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历、藏历、中国历

一、蒙古历、藏历、汉历（论文文献综述）

查尔斯·兰博,拉毛吉^[1]（2020）在《苯教天文历算传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节译部分主要讲述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敦煌大事年表中的纪年方式（包括作为典型个案的唐蕃会盟碑上的纪年）、萨迦历的编制特点、时轮历的兴起及藏人对待时轮历误差的态度及解释思维等,反映了藏历的不断变更和修正,都与不同阶段的宗教、文化影响息息相关,表现出其微妙的政治特征;第二,以旦增南达的教育轨迹为例详述藏历在苯教中传承的教育模式、课程内容、革新内容,说明佛、苯在相互撷取对方作品时巧妙地自圆其说,苯教甚至主张"孔泽"360算法的根本来自时轮续。

才让措^[2]（2020）在《藏文史料纪年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习历史,离不开对时间的了解和掌握,因为历史学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以及在过去的不同时刻之间无尽的来回往复的过程。纪年是人们给年代起名的方法,在中国,主要的纪年有帝王纪年、公元纪年、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等。藏文文献十分丰富,其数量居各少数民族文献之首,随着近年来对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很多学者侧重于分析研究藏文文献的文本内容、体例、体裁、或作者生平研究,还未有任何一个学者对纪年法做过系统的研究,因其与藏族历算学专业知识联系颇深,藏族自古就有说法称:“历算乃学史之基本之学”。本文通过查阅藏文文献,以历史学和文献学理论方法来观察藏族先人的治学态度和门径,再结合自己所学的藏族历算学基础知识,对其中所含的纪年法进行梳理和发掘,并且系统的整理和罗列出了存在于藏文文献当中的五种纪年法,主要的研究和结论如下:正文第一章简要地概述藏文文献,主要分为前弘期的藏文文献和后弘期时期的藏文文献,前弘期的主流藏文文献有碑刻文献和敦煌藏文文献,文章详细叙述了其数量和遗存情况,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敦煌写卷的流失情况等。敦煌藏文文献中还包括专门编撰的历史着作,统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包括编号为P.T.1288号《吐蕃大事纪年》、P.T.1287号《赞普传记》、P.T.1286号《十二小邦王名及赞普世系表》等写卷最为典型。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藏族历史进入到一个长期分散割据的时期,藏族史学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谓积累和嬗变并举。在吐蕃分裂时期,随着佛教伏藏的挖掘和伏藏着作的产生,大量署名历史着作相继产生,使吐蕃王朝时期由官方控制历史的记录和写作的局面被完全打破,史学进入民间,历史着述和学术研究呈现出不受拘束、相对自由的氛围。这一时期一些新的史书体裁和写作体例纷纷形成。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王统史、教法史、世系史、传记等,为此,本人还在此章中明确定义了各种体例的概念。第二章探讨了历算学在藏区的发展过程,首先,叙述在藏族原始社会和吐蕃时期初步形成的本土原始验算,在吐蕃第一代赞布聂赤赞布之前,虽然吐蕃尚未形成系统的历算学,但在后期的历算学着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查阅到古代物候观测经验,以及本土藏族固有的相关历算知识。本文将其可细分为原始物候历、纺织老人月算法、象雄老人口算等;其次,阐述从印度传入的时轮历,翻译工作是时轮历经典传入的重要一步,诸多大译者在其过程中不但引进了先进的历法,更是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随之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历法流派,分别有启觉系（（?））和惹系（（?））卓系（（?））。第三章论证和罗列了存在于藏文文献当中的五种纪年法,分别为十二生肖纪年法、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火空海纪年法、佛历纪年法、饶迥纪年法等共五节。以十二生肖纪年法渊源考为出发点,通过最早记录于藏文文献中的十二生肖纪年,进一步论证在吐蕃时期不论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契书皆有普遍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情况,并且细致的阐述了十二生肖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法。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是否由吐蕃人所创制是诸多学者的争论焦点,李树辉认为阴阳五行生肖纪年非吐蕃人所创,它与甲子纪年法无异,是从唐朝传入而来;而邓文宽则认为该纪年法是吐蕃人所创,它虽与甲子纪年法有相同点,但却是吐蕃统治者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之后所形成的具有吐蕃文化特征的一种纪年法,且可以称之为“吐蕃纪年法”。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是藏文文献中运用最广泛的纪年法,它不仅易记易算,还具有精细缜密的特点。在藏文文献中关于佛陀诞生之年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且形成了多种流派,专门的教历着作的纪年是从佛灭或佛诞向下推,而历书里的教历则是向上推,所谓“向上推”就是以某年历书的当年为零年向前逆推,在多部藏文历史着作中使用的是佛灭向下推一类,也就是本文中所讲的佛历纪年法,据《萨钦扎巴坚赞传》记载:该纪年法从赞布热巴坚时期开始在吐蕃兴起,后期普遍用来记录并推算历史名人的生卒年,本章还较为详细的论述了文献中所记年代折合公元的方法及公式。火空海纪年在藏文文献中的运用虽不广泛,但它在饶迥纪年法之前确实存在,并在14世纪的《青史》中也有零散的记载,主要纪年624年至1027年之间的历史,因在文献中较罕见,也有部分学者在翻译藏文文献时,将其错译为人名等。饶迥意译为“胜生周”,其虽来源于印度,但是在印度本土似乎并未得到广泛使用,而传入西藏之后,却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其前虽有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但当遇到同名的纪年时仍然难于确定具体年代,古代吐蕃史上某些重要年代出现相差整整60年的不同说法,就是这个缘故,饶迥纪年法虽于1027年传入西藏,但其推行或被藏族人运用的时间则难以确定,因为在14至16世纪的藏文文献中,不管是吐蕃古代史,还是正处于当时的当代史,大家仍然以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的运用为主,记录佛灭之后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偶尔运用佛历纪年法。第四章是结合藏文文献探讨这五种纪年法的特点和其对文献本身的影响,《吐蕃大事纪年》中充分运用了十二生肖纪年法,通过分析其运用特点,阐释了吐蕃时期官方文献的价值和影响,以及十二生肖纪年法在文献引用中的利弊之处。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是现存藏文文献中可看到的运用最为广泛的纪年法,几乎每部藏文历史着作都用该纪年法,尤其在《青史》中更为典型。该纪年法多数用于记录历史名人的生卒和担任寺主之年,再者用来记录赞布继位和建寺年代等,很少用来记录历史事件或各族间文化交流的年份。故此,我认为这不仅和作者的知识背景相关,更与当时的文化趋向相关,虽然饶迥纪年法在当时已传入西藏许久,但未成为历史学家纪年的首选,探究其因,主要是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根深蒂固的主导地位和饶迥纪年的推广力不够所导致。佛历和火空海纪年法在藏文文献中的运用显现出一种零散稀少的状态,《娘若教法源流》和《白史》中部分地运用佛历纪年,即用佛灭往下推的纪年方式,但因对佛诞之年的说法诸多且不同,当该纪年折合为公元纪年时,所指年代时常出现差异,这既是佛历和火空海的特征,也是此两种纪年法之所以未能如同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一样被接受运用之因。饶迥纪年法在噶丹颇章时期之后,较普遍的被史学家们运用,在该期的藏文历史着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查阅到饶迥纪年法贯穿于整部作品,且内容详细具体、层次分明,尤其在寺院志或名人传记着作中较为明显,例如《大昭寺大事目录志》和《彰所知论》等,相比于前四种纪年法,饶迥纪年具有易记易算、详细具体、精细缜密、纪年时限较长等特点,近代所着吐蕃史着作或西藏通史着作更是普遍运用饶迥纪年。第五章探讨了纪年法在藏文文献中的作用,首先,以道理论据（古人的教言）和事实论据（史学理论方法、具体实例）为出发点,论证纪年的必要性和纪年法的重要性,这也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其次,论述纪年法对历史着作的影响,一方面,认为纪年法对作品的体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吐蕃大事纪年》和《青史》中明显显现编年体的特征,另一方面,纪年的准确性和具体连续性是着作的一大亮点,并且对作者的声望和作品的可靠性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以得知,透过藏族历史学者对纪年的重视程度也能看出他们看待历史所具备的严谨精神、客观理性、求真务实、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及能力。浩如烟海的藏文文献也因其详细具体、准确无误的纪年显得更为可靠珍贵。最后,以纪年的利弊和纪年法在文献传承中的作用两个方面论证纪年法在文献传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至今,这五种纪年法虽有运用广泛大小之差别,但它们并没有随着公元纪年等新文化的引进而被遗忘或流失,而是久存于藏文文献中,永久的体现着它们独有的特色,也代表着古老藏族先祖的智慧结晶。

苏都毕力格^[3]（2018）在《答里麻嘎日迪《明鉴》研究》文中认为《明鉴》,乌审召喇嘛学者答里麻嘎日迪撰成的蒙古文文献。《明鉴》成书年代虽然较晚,史料价值不如17世纪蒙古编年史,但是它与同时期蒙古文文献一样,记录了该地区贵族世系与事迹。是研究鄂尔多斯历史的重要史料,更是库图克台彻辰后裔宗教活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本课题在第一章,介绍《明鉴》着者生平以及考证了其版本流传和成书时间。第二章,对《明鉴》中人物、名词做了注释。第三章,探讨《明鉴》的史料价值,考证了《明鉴》与其他蒙古编年史采用的历法延续关系,“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成书年代。

申晓亭^[4]（2017）在《纪念黄明信先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是1976年年底到国家图书馆的,从事蒙古文工作,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民语组办公室在主楼的地下室。黄明信老先生1979年到馆,直到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我与黄先生共事了20年。黄先生是我此生最敬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与黄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我此生最难忘的。黄先生学问好,人也好,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来形容黄先生最适合不过。黄先生的学问很高,他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还在拉卜楞寺学习了8年,不仅藏语文了得,而且精通藏传佛教,获有绕绛巴的学位。不仅如此,黄先生还精通藏传佛教中最深奥难懂的历算学,研究历算还需要现代天文学、数学知识,

贾华,央珍^[5]（2014）在《元代汉藏科教文化交流》文中指出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史不绝书。元代藉一统之势,凭帝师之优,汉藏文化得以深入沟通。科教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元代汉藏科教领域的合作和交流成果显着。本文从双向交流的角度全面探讨元代汉藏文化通过科教渠道相互影响的情况。

普琼^[6]（2014）在《论印汉历算学在藏翻译及传播过程》文中研究说明藏族十明文化之一的算明学,具有较多的形式和比较丰富的内容。其中天文历算学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的天文历算学是本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候历基础上,吸收了印汉两地先进文化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的悠久历史过程中,吸收印汉两地先进文化的事业被视为藏族翻译史上的一项伟业,在本篇论文中通过比较和整理的方法叙述了藏族翻译史上的这项伟业。为了顺利完成此论文,从选定题目之日起,笔者搜集了大量的有关文献。在论文的具体写作过程中始终以可靠的文献为主线,梳理了印汉历算学在藏传播的过程,其中对某些基本公认的说法所做的质问也予以了充分的考证。据历代可靠史记可以断定印汉两地的历算学传入西藏的具体时期为佛教后弘期。本篇论文按照印汉两地历算学传入西藏的时间先后和内容特点,将分为三章做了探讨。第一章中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藏族的算明学术语“（?）”和汉族的“数学”一词不能对照使用的原因,进而阐释了如何理解藏族算明学术语“（?）”一词的内涵,并对藏族算明学的三个主要派系历算学、五行占算、韵律占算做了概述。第二章中在试析佛教后弘期印度的时轮派历算学传入西藏的过程时,首先对当今藏学界公认的吉觉·达瓦伟色（（?））翻译时轮经的具体年份提出了质疑,同时通过可靠的时轮经源流史作证,指出吉觉·达瓦伟色翻译时轮经的时间应该在觉沃杰（（?））赴藏之后的某个年份。与此同时时轮经两大派别之一的热派的创始者为热家四代译师中的何人做了分析,提出了热曲绕（（?））为翻译时轮经的热家译师的可靠结论,并其与热家祖先多吉扎巴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充分的考证。之后略述了热卓两位译师翻译时轮经的过程,并列出了各自所译的时轮密宗经论。最后,对先后参与时轮经翻译工作的译师数量做了简要的分析。第三章里在试析18世纪汉族历算学正式传入西藏的过程时,首先,对18世纪之前汉族历算学没能正式传入西藏的原因做了分析,同时讲述了清朝时期汉族历算学传入西藏的时代背景。之后梳理了清朝时期《汉历大全》和《汉历要旨》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两部历书先后译成藏文的具体过程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最后,讲述了汉历的藏译对藏族的天文历算学事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丹曲^[7]（2013）在《黄明信先生与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拉卜楞藏区有着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宗教地理,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为国内外潜心于民族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考察和研究的良好沃壤。致使大批有识之士不远千里来到拉卜楞,深入拉卜楞藏区致力于藏学研究,成为中国早期藏学研究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黄明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就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和黄明信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一概述。

何启龙^[8]（2012）在《十三至十六世纪蒙古历法的几个问题》文中研究表明一、前言1206年,铁木真（Temü Jin）统一草原诸部,上尊号成吉思汗（Cinggis Qan）,大蒙古国迈向世界帝国。此后数十年,蒙古人南征北战: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国;吞金灭宋,1260年忽必烈（Qubilai）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蒙古人由东到西统治了辽阔的亚洲大陆,也深受不同文化、不同物质文明的熏陶。这二百年间,蒙古人在各方各面都与外族交流文化。究竟蒙古民族吸收了多少外来文化,难以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历法与时间观念,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正好用作其中一个角度以观察文化交流。

宗喀·漾正冈布,拉毛吉^[9]（2011）在《探究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的渊源》文中指出藏族的传统天文历算既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文章认为藏族传统的天文历算是以本土物候的经验总结为基础,相继吸收了印度时轮历的主要内容和汉地时宪历的部分内容及其他天文知识而形成的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历法。

本刊记者^[10]（2008）在《恭贺黄明信先生九秩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恭贺黄明信先生九秩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于2007年12月29日在国家图书馆红厅举行（图1,见封二,下同）。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同志主持。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民族文化宫、民族出版社、《中国西藏》杂志社的藏学

二、蒙古历、藏历、汉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蒙古历、藏历、汉历（论文提纲范文）

（1）苯教天文历算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藏文史料纪年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答里麻嘎日迪《明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元代汉藏科教文化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6）论印汉历算学在藏翻译及传播过程（论文提纲范文）

（7）黄明信先生与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探究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的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四、蒙古历、藏历、汉历（论文参考文献）

• [1]苯教天文历算传承研究[J]. 查尔斯·兰博,拉毛吉. 宗教学研究, 2020(04)
• [2]藏文史料纪年法研究[D]. 才让措.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答里麻嘎日迪《明鉴》研究[D]. 苏都毕力格. 内蒙古大学, 2018(02)
• [4]纪念黄明信先生[J]. 申晓亭. 中国藏学, 2017(03)
• [5]元代汉藏科教文化交流[J]. 贾华,央珍.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01)
• [6]论印汉历算学在藏翻译及传播过程[D]. 普琼. 西藏大学, 2014(12)
• [7]黄明信先生与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J]. 丹曲.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5)
• [8]十三至十六世纪蒙古历法的几个问题[J]. 何启龙.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2012(00)
• [9]探究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的渊源[J]. 宗喀·漾正冈布,拉毛吉.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2)
• [10]恭贺黄明信先生九秩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J]. 本刊记者. 中国藏学,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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