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一、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创立与实施（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指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寇文亮^[2]（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徐刚^[4]（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鲁芹^[5]（2020）在《新高考背景下浙江与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化学试题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为解决当前考试招生制度出现的“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问题,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之一的浙江省,其提出的“3+3”模式、多次考试、多元入学等改革措施对浙江新高考试题的命制提出了较大的挑战,亟需学习和借鉴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基于此,本文选取在高考改革方面紧跟世界发展潮流的,具有相似文化背景、考试方案、课程理念的台湾地区作为比较对象,对新高考背景下浙江与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化学试题进行比较研究。为系统全面的了解两地命题背景、对比其命题特色,首先梳理了两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发展历程,而后对两地大学入学化学科目《考试说明》从考试目标、考试范围、考试内容与要求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接着,对两地大学入学化学科目考试试题从考试时间、分值、试题内容广度与深度、试题信息呈现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对比。最后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对多位高中化学一线教师就浙江和台湾两地试卷的特色和优长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得出两地考试制度、考试说明、试卷的异同点。相同点如:两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均实行多元入学、多次考试等;两地考试说明均重视化学实验探究能力、化学计算能力等;两地试卷的考试重点大致相同,试题信息呈现方式多样,重视非文字信息的作用。不同点如:台湾考试制度具有更优化的“多元入学”、先进的“招考分离”;台湾《指考考试说明》在试题举例上分类明确、解析详尽等;台湾化学卷更注重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等。浙江考试制度具有更优异的“平行录取”;《选考考试说明》组成要素更为全面,内容更具体、清晰;浙江选考化学卷更注重考查学科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强调综合运用等。根据研究结果,对浙江高考改革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上:将考试交由专责机构负责,逐步实现招考分离;加快完善“多元录取”渠道。第二,在化学科目《选考考试说明》的改革上:完善考核目标的条例;对试题案例部分进行深入解读。第三,在化学选考科目考试试题的改革上:适当减少题量;丰富题型,增加选择题备选选项,优化评分方式;借鉴台湾模型信息题,丰富试题非文字信息;增大试题考查的广度,适当降低试题难度;注重多学科交叉题目的开发,提高学生的跨学科知识应用能力;丰富题目信息材料,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关注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刘佳明^[6]（2020）在《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是儒学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时期。清廷统一台湾以后,在台湾积极推行学校教育,希望藉由学校教育传播儒学、培养人才、教化百姓,使台湾民众成为忠臣顺民,以利于王朝统治。因此,学校教育是清代儒学在台湾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与其他儒学传播方式相比,以学校教育传播儒学具有明确的传播者与受众,有具象化的传播载体,有详细的发展过程,因而更容易取得突出的效果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在清廷教育政策的鼓励下,治台官员、地方士绅、富商等都群体都积极投身于台湾学校教育发展中,而学校教育对于地方人才培养、儒学思想传播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都发挥了重要贡献,也有利于台湾社会的发展。在清统领台湾的212年间（1683年-1895年）,学校教育不断发展,儒学在台湾的传播也不断发展。大体上说,清代台湾学校教育机构可以分为府县厅儒学、书院、乡学等三类。这些学校的性质、创办者、学生各不相同,但教学内容同为儒学,都是培养人才、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机构。通过对这些学校教育机构的详细分析,可以揭示儒学在台湾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及社会影响。府县儒学是官方设立的教育机构,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是台湾学校教育中的高等学校。清代台湾随着地方行政建置的扩展,共有13所儒学。这些儒学教育机构由清廷委派的官员主导,学生大多是具有童生资格的汉人学童。在日常学习中,圣谕中的儒学思想、学宫碑文传播的儒学思想以及儒学教学中体现的儒学思想都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府县儒学的学校教育,清廷的教育思想以及国家意志得以传达,在思想传播、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是官方儒学的补充机构。据统计,清代台湾共有61所书院,这些书院肩负着振兴地方文运与普及儒学教化的双重责任。在地理上,台湾书院遍布全台,比官办儒学的社会影响面广大。书院的教师多为有功名的儒士,学生以汉族学童为主,但有些书院也招收“番”童。通过日常教学活动、以及书院学规学习、书院祭祀活动等方式,儒学得以传播。乡学是台湾学校教育中的初级教育机构,可进一步分为社学、义学和私塾三类。这些乡学针对台湾所有适龄学童而设,遍布台湾城乡各处,数量庞大,是最为普及的学校教育机构。因此,在儒学传播中,乡学教育传播的儒学思想及内容比较基础,具有启蒙性,传播主体为儒学学有所成之人,受众广泛,并设有专门接收“土番”的学校。为了便于“土番”学童学习,乡学还专门制定了教化类番歌及俚言,取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产生了重要影响。总而言之,府县儒学、书院、乡学这三类学校教育机构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构成了多样化的学校网络。通过这些学校教育,清代儒学在台湾广为传播,儒学思想观念影响了台湾民众,并通过科举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对台湾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儒学传播中,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不断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贡献。

蒋婷^[7]（2020）在《我国台湾地区技术及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政策本身并非原子化的存在,而是具有系统性（contextuality）,即镶嵌（embed）在特定的时空情境系统之中的。所有的政策结果的产生与政策现象的形成都可以看作是政策本身与情境系统相互激荡影响的结果。依照此理,政策变迁便是指镶嵌在特定的政策系统中,具有主导社会价值配置的权威规则（包括政策和广义的制度）,随着系统的更迭而产生一定程度变化。因此,政策变迁是由政策本身与系统相互激荡所形成的结果。我国台湾地区技术及职业教育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七十多年的历史演变。早期台湾地区技职教育体系几乎是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主导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但随着知识、政府、市场这三层环境的变化,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几经波折,几度改制,在经历了近80年的风云激荡后,目前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完整性在全世界职业教育都可谓前列。而技职教育的改革80年间政策的变迁分不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借助量化分析工具CiteSpace（5.2.R1）对大陆地区职业教育及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识别“职业教育”相关知识区块并对目前研究现状进行针对性论述,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其应用进行评析;对技职教育所涉及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并就研究理论适切性进行分析;梳理台湾地区技职教育政策演变的历程,运用既有制度变迁模型探讨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制度变迁模式;从而全面揭示出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特色之处,并基于此展望大陆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沿与趋势。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文献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之后再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研究的主要发现:（1）目前对于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研究,台湾地区学者有一定研究基础却未能形成体系,大陆地区学者的研究大多较为宏观,对于深层次研究较为缺乏。（2）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几次改革与政策变迁不无关系。（3）技职教育政策的变迁是多方行动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技职教育政策的变迁也存在多种反映类型。（4）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在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迅速,通过对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成果研究,发现大陆未来的职业教育应关注:积极培养职业精神、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制度以及建立弹性化的职业教育体制。

刘微^[8]（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周菁菁^[9]（2020）在《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培养是个人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复兴的核心与关键;不同教育阶段的协同与贯通,是人才连续性培养的基本保障,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意义更为重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不同衔接政策的颁布,我国已建立以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为中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考试中心”式衔接无法建构高中与大学协同贯通的教育衔接体系,易引起其体系中人才培养适配性、多样性、连贯性的不足。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需要政策的指导,然而,政府至今仍未出台独立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文本。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人才培养标准的改革运动;2015年,我国“双一流”改革的开展,同样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人才培养标准的革新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更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人才来源。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中的人才培养,即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来源。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历来重视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政府通过颁布不同的衔接政策探索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2016年,日本政府颁布《“高大接续”体系改革的最终报告》,是其教育界近年来展开的最新的、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开启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成为“全面整体”式衔接的新篇章。本研究以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为背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明确界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和阐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梳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实状况、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最后在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展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发展走向。本研究有利于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为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提供理论逻辑,从而促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独立文本的出台和协同贯通教育衔接体系的建立,具体而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理论探讨是本研究的基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即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需要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本研究在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后,确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分析标准的框架与内容,确立其构成要素与具体指标,最终建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是本研究的前提。只有明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了解其现状何以形成。本研究以日本历史上所颁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重要的政策为分界点,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成型与改革四个时期,系统梳理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政策文本,提炼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主要特点,探寻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演进逻辑。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状分析是本研究的重点。只有深刻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才能理解其政府如何进行“高大接续”改革。本研究在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事实分析标准,从政策环境、政策内容与政策过程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现状分析,明确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事实层面的优势与不足。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探索是本研究的升华。价值来自于事实,也隐藏于事实。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分析价值;只有分析价值,才能理解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背后真正的逻辑。本研究在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分析标准,从人才适配性培养、人才多样性培养、人才连贯性培养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价值分析,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中日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比较借鉴是本研究的落脚点。通过中日两个的比较研究,才能认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否以及哪一部分适合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本研究在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日本在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先行经验,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提出合理性的建议,明确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未来走向。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政策分析的视角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研究,从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历史演进、现状反思、价值探究、比较借鉴等内容进行刨析,并形成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实质上反映的是“如何建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其本质为人才培养政策。每当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其政府感觉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出现问题之时,便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日本而言,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从“粗放直通”式衔接走向“全面整体”式衔接的发展趋势。

韩术^[10]（2020）在《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文中提出明代江南地区基础教育发达,并有着重要成就。自明初洪武八年明太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初设社学,直至晚明社学仍有存遗,可以说明代社学建设持续之久。在这个期间内,明代社学设置的目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社学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教化的教育机构下设于地方;随着明朝统治时期的更迭,创办社学的主动权也从国家到社会之间各个等级逐渐下移,明中叶,社学成为了地方理学精英兴建个人理想,公私性质参半的地方教育组织;明末,社学的创办交由地方民众,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性综合机构。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体现尤为深刻,明代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乡约组织以及民间信仰等地方力量强大,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构十分完备。这样使得江南地区的社学在建立运行过程中,官僚、士绅、庶民群体等地方社会势力相继渗透其中。同样,江南地区的社学介于这种国家—社会的二元组织的核心地带,使其表现出了国家和地方精英推行文教、开展儒学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的效应。因此对江南地区的社学开展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明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进行考察,主要依据《明史》、《明实录》、《明会典》、《明会要》等文献史料,并通过明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志、碑刻、明人文集等各种明代史料进行摘录、整理,分析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论述江南社学在地方社会影响下是如何发展和运行的,以求展现出明代江南地区社学的整体面貌,并探求江南地区社学对明代江南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

二、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创立与实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创立与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4）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高考背景下浙江与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化学试题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台湾地区技术及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9）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四、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创立与实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5]新高考背景下浙江与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化学试题的比较研究[D]. 鲁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6]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传播研究[D]. 刘佳明.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8)
• [7]我国台湾地区技术及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D]. 蒋婷. 扬州大学, 2020(05)
• [8]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9]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D]. 周菁菁.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D]. 韩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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