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历史与审美”

一、重评“历史和美学的观点”（论文文献综述）

黄瑞钰^[1]（2021）在《雅克·朗西埃文本政治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雅克·朗西埃是法国当代着名思想家,曾致力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治问题的研究,后期的研究由政治哲学转向了文学和艺术。朗西埃对文艺理论研究涉猎广泛,提出了“文学政治”主张,从“文学性”、底层书写和知识诗学等方面来阐述文本政治的主张,对20世纪文学批评关键词之一“文本”进行思考,扩大了文学的外延。选取文学文本、历史档案文本、知识理论文本进行分析,体现出文本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关系。试图剖析政治、文学文本、泛文本之间的关联,在文本维度下建构自己的文艺理论观。本文以朗西埃文本政治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具体论述如下:第一章对朗西埃文本政治观的思想进行溯源。主要从文本观和政治观两个角度,论述文本观与西方文论、朗西埃的联系,政治观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思想、福柯的微观政治话语理论和主体诗学对他的影响三方面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是分析朗西埃的文本政治观的内涵,从文学文本政治观和泛文本政治观两个角度阐述。第三章对如何发展文本政治的回答,即朗西埃文本政治观的实践策略,包括文学的技巧和文学的风格,底层书写和知识诗学。最后,第四章论述朗西埃文本政治观对当下的启示意义,从文学理论、文学对话及社会思想等方面展开论述。

朱泽清^[2]（2021）在《程本、脂本尤三姐故事异文成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三姐是小说《红楼梦》从六十二回到六十九回的红楼二尤故事中篇幅仅占五回的人物。这一人物在各类红楼梦手抄本中都是以淫妇的姿态示人,但在程伟元、高鹗印刷出版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却将其改塑成了一个贞烈女子,究竟哪一个版本更好,在学界争执已久。本文从九个不同版本的异文入手,立足于两个版本小说的创作主旨的区别,从小说创作的叙事结构和叙事主题角度研究异文的成因。本文整理了乙卯本、庚辰本、甲辰本、王府本、戚本、列藏本、梦稿本七个手抄本,总结以脂砚斋等评点家《红楼梦》对尤三姐的评价,找出手抄本及程甲本、程乙本两个通行本中尤三姐故事的演变路径以及故事的矛盾。从《红楼梦》对“情”这一叙事主题来看,曹雪芹与程高对于“情”在态度上的区别对于异文走向产生影响。曹雪芹称此书“大旨谈情”,情是小说的叙事中心。而曹雪芹对过去才子佳人故事中错误情描写颇为不满,在《红楼梦》中他有意打破兼情兼淫的美学范式强调礼仪主义,以尤三姐表达作者对从良者的刚强态度以及对浊世之情的悲悯。相较之下,程本尤三姐故事以妇女贞操为叙事主题,展现出作者注重教化的封建道德观念,其思想高度远低于脂本。从叙事方法来看,脂本、程本文学素养和美学观点的区别对尤三姐故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以自己的小说作为反对传统的才子佳人作品叙事模式的武器,写出了不落窠臼的故事,展现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荒诞与过度理想化。程本对三姐形象改塑后,其故事的相遇、受阻、结局的桥段设计虽然相似,但内在机理却完全不同,三姐在故事中依旧难以摆脱男性凝视,其叙事结构重新落入了“烈女殉节”的窠臼之中。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红楼梦》情旨与创作主旨的总结,关注《红楼梦》对前代思潮的反思与批判,以脂砚斋在内的清代评点家的批语为依据,解析曹雪芹与程伟元、高鹗的创作意图,探明创作主旨和创作思路对尤三姐故事异文的影响。

刘伊人^[3]（2021）在《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自律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为中心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是规模和影响力极大的社团之一,创造社同仁以昂扬向上的激情抒写着富有个人魅力的自我,以饱满热烈的青春气息感染着青年知识分子,为当时的文坛带来面目一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它的十年历程中,前期创造社积极向文坛中心靠拢,为建设新文学而不断尝试,做出卓越的理论建树,创作实践也硕果累累,两者皆具有重视自我和个性的新浪漫主义特质,主张文艺应当重视自身特性,反对视文艺为政治工具;中期创造社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质,许多新鲜血液加入社团。随着社会形势越来越恶劣,其文论及创作实践开始朝革命文学方向转变,逐渐重视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文艺自律的主导地位渐趋让位于文艺他律;至大革命之后,后期创造社成为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社团,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同时文艺被视为宣扬革命的口号,文艺他律观最终占据了统摄地位。前人对于创造社追求文艺自律性有一定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明确、系统的论述。本文立足于前期创造社,试图探讨前期创造社的文艺自律观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形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的文学工具论思想和西方文艺思潮中的文学自主论对前期创造社文艺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受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潮流所影响,创造社主动向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想靠近,文艺观表现出鲜明的自律性;但在与文学研究会等人的论争中,创造社又时常表现出以文艺为武器的功利思想,且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文艺需要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推动民主和自由的进程,此时创造社的文艺观也表现出一定的他律性,从而在自律与他律的矛盾冲突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艺观。第二章,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基本内容。分别是“自我表现”论、对真美善相统一的认识论和批评主体论,都集中表现出创造社对文艺自律性的追求。第一部分从自我表现的要求、形成基础和形象内涵三个方面对“自我表现”论加以阐释;第二部分评析创造社对真、美、善的具体要求,以及对三者关系的认识;第三部分从对批评的主体和过程分析得出批评论的特征是情理合一。第三章,创造社文艺自律观的转变。主要梳理和辨析创造社的文艺观从自律开始转向他律。前期创造社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社团的运营,加之成员理念的不合,最终在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前期创造社仓促结束。回顾前期创造社的理论和创作,创造社早已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社会形势愈见严峻,成员们开始转换思想和立场,力图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在中后期完成了向文艺他律性的转变。第四章,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价值、影响和局限。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观在自律与他律的冲突中,打破了文坛单调的格局,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声音,将青春激情带给了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对自我的价值确认、对真与美的追求等观念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我们也需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社的极端和偏狭的思想行为同样给文学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尽管如此,十年中,创造社极为蓬勃的生命力使得它在失败中也一直摸索前进,越挫越勇,不断绽放新的光彩,即便对当代文学也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和价值。

郭佳音^[4]（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研究说明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汪大贺^[5]（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付甜甜^[6]（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何换生^[7]（2020）在《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选择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学术流派的重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为研究对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存续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长达20余年,它的诞生、出现和形成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中涌现出前后承继的优秀批评家,以自觉的批评意识、先锋的批评观念和卓越的批评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形成了“群聚效应”和“领袖风范”,堪称“批评中的批评”。本文由“绪论”、“上编”、“下编”与“结语”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与内涵,阐释批评与学派概念的流变,标示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上编”“群体的崛起”对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生成的人文背景、历史境遇、代际划分、流派特征等进行考察。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思想氛围、学术风尚、地理条件、出版传播等“合力”以及现代大学制度与导师制度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与兴起。批评意识的自觉、人学维度的贯穿、批评艺术的掘进、公共关怀的介入、魏晋风度的赓续等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主要特征。“下编”“内部的风景”以许子东、王晓明、李劼、胡河清四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批评风格和批评建树的批评家为个案展开论述,系统研究他们的批评观念、批评对象、批评模式与批评文体。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成为各自的主要批评方式与批评实绩。“结语”在“上编”、“下编”的基础上,评估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成就和学术地位,揭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文化价值和当下启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活动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合法性进行了证明;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个性化与艺术化特征的统一;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做出了独特贡献;对后来的批评形成了召唤效应。同时,辨析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理论误区与批评缺陷;指认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流散和终结;拓展批评家及其时代关联、文学批评前景等话题;反思当下批评流派匮乏和群体断层的原因,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研究推向纵深之境。本文肯定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期待新的批评学派的出现和文学批评的复兴。

陈瑜^[8]（2019）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有目共睹,但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现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往往较为集中,对文言小说诗性特征的讨论多于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讨论,而对古代白话小说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四大名着及《金瓶梅》等羼入诗词较多的小说作品。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并非只呈现为诗体韵文对小说文体叙事的介入,其深层的影响乃在于诗体的思维习惯与运思模式对小说文体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中国传统诗学评点与叙事学评点交叉的视角,尝试探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诗性特征的形成与显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成熟之作往往呈现出语体的诗化、表现对象与审美精神的抒情化、叙事结构的意象化、隐喻性与象征性,以及意境营造的诗意性等特征。小说诗性特征的形成与作为中国文学母体的诗学传统对叙事学传统的渗透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首先表现为诗体韵文对白话小说文本的羼入,对此白话小说的创作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部分小说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诗体韵文与白话小说文本融合的无限可能,而另一些作者对诗体韵文的摒弃则具有小说文体独立的意识。与此同时,在传统诗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表现对象与文体功能产生了诗学的转向,借小说以“言志”成为创作者与评点者的共识。白话小说作者开始在作品中高歌理想、沉潜生命,从而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作品呈现出纹理清晰的抒情质感。在白话小说的情感表达方面,创作者自觉取法于古典诗词优秀的抒情传统,“吟咏情性”与“诗可以怨”等经典诗学命题被借鉴、化用于白话小说的情感表达之中。而在叙事的运思上,源于诗学语境的意象论、言不尽意、意境说、回忆的诗学等表现方式与文本建构经验,也被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兼收并采。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文体成熟过程中,对诗学传统的借鉴与学习既是诗学传统的思维惯性使然,更是小说创作者与评点者自觉、主动的吸纳,在对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解构的张力中,白话小说的文本建构走向成熟。

奚沛翀^[9]（2019）在《《红楼梦》绘画美学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历史文化的全息影像”。基于对小说文本及有关评论材料考察可知,历代读者都感受到《红楼梦》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绘画美学观。《红楼梦》绘画美学观的形成受益于三个方面因素,即当时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作者曹雪芹家族的特殊文化积淀与绘画修养以及曹雪芹个人的曲折经历与独特的艺术追求。《红楼梦》绘画美学观的表达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小说中所描写绘画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叙事效果加以呈现;二是借助作品人物之口展现关于绘画的美学见解;三是通过小说的故事情节进程和作品场面的绘画美间接表明绘画美学观点。《红楼梦》的绘画美学观可基本概括为四点,即形神兼备与写意传神并举的绘画形神观、多层次均衡的绘画画面观、中西合璧的绘画技法观以及重形寄意的绘画审美观。《红楼梦》绘画美学观的主要价值是启发了后世画家与作家的创作思路,促进了小说与清代宫廷绘画存在关联的认识,发展了艺术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并成就了清中叶一部重要的长篇画意小说。

张玉红^[10]（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审美转向（1978——2000）》文中研究指明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那么相应地,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的文学史书写。近代时期,严复通过《天演论》的翻译将西方进化论的思想介绍到中国。这一思想的传入,影响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变革,它也成为最早用来指导中国文学史编写的重要理念。随着社会的转型,阶级论即通过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文学史观,逐渐代替了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成为第二个指导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理念。在这一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文学史写作逐步发展、完善出一套要求严格的评价模式,进入“一体化”状态。物极必反,过度的约束和重复使文学史叙述逐渐走向终点。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艺创作受到影响,也随之呈现出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文学研究者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出发,提出审美的文学观念,要求重新审视文学史的写作。然而这一文学史写作要求,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它的提出将文学史的写作又引向了哪里?这些问题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以期为当下的文学史创作,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本文以80年代“重写文学史”所提出的文学审美性原则为切入点,以1978年至2000年间的文学史文本为研究对象,同时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通过同一空间内文学史文本的横向比较,以及历时文本的纵向比较,挖掘文学史写作审美转向的思想、表现、原因、意义及局限。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文学史写作的发展流变来探讨当代文学史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现代文学是孕育当代文学的母体,所以当代文学史在写作之初,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因此对现代文学写史标准的参照,就成为其必然的宿命。然而当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它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科规范,形成了从政治一元向审美多元的局面发展的趋势。第二章,从思想理论角度入手,阐释“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为当代文学史写作带来的观念冲击。理论思想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支撑,它可以直接影响文学史的面貌和走向,所以要想重建文学史,就意味着运用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对文学做重新的审视与发现。因此,“重写文学史”在启蒙文学史观的带动下,注重文学史写作的“审美化”和“历史化”,并将审视文学史的视角由政治决定论转向主体的个性化发挥,倡导打通文学史的纵向联系,主张文学史写作的整体性格局。第三章,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分析文学史审美转向的表现。80年代“把文学史还给文学”“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对旧有的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发出了挑战。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其所呈现的分期方式、批评理念、写作风格,均透露出向“审美性”的靠拢。新旧两种文学史创作模式不断发生碰撞,新的文学史作也正在这碰撞之中产生。第四章,分析文学史写作审美转向的原因。结合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时代背景,梳理出当代文学史观念发生转变的根由。这一时期,不论是文艺理论方面的更新,还是文学史学科方面的不断完善,甚至包括作家创作的多样化,都带给文学史着者巨大的冲击。他们看到的文学范围更加宽广,研究方式更加多样。然而文学史写作的标准限制了文学史对新文本的归纳和评价,这极大地制约着“当代文学”学科前进的脚步,文学史写作变革势在必行。第五章,从文学史写作审美转向的意义和反思两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一种辩证的思维。新的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提出,固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打开了文学史写作的大门,促进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化,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急于打破一元化写史模式,一些学者为了审美而审美,为了重写而重写,为了反驳而反驳,倡导一级,压抑另一极,不够辩证和冷静,造成文学史写作出现另一种程度上的偏颇。

二、重评“历史和美学的观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评“历史和美学的观点”（论文提纲范文）

（1）雅克·朗西埃文本政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程本、脂本尤三姐故事异文成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自律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6）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7）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9）《红楼梦》绘画美学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审美转向（1978——2000）（论文提纲范文）

四、重评“历史和美学的观点”（论文参考文献）

• [1]雅克·朗西埃文本政治观研究[D]. 黄瑞钰.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8)
• [2]程本、脂本尤三姐故事异文成因研究[D]. 朱泽清.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2)
• [3]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自律观研究[D]. 刘伊人. 扬州大学, 2021(09)
•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5]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6]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7]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D]. 何换生. 安徽大学, 2020(07)
• [8]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诗性特征[D]. 陈瑜.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9]《红楼梦》绘画美学观研究[D]. 奚沛翀. 湘潭大学, 2019(02)
• [10]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审美转向（1978——2000）[D]. 张玉红. 辽宁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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