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权威主义:荀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性论倾向（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予[1]（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林孝斌[2]（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研究指明《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曾筱琪[3]（2021）在《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文中指出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儒家始终在思考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思考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君主与臣民在政治实践中承担起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荀子提出的思路是“隆礼重法”,即将礼作为治国的指导原则,将法作为治国的有效手段,试图通过礼与法的结合构建王道政治的理想图景。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是在时代思潮和现实政治的双重冲击下,谋求儒家的生存地位的。剧变的冲击,并没有让他退回到儒家传统德治模型的继续美化中,而是让他深刻地看到了儒家自身可能出现的弊病,无论是在君子人格的塑造上,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上,荀子认为,将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人性的自觉和执政者对于传统的绝对服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同时,他看到了法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在治理国家、维护秩序方面的突出效能,从这种正面效能上看,荀子发现法的思维正是儒家在实际政治制度中需要的,而且并非是在传统儒家礼的观念下完全没有根基的存在。于是他对礼与法做出新的诠释,援法入礼,向上传承了孔子思想中现实主义一面,向下开启了汉代以孝、忠为主轴的“礼法交融”和“儒法互用”。他所创造的礼法体系是在面临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时,为适应社会发展所做的新的制度化尝试和儒家式的努力,他的全部思想也都是为礼义规范或礼法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做论证。他对法的重视来自于制度化的要求,而法的背后仍然是礼的精神,他试图说明,法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礼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是荀子和法家的最大区别。本文试以对荀子法思想的研究作为基本视点,在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与战国历史背景的对话中对荀子思想进行系统反思:第一章“由德到法的时代背景”以宗法政治制度的解体、各国变法的风潮等史实为依据,论证了随政治环境之变化而发生的观念之转变。战国末期的各国不再重视“德”与“礼”在政治上的作用,而是以追逐强力为目标,试图扩大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法”的观念于是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也成为荀子反思和吸取的因素。第二章“援法入礼的理论基础”从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和分群论三方面分析了荀子法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以礼为本的‘重法’思想”试图从由荀子思想中礼与法的结构性张力、荀子与法家在价值观上的区别等几个方面说明荀子的法思想不会、也不可能走向法家的集权路径,荀子的法思想始终以礼为其领域界限和根本精神。第四章“礼法施行的道德主体”论证了荀子以君子为其礼法思想的道德主体,保证了法对于儒家价值的归趋。第五章“王道政治的理想建构”讨论了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以及各项具体的法制设想。
武海霞[4]（2021）在《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哲学家孟旦（Donald J.Munro）是一位专注于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哲学家。本论文对孟旦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由于孟旦是一名汉学家,而汉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因此本论文首先讨论了汉学研究策略上的广泛争议的问题:“文化殖民主义”与“异托邦”。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指的是早期的汉学研究普遍以西方文化为研究框架与评价标准,导致汉学研究无法做到真实客观。跨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研究策略由于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忽略普遍性而创造出他者文化,导致“中西文化对立说”与“中西文化不可通约说”。本文作者主张,从生成与延续的视角来看,中西相遇其实意味着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因此要秉持一种“合和”与不断的“今说”的研究策略。其次,本论文探讨了孟旦对中国哲学的人性论问题的研究。总体来讲,人性论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范围。在他的研究中,孟旦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但准确把握心性问题,同时为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创造了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包括:人性之“自然平等”、“评价之心”、“心灵簇”、“两极性矛盾”等,孟旦还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领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儒学中“人皆可以为尧舜”中所主张的人性的普遍性被孟旦名之为“自然平等”,不同与西方理性主义所假设的“价值平等”及相关的权利学说,自然平等架构了先天-后天这样的延续性结构,从而要求人性的后天培养环境作为人性发展的一部分。“心之所同然者曰理义也”这样的原典儒学观念被孟旦名之为“评价之心”,“评价之心”概括了儒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即人对是非对错（理义）的判别能力是天然的,“心”的功能就是对是非的评价。这一观念的提出,准确抓住了古典心性论中“心”的功能,同时为中西文化对话中“评价之心”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对话打下基础。作为对评价之心研究的延申,本论文探讨了事实与价值问题,认为从人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二者统一于现实存在。“心灵簇”这一概念是孟旦对中国古典哲学中“心”的准确概括。在古典哲学中,“心”的功能是复杂的。“心灵簇”这一概念把握了中国哲学中把知识与情感、事实与价值、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统一起来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在原典儒学中,“心”能统摄知情意这三种互系的功能。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支持了“心灵簇”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现代生物学认为对心智的研究必须整体性地研究理性与情感的协作而不是西方理性主义所强调的理性。心灵簇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没有在理性、情感等人的心智功能之间截然划分,而是坚持心智功能之间的互动、互系。从根本上来讲,“簇性”一词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哲学中把知识、情感、行动等融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为中国哲学中的心智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对话提供了思维工具。孟旦在对朱子思想的研究中提出,朱子使用了家、水流、镜子、体、楦物、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八个意象来体系性地阐释自己的哲学。孟旦认为“家”的意象所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与“水流”意象所代表的人性平等之间是一对两极性矛盾,另一对两极性矛盾是“植物”与“园丁”意象所表示的人性修养过程中的自主性的阶段性成长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意象所表示的外在权威在人性修养中的重要性。本论文认为如果从传统儒学内部去理解,则所谓的“不平等”更多地意味着和而不同,而所谓人的自主性与外在权威之间本来不是矛盾的关系,更多的是内在与外在的互补关系。孟旦在结合儒学与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领域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双领域”指的是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这两个领域。孟旦认为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平等观念适合于公共领域,但是在私人领域,倡导平等主义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的情感总是有所偏向,无法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本论文认为双领域功利主义原则完全割裂了“公共”与“私人”这两个领域,并不符合儒学的“以己推人”的根本伦理原则。最后,在研究孟旦思想及结合现代生物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试图对孟子的人性思想提出新的自然主义的阐释。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己经证明,人的道德潜能是自然的,与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高度契合,人的道德潜能到道德观念的发展是自然的,与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到“仁义礼智”的发展是契合的。现代道德学说研究道德运气,与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有契合之处。这说明孟子的人性思想依然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准则提供可贵的借鉴价值。
张宇[5]（2020）在《荀子政治秩序思想及其理论困境》文中研究表明政治秩序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焦点。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其顺应时代趋势,设计了综合全面的政治秩序思想体系,为天下一统勾画了一幅具有儒家治世理想的蓝图。荀子的天论及人性论为其政治秩序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天人相分”使人的主体作用可以充分发挥,“人性本恶”与“化性起伪”是政治秩序产生和实现的基础。荀子设计了王霸并用的治世理想,追求实现“王者之业”,“隆礼重法”是实现“王者之业”的重要政治规范。“礼”具有规范政治和修身成人的作用,是荀子致思的重点;“法”作为一种辅助规范,可以帮助“礼”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荀子还设计了实现王道理想的政治主体,突出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君主高高抬起,并通过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来辅助君主更好的履行责任,维系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行。通过文献分析法可知荀子的政治秩序思想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的秩序理论,寄托了荀子的政治智慧。然而,荀子的政治秩序思想并没有成为现实。这一秩序理论面临着诸多困境。外部环境带来的困境表现在荀子生逢乱世,儒学被排斥在政治之外,荀子一生没有受到统治者重用,其秩序理论没有与政治权利结合的机会。从理论自身结构来看同样存在张力与困境,首先荀子主张礼法结合,但“礼主法辅”容易导致礼法不平衡的局面,最终造成法高于礼上的局面;其次,荀子尊君,将君主高高抬起,却没有设置明确的制度限制君主的权利,导致尊君成为了走向专制的缺口,成为实现荀子政治秩序理想的阻力。再次,荀子秩序思想中存在着趋向法家的方面,荀子的弟子韩非和李斯将这一秩序理论走向了法家秦制的历史困境。正是这些理论困境的存在,为后世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后世学者研究荀子秩序思想增加了困难。荀子政治秩序思想并没有因为时代局限而彻底消失,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寻找出路。汉儒在对荀子秩序思想的回归中进行改造发展,推动中国封建政治秩序的完善。历史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封建政治发展的走向,也对荀子思想研究起到了迷惑作用。面对前人对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评价和研究成果,当代学者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辨明真知灼见,分清立场与时代要求,从先辈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智慧,排除干扰,以求真正的还原历史原貌,发掘历史研究的魅力。
刘婧[6]（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庞琳[7]（2020）在《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文中研究表明孟旦（Donald J.Munro,1931—）是美国着名汉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哲学系荣休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其成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早期中国“人”的观念》（1969）、《中国当代人性论》（1977）、《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1988）、《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1996）、《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2005）、《应用伦理学:私人和公共选择中的实际指导原则》（2008）等。本论文《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旨在梳理孟旦的汉学研究之路、研究成果、研究范式及其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汉学（中国学）、新儒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思考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来自汉学家的他者视角。本文以孟旦一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为主线,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译介与总结:第一章“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主要从家庭、教育、留学、教学、汉学研究及其成果等几个方面介绍孟旦的汉学历程。第二章“前期汉学的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讨论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当代人性观》、《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三本书,总结孟旦提出的自然平等观、人的可塑性、结构性形象等观点及其研究方法与贡献。第三章“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讨论了《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三本书。根据心灵簇、人的可塑性的基础上,应用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整体思维及一种中国政治认识论--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实际可行的新伦理学等观点。第四章“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特点与创新”,总结他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特点,如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原典的历史进路、中西比较的进路、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路;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发明使用诸多新的哲学术语、趋于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孟旦与现代新儒学的深厚渊源及其推崇的儒家哲学立场,等等。概而言之,孟旦的儒学研究,以孟子的“四端之说”人性论为基础,进行了对美国儒学的建设工作,期间创建了哲学概念和方法,提出了结构性形象（隐喻）、移情、心灵簇、整体主义、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价值与事实关涉等术语,用以阐释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人性论和伦理观,并在自己的写作、教育、社区建设与日常生活中积极地践行儒家理念和新伦理原则,把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与唐君毅式的知行合一统摄于一身,不进行道德说教（morality theorizing）而是践行道德（morality performing）,活出了中西互鉴、东西合璧的现代儒者风范。他和许多儒学学者们一道,正致力于建设美国儒家体系。
张娟[8]（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王睿[9]（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张子峻[10]（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二、道德权威主义:荀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性论倾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道德权威主义:荀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性论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为何以《天主实义》作为分析文本? |
| 三、宗教哲学的观察视角 |
| 四、文献综述:国内外对《天主实义》文本的研究及分析 |
|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及分析 |
| (1) 晚明时期儒、佛学者对《天主实义》的认同和批判 |
| (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天主实义》的研究进路:比较、历史、分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五、主旨论证的思路和篇章布局 |
| 第一章 《天主实义》中的三重语境 |
| 第一节 西士所存在的双重语境 |
| 一、西士的天主教思想背景 |
| 二、西士对儒学的研究与应用 |
| 三、西士恩典神学视角的缺失 |
| 第二节 中士的时代性思想背景及其思想论域 |
| 一、阳明后学的思想主流 |
| 二、晚明中士的思想论域 |
| 三、东林儒学与实学暗兴 |
| 四、中士言辞背后的“感通”思维 |
| 第二章 《天主实义》中的本原论争 |
| 第一节 “位格”性天主:西士对“太极/理”本原论的批判 |
| 一、理性与“位格”性之天主 |
| 二、理性对“太极/理”不能为本原的批评 |
| 第二节 “生成”论之太极/理:中士对西士批判的回应 |
| 一、“生成论”之太极 |
| 二、中士的“敬”意识 |
| 三、感通中的太极/理 |
| 四、生存秩序中的太极/理 |
| 第三节 西士式“本原”观对中士生存秩序完善性辨析 |
| 一、西士式“本原”观中的超越性维度的挑战 |
| 二、超越性维度对中士“生成”论修身的益处辨析 |
| 三、超越性维度对补益儒家社会秩序的理论性意义 |
| 第三章 “独立灵魂”与“万物能否一体”的辩争 |
| 第一节 独立灵魂论:西士的两世说与万物一体观 |
| 一、自由意志与“两世”说 |
| 二、独立灵魂和后世维度的展开 |
| 三、独立灵魂观对万物一体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中士对独立灵魂和万物一体观的驳正 |
| 一、中士道德性的生死观传统 |
| 二、现世维度中的修身与成德 |
| 三、中士的“魂魄论”与万物一体观 |
| 第三节 驳灵魂轮回:中西士间的思想交织 |
| 一、西士对灵魂轮回论的理性批驳 |
| 二、中士在人伦秩序观中驳灵魂轮回论 |
| 第四章 善之论争:为善是否有意? |
| 第一节 西士的“为善有意”观 |
| 一、理性界定中的“善”、“意”概念 |
| 二、善的缺失:西士论“恶”的问题 |
| 三、天主:“正意”之源 |
| 四、为善有意与善之困境 |
| 第二节 中士对“为善无意”思想的辩护 |
| 一、“为善无意”问题的由来 |
| 二、中士以“性”解为善无意 |
| 三、敬天诚性与为善无意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生存意识 |
| 一、后世的抽象性与现实性问题 |
| 二、“利”的现实性与完善性问题 |
|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张力:“小人—君子”的视角 |
| 第五章 伦理交锋:修身、治学、行孝 |
| 第一节 忏悔与自省:天主拯拔与自我完善 |
| 一、呈现伦理背后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
| 二、忏悔与天主旨意 |
| 三、自省与参赞化育 |
| 第二节 内外有别:学之为己抑或为天主? |
| 一、什么是“真学问”? |
| 二、如何达到真正的学问? |
| 第三节 内外学问的功夫论 |
| 一、理性与灵修 |
| 二、“诚-性”与检慎 |
| 第四节 不同起点上的行孝观 |
| 一、有必要专门谈论孝道问题 |
| 二、西士论孝:以天主之道为目标 |
| 三、中士尽孝:以造就天命为中心 |
| 结语 理性与感通:呈现方式与生存秩序 |
| 一、理性与感通的切磋:一种宗教哲学观察视角 |
| 二、两种认识论、两种认识对象和两种实在性 |
| 三、思想交锋中的感通与对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荀学概述 |
| 二、研究的视角、意义与思路 |
| (一)法的视角的引入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的两种倾向 |
| (二)国内研究的两个层面 |
| 第一章 由德到法的时代背景 |
| 一、政治的发展变革 |
| (一)宗法政治的解体 |
| (二)战国时期的变法风潮 |
| 二、思想的推陈出新 |
| (一)“德”与“礼”的失落 |
| (二)“法”精神的滋长 |
| 第二章 援法入礼的理论基础 |
| 一、天人之分:理性精神的高昂 |
| (一)天的意义与变迁 |
| (二)明于天人之分 |
| (三)天生人成,明于礼义 |
| 二、化性起伪:基于现实的人性 |
| (一)性、伪释义 |
| (二)性中无善 |
| (三)善的来源:礼与学 |
| (四)涂之人皆可以为禹 |
| 三、明分使群:礼义与群体意识 |
| (一)分与礼义 |
| (二)群体意识与人的存在方式 |
| 第三章 以礼为本的“重法”思想 |
| 一、吸收与批判:对法家的态度 |
| (一)从韩非子看法家思想的特征 |
| (二)荀子与法家价值观的区别 |
| 二、隆礼:重申礼的价值 |
| (一)战国之礼:“是仪也,非礼也” |
| (二)荀子之礼:养人欲,别差等 |
| 三、重法:礼与法的结构性张力 |
| (一)法的概念与特征 |
| (二)义法与教而后诛 |
| 第四章 礼法施行的道德主体 |
| 一、修己安人:君子的道德性与政治性 |
| (一)君子的德性内涵 |
| (二)君子的政治责任 |
| 二、有治人无治法:君子与法的关系 |
| (一)君子者,礼义之始也 |
| (二)君子者,法之原也 |
| 三、尊君爱民:治国枢要与民本内涵 |
| (一)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 |
| (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
| 第五章 王道政治的理想建构 |
| 一、荀子的政治理想 |
| (一)儒家的政治理想 |
| (二)王道、霸道、亡道 |
| 二、王道政治的建构之法 |
| (一)“尚贤使能”的用人之法 |
| (二)“礼乐之统”的教化之法 |
| (三)“明德慎罚”的刑赏之法 |
| (四)“节用裕民”的富民富国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孟旦的个人经历及主要研究 |
| 1.1.1. 孟旦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研究 |
| 1.1.2. 皇家求知方式: 延续至20世纪的“皇家”求知论 |
| 1.1.3. 孟旦的跨学科研究 |
| 1.2 对孟旦的相关研究 |
| 1.3 美国汉学与中国学 |
| 1.4 对汉学跨文化研究策略的批判与反思 |
| 1.5 汉学研究的阐释策略:“和合”与“今说” |
| 1.6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孟旦对先秦人性论核心观念的研究 |
| 2.1 儒家人性论中的“自然平等” |
| 2.2 儒家人性论中的“天人”观念 |
| 2.3 儒家人性论中的“评价之心” |
| 2.4 儒家人性论与精英制 |
| 2.5 道家的人的观念 |
| 2.6 人性观念与教育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孟旦对朱熹人性论中八种意象的创新性研究 |
| 3.1. 朱子论人性中使用的八种意象及两极性 |
| 3.1.1 “家”与“水流”:有序的等级制与平等之间的二极对立 |
| 3.1.2 镜与体:心物的联结 |
| 3.1.3 植物与园丁:成己与利他 |
| 3.1.4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道心与人心 |
| 3.2 现代生物学视角下再论仁爱与博爱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孟旦研究中国哲学中“心”的观念的新视野 |
| 4.1 整体性思维模式: 心灵簇 |
| 4.1.1 心灵簇思维模式与事实与价值问题 |
| 4.2 事实与价值: 分离还是合一 |
| 4.3 心灵簇的现代生物学的支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孟旦哲学研究的“生物学”转向 |
| 5.1 生物学视角下的儒学伦理准则 |
| 5.1.1 儒学人性论概述 |
| 5.1.2 儒学人性论与现代生物学的契合之处 |
| 5.2 孟旦提出“双领域功利主义” |
| 5.3 社会生物学:伦理学的生物学转向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孟旦哲学视域下的孟子人性论阐释 |
| 6.1 “四端之心”: 自然的道德潜能 |
| 6.2 人性的自然发展: 从自然的道德潜能到道德观念 |
| 6.3 控制道德运气: 创造自然的道德潜能发展的条件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荀子政治秩序思想及其理论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荀子的天论思想 |
| 第二节 荀子的人性论思想 |
| 第二章 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理论设计 |
| 第一节 王者之业---荀子政治秩序的理想目标 |
| 第二节 “隆礼重法”---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规范设计 |
| 第三章 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主体设计 |
| 第一节 君主----政治领导主体 |
| 第二节 君臣关系论 |
| 第三节 君民关系论 |
| 第四章 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理论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环境造成的理论困境 |
| 第二节 内部理论结构存在的张力与困境 |
| 第三节 理论趋向法家发展的困境---以韩非、李斯为例 |
| 第五章 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出路与反思 |
| 第一节 汉代对荀子秩序思想的回归与改造 |
| 第二节 对荀子政治秩序思想的评价与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历史梳理 |
| 一、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概述 |
| （一）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奠基与传承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意识形态性特征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历史作用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主张依据人性开展道德教化 |
| （二） 以“天道”提升教化的合理性 |
| （三） 在教化实践中强调“德教优于刑罚” |
| （四）“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实践方式 |
| （一） 以“礼乐教化”实现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 |
| （二） 重视激发民众“内修自省”的主观能动性 |
| （三） 通过“民俗教化”形成环境熏陶 |
| （四） 突出榜样的表率与示范作用 |
| 四、对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局限性的反思 |
| （一）消除古代教化思想中的“愚民”弊端 |
| （二）摆脱人性善恶之争的先验预设 |
| （三）消除古代教化的教条主义色彩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何以必要和可能 |
| 一、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的生长点 |
| （一） 古代教化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 |
| （二） 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 |
| （三）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国民道德素养的提升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教化实践原则 |
| （二）维持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民族主体性原则 |
| （三）秉持教化的人文关怀原则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创新转化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当代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文化建设可以借助教化助力 |
| （二）全球背景下的“寻根意识”与中国人对精神根脉的反思 |
| （三）借助教化滋养有利于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 |
| 第三章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与发展 |
| 一、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在范式上向现代的转换 |
| （一）目标转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力和培育时代新人 |
| （二） 对象转换：现代教化面向的是“现实的个人” |
| （三） 内容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
| （四） 方法转换：在批判继承中实现传统教化方法的现代新生 |
| 二、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作用的实践原则 |
| （一） 以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 |
| （二） 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 |
| （三） 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 |
| 三、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作用的实现方式 |
| （一）通过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 |
| （二）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与平台来创新教化载体 |
| （三）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提升教化至新境界 |
| 四、 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作用的主体支撑 |
| （一）以家庭作为教化的第一课堂 |
| （二）以学校作为教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
| （三）以社会作为教化的大熔炉和实践场 |
| 第四章 现代教化思想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 |
| 一、 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 |
| （一） 运用教化力量扩展意识形态生存空间 |
| （二） “以文化之”是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 |
| （三） 有的放矢地加强现代教化实践的针对性 |
| 二、 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 |
| （一） 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切实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下降问题 |
| （二） 以现代教化克服文化发展中的文化认同危机 |
| （三） 以现代教化抑制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疏离 |
| 三、顺势而为：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的着力点 |
| （一）现代教化要通过“以文化人”实现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 |
| （二） 重视焕发人的“自我教化”的文化自觉 |
| （三）现代教化要注重“优化风习”形成环境熏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孟旦汉学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意义 |
| 一、 研究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学渊深：父母熏陶与“四端之爱” |
| 第二节 大学探索：中文沈老师、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 |
| 第三节 海军经历：由冯友兰结缘中国哲学 |
| 第四节 步入哥大：师从汉学家狄百瑞 |
| 第五节 台港游学：师从大儒刘毓鋆、唐君毅 |
| 第六节 立足密大：教学与汉学研究之硕果 |
| 一、孟旦与密西根大学的多元化中国研究形成“文化圈” |
| 二、孟旦与“乒乓外交”和“教育访团” |
| 第二章 前期的中国人性观研究 |
| 第一节 自然平等观：《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
| 一、关于“中国的自然平等观” |
| 二、中国人性观的“八重视” |
| 三、中西人性论之间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的可塑性：《中国当代人性观》 |
| 一、中国现代人性观诸面相 |
| 二、中国人的“知—感”心灵簇 |
| 三、“人之可塑性”与“新人” |
| 第三节 结构性形象:《人性形象：一个宋人的肖像》 |
| 一、“结构性形象”的内涵与功能 |
| 二、“结构性形象”的运用方法 |
| 三、“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
| 四、“利他主义的慈善” |
| 第四节 孟旦的中国人性研究的方法与贡献 |
| 第三章 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 |
| 第一节 整体思维：《20世纪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 |
| 一、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
| 三、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 |
| 第二节 效法榜样：《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 |
| 一、“描述性的平等观” |
| 二、“心灵簇” |
| 三、后天培养与“效法榜样” |
| 四、一种证明伦理规则的现代方式：进化生物学 |
| 五、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全球社会” |
| 第三节 实际可行的伦理准则：《应用伦理学》 |
| 一、理论基础 |
| 一）、标准和准则：五种道德直觉的进化论基础 |
| 二）、“双层效益主义”的选择机制 |
| 二、“互惠”的环境治理方案 |
| 三、切实可行的伦理指导原则 |
| 四、“寻求中国伦理与法律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孟旦的新伦理学的践行与影响 |
| 第四章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创新 |
| 第一节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 |
| 一、以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进路 |
| 二、从历史的进路研究中国哲学 |
| 三、用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 |
| 四、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 |
| 五、进化心理学以及进化认知学的方法 |
| 第二节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创新 |
| 一、发明、使用新的哲学范畴 |
| 二、趋近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 |
| 三、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 |
| 第三节 美国儒者孟旦的生命境界 |
| 一、作为新儒家的孟旦与中美新儒家 |
| 二、区分“儒家哲学”与“国家儒术” |
| 三、孟旦对“儒学”与“国学”的愿景 |
| 结论 |
| 附录一 孟旦生平年表 |
| 附录二 汉学家孟旦教授访谈 |
| 附录三 孟旦论文中译文 |
| 附录四 孟旦主要学术成果 |
| 一、发表的着作 |
| 二、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五 孟旦关键术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庞琳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当代中国道德伦理重建之需要 |
| (二)宋代理学家教育思想内在价值之体现 |
| (三)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之诉求 |
| (四)教育过程中“立德树人”之旨归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有关道德养成的相关研究 |
| (二)有关宋代理学家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相关研究 |
| (四)相关研究呈现的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问题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 |
| (三)新时代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个案研究法 |
| 五、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价值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道德养成的学理审视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与“理学” |
| (二)宋代理学家 |
| (三)道德养成 |
| 二、道德养成思想的基础与依据 |
| (一)哲学基础:道德可教 |
| (二)心理学基础:习惯可成 |
| (三)历史依据:思想渊源 |
| 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划分依据 |
| (一)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依据 |
| (二)以学派主张或地域为依据 |
| (三)以宋代理学思想发展阶段为依据 |
| 第二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奠基塑型 |
| 一、一理二气,五行分合:周敦颐道德养成思想 |
| (一)“自太极论始”的哲学基础 |
| (二)“顺万物化万民”的教育目的 |
| (三)以“诚”为主的教育内容 |
| (四)“主静”“行之”的原则方法 |
| (五)“穷禅客”真儒家:周敦颐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二、以物观物,体四用三:邵雍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即物穷理”为哲学基础 |
| (二)“以道尽人”“正人”“效我”的教育目的与作用 |
| (三)以儒家典籍为主要内容 |
| (四)“循理”“润心”“慎独尚行”的原则方法 |
| (五)“以物观物”的“异数”:邵雍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三、民胞物与,礼以持性:张载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气本论与人性二元论为哲学基础 |
| (二)“变化气质”,“敦本善俗”的教育目的 |
| (三)“民胞物与”,“尊礼贵德”的教育内容 |
| (四)“养正于蒙”、“事中明理”的原则方法 |
| (五)“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四、养正于蒙,敬义兼持:二程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人与天地一物”的哲学基础 |
| (二)“醇教化”“尽人情之美”的教育目标 |
| (三)“九德”“六艺”的教育内容 |
| (四)“敬义兼持”“习而后能安”的原则方法 |
| (五)“德性宽宏”“文理密察”:二程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五、性情一也,陶冶成之: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 |
| (一)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基础 |
| (二)“仁者圣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的教育目标 |
| (三)“德以仁为主”“德以礼为体”的教育内容 |
| (四)“振民育德”“风俗法度”的原则方法 |
| (五)“经世致用”“知命厉节”: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大成分化 |
| 一、去欲存理,易知易行:朱熹的道德养成思想 |
| (一)“君子务本,本立道生”的教育目标 |
| (二)“尊德性,道问学”的教育内容 |
| (三)“知行相须”,“整齐严肃”的践履举措 |
| (四)“去欲存理”,“易知易行”的思想特质 |
| (五)“穷理禁欲”:朱熹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二、明理立心,代天理物:陆九渊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心即理”为哲学基础 |
| (二)“君子”、“存心”的教育目的 |
| (三)“仁义者,仁之本心也”的教育内容 |
| (四)陆九渊道德养成方法体系 |
| (五)“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陆九渊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三、其为有渐,其进有序:张栻道德养成思想 |
| (一)“性,天下之大本也”的哲学基础 |
| (二)“尽仁道者圣人”,“传道济民”的教育目的与作用 |
| (三)“礼俗”、“伦纪”的教育内容 |
| (四)“知行互发”“其为有渐,其进有序”的原则方法 |
| (五)“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张栻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四、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浙东学派道德养成思想 |
| (一)兼顾内外,本末并举:吕祖谦道德养成思想 |
| (二)复正情性,义利双行:陈亮、叶适道德养成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 |
| (一)经济环境:富庶繁荣,一道德以同俗 |
| (二)政治环境:内权集上,外权不竞 |
| (三)文化环境:多元圆融,返之淳正 |
| (四)科技环境:嘉惠学林,公诸同好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
| (一)义利相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经济之互动 |
| (二)才资德帅: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政治之互动 |
| (三)教化人伦: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文化之互动 |
| (四)格物致知: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科技之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历史经验与现实观照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经验 |
| (一)哲学基础:关注道德人格尊严,“参赞天地之化育” |
| (二)目标定位:以内圣外王为旨归 |
| (三)内容选择:“身心”“内外”“知行”与“纲常名教” |
| (四)原则方法:“躬行”、“事上磨练”的实践品格 |
| (五)思想传播:构建多元化、多途径的传播体系 |
| (六)文化立场:兼顾文化继承与文化互鉴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评价之依据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现实观照 |
| (一)准确定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
| (二)目标设计: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兼顾个人修养提升与社会能力增强 |
| (三)内容选择:聚焦人生根本问题,精选道德榜样 |
| (四)原则方法:内在超越与外在约束并举,坚守实践品格 |
| (五)实施基础:充分发挥教育主体作用,为道德养成奠定坚实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四、道德权威主义:荀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性论倾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3]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D]. 曾筱琪.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D]. 武海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5]荀子政治秩序思想及其理论困境[D]. 张宇. 郑州大学, 2020(02)
- [6]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D]. 庞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