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进高校与企业结合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李阳[1](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杨玥[2](2021)在《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去四十余年,以办公或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新城园区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关键部分,正逐步从关注单一经济增长目标的产业集聚地向关注综合发展目标的复合功能都市区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并迎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发展,科创园区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产”的发展离不开“城”“创”这两个关键要素。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代表我国最新园区发展趋势,经历了政府规划、房地产开发、城中村自发嵌入等不同主体主导下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发展过程。其汇集了多类型科创园区及创新平台,依托杭州数字经济优势、社区共生资源、西溪湿地生态、老余杭仓前文脉,是创新要素集聚、多元功能混合、园区社区并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赢的新城代表,是研究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的典型范本。本文以衡量科创园区发展的“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以衡量城市用地功能混合的“职住关系”反映“城”,以衡量创新资源的“高校创新力”反映“创”,通过分析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来研究“产”“城”“创”的关系,进而从“产城创”融合角度展开对大走廊科创园区发展的研究。采用多元数据包括科创企业发展数据、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高校创新资源数据、地理空间数据,运用统计学回归、案例研究等方法。首先,研究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和空间特征。然后,从企业聚集程度、发展规模、创新能力、经营状况、综合实力选择科创企业发展指标作为因变量;从职住平衡指数和通勤距离选择职住关系指标,从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实力、学术影响、产学合作选择高校创新力指标,作为两组自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研究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性。最后,选择大走廊“阿里系”园区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和梦想小镇,从园区科创企业发展、职住关系、及其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发展进行深入案例剖析。研究结论:“产城创”融合为未来科创园区提供了极具活力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激发科创园区活力、实现新城综合发展。“产”“城”“创”之间存在关联性,职住平衡和高校创新资源溢出有利于促进科创园区企业发展。本研究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例,从“产城创”融合角度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科创园区发展,及时总结我国科创园区发展的智慧和新鲜经验,为未来园区和新城实践提供参考,对支持新型城镇化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闫思彤[3](2021)在《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科技合作可以整合全球科技资源,提高一国(地区)科技对外开放程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陕西省以其自身优势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当前科技合作模式在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陕西省在“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中仍存在问题。因此,探究陕西省应采用什么模式引导“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势在必行,其能够为陕西省持续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提供依据,并成为陕西省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对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模式进行设计与选择。首先,从科技合作政策环境、合作方式、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水平等方面分析陕西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合作现状,发现仍存在合作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合作方式针对性不强、企业的地位有待提升与不同国家的合作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其次,在模式设计中运用由科技竞争力、科技合作环境构成的波士顿矩阵模型将合作国家分为4类,并结合理论基础、科技合作现状等分类设计出模式,即:针对“Ⅰ类合作国家”的深度战略合作模式;“Ⅱ类合作国家”的按需推进合作模式;“Ⅲ类合作国家”加强交流合作模式;“Ⅳ类合作国家”的引导逐步合作模式。再次,通过分析陕西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合作环境、评价“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以此将沿线国家划分为4类,然后结合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及其与陕西省的合作基础选择出细分的科技合作模式,即为模式选择结果:“Ⅰ类合作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选择高校科技战略联盟模式,俄罗斯选择国际产学研联盟模式与依托高校的科技园区模式;“Ⅱ类合作国家”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巴基斯坦选择校企+合作平台模式,埃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等5国选择共建技术转移平台模式;“Ⅲ类合作国家”中,塞浦路斯、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等9国选择建设科技人才交流平台模式;“Ⅳ类合作国家”中,希腊选择政府引导的联合攻关项目模式,波兰、捷克与匈牙利等4国选择政府引导的共建研发机构模式。最后,分别提出陕西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模式的实施策略与保障措施。
徐乐怡[4](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杨雅欣[5](2021)在《从新型研发机构看我国高校科研组织变革》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知识与经济社会深度渗透,知识发生了深刻转型。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从“求真”向“求用”转变,越来越注重面向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在此背景下,高校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它所承担的使命、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科技创新的生力军的地位空前突显。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实现大学、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之间新型合作关系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正不断提高,同时它的组建模式与特征也正是契合了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新要求。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从知识转型的视角出发,对知识转型、高校科研组织变革、新型研发机构分别进行了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并厘清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知识转型给高校传统的科研组织带了冲击和挑战,新型研发机构的产生正是顺应了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新要求。一方面,新型研发机构改变了以往单一高校“孤军奋战”、单一学科“圈地自建”的局面,高校、企业、政府、科研院所等在内的多元化投资主体,通过组建跨学科的研究解决社会发展面临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新型研发机构切实体现了知识生产由“求真”向“应用”的转变,机构依据各主体自身的优势资源,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国际前沿、产业前端,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创新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地需求。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一方面对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对这四个国家的新型研发机构,从政策支持、目标定位、研究项目、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总结出国内外新型研发机构的共同特征:第一,完备的政策支持与指导;第二,研究与创新的市场化导向;第三,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四,运行机制的灵活性。最后探讨了新型研发机构的组建模式和运行机制给高校科研组织变革带来的几点启示:革新学术理念,开展跨学科研究;建设新型平台,创新组织运行机制;重视社会影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注重社会贡献,制定科学评价体系等。
查玉喜[6](2021)在《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特别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更加多元,科研创新水平不断提高,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加强。特别是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本科高校通过扩大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并向高等教育强国不断迈进。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占据了全国本科高校的半壁江山,数量接近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60%,承担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时代重任,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囿于政策支撑不足、顶层设计缺乏等因素影响,地方高校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发展倾向:重复建设,教育投入重点不突出,求大求全的发展模式,导致许多地方高校未能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造成了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率的局面,面临着诸多待解的发展难题、发展困惑、发展瓶颈,地方本科院校这种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亟待改变。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开启了全国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序幕。“双一流”建设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地方高校实现换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构建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发力点,地方高校如何在“双一流”建设中抢占先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焦点、重点、关键点和着力点又是什么?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绪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时代境遇、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认知重勘、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容重构、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方法整合、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条件支持,并按照“宏观分析与微观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简称地方高校)为研究对象,选取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地方高校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内容: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对地方高校的外延和内涵进行界定,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并从人才观的转型、国家战略的革新、办学思路的革新、办学定位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梳理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依据,以期明确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要途径。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境遇进行梳理。并以山东省地方高校为例,与发达省份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高校进行横向比较。我国地方高校从外延式发展阶段进阶到内涵式发展阶段,从规模扩张为主进阶到提高质量为主的治理理念。社会大众也对地方高校的发展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给予更多的期望,期望地方高校在科学研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现代大学功能方面有创新性的长足发展。但是,在转型过程中,许多地方高校受历史惯性思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治理理念未能跟上时代发展对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期待的步伐,在现实中遭遇了诸多困境与困惑,主要体现在:政策或制度扶持力度不强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放权力度不够,传统管理体制机制的制约、治理理念的滞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水平师资团队匮乏,学校的文化感召力、吸引力相对薄弱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地方高校的内涵发展。通过理清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后,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及时地、逐步地破解这些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顽瘴痼疾。并且随着地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地方高校也亟需从办学目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等四个主要方面,与发达省份的地方高校或者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高校进行横向比较,总结高水平发展的共性规律,反思自身的差距,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办学优势、办学条件,重新进行地方高校办学定位,以准确定位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寻找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和有效对策,力图凸显学校在规模与布局、人才培养、发展愿景等方面的办学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因此本部分主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理清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以期明确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下一步路径与对策。从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目标的定位、内容的重构、方法的整合、各种发展条件的支持以及评价的改进等方面探寻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应然状态和可能路径。地方高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因此,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新诉求,地方高校需要重新勘定学校内涵式发展的人才观和服务地方的新要求,并以此重新企划学校发展的宏远目标,结合本校文化积淀和学科特点,形成符合本校工作实际的个性化特色发展理念,促使地方高校获得长足发展和特色发展。基于重新勘定的发展目标,笔者试图从学校发展图景和新型课程体系的构建,先进教学模式的实践摸索,对于师生创新创业的启发与引导,建设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对于学习文化感召力吸引力的重塑等几个方面对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容进行重构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把科研水平的提高与教学质量的提升相融合,把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与社会发展对于教育的诉求相对接,通过推动与引导并重、探索新路径与模仿成功典范相结合的方法,促进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更多的外部条件支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与学校发展实践的有效衔接,加强硬件设施与软件的高度配合,实现政府管理学校向政府服务、扶持学校的积极转变,促进地方高校的发展与当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地方高校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的共同提高,逐步提升地方高校以及所在地的生源吸引力,逐渐推进地方高校的国际声誉和国际文化交流参与度。除却获得外部的条件支持,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也迫切需要依据国家本科院校评估标准来制定科学可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高校教育质量和监测评价体系,同时对标世界一流大学评价范式,对比区域典型高校,以此来改进、推动地方高校的改革进程,获得长足发展。限于思考不够深刻等原因,关于地方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及办学条件保障等问题,本论文暂不涉及,留待以后学习研究。
吴欣达[7](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辽宁省高校为例》文中指出随着世界各国国际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013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使中俄两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格局。中俄两国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为双方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且辽宁省作为与俄罗斯合作具有地缘优势的省份之一,研究辽宁省与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合作做了重点的研究。通过研究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合作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三个维度的现状,研究发现在人才培养合作方面存在学生交流数量偏少、学生交流的学科分布不均、普遍存在语言障碍、合作办学层次低,数量少、境外办学合作匮乏、对外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有待加强等问题。在教师国际交流方面引进俄罗斯专家和教师数量偏少、教师出国交流数量偏少、教师出国选派的学科分布不均衡、教师联合开发课程较少等问题。在科研合作中存在科研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缺少有影响力的合作平台,科研合作项目偏少、科研团队建设缺乏自主创新、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合作提出了优化的对策如下:首先,在人才培养上需要加强学生交流,增加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打破留学生以文学学科为主的选择,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加大中小学开设俄语课,提高学生俄语基础能力、提高辽宁省中俄合作办学层次,增加办学数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与俄罗斯的境外办学、发挥孔子学院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外汉语的推广和文化传播等对策建议。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强辽宁省引智工作、加大国家公派教师留学力度、鼓励多学科教师出国留学、增加教师联合开发课程,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等对策。最后,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学研究合作需要加强科研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高水平国际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加强科研创新,提高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等对策进一步推进辽宁省高校与俄罗斯高校的国际合作。为今后进一步加强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一定借鉴和参照。
刘宁[8](2021)在《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改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均已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如苹果、小米、海尔、特斯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构成了经典创新耦合模型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创新驱动模式——设计驱动型升级。自2000年起,众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与发展体系,其中,不乏将设计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设计如何演变和进化,以及我国未来5-10年,工业设计相关国家战略的前瞻探析和实施路径的科学选择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溯因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正在发生的三方面深刻变化,即创新属性、创新关系、创新业态。由此,提出了在我国传统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和升级这一重要论点。进而,明确界定了工业设计产业的概念、特征,并基于发展社会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范式与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通过钻石模型、SWOT分析,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着力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等战略。最后,具体规划了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包含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两个部分。其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包括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等。其三,开展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工程,包括建设设计开放大学、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等。其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个部分。本次研究遍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分析总结全球20多年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紧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并基于产业发展理论,提出我国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徐国亮[9](2021)在《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基础研究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最前沿科技知识的探究,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基石,要想在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当中持续保持竞争力,占据领先地位,则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探索与投入。因此,各国普遍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企业在基础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其灵活、高效、补充性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发展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但还是不能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到基础研究中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最终让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骨干力量。在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实际应用与基础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研究成果从理论到落地生产也越来越快的发生着。在科技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点从我国每年发布的《科技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来。基于此,企业如果只执着于试验研发的浅层技术投入,忽视作为深层科技研发的基础研究投入,则很快会在前沿科技领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堪忧的情形。本文根据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的现状、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数据对比、驱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动力因素、基础研究中企业的参与机制分析、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对策与建议这五个方面来开展研究,探索企业当前参与基础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为众多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提供一些参考。首先,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背景和涉及的概念与含义进行界定,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得到巴斯德象限和公共产品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这三个相关理论。其次,对企业基础研究相关的文献、数据、理论、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从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当前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展开,全面了解当今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再将数据与其他创新型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问题与差距。第三,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含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内部因素即为提升内部张力,包含吸收外部知识、掌握核心技术、巨大的市场利益推动、基础知识积累、领导者意志、团队合作六个方面;外部因素即为应对外在的竞争压力,包含企业间国际竞争、国家基础研究的补充、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激励机制四个方面。第四,本文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与合作模式进行分析,探究其中的机理与模式,深入剖析基础研究中企业的参与情况。第五,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四个方面提出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建议与对策。最后则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
周红芳[10](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提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促进高校与企业结合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促进高校与企业结合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3.3.3 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4.1 研究设计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4.1.3 资料获取 |
4.1.4 分析框架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4.3.5 林肯实验室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4.4.6 启示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5.1.6 小结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5.2.4 小结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5.3.4 小结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5.4.4 小结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1.1.2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城市经济增长极的产业园区发展面临转型 |
1.1.3 科创园区已成为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
1.1.4 “互联网+”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在长三角的重要战略地位 |
1.1.5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产城创”融合发展的新城代表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科创园区 |
1.4.2 “产城创”融合 |
1.4.3 “互联网+”新兴产业 |
1.4.4 多元数据 |
1.5 研究内容、对象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对象 |
1.5.3 研究方法 |
1.5.4 论文章节安排 |
1.5.5 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构建 |
2.1 科创园区由来及发展历程 |
2.1.1 国外园区发展历程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3) “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2.1.2 国内园区发展历程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3)“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2.2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 |
2.2.1 科创园区发展研究 |
(1)机制路径研究 |
(2)影响因素研究 |
(3)评价指标建立 |
(4)空间规划布局 |
2.2.2 “产城创”融合相关研究 |
(1)产城融合 |
(2)职住关系 |
(3)产学合作 |
2.3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中运用的数据方法 |
2.3.1 多元数据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运用 |
2.3.2 科创园区发展常用量化研究方法 |
2.4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当前实践探索 |
2.4.1 科创园区规划与实践发展趋势 |
2.4.2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实践与研究 |
2.5 文献研究评述与启示 |
2.5.1 文献研究评述 |
2.5.2 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2.6 研究框架构建 |
2.6.1 研究假设 |
2.6.2 “产城创”指标选择 |
(1)以“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 |
(2)以“职住关系”反映“城” |
(3)以“高校创新力”反映“创” |
2.6.3 研究思路 |
2.6.4 研究框架 |
2.7 本章小结 |
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与空间特征研究 |
3.1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演绎 |
3.1.1 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独立组团发展起步阶段(2007 年以前) |
3.1.2 以科技城为核心的产城一体发展加速阶段(2007-2011 年) |
3.1.3 以创新为重点的科创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阶段(2011-2016 年) |
3.1.4 “产城创”融合发展的科创大走廊阶段(2016 年至今) |
3.2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空间分布分析 |
3.2.1 科创园区空间 |
3.2.2 居住区空间 |
3.2.3 高等院校空间 |
3.2.4 科研院所空间 |
3.2.5 综合交通体系 |
3.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特征归纳 |
3.3.1 混合性 |
3.3.2 创新性 |
3.4 本章小结 |
4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关联性量化研究 |
4.1 研究概述 |
4.2 研究数据 |
4.2.1 科创企业发展数据 |
(1)指标选择依据 |
(2)数据采集 |
(3)数据结果和指标确定 |
4.2.2 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 |
(1)LBS数据采集 |
(2)职住关系指标确定 |
4.2.3 高校创新资源数据 |
(1)指标选择依据 |
(2)数据来源和指标确定 |
4.2.4 地理空间数据 |
4.3 研究方法 |
4.3.1 核密度分析 |
4.3.2 偏最小二乘回归 |
4.4 “产城创”指标分析 |
4.4.1 科创企业发展指标分析 |
4.4.2 职住关系指标分析 |
(1)职住平衡指数分析 |
(2)职住通勤距离分析 |
4.4.3 高校创新力指标分析 |
4.5 职住关系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4.5.1 回归分析步骤 |
4.5.2 回归分析结果 |
4.6 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4.6.1 回归分析步骤 |
4.6.2 回归分析结果 |
(1)高校创新力与科创园区企业发展关联性分析结果 |
(2)不同类型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对比分析结果 |
4.7 本章小结 |
5 大走廊“阿里系”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案例研究 |
5.1 研究概述与案例背景 |
5.1.1 研究概述 |
5.1.2 案例背景 |
5.2 “阿里系”园区科创企业发展 |
5.2.1 园区空间布局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空间布局 |
(2)梦想小镇空间布局 |
5.2.2 园区科创产业发展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2)梦想小镇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5.3 “阿里系”园区职住关系 |
5.3.1 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2)梦想小镇周边业态分布 |
5.3.2 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5.4 “阿里系”园区与高校融合发展 |
5.4.1 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关系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 |
(2)梦想小镇与高校空间分布 |
5.4.2 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2)梦想小镇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3)梦想小镇职住通勤分析 |
5.5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路径 |
5.6 本章小结 |
6 总结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大走廊经验对未来科创园区发展的建议 |
6.3 研究创新点 |
6.4 研究局限 |
6.5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件1 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2 大走廊科创园区企业创始人和工作者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3 大走廊居住区居民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4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SCI)上的文章 |
附件5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Land(SSCI)上的文章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科技合作模式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1.1.2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和交流 |
1.1.3 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围绕科技合作取得丰富成果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国际分工合作理论 |
2.1.2 技术差距理论 |
2.1.3 知识联盟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国际科技合作内涵研究 |
2.2.2 国际科技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
2.2.3 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研究 |
2.2.4 研究述评 |
3 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现状与问题 |
3.1 科技合作政策环境 |
3.2 科技合作现状 |
3.2.1 科技合作方式 |
3.2.2 科技合作主体 |
3.2.3 科技合作领域 |
3.2.4 科技合作水平 |
3.3 科技合作存在的问题 |
3.3.1 科技合作政策缺乏顶层设计 |
3.3.2 科技合作方式的针对性不强 |
3.3.3 企业在主体中的地位有待提升 |
3.3.4 与不同国家的合作水平差异较大 |
3.4 本章小结 |
4 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模式设计 |
4.1 国内外国际科技合作实践与启示 |
4.1.1 国外发达地区(国家)对外科技合作实践 |
4.1.2 国内省市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实践 |
4.1.3 科技合作实践对模式设计的启示 |
4.2 设计目标与原则 |
4.2.1 设计目标 |
4.2.2 设计原则 |
4.3 设计框架、前提与思路 |
4.3.1 设计框架 |
4.3.2 设计前提 |
4.3.3 设计思路 |
4.4 设计结果 |
4.4.1 深度战略合作模式 |
4.4.2 按需推进合作模式 |
4.4.3 加强交流合作模式 |
4.4.4 引导逐步合作模式 |
4.5 本章小结 |
5 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模式选择 |
5.1 模式选择思路 |
5.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类型划分 |
5.2.1 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环境分析 |
5.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竞争力评价 |
5.2.3 划分结果 |
5.3 模式选择结果 |
5.3.1 Ⅰ类合作国家模式选择 |
5.3.2 Ⅱ类合作国家模式选择 |
5.3.3 Ⅲ类合作国家模式选择 |
5.3.4 Ⅳ类合作国家模式选择 |
5.4 本章小结 |
6 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模式的实施策略与保障措施 |
6.1 实施策略 |
6.1.1 政府 |
6.1.2 企业 |
6.1.3 高校与科研机构 |
6.2 保障措施 |
6.2.1 政策支持 |
6.2.2 人才支持 |
6.2.3 金融支持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4)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2.4 研究评述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3.4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5.2.1 核密度分析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5.2.3 数据来源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1.1 理论假说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6.1.3 结果分析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2.1 理论假说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6.2.4 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7.1 研究设计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7.5.2 反事实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8.2.2 变量说明 |
8.3 实证检验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从新型研发机构看我国高校科研组织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问题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三) 概念界定 |
1. 知识转型 |
2. 新型研发机构 |
3. 高校科研组织 |
(四) 文献综述 |
1.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的研究 |
2. 关于高校科研组织变革的研究 |
3. 关于知识转型理论的研究 |
4. 关于知识转型与新型研发机构研究 |
5. 研究现状述评 |
(五) 研究方法 |
(六) 研究内容 |
二、知识转型与新型研发机构的产生 |
(一) 知识转型主要理论与特征 |
1. 知识转型的相关理论 |
2. 知识转型的主要特征 |
(二) 知识转型与高校科研组织形态变革的关系 |
1. 高校传统的科研组织形态 |
2. 知识转型对高校科研组织形态提出严峻挑战 |
(三) 新型研发机构的内涵与特征 |
三、国内外蓬勃发展的新型研发机构 |
(一) 国外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现状 |
1. 美国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立的措施 |
2. 德国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立的措施 |
3. 澳大利亚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建立的措施 |
4. 国外新型研发机构的案例研究 |
(二)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现状 |
1.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历程 |
2.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规模与结构 |
3. 我国高校新型研发机构总体概况 |
4. 国内新型研发机构的案例研究 |
(三) 国内外新型研发机构的共同特征 |
1. 完备的政策支持与指导 |
2. 研究与创新的市场化导向 |
3.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
4. 运行机制的灵活性 |
四、新型研发机构对高校科研组织变革的启示 |
(一) 革新学术理念,开展跨学科研究 |
(二) 建设新型平台,创新组织运行机制 |
(三) 重视社会影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
(四)注重社会贡献,制定科学评价体系 |
结论与展望 |
(一) 结论 |
(二)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特色 |
第一章 地方高校发展的逻辑起点 |
一、地方高校身份认知 |
(一)概念的厘清 |
(二)特色定位的澄明 |
二、回应国家发展战略 |
(一)地方高校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础 |
(二)地方高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
(三)地方高校是地域文化传播的引导者 |
(四)地方高校是地方行政管理的智慧库 |
三、凸显时代教育特色 |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
(二)将办学质量作为生命线 |
(三)以学校整体跃升为坐标 |
第二章 地方高校发展的时代境遇 |
一、地方高校发展的困顿 |
(一)外部困难 |
(二)内部困扰 |
二、外部评价带来改革的外烁力 |
(一)第四轮学科评估影响分析 |
(二)ESI综合排名影响分析 |
(三)武书连大学排行榜中的影响分析 |
(四)政府对高校的考核评价 |
三、自我期待激发变革的内发力 |
(一)特色发展驱动 |
(二)内在要素更新 |
(三)“双一流”建设带来的机遇 |
第三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认知重勘 |
一、概念理解立场 |
(一)内涵式发展的概念 |
(二)内涵式发展的演进 |
二、办学定位分析 |
(一)办学定位内涵 |
(二)办学目标定位 |
(三)办学目标对比 |
三、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
(一)人才培养定位 |
(二)教学实施与健全人格 |
(三)知识传承与科技创新 |
(四)教书育人与以文化人 |
四、学科发展校正 |
(一)学科布局问题 |
(二)学科建设规划 |
(三)学科集群优势 |
(四)学科建设保障机制 |
(五)学科发展定位 |
五、科研与服务社会 |
(一)科学研究定位 |
(二)服务能力衡量 |
第四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容重构 |
一、构建学科建设新体系 |
(一)学科建设与学校定位结合 |
(二)学科建设与立德树人结合 |
(三)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 |
二、建设新型课程体系 |
(一)突破传统课程体系 |
(二)构建开放式课程体系 |
三、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
(一)培养方案改革探索 |
(二)实践教学改革创新 |
(三)丰富教学方式方法 |
(四)加强评价的开放性 |
第五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途径整合 |
一、科研与教学融合 |
(一)重树科研与教学的均衡 |
(二)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
(三)健全教师发展评估体系 |
二、加强学校与社会对接 |
(一)体现区域性 |
(二)提高时效性 |
(三)提升政策性 |
(四)促进协作化 |
(五)强化服务性 |
三、探索与互鉴结合 |
(一)山东理工大学校地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
(二)山东理工大学校地融合发展模式的启示 |
第六章 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条件支持 |
一、促进政策与实践衔接 |
(一)学校层面重在宏观规划与机制建设 |
(二)学院与基层学术组织层面提质增效 |
(三)政府层面注重政策引领与评估考核 |
二、加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契合 |
(一)教师队伍扩充及结构优化 |
(二)突出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
(三)教学及条件建设不断加强 |
三、改善学校与地方互动 |
(一)构建与产业紧密对接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
(二)建设以产出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 |
(三)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致谢 |
附:在学期间已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主要学术论文 |
(7)“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辽宁省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
(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
四、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比较研究法 |
(三)问卷调查法 |
(四)访谈法 |
第二章 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二、推拉理论 |
三、知识流理论 |
第三章 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与实践 |
一、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 |
(一)扩大中国学生赴俄罗斯留学规模 |
(二)扩大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规模 |
(三)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 |
(四)推进联合培养项目 |
(五)推进境外办学 |
(六)优化汉语国际传播 |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一)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 |
(二)选派教师出国交流 |
三、加强科学研究合作 |
(一)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或实验室 |
(二)联合推进科学研究项目 |
(三)成立中俄高校联盟 |
(四)鼓励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
第四章 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现状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概述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概述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概述 |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研合作的概述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校际合作现状调查研究 |
(一)调查的目的 |
(二)调查对象的选择 |
(三)调查的设计 |
(四)调查的实施 |
(五)调查数据的统计方法 |
(六)调查结果与分析 |
第五章 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问题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
(一)学生交流数量偏少,人数增长不稳定 |
(二)学生交流的学科分布不均衡 |
(三)学生交流普遍存在语言障碍 |
(四)中俄合作办学层次低,数量少 |
(五)境外办学合作匮乏 |
(六)对外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有待加强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
(一)引进俄罗斯专家和教师数量偏少 |
(二)教师出国交流数量偏少 |
(三)教师出国选派的学科分布不均衡 |
(四)教师联合开发课程较少 |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研合作的问题 |
(一)科研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
(二)两国缺少有影响力的合作平台,科研合作项目偏少 |
(三)科研团队建设缺乏自主创新,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不高 |
第六章 优化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国际合作的对策 |
一、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策 |
(一)加强学生交流,增加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 |
(二)打破留学生以文学学科为主的选择,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 |
(三)加大中小学开设俄语课,提高学生俄语基础能力 |
(四)提高辽宁省中俄合作办学层次,增加办学数量 |
(五)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与俄罗斯的境外办学 |
(六)发挥孔子学院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外汉语的推广和文化传播 |
二、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策 |
(一)加强辽宁省引智工作 |
(二)加大国家公派教师留学力度 |
(三)打破以文学学科为主的教师选派,鼓励多学科教师出国留学 |
(四)增加教师联合开发课程,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 |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高校科研合作的对策 |
(一)加强科研保障体系建设 |
(二)建立高水平国际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 |
(三)加强科研创新,提高教师科研意识和积极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调查问卷(教师卷) |
附录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调查问卷(学生卷) |
附录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访谈提纲 |
附录四 |
个人简历 |
致谢 |
(8)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课题来源 |
第二节 选题依据和研究背景 |
一 工业设计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发展新模式 |
二 我国工业设计已处于突破规模优势临界点 |
三 工业设计正在发生三个深刻变化 |
四 我国工业设计快速升级发展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一 意义1: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政策红利”阶段转向“创新红利”阶段 |
二 意义2: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 |
三 价值:为中国工业设计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行动路径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路线 |
第四节 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工业设计产业研究综述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综述 |
三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 |
第一节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一 工业设计的界定 |
二 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主要特征 |
四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产业发展战略的内涵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定义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
三 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
第三节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工具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分析工具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脉络 |
第一节 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与成长 |
一 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 |
二 与产业脱节的初期成长阶段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成长 |
第二节 政策推动下的产业发展 |
一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重要政策的提出 |
二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 |
第三节 智能互联时代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
一 工业设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
二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下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 |
第一节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和特征分析 |
一 智能互联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特征 |
二 智能互联时代对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新的要求 |
三 智能互联时代设计产业的发展和走向 |
第二节 服务国家现行战略 |
一 “双循环”战略 |
二 “一带一路”倡议 |
三 供给侧、需求侧升级 |
第三节 发展战略分析 |
一 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
二 智能互联时代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SWOT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智能互联时代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
第一节 战略之一: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构建战略 |
一 构建设计产业资源配置系统 |
二 工业设计产业领域扩展 |
三 制造业设计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 |
第二节 战略之二:设计创新力的新生态构建战略 |
一 智能互联重构“人、物、环境”设计生态 |
二 数字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生态构建策略 |
四 法律法规的保障策略 |
第三节 战略之三:推动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构建战略 |
一 工业设计与数字技术的新关系构建 |
二 工业设计与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新关系构建 |
三 工业设计与产业发展的新关系构建 |
第四节 战略之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构建战略 |
一 融入国际设计业界的“语境” |
二 成立中国主导的国际设计组织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
第一节 路径之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 |
一 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 |
二 构建智能互联时代工业设计技术支撑体系 |
三 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 |
第二节 路径之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 |
一 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 |
二 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
三 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 |
第三节 路径之三:开展人才培养工程 |
一 建设设计开放大学 |
二 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 |
三 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 |
第四节 路径之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一 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
二 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9)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创新点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 |
1.3.2 国内研究 |
1.3.3 对现有研究评价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概念、特点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基础研究相关的概念 |
2.1.2 基础研究的特点 |
2.1.3 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2.1.4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
2.1.5 企业基础研究的特征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巴斯德象限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2.2.3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3.1 中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 |
3.1.1 经费投入的现状 |
3.1.2 人员投入现状 |
3.1.3 当前的政策环境 |
3.2 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对比 |
3.2.1 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情况 |
3.2.2 部分欧洲国家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3.2.3 日本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3.2.4 韩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3.2.5 我国基础研究相比其他国家投入比例偏低 |
3.2.6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总投入比例相比其他国家偏低 |
3.2.7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R&D比例相比其他国家偏低 |
3.3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问题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 |
4.1 内部因素:提升内部张力 |
4.1.1 更好的吸收外部知识 |
4.1.2 掌握先发优势 |
4.1.3 巨大的市场利益驱动 |
4.1.4 基础知识积累 |
4.1.5 领导者的意志 |
4.1.6 团队合作 |
4.2 外部因素:应对外在压力 |
4.2.1 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
4.2.2 对国家主导的基础研究体系具有补充作用 |
4.2.3 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 |
4.2.4 激励机制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分析 |
5.1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合作模式分析 |
5.2 基础研究中企业内外部参与机制的构建 |
5.3 企业基础研究中“六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推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对策与建议 |
6.1 国家层面 |
6.2 社会层面 |
6.3 产业层面 |
6.4 企业层面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7.1 研究总结 |
7.2 不足之处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10)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存在的不足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2.1 思想渊源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3 简要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3.1 理论依据 |
3.2 历史依据 |
3.3 现实依据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4.1 基本概念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4.2 构成要素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4.2.3 环境因素 |
4.3 主要特点 |
4.3.1 开放性 |
4.3.2 系统性 |
4.3.3 流动性 |
4.3.4 安全性 |
4.4 建立原则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4.5 目标体系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4.6 创新活动 |
4.6.1 科学创新 |
4.6.2 技术创新 |
4.6.3 制度创新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4.7 体系运行 |
4.7.1 运行模式 |
4.7.2 运行机制 |
4.7.3 运行环境 |
4.7.4 演化路径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6.3.1 有利影响 |
6.3.2 不利影响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1 发展历程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8.2 创新活动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8.3.1 国际比较 |
8.3.2 总体评价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8.4.3 中国优势 |
8.4.4 应对策略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9.1 国际经验 |
9.1.1 美国经验 |
9.1.2 日本经验 |
9.1.3 德国经验 |
9.1.4 以色列经验 |
9.2 重要启示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1 主要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促进高校与企业结合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D]. 杨玥. 浙江大学, 2021(01)
- [3]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模式研究[D]. 闫思彤. 西安理工大学, 2021
- [4]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5]从新型研发机构看我国高校科研组织变革[D]. 杨雅欣.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6]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研究[D]. 查玉喜.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2)
- [7]“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辽宁省高校为例[D]. 吴欣达.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2)
- [8]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D]. 刘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9]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D]. 徐国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10]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