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宪《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出版

一、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孙哲^[1]（2020）在《论石一枫小说的叙事伦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石一枫早期创作以《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长篇小说面向读者,“后青春”书写脉络的背后暗含着先锋文学对于国家宏大叙事之下传统伦理的解构。自2014年,《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和《心灵外史》等作品的陆续出版,其风格转向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关注于“写什么和怎么写”,回归于现世之生活,书写着在新意识形态之下小人物的故事,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本论文是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行文的总体架构。绪论部分对有关于叙事伦理学的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以得出叙事学和伦理学相结合下叙事伦理理论的可行性以及可以通过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方面对于文本进行具体的文本研究分析。第一章就故事伦理层面来谈石一枫小说创作的文本类型:个体的自由伦理和知识分子伦理两个方面。第二章从叙述伦理出发,主要就小说文本中第一人称的反讽视角和互文写作两种叙事策略来表达石一枫小说叙述话语背后所呈现的人伦效果。第三章主要就作者转型后所秉持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出来,试图通过作者对于生存、道德等伦理问题的阐释,来分析在叙事伦理书写背后作者所坚守的人文关怀和自我写作意识。

吴强^[2]（2019）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属于公安文学的范畴,但又是区别于单纯讲述警察日常生活、工作际遇、情感故事的小说类型,本文从该类小说的历史渊源出发,完成了其概念界说。同时厘清了西方“侦探小说”、日本“推理小说”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时代和社会差异性,揭示出公安刑侦小说是当代中国新文学观下的一种兼具通俗小说审美方式和政治思想指涉的新的小说类型,强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侦探小说”这一命名所依托的国家性质、主流意识、法律基础、社会矛盾、主体构成都已不复存在,而在新的国家语境下,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主题建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等方面有着与侦探小说相异的风格和特征。本文以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以西方侦探小说、古典公案小说和日本推理小说为参照,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流变进行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分析阐释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叙事特征、主题建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该类型小说存在的模式化书写问题。论文总体结构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个部分。前言部分,从中国当代刑侦小说的概念界定入手,浅析了该类小说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为论文展开提供依据和论证基础。第一章归纳总结了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主要按照不同分期,做出了如下阐述: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发轫期,形成了新的文学范式;新时期该类小说处于复苏、重建阶段,实现了创作理念的丰富与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该类小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完成了世俗化、商业化的转型;新世纪之后,新媒体与大数据催生了该类小说题材的“多元繁荣”。通过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多于一般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功用: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新的国家语境下,承载着宣传公安工作的责任与使命,借鉴前苏联反特小说的范式,创造了“刑侦+反特”小说的繁荣,宣教作用明显,同时,此期产生了大批从事公安文学创作的作家,为该类小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之基;进入新时期,复苏与重建中的公安刑侦小说突破单一主题的案件类型描写,通过对“伤痕”的描摹和深刻的“反思”,关注“人”的回归与“法”的进入,从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了作品积淀的思想厚度与艺术深度;随着大众文化的初步繁荣,公安小说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发展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该类小说的阅读需要,并且为该类作品出版和期刊的发展贡献了经济效益,但无疑这种“大众化”倾向也促成了作者、出版商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枉顾艺术价值和艺术现实而粗制滥造、盲目复制流行现象的出现。第二章从中国公安刑侦小说其固有的故事内核的理性构建和情节的“因果阐释”入手,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情节构成上的独特性,当其他现实主义小说还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因果”单一模式中推进时,刑侦小说却已在“理性”的指挥下,开启了“谜团”与“因果”的双重情节建构。同时也分析了侦探∕刑侦小说的悬念因为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创作特点,因为刑侦小说的叙事触角探入了犯罪学、刑侦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各种开放性维度,所以造成了“距离化”叙事的审美效果,而距离并不仅仅是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客观安排,而是源于人类精神内部的自我分裂所导致的间距,以及这种间距的自我映射,这种映射通过犯罪心理小说的叙事逻辑的整合表现为文本内部时间的自我叠合。中国公安刑侦小说还开启了犯罪“空间隐喻”的构建,现实空间和隐喻空间在小说中的内在并峙和深度嵌合,设置了一种玄妙而新奇的“空间距离”,这个距离既体现在“侦探”与“犯罪”之间,也体现在“叙述”与“阅读”之间,通过进入人类精神的深处与犯罪“真相”的遭遇,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参与。还通过对刑侦小说中“死亡”谜题的破解与“死亡”叙事,分析出隐藏在意象后的美学意义。第三章独辟蹊径地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主题建构的研究,从“国家”意识、“社会矛盾多元主题”、“情与法”及“权与法”这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类小说所构筑的内涵丰富的叙事主题空间。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在“扞卫国家安全”这一主题中开启了以“刑侦+反特”“刑侦+剿匪”为代表的、多样的复合模式,形成了宏大叙事的“国家”意识域。而后随着社会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变化,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将视角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社会和时代的反映,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流向。又展现了“情与法”的迷惘及“权与法”的困惑,揭示了其社会批判性特征。第四章对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尤其是通过警察形象和罪犯形象的塑造技巧、形象特征等对比,总结了该类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对传统西方侦探、日本推理小说的突破。同时还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女警察、女罪犯和女受害人）,通过归类小说中对女性扞卫生命权利和情感权利的描摹,揭示罪案对“当下”的女性们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扭曲,从而凸显在罪案面前,女性的生命权、生存权的价值,进而对小说所展现的人生、人性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五章批判性地探讨了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的模式化书写问题,指出模式化书写是基于传统西方探案小说和古典章回小说的一种延续,进而显现出在情节设置固定性、叙事视角单一性、人物特征鲜明性的特点。又从时代需要、文化策略、大众审美期待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模式化书写的成因,客观评析该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意识根源,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当下这种书写所面临的困境,再以成功小说的案例分析了实现突围的途径。

杜娟^[3]（2019）在《生活牧歌:时代主旋律的和弦——论十七年作家的生活观及其影响》文中指出轻松、浪漫、理想化的叙事话语范式体现出十七年作家的牧歌式的生活观,这种生活观由中华民族千年来的认知审美传统积淀而成,也源于当时的时代精神与生活面貌。尽管十七年"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式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是在作家们牧歌式生活观的关照中生成的,但生活观毕竟形成于对现实的点滴取摄和真实的情感认知,生活叙事的广泛性为小说建构起了丰富的话语空间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缝隙。十七年作家牧歌式的生活观一方面反映了生活景象,另一方面又同时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种种,小说因而表现出一定的价值与缺憾。

罗韵岐^[4]（2018）在《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周梅森作为当代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努力尝试对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及政治生态做张弛有度的病理分析,并仗义执言地高扬社会主旋律、为民发声,形成了独有的创作风格。在周梅森反腐小说愈加引起坊间和学术界双重关注的当下,对其叙事话语范式进行剖析则更有必要。本文便是在较为全面地关注周梅森创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其反腐小说的行文特色及整体叙事话语范式。绪论部分主要综述现有的关于周梅森反腐小说的研究文献,同时对“反腐小说”、“叙事话语范式”等概念进行了简要描述。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认知范式。深入生活、关注时代一直是作家周梅森的创作标签。从作家对历史题材关注的创作阶段到倾情书写现实社会矛盾焦点的权力腐败和反腐现象,更彰显出作家崇高的现实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意识。一方面,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挂职”的亲历体验成就了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的坚定信念,在对社会消极现象的关注中,始终透出他对变革时代的开拓精神的正面书写和矢志张扬。另一方面,作家在敏锐地以“人民的名义”正视贪污受贿、为政不为、负面政绩工程等权力滥用现象的同时,其反腐小说中更体现出作家对“绝对权力”的警示,以及对法治精神的呼唤。其中也不乏对某类身处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沉浮的叹惋。第二章主要分析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讲述范式。反腐小说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及其叙事背景的宏大性特征。周梅森的创作通常选择一种多重行政层级相纠缠的叙事框架,辅之以具体“案件”为导火索的讲述展开方式,作品具有开篇即高潮的情节魅力和可读性,并结合悬疑、探案式讲述技巧、布局谋篇和人物设置上的二元对立方式,以及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的有机统一,使其故事得以层层展开。同时,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公案式讲述不仅能直接明确地展现出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对其破案过程的讲述中也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执政者群象的差异性和多维度刻画。从深层次来看,周梅森反腐小说又体现出某种大开大阖的叙事美学风范。这主要体现在其悲喜交织的情感表达、崇高与平庸的人性杂糅、震撼而悲怆的死亡书写等方面。第三章是对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的分析。可以说,周梅森反腐小说创作是一场借鉴通俗文学表达方式的精英创作实验,用通俗化语言展现官场本真状态,这形成了周梅森的独特语体范式。其特征之一首先表现为世俗生活话语与官场话语的融汇,也是其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方言俚语的接地气的特点与官场话语的严肃性和规范化特点的统一。不同情境中的官场话语表达的灵活性,也在强化着这种官场话语通俗化的特征。周梅森反腐小说的语体范式特征之二,便是其个性化的描摹语言艺术。作者在官场话语中大量揉进反讽、比喻、引用和仿词等修辞要素,并结合一些原创的对联、谚语、诗歌改编等,达到了雅俗共赏、俗中带雅的效果。周梅森反腐小说语体范式的另一特征是用人物语言催动故事情节。具体表现为人物对话、人物独白与情节的推进相统一,或者在人物对话中设置情节伏笔等。最后,论文结语部分主要是进一步以辩证思维看待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成就及其存在的局限。

吴丹^[5]（2018）在《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新媒介的影响下,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不争的文化事实。新媒介的全方位渗透,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多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在强势的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审美表现形式之一,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由此,以新媒介为出发点,研究当下文学自身如何存在以及其存在状况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把文学置于新媒介的视域下进行考察。笔者结合新媒介及其语境延伸所形成的“媒介文化”进行考察,以见出文学得到新媒介助力得以膨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商业性市场等因素;第二,对文学转向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三,对文学主体的转变进行研究。在文学中,无论是作家、作品或是读者,都处于世界之中,都离不开主体。因此,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都来自于主体之于世界的关系之中。基于以上思路,全文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文学”、“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范畴进行界定,在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空间及其价值所在。第二,在第一章中通过“走进中心的新媒介”、“新媒介下的文化语境”、“文化生产机构的转变”等方面,指出随着新媒介的技术发展,新媒介权力的日益扩展使得大众化的文化语境得以生成,新的文化格局得以形成。第三,通过艺术家←作品→世界这一场域,分析新媒介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自身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认为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文学也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日常生活”为表征。借鉴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本文把当下文学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分为“文学的自在存在”和“文学的自为存在”两个方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及其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新媒介时代中中国当代文学在“日常生活”的表征下,其实质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需求和精神的“欲望”诉求。相应地也反映出新媒介下文学的自由性和不自由性。第四,通过欣赏者←作品→世界这一场域,阐述了文学受众对新媒介的接受方式及产生的心理机制转变,探讨了文学受众脱离了传统阅读的范式而产生新的特征。在这里,阅读的“主体”作为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此在”,成为“大众受众”中的一员。经过以上具体的探寻、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从文学自身来看,在新媒介“权力中心”的语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已经逐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现实”成为了作家热心注目的问题,“写实”也成为了相对应的叙事策略。同时对这一文学变化,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去历史化”到“务实”的转变,这一去魅的本身客观上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种“魅”的圈套?第二,从文学和新媒介的关系来看,新媒介使文学自身有了全新的维度,促进了文学的形式多样化和个性丰富性。同时也指出,无论新媒介给予文学以多大程度的“自由”,但在大众媒介的笼罩下,文学“写什么”、“怎么写”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呼应。第三,对新媒介下的文学如何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文学存在的本质乃是人对自身所在的世界中的反思,新媒介下的文学存在之核心在于生命如何在“自在”之中保留“自为”,在于如何在“自在”和“自为”之中走向人类的“为我们存在”。

陈守湖^[6]（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刘霞云^[7]（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提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张元珂^[8]（2016）在《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语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导论本章阐述“新生代”的内涵与外延,概述新生代小说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交待本课题所采用的理论、研究方法、难点及创新点、研究范型,最后对本论文常见关键词做出阐释和说明。第一章新生代小说家的语言体验本章意在呈现新生代小说语言形态最终定型之前的生成过程,分析文化环境、期刊媒介、作家主体等多种因素如何在“语言体验”这一环节上产生聚合效应。首先阐释“语言体验”的含义,简析现代文学大师们在语言体验中的文化心理,以从中获得某种启发。其次分别从语言体验的初次发生、语言体验的多元演进、语言体验的本土化倾向梳理、研究新生代小说家在面对母语时的文化心态。第二章新生代小说语言的创生与发展本章意在研究新生代小说语言的生成背景、独特特征,并以此为个案,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可能的发展路径。首先,概述新生代小说语言的创生背景。新生代小说语言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是凭空而生的自造之物,也不是纯然西方文学启蒙的结果,而是在反思现代小说语言,特别是先锋小说语言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以个体存在主义为哲学根基、带有突出自然主义色彩的语言形态。其次,阐述新生代小说去修辞化语言的特征。表意上的感性化、平面化；表现上的反修饰、反技术；叙述上的欲望化、负审美化；形式上的碎片化、拼贴化；审美上的物化倾向。去修辞化语言具有小说语言史的意义,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性。最后,从对去修辞化语言的研究中上升为一种经验的总结。如果说“重叙说,轻描写”,“重口语,轻转化”,“趋于杂糅,失于无序”是新生代小说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的三个突出特征的话,那么,他们对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的探索与实践,在取得某些成绩的同时也陷入了某种误区。如何避免“误区”呢?笔者认为,必须遵循“三个务必”,即务必坚守慢长的“中间物”意识；务必找回迷失的汉语本体：务必整合汉语内部诸多要素。第三章新生代小说语言的创生形态本章对图像语言、新古典语言、极简语言、身体语言、读屏语言等五种语言形态做深入研究。第四章新生代小说元语言的发生与演进本章意在研究新生代小说元语言的发生背景、叙述策略、表现形式及语言形态。首先梳理作为概念的“元语言”在语言学、哲学、文学中的演变过程,分析其在1980年代先锋小说中的元语言实践情况,然后指出,新生代小说家在充分吸收先锋小说经验基础上,在元语言意识、叙述策略、表现形式、艺术形态方面,都有超越前代人的表现。第一节阐释小说元语言的方法论意义。第二节评述1980年代先锋小说中的元语言（元叙述）。第三、四、五节分别研究新生代小说元语言的叙述策略、表现形式和特殊形态。第五章新生代小说方言的探索与实践本章意在以《繁花》、《妇女闲聊录》、《湖南骡子》、《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几部在方言运用与实践中产生一定影响的小说为例子,阐述新生代小说家在方言实践中的现状和效果。第一节梳理方言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之间的关系。第二节分析新生代小说方言实践中的独特性——位置：由边缘到中心;功能：由负重到解放；逻辑：由割裂到统一；样态：由单一到多元。第三节探讨“粗鄙化现象”。第六章新生代小说语言的形式探索与建构语言回到肉身,回到感性,回到感官体验的超自由状态,必然带来语言体验与实践的“大解放”。这在句型、语式、修辞等方面就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形式。本章意在从小说语言美学角度,具体分析其形式特征、形成原因及美学效果。超长句子：1、生产：打乱语法：广用拼贴。2、特点：句子普遍超长;所指清晰、明透；欲望推动句子裸奔。3、意义：在新生代小说语言中,几十字乃至上百字的长句成为主流,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4、缺陷：简单杂糅,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缺乏文学性。5、方法：处理好“精密”和“烦难”的问题；靠近现代汉语本体。引语类型：直接引语得到全面复归；间接引语被边缘化；自由间接引语得到广泛实践；直接自由引语只出现在私人性话语极为个性化的新生代小说语言中。从现象到本质,分析其原因；从句子到篇章,阐释其语言效果。语式建构：第一人称讲述语式：讲述与呈现交互融合；展示语式：林白和韩东的创新；前卫与实验：被解放了的元叙述；综合语式：引发新一轮的叙述革命。从语式角度,对重点作家的叙述风格做深入研究,对重点作品的语言效果做深入分析。第七章新生代小说语言微观修辞例析本章对拼贴、戏仿、改写三种微观修辞作深入研究,呈现新生代小说家在运用这三种修辞技巧时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效果。

李倩^[9]（2016）在《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文革”结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状貌,对至今为止的工业题材小说的众多评论加以回顾和反思。“文革”的终结促使了文艺的复苏,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得以打破长时间的政治功利和思想禁锢,一时间百家争鸣。但是,“拨乱反正”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评论,多少残留“文革”的余毒,属于亟待过渡和转变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开始关注其内部规律和本体属性,为工业题材小说批评话语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方法热”、“主体性”成为了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家们探讨的热点问题,工业题材小说批评逐渐向审美回归;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出现了价值取向的迷失与主体精神失落,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成了批评的关注焦点;新世纪以来,批评者们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结合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底层叙事”模式来探讨该题材文学批评的话语转型,努力构建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理论体系。总之,本文围绕“文革”结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的众多评论,分为以下三部分对这些批评文本进行研究。第一,通过历时的研究视角,审视“文革”结束后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不同发展阶段,历史性地着眼于“拨乱反正”阶段、“改革”时期、“社会转型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批评争论的热点现象,进而呈现批评视角的转变与审美标准的嬗变,突显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与批评者们的价值追求。第二,共时性地概述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批评所取得的成绩,包括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主体、创作对象主体、内在美学规律、精神内涵的积极探索以及不断反省批评自身的自觉性,说明工业题材小说批评一直在努力地建构具有工业题材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第三,反思“文革”结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存在的问题,结合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困境的根源的挖掘,敞亮问题的症结,综合论证对工业题材小说评论的研究确实是有必要的,并且体现出对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

杨洪敏^[10]（2016）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是一个当前十分关键的问题,其中有诸多细致的问题尚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梳理取得的学术成就,把握当前的研究态势,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论文所探讨的“本土化”问题既属于中西比较诗学中存在的具有共性的问题,同时属于叙事学本身发展的问题,两者存在交叉之处,因此必须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可以说,“本土化”问题早在中西比较诗学之初就已经被意识到并提出,其在西学东渐与中西文论对话过程中如影随形。就传播与接受的规律而言,任何一种异域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存在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目前很多学者从“全球化”、“中国化”、“民族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本土化”的内涵。在综合考察国内学者对“本土化”各种研究后,笔者采纳了从中国语境的分析思路,因为语境化就是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所以“本土化”与中国语境构成正向关系。笔者基本按照新时期的三个十年的语境变迁,即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语境、第二个十年的“多元性”语境、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来分析“本土化”相应的内涵,即西方文论的翻译引入、阐释对照、中西文论对话的不断深入。叙事学从传入中国以来,其“本土化”历程也遵循上述的基本线索。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的语境,“本土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化”,主要是将西方论文用中国方式表述出来,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到了第二个十年的“多元化”语境,西方文论在翻译的基础上不断被鉴别阐释和运用,因此这一语境的“本土化”不再是简单的表述上的“中国化”,而是有了建立在对西方文论精神领会基础上的“化中国”的新内涵。所以从这一角度讲,“本土化”又不简单等于最初的“中国化”。到了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本土化”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是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与之相应,“本土化”不仅指要将异质文化在本土吸纳,还要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参与对话。按照上述语境的变化,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内涵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翻译的中国化问题;二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精神层面的中国化问题;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这其实是西方话语在经典及经验阐释上的中国化;四是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这其实是在西方文论激发下中国文论的对话要求。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中国阐释和中国式运用分而论之,阐释和运用往往是一体的,故与三个语境对应形成了四个层面。值得说明的是,这四个层面大致与三个语境的前后顺序对应,但不是时间上的截然独立而是互相交织的,也不是严格的对号入座。按照“本土化”内涵的这一理解,论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是对本土化视域下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的基本思想与理论演进的梳理。为此回顾了叙事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柏拉图对模仿与叙事的区分、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相关思想;梳理了叙事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即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分析了法国结构主义到经典叙事学的具体过程,重点对托多罗夫、热奈特、巴特、布雷蒙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分析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流派主要指修辞性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文字媒介叙事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二是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的文献学分析。笔者整理了国内相关的着作和论文,用数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文献分析,包括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脉络和总体文献分析以及具体层面的文献分析,从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问题与特点。第二是本土化语境中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中术语翻译和使用的统一性问题。为此笔者首先以一些翻译为例,分析了叙事学翻译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探究。主要是翻译的文化语境与已有知识的干扰、作者思想发展的矛盾性。二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误读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以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如本土化境遇下对“叙事视角”存在理解混乱,笔者进行了澄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视角的理解框架图。在当前国内对“叙事结构”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中,首先指出了对国内“叙事结构”的各种表述和带来的分类随意性以及深层理论误区,然后提出了准确把握“叙事结构”的几个关键点,如“叙事结构”与“意义”的关系、从“功能”把握“叙事结构”的重要性、“叙事结构”的层次性、“叙事结构”的多元性等。论文指出,类似的误读问题还有许多,需要认真对待。三是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范畴的整体研究中需要强化的方面。笔者选取大量的英文范畴与相应的翻译,对西方叙事学中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具有探索性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范畴归类、范畴体系研究等。第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运用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本批评的得失问题,指出叙事学对当代中国文本批评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当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形式观念的产生了很多启发,并从文本批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了说明,梳理了重要成果、文本分析的主要类型、分析文本的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的运用为例,指出了批评分析具体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表述的准确性问题、对所运用批评理论的误读、机械套用理论框架的现象,从而对当前文本批评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二是西方叙事学对中国文本创作实践的影响。论文首先说明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然后分析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影视剧的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例,说明了影视剧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及其叙事效果。第四是本土意识与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旨在探究西方叙事学激发下的中国叙事学问题。一是中国叙事学的主要学者与理论研究视角问题,主要是杨义等对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与尝试;傅修延、董乃斌等对中国叙事学的史学研究整理;张开焱、高小康等的文化叙事学及中国叙事分析;浦安迪等国外汉学家关于中国叙事学的比较研究等,指出还有众多学者,从而使得中国叙事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二是对中国叙事学的评价与思考。认为其不但对西方叙事学基本思维框架如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人物、叙事事体、叙事作者等方面有充分运用并有所创新,而且有诸多基于中国诗学的叙事学独特创造,如叙事发生、叙事意象、叙事技巧、叙事音律等。最后指出了中国叙事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继续发掘可供研究的丰富资源、在拓展研究方法中要不断思考方法论问题、把握中国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相通的特点和发展走向等。在上述基础上,第五部分进行了概括思考,即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方法问题研究。这是论文的结论,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在路径选择上,从不同的文化思维分析了对话的可能性,为此首先回顾了中西文论比较中的原发性问题即文化失语症的提出。然后归纳了当前中西文论对比研究的几种理论观点,也是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逻辑解释方法、归纳法、对比参照法、迂回进入的方法等,对之一一进行说明。二是在吸取上述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中西叙事理论通融的可能路径。包括在出发点上坚持叙事学理论的一般性和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之统一,要从中国文化原点寻求中国叙事传统,要研究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体现,思考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根源,确立中国叙事学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要学会异中求同,在两种思维框架中寻求意义沟通;其次要学会同中求异:在相似思想线索中发现理论差异;最后要互通有无:从空白与裂缝中激发新对话空间。在论述中选取了很多叙事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生动说明。三是在上面的基础上,笔者以《论语》中的叙事特征探究为例进行了分析,在文本分析中尽可能综合性、汇通性地运用中西叙事学的各种方法,意在突出《论语》中叙事的本土化特色,从而回应论文关于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主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繁杂,涉及的学者着作极为广泛,因此在勾勒出基本的线条的同时要突出重点,既要资料翔实,又要关注问题,有理论深度。因此论文十分重视选材、逻辑性及论述方法,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其中文献研究不但进行总体性的宏观分析、而且进行准确性的微观统计。论文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误读”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呈现和讨论。在研究思路上,论文以范畴分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始终围绕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范畴,体现了理论的高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例的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抓住一些前沿问题、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为此大量参阅和研究叙事学基本理论,从写作的结果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如此,由于“本土化”的丰富内涵,还有许多由于篇幅不得不忽略的内容,这将是下一个阶段和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任务。

二、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论石一枫小说的叙事伦理（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生活牧歌:时代主旋律的和弦——论十七年作家的生活观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石一枫小说的叙事伦理[D]. 孙哲.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2]中国当代公安刑侦小说研究[D]. 吴强. 吉林大学, 2019(02)
• [3]生活牧歌:时代主旋律的和弦——论十七年作家的生活观及其影响[J]. 杜娟.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03)
• [4]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话语范式分析[D]. 罗韵岐.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D]. 吴丹. 河南大学, 2018(12)
• [6]“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语言研究[D]. 张元珂.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
• [9]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D]. 李倩. 沈阳师范大学, 2016(10)
• [10]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D]. 杨洪敏. 兰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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