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构——从何其方诗歌的定义看

一、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论文文献综述）

袁婧怡^[1]（2021）在《何其芳诗歌中的“抒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黄金^[2]（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何换生^[3]（2020）在《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选择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学术流派的重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为研究对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存续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长达20余年,它的诞生、出现和形成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中涌现出前后承继的优秀批评家,以自觉的批评意识、先锋的批评观念和卓越的批评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形成了“群聚效应”和“领袖风范”,堪称“批评中的批评”。本文由“绪论”、“上编”、“下编”与“结语”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与内涵,阐释批评与学派概念的流变,标示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上编”“群体的崛起”对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生成的人文背景、历史境遇、代际划分、流派特征等进行考察。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思想氛围、学术风尚、地理条件、出版传播等“合力”以及现代大学制度与导师制度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与兴起。批评意识的自觉、人学维度的贯穿、批评艺术的掘进、公共关怀的介入、魏晋风度的赓续等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主要特征。“下编”“内部的风景”以许子东、王晓明、李劼、胡河清四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批评风格和批评建树的批评家为个案展开论述,系统研究他们的批评观念、批评对象、批评模式与批评文体。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成为各自的主要批评方式与批评实绩。“结语”在“上编”、“下编”的基础上,评估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成就和学术地位,揭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文化价值和当下启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活动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合法性进行了证明;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个性化与艺术化特征的统一;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做出了独特贡献;对后来的批评形成了召唤效应。同时,辨析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理论误区与批评缺陷;指认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流散和终结;拓展批评家及其时代关联、文学批评前景等话题;反思当下批评流派匮乏和群体断层的原因,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研究推向纵深之境。本文肯定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期待新的批评学派的出现和文学批评的复兴。

杨红,张婧^[4]（2020）在《中学语文新诗教学策略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下的中学语文新诗课堂教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尝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增强教师专业素养,提高解读能力;加强新诗朗读教学;重视新诗写作教学,开发学生"诗性"思维。新诗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有关新诗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必将不断发展。

高鑫^[5]（2017）在《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文本解读是孙绍振多年以来奋力开拓的一大学术领域,已产生较大影响力。本文试图从他众多的文本分析案例中提炼出深层的“解读理论”,超越已有的从“语文教学”的视角认知“孙绍振文本解读”的传统研究模式,转而在文艺理论的本体框架内思考其存在价值。首先全面阐述了孙绍振解读文本时的三大审美理念:追求审美的特殊性与唯一性、真善美的错位结构（为着叙述上的严谨,此部分也顺势包含了孙绍振“小说的错位理论”）、文学的三维结构理论。之后,结合具体的文本案例,先是在“批判与建构”、“破与立”的理论视野中,细密深入地探讨了孙绍振的宏观文类理论,继而又详细解剖了孙绍振微观细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孙绍振走上文本解读之路的“机缘所在”以及伴随而来的“话语转型”。紧接着,回顾前文并结合当前的文学研究语境,系统性地阐述了孙绍振以“实践”为导向的学术个性及其对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建设的启示意义。经过重重梳理,本文归纳出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的三大特色:敢于批判和质疑,重视思辨和创新;聚焦“情感”密码,深于情;重“实践”——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对“创作”实践尤为关注,是“创作论型”的解读派。

王琼玉^[6]（2016）在《陈世骧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学界对陈世骧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抒情传统”论,而实际看来,陈世骧的文学思想原有着丰富的面相。他早年以新诗的创作、评论和翻译工作活跃于现代诗坛。旅美后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同时仍关注现代文学的发展动向,对小说、传记文学等提出批评意见。至晚年致力于追索中国文学的特质,提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题。通过回顾陈世骧的文学研究道路可见出其研究重心及思考方向。作为一个秉持“人文主义”信念的学者,陈世骧的文学研究始终与其现实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十分关心现代新诗的发展前途,在新诗批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对“时间”尤为关注,着力探索中国的“诗的时间”问题,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抒情传统”论从中国诗学传统与文化精神出发,直击中国文学特质,是以新方法阐发旧传统,发扬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

杜璇^[7]（2015）在《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世纪美国着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草叶集》,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犹如闪亮的明珠,闪耀着民主精神的光芒。作者惠特曼因首创自由体诗而被誉为美国诗歌的“自由体之父”,其诗歌作品从内容到体式皆给中国现代诗坛带来勃勃生机,甚至掀起了自由体诗歌的创作热潮。然而,学术界对于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还很不足。本文通过深入梳理中国现代诗人对惠特曼作品的接受状况,阐述其诗学精神和诗歌体式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并分析影响发生的根源和途径,探讨和探寻接受过程中存在的变异现象以及此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以期为人们更深入的了解惠特曼诗歌精神的传播情况,为当下诗歌创作和发展提供一定的鉴镜。论文分为绪论、第一章至第四章、结语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交代选题的缘起、选题的意义与学术史价值、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反思、研究设想与学术目标,对这些方面做了整体且充分的说明与阐述。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着重考察和发掘中国现代诗人在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启迪下所形成的创作观念和创作的具体的诗歌作品。第一章详细考察惠特曼体现民主精神的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人产生的影响。现代诗人受到惠特曼诗歌民主精神的熏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对所谓上层社会权威人物的趋炎附势和屈膝献媚,而普遍以全新的标准看待底层民众,对农民、工人、妇女等平民的劳动品质的赞美、灵魂深处的挖掘、优美品格的呈现成为现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此外,在惠特曼诗歌中,平民以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契合了在民族战争和阶级革命中的民众奋勇抗敌、渴求自由的希冀,所以,惠特曼体现民主精神的诗歌为中国现代诗人进行革命战争诗歌的创作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本章结合本土语境,探究惠特曼诗歌的民主精神被工具化的原因。现代诗人把惠特曼诗歌精神工具化、本土化是受现代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倾向的影响,惠特曼的诗歌精神备受到我国诗人的青睐一方面说明了惠特曼民主精神对中国现代诗坛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诗人在接受惠特曼诗歌影响的时候不是亦步亦趋的,而是适应本土语境的需要,呈现的选择—一契合——创造这一思路。第二章考察惠特曼体现自然观的诗歌对于中国现代诗人创作的启迪。体现惠特曼浓烈炽热情感的诗歌撞击了中国现代很多诗人的心灵并陶冶了他们的人文情操。受到惠特曼熏陶的现代诗人以舒畅自然、雄伟豪迈的风格描写的是大自然宏观气象中浩大无垠、磅礴大气的自然之物,构筑的是气势宏大的现代诗歌意象空间,表现的是充满动与力精神的特征,流露的是渴望民众吸取这种自然雄壮的伟力以突破世俗规范,扩展主体生命的精神情绪。这和中国传统诗歌所崇尚的静穆之美的山水田园诗作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审美形态,这种转变和诗人对惠特曼诗歌的反复阅读和借鉴是分不开的。惠特曼体现自然观念的诗歌给中国现代诗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审美情趣的转变,更深入的推动了中国诗人现代文化心理的转型,极大的扩展了新诗拓荒者的诗歌话语资源,开拓了他们的诗学视野,进一步的为中国现代诗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的审美环境和诗情空间。第三章主要考察惠特曼诗歌的个性精神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的影响以及具体表现。宣扬个性意识、提倡个性自由、要求情感解放的惠特曼诗歌精神契合了当时中国新诗诗人尤其是新青年们欲求实现自由恋爱的理想,进一步点燃了中国社会“个性解放”的火把,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章从对自我价值的歌颂、对个性的肯定、对“灵肉一致”价值观的褒奖、对情感价值的高扬这四个层面详细论述惠特曼诗歌精神对中国现代诗人诗歌创作的陶冶。中国现代诗歌作品推崇“灵肉一致”的爱情、强调个性自由、张扬自我的特点折射出惠特曼个性思想的印记。惠特曼作为极富个性精神的诗人,他儿童般的天真、英雄般的激情、浮士德式的叛逆的性格受到中国现代诗人的热烈欢迎,中国现代诗人塑造出的要求自身情感解放、同时为国家命运负责的个体形象深入人心,这和他们对惠特曼诗歌精神的译介和宣传是有紧密联系的,但由于受到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等本土语境的制约,惠特曼的同性性爱观受到中国现代诗人的冷淡甚至误读。第四章阐释惠特曼的诗歌体式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惠特曼由于打破了英国格律诗体的束缚,大力提倡口语入诗,并开创了风靡全球的自由奔放的诗风,被誉为美国的“自由体诗歌之父”。惠特曼的口语入诗和自由化诗体的创作主张和做法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异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新诗的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源。一方面我们认为惠特曼的口语入诗和自由诗式的主张对中国现代诗人革新传统诗体提供了很大的参考,对我国自由体新诗的发展和成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诗人对惠特曼体诗存在着误读,导致新诗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弊端。最后是结语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行如何两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我们试图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回顾惠特曼诗歌观念、诗歌精神、诗歌体式在中国接受和影响的历史,由此揭示出中外文学影响和交流的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其次,在我们关注惠特曼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者的影响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总结。中国文学得以完成现代转型,焕发出的生命活力与惠特曼的影响是有一定关联的。

杨金彪^[8]（2015）在《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的新诗批评,是20世纪以来新诗批评现代化进程中最近的一段,它在呼唤一种综合性的审视,当然,这将是也只能是一种“贴身的审视”。以“体验”作为新诗所涉及的生命本体进行概念层面的表述,通过对新世纪诗歌批评中的诗学问题的辨析,以期清理出有关新世纪新诗及新诗研究中某些重要诗学问题的内核所在和外部指涉,在这样的辨别中确立对诗歌乃至批评、学术有内在价值的方向,为未来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一份“病例参考”。重点在于面对、透视新世纪以来缠绕新诗批评的具有提纲挈领意味的诗学问题的可能性与限度,这就是自新诗诞生以来就一直纠缠不休而在新世纪以来似乎更为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这并非一个孤立问题,而是与新诗的标准、身份问题相互纠结,一方面,合法性延伸为标准与身份这两重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标准与身份是紧扯并围绕合法性问题的诗学争辩。这三者作为一种诗学话语之点,构成相互缠绕的问题、话语之线,纠结着各个向度内的具体诗学问题,进而形成新诗批评复线演化的“大体”。为了使问题的探讨得到充分展开,主要选择“标准”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透视,以此切入合法性与身份问题。新世纪两次新诗标准讨论的话语方式从诗学上看有三种：“诗歌标准”话语史的梳理、清理标准问题的逻辑“地基”、“标准提案”的构造。为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真实的进展,特以概念考古的方式探究“新诗标准”如何可能,并在对标准、新诗等概念进行重写的前提下清理出一种有关“新诗标准”的层级性构想：以“贴切”为终极标准,以理性标准为“参考”,以“贴切”的具体诗学实践为“特定标准”。除了对新诗合法性追求进行了正面的理论梳理、阐释,也以啄木鸟的姿态对这一追求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纠偏,并涉及正反两个层面,一是主要对合法性诉求话语中最热烈的新诗标准问题讨论中诗学路向的再审视,这主要是融汇在对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二是对新诗批评中理论运用中的偏向进行分析,这主要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进行,涉及理论与其对象处于“过”与“不及”的摆动状态、综合不同理论资源时的生吞活剥以及新诗经典化批评中的“微言大义”阐释模式。在“纠偏”中,同时提出对当下新诗批评理论资源进行历史性清理,以新诗自身传统为本,对这多方资源做合情合理的整合,从而实现新诗批评话语模式的世纪转型,构建面向未来的、相对成熟的新诗批评理论体系的诗学构想。在对新世纪以来十多年新诗评论这样的一种“即时性”学术审视中,这样一种态度对诗性的探寻是非常关键的：以体验本体论来观照新世纪诸多诗歌问题,从而得出对这一时期诗歌评论在诗歌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切合度与偏离度的判断,而不是以任何外在的、非诗的要求来看待它们的得失优劣。

黄红春^[9]（2013）在《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时候，它没有跟随主流文学转向为革命服务，而是继续坚持五四启蒙思想，追求思想独立和艺术本位，成为自由主义思潮裹挟下重要的文学社团。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月派曾遭到歧视，被误读或被遮蔽。今日重新审视新月派，选取文学观念作为切入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构成文学流派的诸要素中，文学观念是最核心的，它决定了一个文学流派的艺术风格和组织活动，更决定了对它的定性定位。但研究新月派文学观念的现实困境是显然的，因为新月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活动紧凑、主张一致的流派，其文学观念既体现在繁杂异样的理论主张与文学批评中，也隐含在风格多变的创作实践乃至文学翻译中。如果只抓住其中某一层面来定位其文学观念，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目前学界对其文学观念定性仍存争议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综合观照新月派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才可能合理定义其文学观念。新月派在理论与批评上，一方面以梁实秋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人性，服从于规范和均衡的尺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徐志摩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灵感，书写生命和自然的美，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新月派在创作和翻译中，更有着“为艺术”和“为人生”的多种色调，从浪漫的自我写真到古典的形式美追求，再到现代的心理探幽，不同的诗学形态恰恰彰显了新月派“自由”的思想内核。在继承中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新月派追求古今同梦、中西融合。所以，尽管它与左翼文学曾经发生交锋，但同样推动了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益于现代文学从他律走向自律。同时，透过新月派的文学观，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有文化守成的民族意识，也有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怀。他们身上虽然有着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但又不乏责任担当与包容稳健的人文精神，这对当下抵制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本论文主要站在跨文化的视角，综合运用文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文体从不同的话语层面综合研究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具体内容为：第一章研究新月派生成的历史语境。新月派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与文化艺术综合发展的结果。首先，晚清至五四的思想启蒙为它奠定了民主平等、民族爱国的思想基础。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为它提供了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精神范式。再次是新人文主义为新月派古典主义文学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最后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为新月派将人生与艺术、启蒙与审美并举的文学追求夯实基础。本章主要表明：现代化诉求是新月派生成的内在动力，新月派文学是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产物。第二章研究新月派文艺观念的发展脉络。新月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体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内涵。第一阶段是新月派身为清华学子的新月派成员，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艺。第二阶段是创办《诗镌》和《剧刊》的时期，新月派主张接续古今、融合中西的文艺，尤其重视古典主义的诗学追求。第三阶段是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期，他们提倡“健康”与“尊严”的文艺，与左翼文学笔战，为人权和法治呐喊。第四阶段是创办《诗刊》和《学文》时期，他们要求回归艺术本体、思想醇正、风格多样，甚至转向现代主义。本章重在厘清新月派文学观念的变化历程，并对其起始阶段作了新的界定。第三章研究新月派基本文学观念。新月派没有贯穿始终、完全统一的文学主张，但不乏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观，它们包括：文学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理性是“最高的节制机关”，美是“美的灵魂”附丽于“美的形体”，“诗人总得有天才”，“人生与艺术相连”等。这些观点容纳了新月派对文学最基本的看法，即便有矛盾之处，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新月派兼容并包、稳健理性的文学观。第四章研究新月诗歌规范与自由的消长。新月诗派的出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纠正早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诗味不足的弊病，新月诗派在借鉴西洋律体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格律化主张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为白话诗歌建立了新的范式。但格律诗主张并非新月派诗学理念的全部。从早期对浪漫主义诗歌情有独钟到后期溢出格律的规范回归自由体，乃至其创作与理论出现偏差，无不证明新月诗学一直存在规范与自由的吊诡，此消彼长，互相更迭。只有让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才是他们共同的、永恒不变的目标。本章主要探讨新月派中西诗艺融合观，新格律诗理论和疏离规范的审美超越。第五章研究新月散文的“性灵”追求与“自由”言说。新月派散文一方面以徐志摩、朱湘、储安平等为代表，重视性灵书写，歌咏生命和自然；另一方面以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标举“人性”和“自由”、吁求法治和民主。其中，抒情散文具有晚明性灵文学和英美随笔的余韵，体现了中国传统名士文化和西方绅士文化的交融。论辩散文则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长于说理、纵横捭阖的传统，彰显了儒家文化滋养下的士大夫责任意识，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尤其是“为人权”的政论散文和反对“阶级性”的文艺散文凸显了他们强烈的自由理念，为现代散文增添了“力与思”的另一种色调。本章先后论述信仰生命与自然的叙事抒情散文、任意而谈与笔战鲁迅的文艺散文、呼吁人权与法治的“论政风”。第六章研究新月戏剧与小说对古典主义的执守与超越。戏剧是新月派聚合的契机。本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初衷，新月派发动了国剧运动，逆潮流提出整理和发扬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并在适当参考西洋剧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戏剧的“写意说”、“程式说”和“综合艺术说”。新月派尤其推崇写意的艺术和纯粹的艺术，倡导新剧以艺术和趣味为旨归，戏剧家要让理智和情感、艺术良心和道德良心平衡发展，显示了古典主义美学追求。余上沅的理论、丁西林的创作均堪称典范。但新月戏剧也内存异调，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唯美剧、陈楚淮的象征剧均显示了多元的美学追求。新月派小说在理论上没有系统的阐述，但有着不容忽视的创作实绩。沈从文、凌叔华等的独特贡献曾被遮蔽，或被误认为只属于京派。其实，他们首先是新月派，然后才是京派。新月小说重视人文关怀、追求温柔敦厚、和谐优美的审美与价值取向，也显示了古典而浪漫的美学品性，并直接影响京派小说。第七章研究唯美与实用并举的新月翻译。作为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新月派在翻译方面显示了特别的优势，翻译也成为其文学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新月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选材的艺术性和经典性，另一方面又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他们重新诠释“信达雅”翻译标准，并补充了“人性”作为文学翻译的标杆；他们明确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反对“硬译”和曲译，并因为翻译理论再次与鲁迅短兵相接。新月派翻译不但为新文学提供了异质文本，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互动，反映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观。本章主要研究翻译诗学视域下新月派的理论与批评、新月派翻译实践中的文学观、新月派翻译与异质文化互动。结语主要重估新月派及其影响下的自由主义文学。显然，自由主义文学以人性为基石，以艺术为本位，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同时，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建设，敢于质疑和反抗威权政治，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但它以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理”与“趣”为标尺，脱离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忽略社会革命的现实诉求，并且始终处在浪漫精神追求与理性思想原则的矛盾纠葛中，也凸显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反思新月派的现代性和人文精神，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规划，那么研究新月派的意义就在于为当下的现代性建设提供理论启示。新月派尊重生命和张扬人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人文思想，对民族的、世界的文化持建构性认同的思想，依然具有普适性。总之，新月派文学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以自由主义为精魂，集古典、浪漫与现代于一体，构成现代文学的独特景观。

李章斌^[10]（2012）在《“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文中认为本文从诗学策略与历史的关联性的角度来研究“九叶”诗人四十年代（1937-1949）创作的特色,分析他们发展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征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意识。导论反思了过去对四十年代现代诗人的研究之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借鉴和移用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性”论述是过去主要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看重西方诗人的“影响”,把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和“现代性”论述当作一种“求同”的目标。它的弊病有：对中国诗人之主体性以及其创作语境的忽略,把“现代主义”概念外延无限扩大,片面强调“九叶”诗人的“现代性”等。针对过去研究中的“非历史化”的倾向,本文提出要把“九叶”诗人“放回历史”：一是把他们的创作放回到社会、个人历史中,观察他们在选择某些诗学策略时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条件。二是把他们的作品放回到文学史中,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其特色和贡献。对“历史关联”的强调有利于破除“现代主义／现代性执迷”。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九叶”群体的产生。它的形成受到了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坛主流（“人民文学”）所施加的压力的推动。由于四十年代后期左翼作家阵营的不断扩大,“革命现实主义”和“文艺大众化”主张占据主导地位。“主流”开始把一切处于它之外的倾向都视为“异端”,力图对它们实行“打击”或“收编”。处于“主流”之外的“九叶”诗人因而聚集在一起以求保存自身。第二章考察“九叶”诗人在开创诗体方面的贡献。四十年代的历史危机和现实压力迫使诗人的个人世界向外部世界敞开,这推动了诗体的转型。辛笛的创作体现出三十年代抒情诗在现实压力下“蜕变”的历程。在现实压力的推动下,辛笛诗歌出现了一种“无法抒情的抒情”,导致了其道德意识、历史意识的觉醒,取得了意象组织、节奏安排等突破。四十年代后期,辛笛力图融入“群众”并诉诸“行动”,这种变形的道德意识瓦解了其创作动力。由于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穆旦在创作中颠覆了原来的“新的抒情”方案蕴涵的关于历史与现实、民族进步的一系列假设,也避免了一般的抗战诗歌的昂扬基调。杜运燮探索了一种反抒情、反感伤的“轻体诗”,以轻快笔调、讽刺口吻和微妙的隐喻处理严肃的题材。但是,“轻体诗”写作与历史语境产生了矛盾,杜运燮并未找到化解外部世界之“重”的方法,这限制了“轻体诗”艺术的发展。第三章考察了“九叶”诗人对“自我——世界”之紧张对立的表现,这是他们区别于三十年代诗人的重要特征。穆旦诗歌关于残缺自我与追求完整性的表现与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有关。穆旦的“我”的现代性需要放到与现代历史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陈敬容的诗作中出现了一种“陌生的我”与“陌生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她着力表现城市生活的丑恶和异化,体现出敏锐的观察和语言创造意识。杭约赫的诗歌体现出自我与世界之对立的消解的过程。他在长诗《复活的土地》一度成功地展现出城市对人的异化和毁灭。但是他转向对宏观历史和“新世界”的表现时,乌托邦观念麻醉了他的感性,“我”与“世界”的对立消解了,诗歌艺术水准明显下降。第四章探讨了两种“时间”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意识。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期待着政治变局来解救屈辱、黑暗的历史,这种期待使得他忽略了对伦理态度的审思和艺术表现的研磨。穆旦则对决定论式的历史观持批判态度,他颠覆了这种历史意识背后的“时间原型”。“时间”／历史在他笔下不再是直线进步的,而是被“现在”牵引着下沉,个人无法把握时间和历史,历史被看作空前的灾难。穆旦对时间与历史的表现具有“见证历史”的意义。第五章讨论了“九叶”诗人的创造性隐喻。隐喻的特色与世界观有紧密关系。在历史文化危机的推动下,辛笛放弃了那种表现人与世界之和谐的隐喻意象,转而采用表现人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创造性隐喻。穆旦的隐喻较强的张力与他感受到的历史压力有关,这种压力是严峻的历史环境与其个人的历史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创造性隐喻在“九叶”诗歌中大量出现这一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九叶”诗人的隐喻展现了新诗在推动文学语言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概言之,“九叶”诗人的突出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如何让诗歌有效地应对历史的剧变和现实的压力之上,并恢复和更新语言与世界的紧密联系。道德与历史意识既是他们前进的动力,又往往是限制其进步的阻力。他们在诗歌语言和符号体系日趋模式化和僵化的时代主潮下,代表着一种“逆流而动”的倾向：他们通过激发语言的活力来更新对于存在的认识。

二、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2）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学语文新诗教学策略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陈世骧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8）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论文提纲范文）

（9）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论文参考文献）

• [1]何其芳诗歌中的“抒情”研究[D]. 袁婧怡.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3]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D]. 何换生. 安徽大学, 2020(07)
• [4]中学语文新诗教学策略探究[J]. 杨红,张婧. 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 2020(02)
• [5]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研究[D]. 高鑫.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6]陈世骧文学思想研究[D]. 王琼玉. 安徽师范大学, 2016(12)
• [7]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歌[D]. 杜璇. 南京大学, 2015(05)
• [8]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D]. 杨金彪. 南京大学, 2015(02)
• [9]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D]. 黄红春. 江西师范大学, 2013(03)
• [10]“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D]. 李章斌. 南京大学,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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