战史上,长江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这一党的历史上的重要组织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它成立原因、时代背景、历史功绩、史实疑问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本文按照研究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研究抗战初期长江局成立的相关问题。一是从日军准备“一举而占领中国”、“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国民党“政治解决中共”、共产党准备“联蒋”等方面研究了长江局成立的历史背景;二是从中共洛川会议的“走向全国战略”、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的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考察了长江局的成立的逻辑和过程;三是梳理了长江局成立后的组织设置。第二章研究长江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长江局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创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与国民党围绕“共同纲领”、“合作方式”、“改组政府机构”等问题开展谈判,巩固国共合作;二是争取“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与国民党上层、地方实力派、各民主党派搞好关系,加强统战工作;三是开辟海外统战工作,广泛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对华友好组织、反法西斯国家和机构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第三章研究长江局在南方各省的组织工作。长江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使中共由“一隅走向全国”,改变党组织限于陕甘宁等狭小革命根据地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党”。长江局成立后,即着手整理、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并通过组织建设,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指导和巡视,对地方干部进行训练和教育。1938年,在中共中央提出“组织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后,长江局积极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从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根本改变了南方各省党的组织状况,为以后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四章研究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长江局成立后,经与国民党多次谈判,对南方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组编了新四军。新四军的成立,构成了南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基础。此后,在长江局领导下,新四军经过整训,东进华中地区,开辟了敌后战场,创建了敌后根据地。与此同时,在长江局统一指挥下,南方各省军事力量,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有力配合。第五章研究了长江局的群众工作。长江局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要归功于它出色的群众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团体;二是对群众运动进行动员和宣传,如构建以报刊为核心的宣传网,推广抗战文艺事业的进步等;三是开展群众性救亡运动,如领导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体开展救亡运动,领导了“七七周年”纪念与献金运动。结语主要对一些史实进行辨疑。根据前五章对长江局历史的研究,使之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答水到渠成。笔者客观论述了长江局工作的功过得失,分析了王明右倾错误对长江局工作的影响,及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长江局使命的结束。
胡辰[7](2018)在《现代汉语形式动词和名动词的语法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形式动词作为现代汉语动词大类中的特殊封闭小类活跃在多种语法现象中,其数量有限,但使用频率却很高,多用在正式的书面语中。名动词是朱德熙在论述准谓宾动词宾语时提出的一类特殊词类,名动词本身是动词,兼有名词性质,属于现代汉语兼类词中的热点板块。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围绕形式动词的名称由来和定义的确定展开,比较了形式动词和其它名称的立类特点和差异以及各自的局限性,进而根据其立类特点和一般语法、语义特征,正式确定其定义。在定义基础之上,结合前人观点,尝试给出形式动词的判定标准。第二部分主要确定了形式动词的范围,首先归纳文献中的“疑似”形式动词成员;然后借助《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和《汉语动词用法词典》筛选出符合形式动词虚化语义特征的义项;接着,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中检索其后带的宾语,并进行分类,和统计;最后将三方面结合,一一排查,确定形式动词的范围。第三部分主要围绕形式动词和一般动词的特点比较,以及对确定的形式动词成员展开内部分类、差异比较与功能研究。第四部分主要比较分析了名动词与历史上的“名物化”等概念和英语中的“V-ing”词差异。该部分还对做形式动词宾语的名动词进行词性讨论。此外,这部分还重点论述了朱德熙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名动词的8条判断标准的不足之处。最后,在前文所确定的形式动词基础之上,检索其后带动词宾语的情况,从语义和语法的角度出发,试图总结出名动词的判别标准。
覃玲[8](2017)在《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研究 ——基于历年《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公益广告价值观的表述内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发展中社会价值观念内容的一个缩影,价值观内容的变化是时代变迁导致的必然结果,它又给时代变迁造成必然的回应。广告作品是广告事业研究宝贵的资源,《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旨在增强全社会对广告事业的关注与参与,本研究以《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为考察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专家访谈方法,结合广告学、社会学、哲学相关理论,系统地总结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类型、特点,分析与讨论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的内容与规律。研究包括绪论共五个部分,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发展变迁遵循怎样的轨迹、作品如何体现表述内容的取向和功能、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内容和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起步期(1979——1995)、探索期(1996——2003)、初步发展期(2003——2008)、蓬勃发展期(2008——)。从1986年贵州电视台的公益广告“节约用水”的播出和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栏目的开播,催生中国公益广告发展的新阶段;1996年以后,主题公益广告活动月的开展,公益广告发展迈向新阶段;2003年始,在政府调控和事件驱动助力下,进入稳定发展期;2008年往后,大国崛起及国家认同诉求进一步加强,公益广告驶入蓬勃发展轨道。从公益广告的演进来看,公益广告系列幅数、文字、图片排版、广告语等方面的变化,开始以符合信息传递规律和遵循广告传播导向的方式。重点分析公益广告作品中不同诉求下主题内容变化,包括主题载体的项目数量和项目分布。公益作品价值观表述在政治传导、社会风尚、行为规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的取向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重构现代价值观念。公益广告遵循时代变迁的轨道,在时代变迁、价值观演进中不断发展变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回归与发扬,形成了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引领与反哺的关系。
朱玉山[9](2017)在《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文中指出美国着名学者马丁·特罗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卷入高等教育的受众面涉及广泛,大学与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可分割,大学与社会走向一体化,社会广泛参与大学治理成为普遍要求。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5年达到了 40%,进入大众化后期阶段,预计在2018-2022年之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即将面临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普遍要求。另外,中国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要"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如何构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是当今中国大学治理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实现普及化以来,公立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已走向稳定而成熟。因此,分析和研究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实践经验和运作规律,可为中国即将到来的普及化阶段的大学治理变革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借鉴。市民社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解释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命题的适切理论,它们分别从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阐释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命题的内在逻辑合理性。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问题的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从市民社会中界定大学治理多元参与主体的来源,第三条道路理论阐释了社会参与思想的来源,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吻合了大学这一现代机构的组织特性。运用市民社会理论提供的四分框架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界定的社会参与主体类型,借鉴社会参与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概念清晰地界定为,基于政府、市场、大学、社会四分框架下的市民社会中的大学利益相关主体,通过个体或一定的组织形式如董事会(理事会)、学术社团(学会、协会、研究会)、基金会、媒体组织等,介入大学决策、监督、评价等事务,以使大学达到"善治"状态的行为。借鉴社会参与理论的研究成果,还可以从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以及主体、渠道、知情、咨询、共同决定和效果六个层面来评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水平和质量。美国公立大学自诞生以来社会参与治理的过程经历了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公立大学初创时期、公立大学体系形成时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一类重要的社会参与主体出现。公立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制度自然发生后,历经两百多年的缓慢发展,逐渐走向成熟。考察分析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第一,每个时期的大学治理都是在政府、市场、社会和大学共同参与下的治理。第二,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产生机制、参与内容和发挥作用不同——公立大学初创时期,董事会的参与是伴随公立大学的诞生而产生的,全部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公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全权负责大学的一切事务;公立大学体系形成时期,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产生并发展壮大,在参与大学治理以维持大学这一组织机构的学术性上发挥重要影响,影响内容涉及一切学术事务;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社会公众在"阳光法案"的保护下以各种形式普遍参与到大学事务中来。第三,不同时期各参与主体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初创时期董事会占主导地位;形成时期大学(校长)一度发挥主导作用;大众化后政府、社会和大学参与力量基本走向均衡,共同参与,多元共治。整个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历史阶段,遵循大学发展的认识论逻辑,从参与深度的发生顺序上看是沿着共同决定——咨询——知情的参与阶梯呈"下延式"发展,是"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为个案,来考察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现实状况,从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以及主体、渠道、知情、咨询、共同决定和效果六个层面,讨论分析了大学董事会和大学咨询委员会两个组织的成员组成和工作内容以及大学校长遴选事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和个体普遍参与到大学事务的治理中来是美国民主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和做法,参与主体分布广泛,参与渠道丰富多样,参与深度已达参与阶梯——知情、咨询、共同决定——的最顶端,参与效果各方满意。最后,在对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历史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即政府参与受限制、社会参与无边界、大学自治有限度、多元共治显特色;分析讨论了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所充分体现的多元价值即自由、忠诚、平等、卓越,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即自由与忠诚、平等与卓越的矛盾。美国公立大学的多元价值诉求正是在这种多元矛盾冲突中逐渐优化而达到平衡的,优化和平衡的结果使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各自价值诉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缺少了社会参与,现代大学中的多元价值将无法完整表达。本文还运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治理权力变迁的过程,发现大学治理由中央控制向社会参与转轨的动力来自于政府的制度供给;通过大学章程文本的考察,发现近年来中国大学治理中已经实质性地出现了社会参与的成分,但是目前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深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社会参与阶梯的最底端——知情层次的社会参与还不够完善,咨询层次的社会参与才刚刚起步,共同决定层次的社会参与还没有发生。比较美国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可以发现,美国公立大学是在分权体制、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等社会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社会参与,中国大学则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生机制类型即美国的自然生长型和中国的政府主导型。
齐书春[10](2011)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首先研究了城市社会体育、城市竞技体育、城市学校体育自身和谐以及三者之间和谐发展的有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自身和谐模式。其次,研究了城市体育如何与城市卫生、城市教育、城市文化等相关社会系统维持和谐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共享模式。最后,研究了城市体育如何融入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生态从而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参与模式。通过研究,本研究认为:区域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均等化是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理念基础;人均公共体育资源量提高是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社区体育是实现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有效载体;加强对城市弱势群体的体育关照是促进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紧迫任务。促进体育赛事、竞技体育项目发展与城市特色相符是城市竞技体育发展理念;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强化对运动员文化教育,以及建立运动员社会保障机制是发展基础;减少城市竞技体育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移植民主作风,重塑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是发展路径;促进城市竞技体育区域发展均衡,以及促进城市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是紧迫任务。学校体育教学目标和内容与新课标要求相符是城市学校体育发展理念;扩展体育课程资源是发展基础;增加体育教师数量,以及加强体育教师培训力度是发展路径:真正落实学校各项体育活动是紧迫任务。为了促进城市竞技体育与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需要实现体育自身价值与体育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需要注入“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需要树立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互相取予的意识。为了促进城市社会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需要转变观念,理顺条块;需要构建和谐制度环境,推进城市社会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需要抓好共生界面建设,多元主体共同推进;为了促进城市竞技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需要对竞技体育进行教材化处理;应致力于培养体育氛围、塑造体育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应注重体育竞赛的杠杆推动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城市体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通过实施“体教结合”共享模式,推动城市体育系统与城市教育系统和谐互动,资源共享,推进学校体育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竞技体育人才,最终实现以学校体育作为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和结合部,全面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城市体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通过实施城市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打破彼此隔离的状态,实现互相渗透、有机结合,进而共享资源,促进城市学校以及城市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城市社区体育组织和城市社区卫生组织进行有效整合,城市体育与城市卫生推进实施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共享模式,依托社区体育在线健康管理系统、社区体育俱乐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平台,发挥社区体育指导员的主导作用,在政策法律的保障和经费及各种资源的支持下,运用健康管理理论、方法,普及体育健康知识与技能,进行体育健康行为(参与)干预,提高居民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之间推进实施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多元结合”共享模式,推动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和谐互动、资源共享,从而促进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共同发展。为了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实施,重在参与路径建设:体育参与城市管理,从体育促进城市社会功能性整合、城市社会制度性整合以及城市社会认同性整合三个路径入手;体育参与城市规划路径包括体育参与城市生活圈规划,参与城市扩展规划;参与城市更新规划;城市大型体育赛事举办、体育旅游等体育休闲产业项目建立以及城市多种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参与城市生态环境优化。
二、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史实(论文提纲范文)
1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及军事代表 |
2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归属问题 |
3中央地质调查所没有被中国科学院快速接收的原因 |
3.1 195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工作 |
3.2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过程 |
3.3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4结语 |
(2)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成立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1 追本溯源———问题的提出 |
2 新中国地质科研机构的组建 |
2.1 组建前的三大地质机构 |
2.2 组建原则 |
2.3 组建概况 |
3 人员分流 |
3.1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
3.2 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 |
3.3 地质部及所属生产单位 |
3.4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
4 相关问题讨论及释疑 |
4.1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地质科研机构 |
4.2 是否存在两个地质研究所? |
4.3 地质研究所成立时间:1950还是1951年? |
4.4 人员归属:中国科学院还是地指会? |
4.5 中国地质调查朔源 |
5 采访沈其韩先生 |
6 致谢 |
(3)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三、问题意识 |
四、研究方法 |
五、文献综述 |
五、学位论文预期创新点 |
第一章 海洋污染治理机制的现状问题 |
第一节 海洋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
一、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 |
二、海洋污染物的自然类型及其后果 |
三、海洋污染区域性恶化的现状 |
第二节 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类型及效果 |
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机制 |
二、海洋污染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
三、海洋污染区域性治理机制 |
第三节 中国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的现状 |
一、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现状 |
二、中国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二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基本原则 |
一、国际合作原则 |
二、风险预防原则 |
三、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 |
第二节 海洋污染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一、全球治理理论对海洋污染治理的影响 |
二、全球海洋治理的内容及问题 |
第三节 海域权益对海洋污染治理的影响 |
一、海域权益的基本类型 |
二、海域权益的生态性 |
三、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 |
第四节 区域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
一、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基本内容 |
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主体适用性 |
四、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法理优势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考察与分析 |
第一节 国际法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硬实施及软影响 |
一、硬法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和作用 |
二、软法的实施及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 |
第二节 各国际法主体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 |
一、国家行为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的善治 |
二、国际组织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引领和推动 |
三、海洋非政府组织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参与及促进 |
第三节 对部分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的概述 |
一、地中海模式 |
二、波罗的海模式 |
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
四、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项目 |
五、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的分析 |
第四节 区域性法律规制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影响 |
一、区域规制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影响力 |
二、区域性规制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的局限性问题 |
第五节 小结 |
第四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机制构建 |
第一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
一、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 |
二、信息共享的内容及范围界定 |
第二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机制 |
一、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
二、区域内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措施 |
第三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 |
一、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评价及评估机制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损害赔偿机制 |
第四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 |
一、既有资金保障措施 |
二、其他资金保障措施探讨 |
第五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
一、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争端的自愿调解程序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争端的强制程序 |
第六节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实施路径 |
第一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契机 |
一、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 |
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契机 |
第二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目标 |
一、区域合作的深化——树立共同理念 |
二、区域合作的深化——确立统一目标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机制保障 |
一、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机制 |
二、资金保障机制 |
三、协调区域内多个层面的立法和执法机制 |
四、完善国内海洋治理机制 |
五、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 |
第四节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实施(1945-1953)(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1.4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哈里顿与战前苏联核物理学的发展 |
2.1 战前苏联核物理学研究状况及主要成就 |
2.2 哈里顿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
第3章 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全面启动 |
3.1 战时核研究的中断与重启 |
3.1.1 学界先声与核研究的中断 |
3.1.2 铀研究的恢复 |
3.2 核计划的出台 |
3.2.1 核计划组织领导体系的建立 |
3.2.2 德国核力量的引入 |
第4章 哈里顿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 |
4.1 核裂变材料的制备 |
4.2 第11 设计院与原子弹的构型设计 |
4.2.1 第11 设计院的建立 |
4.2.2 哈里顿与核计划管理体制 |
4.2.3 原子弹的构型设计 |
4.3 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 |
第5章 哈里顿与苏联第一颗氢弹的研制 |
5.1 国外核情报与热核武器的理论探索 |
5.2 “РДС-6c”研制工作的启动 |
5.2.1 “千层饼”和“水管”:两种构型的考量 |
5.2.2 “РДС-6с”的构型和测试 |
5.3 第一颗氢弹的试爆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主要内容与方法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环境 |
二、环境治理 |
三、跨区域财政合作 |
四、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 |
第二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理论依据 |
一、区域公共品供给理论与环境治理 |
二、外部性理论与环境治理 |
三、博弈论与环境治理 |
四、政府间关系理论与环境治理 |
五、环境治理事权与支出责任 |
第三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框架与要素分析 |
一、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动力 |
二、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模式 |
三、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体系 |
四、跨区域财政合作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 |
第二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现状 |
第一节 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 |
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现状 |
二、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驱动力 |
三、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现状 |
第二节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 |
一、泛珠三角区域污染现状 |
二、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顶层设计 |
三、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现状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环保联盟” |
一、长江三角洲区域环境污染现状 |
二、长江三角洲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顶层设计 |
三、长江三角洲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现状 |
第三章 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问题分析 |
第一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困境 |
一、运动式治理失灵 |
二、碎片化问题严重 |
三、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不完善 |
四、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松散 |
第二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影响因素 |
一、压力型体制对地方政府合作理念的影响 |
二、分割型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协作的限制 |
三、地方政府财政合作保障机制的不足 |
第四章 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财政合作模拟运算 |
第一节 环境治理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
一、政府环境责任 |
二、政府环境责任划分依据 |
三、中央政府的环境支出责任 |
四、地方政府的环境支出责任 |
第二节 环境治理财政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
一、模型设定 |
二、指标设定与样本选择 |
三、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
第三节 基于生态补偿的环境治理横向转移支付 |
一、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功能 |
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的依据 |
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归属 |
四、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可行性 |
第四节 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长江流域为例 |
一、生态补偿测算方法 |
二、生态补偿标准系数的测算 |
三、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 |
四、生态补偿额的测算 |
第五节 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京津冀为例 |
一、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
二、生态补偿标准系数测算 |
三、生态补偿额测算 |
第五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国际经验 |
第一节 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 |
一、世界气候变化大会 |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文本 |
三、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实现 |
第二节 国际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一、美国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二、巴西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三、欧洲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四、东北亚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第三节 国际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启示 |
一、重视政府间的合作 |
二、拥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
三、建立权威的协调机构 |
四、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 |
五、借助先进的技术支持 |
第六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构建 |
第一节 总体原则与功能定位 |
一、总体原则 |
二、功能定位 |
第二节 培育合作理念 |
一、转变竞争观念 |
二、增进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共容利益 |
三、增强府际社会资本 |
第三节 推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 |
一、构建整体性组织系统 |
二、促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利益平衡 |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四、健全政府考核体系 |
五、建立健全一体化生态问责机制 |
第四节 深化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运行机制 |
一、加强区域财政合作预算体系建设 |
二、构建区域财政合作支出体系 |
三、完善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
四、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
五、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第一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成立 |
第一节 长江局缘起的历史背景 |
一、日军准备“一举而占领中国全土” |
二、“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 |
三、国民党政策转向:“政治解决中共”、“军事抵抗日本” |
四、中国共产党:“反蒋”、“逼蒋”与“联蒋” |
第二节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建 |
一、“走向全国战略”: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的设立 |
二、“十二月会议”:长江局的正式成立 |
三、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织机构 |
第二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第一节 合作谈判:“两党关系须调整” |
一、两种目的诉求下的“共同纲领”之争 |
二、“消溶”与反“消溶”的“大党”方案 |
三、“促进民主权利”下的“国民参政会” |
第二节 凝聚力量:要争取“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 |
一、对国民党上层“多走动、多交往” |
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 |
三、要顾及“‘中间势力’的情感和态度” |
第三节 力争外援:统一战线“不能忽略了国际因素” |
一、争取国际社会“给中国以足够帮助” |
二、掀起“海外同胞救国高潮” |
三、“保卫中国同盟”等海外救亡侨团的建立 |
第三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南方各省的组织工作 |
第一节 “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 |
一、着手恢复和建立省级党组织 |
二、健全省委机构,“发展省以下各级党组织” |
三、对东南分局领导的省区进行指导 |
第二节 注重“提高党组织的质量” |
一、创办“训练青年的机关” |
二、加强对各级地方组织的“巡视、审查、指导” |
三、争取陈独秀转变、反对张国焘叛变 |
第三节 南方各省“党的组织有了根本变化” |
一、“宜速派有能力干部前来相助” |
二、各地“猛烈发展党组织” |
三、南方地区实现“组织大发展” |
第四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南中国的军事工作 |
第一节 新四军的成立与建设 |
一、“下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 |
二、南方军事力量的整合:新四军的成立 |
三、“后勤”:新四军后方机构的组建 |
四、整训:“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 |
第二节 “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 |
一、东进华中:“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 |
二、反“清乡”、“扫荡”下的根据地建设 |
三、“战区与敌后”工作的结合 |
第三节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协助与配合 |
一、“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 |
二、对武汉抗战的献策与协助 |
第五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群众救亡运动 |
第一节 “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 |
一、“工、青、妇委”、“第三厅”等机构的设立 |
二、组建“青救”、“青记”等新团体 |
三、改进“民先”、“全国学联”等团体的领导 |
第二节 “唤起每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 |
一、“造就宣传抗战的热烈氛围” |
二、发挥报刊“抗日舆论工具和号角”的作用 |
第三节 “努力促成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
一、工人、青年、妇女救亡活动的发动 |
二、民族团体和华人华侨的斗争 |
三、“尤须取决民力”的抗日献金运动 |
结语 |
一、关于长江局工作的得失 |
二、王明右倾错误的纠正与长江局使命结束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现代汉语形式动词和名动词的语法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形式动词的定义、标准与范围 |
一、形式动词的定义 |
二、形式动词的范围界定与判定标准 |
第二章 形式动词的语法特征分析 |
一、形式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内部分类 |
二、形式动词的功能 |
三、形式动词产生的社会因素简析 |
第三章 名动词的语法特征 |
一、名动词的提出 |
二、名动词的判定标准 |
三、名动词的词性问题 |
四、名动词的特征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研究 ——基于历年《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公益广告是社会的精神食粮 |
(二)公益最大化广告精神价值 |
二、研究现状 |
(一)公益广告相关理论研究 |
(二)公益广告价值观的功能研究 |
三、研究概念及界定 |
(一)公益广告的定义 |
(二)公益广告的分类 |
(三)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创新点 |
五、研究方法 |
(一)内容分析法 |
(二)数理统计法 |
(三)专家访谈法 |
六、研究模型和研究框架 |
(一)研究模型 |
(二)研究框架 |
第一章 新时期与《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 |
第一节 新时期与中国公益广告的发展 |
一、新时期与中国社会转型 |
二、中国广告行业的复苏 |
三、公益广告是建设精神文明的推力 |
第二节 《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面貌 |
一、年鉴的面世:留存历史见证 |
二、年鉴的把关:严谨的评选与编纂机制 |
三、《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优势 |
第三节《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作品概况 |
一、初具规模的广告作品 |
二、平面类广告占据重要席位 |
三、公益广告作品地位显着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公益广告作品分析 |
第一节 从广告语的句类使用来看作品 |
一、广告语句类语效的使用 |
二、语用目的与句类语效 |
三、语言功能与句类语效 |
第二节 从诉求方式来看公益广告 |
一、以情感诉求为主的公益广告 |
二、付诸理性诉求的公益广告 |
第三节 从公益广告的诉求主题来看作品 |
一、不同形式下作品诉求主题的差异 |
二、诉求主题的类别分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发展变迁轨迹 |
第一节 公益广告的起步期(1979——1995) |
一、从政策宣贯向社会公益转变发展的广告作品 |
二、起步阶段公益广告的成长动力 |
第二节 公益广告发展的探索期(1996——2002) |
一、“渐入佳境”的作品创意方式 |
二、探索期公益广告的成长契机 |
第三节 公益广告的初步发展期(2003——2008) |
一、初步发展期广告作品的表现形态 |
二、初步发展期公益广告发展的引擎 |
第四节 公益广告的蓬勃发展期(2008—今) |
一、“后读图时代”的广告创作美学 |
二、蓬勃发展期公益广告发展的助推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变与不变:公益广告中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 |
第一节 广告创作与价值观表述之取向 |
一、广告诉求主题的价值表达 |
二、主体身份影响价值观表达 |
第二节 传统还是现代:公益广告价值观之审视 |
一、中国文化:“内在”与“超越” |
二、现代观念的演绎 |
第三节 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的阶段变化 |
一、我国新时期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总体镜像 |
二、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的阶段性特征 |
三、变化之关系:“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9)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一、关于美国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研究 |
二、高等教育管理/治理中"社会参与"研究 |
三、现代大学制度中"社会参与"研究 |
四、大学(高校)治理的"社会参与"研究 |
五、其他领域中"社会参与"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基本理论构建 |
第一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理论阐释 |
一、市民社会理论——大学治理社会参与之分析框架的建构依据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大学治理社会参与之参与主体的界定依据 |
三、第三条道路理论——大学治理之社会参与的思想来源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大学治理之社会参与的合法性基础 |
第二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分析框架、概念界定和评测维度 |
一、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四元分析框架 |
二、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核心概念界定 |
三、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三维评测维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三个历史阶段 |
第一节 发生时期:建国到内战(1776-1862) |
一、公立大学的创建 |
二、政府参与 |
三、社会参与 |
四、大学参与 |
第二节 发展时期:内战至二战(1862-1945) |
一、公立大学体系的形成 |
二、政府参与 |
三、社会参与 |
四、大学参与 |
第三节 成熟时期:二战以后(1945-) |
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
二、政府参与 |
三、社会参与 |
四、大学参与 |
第四节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历史发展阶段评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现实案例分析 |
第一节 研究案例的选取 |
一、选取案例的依据 |
二、研究案例简介 |
第二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广度分析 |
一、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
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 |
第三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深度分析 |
一、"知情"层次 |
二、"咨询"层次 |
三、"共同决定"层次 |
第四节 大学治理事件中社会参与的综合分析 |
一、校长遴选事件中社会参与的三维度分析 |
二、UNC-Chapel Hill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六大特性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价值与发生机制类型 |
第一节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 |
一、政府参与受限制 |
二、社会参与无边界 |
三、大学自治有限度 |
第二节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价值 |
一、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价值体现 |
二、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价值讨论 |
第三节 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及现状 |
一、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改革走向——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
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现实状况——基于大学章程的分析 |
第四节 美中两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类型 |
一、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中的三类参与主体 |
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发生机制的基本特征 |
三、美中两国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发生机制的两种不同类型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UNC-Chapel Hill大学咨询委员会成员职业情况一览表 |
附录二 2015年UNC-Chapel Hill历次董事会全体会议内容 |
附件三 UNC-Chapel Hill校长遴选调查问卷 |
附录四 高等学校信息透明度指数指标体系 |
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后记 |
(10)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城市体育和谐发展促进城市和谐构建 |
1.1.2 内部不和谐因素制约了城市体育均衡高效发展 |
1.1.3 和谐城市构建中的城市体育需要和谐发展模式的指导 |
1.1.4 对城市体育和谐进行研究,就是研究我国最主要聚集群体的体育和谐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1.5.1 系统功能主义理论 |
1.5.2 和谐社会理论 |
1.5.3 城市社会学理论 |
1.5.4 城市营销理论 |
1.5.5 模式理论 |
1.6 城市体育概念界定 |
2 研究现状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2.1.1 城市体育研究内容 |
2.1.2 城市体育研究方法 |
2.1.3 城市体育研究结果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3 城市体育自身和谐模式 |
3.1 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 |
3.1.1 人均公共体育资源量提高是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 |
3.1.2 区域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均等化是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理念基础 |
3.1.3 加强对城市弱势群体的体育关照是促进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紧迫任务 |
3.1.4 社区体育是实现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有效载体 |
3.2 城市竞技体育和谐发展 |
3.2.1 杜绝城市竞技体育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 |
3.2.2 促进城市竞技体育区域发展均衡 |
3.2.3 促进城市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 |
3.2.4 重塑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 |
3.2.5 强化运动员文化教育与保障,促进体育后备人才建设 |
3.2.6 促进体育赛事、体育项目与城市特色相符合 |
3.3 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 |
3.3.1 遵循新课标要求,设置相应课程内容 |
3.3.2 扩大体育课程资源增量,缓解城市学校体育发展瓶颈 |
3.3.3 落实各项学校体育活动,使之真正成为体育课程一部分 |
3.4 城市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谐发展模式 |
3.4.1 城市竞技体育与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 |
3.4.2 城市社会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 |
3.4.3 城市竞技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 |
4 城市体育共享模式 |
4.1 城市体育与城市教育共享的“体教结合”共享模式 |
4.1.1 实施“体教结合”共享模式的迫切性 |
4.1.2 “体教结合”共享模式的概念及含义 |
4.1.3 “体教结合”共享模式的目标 |
4.1.4 “体教结合”共享模式的基本特征 |
4.1.5 实施”体教结合”共享模式的阻碍因素 |
4.1.6 “体教结合”共享模式的构建 |
4.2 城市体育与城市教育共享的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 |
4.2.1 实施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的迫切性 |
4.2.2 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的概念及含义 |
4.2.3 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的目标 |
4.2.4 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的基本特征 |
4.2.5 实施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的阻碍因素 |
4.2.6 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的构建 |
4.3 城市体育与城市卫生共享的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共享模式 |
4.3.1 实施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共享模式的迫切性 |
4.3.2 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共享模式的概念及含义 |
4.3.3 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共享模式的目标 |
4.3.4 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
4.3.5 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阻碍因素 |
4.3.6 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构建 |
4.4 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共享的“多元结合”共享模式 |
4.4.1 实施“多元结合”共享模式在我国发展的迫切性 |
4.4.2 “多元结合”共享模式的概念及含义 |
4.4.3 “多元结合”共享模式的目标 |
4.4.4 “多元结合”共享模式的基本特征 |
4.4.5 “多元结合”共享模式的构建障碍 |
4.4.6 “多元结合”共享模式的构建 |
5 城市体育参与模式 |
5.1 实施基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迫切性 |
5.1.1 体育参与城市管理的迫切性 |
5.1.2 体育参与城市规划的迫切性 |
5.1.3 体育参与城市生态的迫切性 |
5.2 基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概念及含义 |
5.3 基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目标 |
5.4 基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基本特征 |
5.5 基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构建障碍 |
5.6 基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构建 |
5.6.1 积极促进城市功能性整合 |
5.6.2 促进城市制度性整合 |
5.6.3 促进城市认同性整合 |
5.6.4 促进城市规划 |
5.6.5 优化城市生态环境 |
6 结论 |
7 本论文研究不足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四、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史实[J]. 刘强. 地质科学, 2022(01)
- [2]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成立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传承[J]. 吴福元. 岩石学报, 2021(01)
- [3]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D]. 李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1)
- [4]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实施(1945-1953)[D]. 赵万鑫. 吉林大学, 2020(08)
- [5]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研究[D]. 冯梦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6]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D]. 牟文鹏.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现代汉语形式动词和名动词的语法特征研究[D]. 胡辰. 湖北师范大学, 2018(01)
- [8]新时期我国公益广告价值观表述研究 ——基于历年《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考察[D]. 覃玲.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9]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D]. 朱玉山. 南京大学, 2017(06)
- [10]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D]. 齐书春. 上海体育学院,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