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大学学报》第18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汤莹[2]（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郭佳[3]（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白守宁[4]（2017）在《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与文学》文中提出五凉时期众多的文化门类,如文学、儒学、佛教、音乐等方面,皆取得一定成就,又得到良好保存与传承,直至北朝、隋唐时亦绵延不绝,为中古文化史注入活力。汉晋时期的文化积淀,特殊的历史机遇,交通线上的枢纽位置,以及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生活等诸因素影响,致使五凉文化呈现多元特质。本文在前辈学者丰硕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五凉文化进行再探讨。第一章集中论述五凉文学的相关问题。首先,统计了五凉文人数量,并着重探讨北凉文学,接着分析“言志”、实用的文学功能在五凉前后期不断深化的状况;其次,对极具特色的五凉诸文体进行探讨,尤其是应用文诸体,如:五凉国主偏好灵活又不失权威的“书”、“令”两种文体,与当时的正统观念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最后是对前人研究之研究,考论前辈学者对五凉文学的传统评价,重新衡量其特殊价值。第二章梳理儒、释、玄在五凉前后期的不同发展情形。张天锡和沮渠蒙逊,对三种思想的发展皆有影响,各有侧重。五凉玄学,与儒士关系极为密切,依附儒学而发展,在前凉最为发达,之后依旧存在,并逐渐衰微。佛教石窟于前凉首次出现,很可能源于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儒士石窟与道教石窟的关系不大。第三章探析河西音乐文化。一是龟兹乐、天竺乐等西域音乐的传入,对河西音乐文化,乃至中古音乐史具有深远影响;二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背景下,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凉乐,其与龟兹乐有一定渊源关系;三是清商古乐辗转保存河西,影响了西凉乐的产生,其自身并未受到西域乐的渗入。第四章着眼移民因素对河西文化的影响。五凉文化的发达,部分得益于中原士人以及河西籍士人的西迁。而迁出人口以士族大姓为主,对五凉文化的长远发展颇有裨益。自五凉始,大批西域人迁居河西,包括西域僧侣和商贾,尤以粟特人居多,他们对佛教、袄教、音乐等方面的交流与传播作出极大贡献。第五章将佛教译典纳入五凉文化的研究范畴。通过对“萨薄”故事的研究,表明《贤愚经》在流传过程中,确实曾对原有经典进行部分改造,以适应西域的地方民族文化。然后围绕《佛所行赞》,论证译者并非为《大正藏》所记载的昙无谶,而为另一凉州僧人——宝云,其名称也从未发生更换。总之,五凉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地域文化特质及绵延不断的传承性。
刘雅稚[5]（2016）在《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太平道的产生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东汉末年,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太平道提供了发生的时代背景。与此同时,汉末高度发展的思想文化,即老子之道与《太平经》给太平道提供了发展的思想渊源。在经历了一系列演进之后,太平道因黄巾大起义的发生而走向式微,但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原始道教之一的太平道上承黄老之道,下启符篆派道教,意义深远。河北平乡太平道历史文化深厚丰富。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为三十六郡,现在的平乡属于当时的重郡钜鹿郡治所在地。因此,现代的河北平乡县是东汉太平道发生发展的区域之一,而且是太平道领袖张角的故乡。由于这种历史上的关联性,近年来,河北平乡地区开全国之先河开始对太平道文化在该地区进行尝试性的重构,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河北平乡对太平道文化进行重构,遵循着这样的一种思路,即从太平道文化重构的主体及其场所、宗教仪式、黄巾民俗这三个主要方面展开,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和现代价值的宗教文化重构之路。这种重构使得历史上的古宗教文化在现代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它不仅给道教现代化发展以启示,更对平乡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具价值的影响。学界一直以来在地域分布、宗教学、历史学、哲学、艺术甚至校勘、辨伪、训诂、音韵、语法、词汇、文献比较研究等各个视角都研究过太平道以及其经典《太平经》,这是研究早期道教的一个关键。本文拟从文化重构的视角调研河北平乡地区现代的太平道文化,研究当地太平道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构过程,这对于太平道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突破。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绪论。论述了论文的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创新之处以及田野点概况。对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进行研究缘起于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在平乡地区建立了太平道文化教学研究基地。笔者为了寻求太平道研究的进一步突破,确定了以文化重构的视角来看待现代平乡地区的太平道文化发展,在广泛阅读有关太平道的历史文献之后,运用田野调研的方式对太平道文化的重构进行整理描述,力求分析解释出这一重构背后的宗教学意义,以期探索这种道教文化的新型发展路径对于道教现代化发展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研究的基础是在学术界已有的关于太平道和文化重构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太平道探源。运用整理文献的方法对太平道从产生、演进与式微等历史源流进行探讨。其中太平道的产生包括太平道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演进与式微包括太平道“中黄太一”的宗教思想、“符水跪拜”的宗教仪式、黄巾大起义以及黄巾大起义之后的太平道四个方面。试图对下文的内容做出一个源头性的探讨。第三,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主体及场所考察。分别从主体与场所两个要素考察太平道文化是如何重构的。首先,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的宗教主体,也就是各种人员的参与,各种人员的共同参与促成了“重构”的开始与发展。这些主体之中包括当地道教信众、政商力量、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以及学术界的推动。其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主要场所是东岳天齐庙,这种重构是建立在天齐庙的历史传说与发展现状基础之上的。最后,分析主体与场所重构的现代启示。得出多方参与重构当代宗教文化、民间传说重构古今宗教文化、现代宫观重构多元宗教文化的结论。第四,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宗教仪式考释。历史上的太平道的宗教仪式是“符水跪拜”这种道教最早期最原始的道场形式,在如今平乡地区,被重构为古太平道科仪的是当地传统的“打黄醮道场”和“度亡道场”。现代道场中供奉的神位体现出早期东汉太平道的“中黄太一”信仰和“三官”信仰,现代道场中的仪式仍保留有“符水跪拜”最初形式和用“符”传统,并引进了极具地域特色的道教音乐——“太平道乐”。“重构”实现的途径就是一种不断被重复的形式化与仪式化的过程,而这种形式化与仪式化更多的是通过旧有习俗和材料来建构的。平乡地区太平道文化被“重构”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旧有的宗教仪式被不断重复的形式化与仪式化来实现的。这些仪式并不是现代重新构建的,而是旧有的宗教仪式被赋予了新的宗教意义。第五,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黄巾民俗考证。在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进程中,平乡的民风民俗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可能性与保障。众所周知,民风民俗应该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一个区域自发形成的一种或几种风化和习俗,这是由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的生产劳作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也是由于他们喜闻乐见故而得到世代传承的。平乡的黄巾民俗包括有尚“黄”传统、抬黄杠和太平鼓。首先,平乡民俗活动的尚“黄”传统对太平道“中黄太一”信仰进行了形式化的传承。其次,“抬黄杠”和“太平鼓”扩大了太平道宗教文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最后,黄巾民俗文化使得太平道宗教文化重构更加生动活泼。因此可以说,平乡县当地的黄巾民俗实际上给予了太平道文化能够成功重构提供了必然性。第六,结语。总结前文,分析了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对于道教现代化的意义以及对平乡区域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田野调研后的感受,提出了平乡太平道文化现阶段基础性重构中的问题和建议,以期后来人做得更多更好。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本文最大的创新点就是以文化重构为视角研究现代河北平乡地区的太平道宗教文化现象。长久以来,学界对于太平道的相关研究匮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料记载少这一情况决定的,因此,笔者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来讨论太平道文化在现代的被重构问题,这是学界以前没有涉猎过的道教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问题。
芮钊[6]（2011）在《《独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独断》作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家蔡邕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历经千年流传已变得残缺不全、辗转多伪,后经清代学者卢文弨校正方可卒读。《独断》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关于礼制典章、名物考证等方面的内容更是成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学者考订、注释秦汉及前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典籍,但多是对原文征引,而对于书籍的传播所作甚少,以致后世难见全貌,颠倒错乱难以阅读。两宋及以后则少有学者对此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待清代学者卢文弨整理后才广为流传,但仍作为考证秦汉及以前礼制典章的材料。近代以来史学界对于《独断》的研究只是将其作为考订史料的参考材料,却并未对其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独断》的成书时间、成书过程、材料来源、版本流传、内容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鉴于此,本文依托秦汉传世文献典籍,结合相关考古材料,运用两重证据法对于《独断》自成书以来版本流传、材料来源、内容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与考证。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其研究的重点,对本文涉及的研究对象作了简要的学术史回顾,重点指出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独断》研究的薄弱之处,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部分论述了作者蔡邕的生年问题以及蔡邕撰写《独断》时所具备的条件,并据此认为《独断》的成书时间大致是在蔡邕流亡的十年间,重点是对《独断》成书以来的版本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归纳,并对唐宋以来《独断》在目录学着作中的不同归属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独断》的取材。依据《独断》自身所引用的原始文献和有可能参照文献分类进行论述,前者分条解析、查询原始文献的出处；后者以《独断》的大致成书年代为时间轴,将成书之前的相关史籍与之对照梳理,逐条摘录分析,最后归纳成表,总结《独断》的取材规律,并探寻其原因。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蔡邕撰写《独断》时的内容特点及其相关制度对后世的影响。通过对蔡邕撰写《独断》中内容的特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蔡邕写作《独断》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整肃礼制典章,来突显和加强皇权,进而实现吏治清廉,挽救国家十危难之际。《独断》一书所记载的创新制度,如舆服、朝会等对后世正史志的撰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成为史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细化。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对于《独断》的版本流传、取材特点、写作的内容特点及其对后世史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指出《独断》在秦汉文化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希冀有助于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刘晓菲[7]（2011）在《船舶建造合同下买方违约时建造方法律救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8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冲击了船舶建造市场,买方违约现象严重,给建造方造成很大损失。我国在承接新船订单方面已经超过造船第一大国韩国,成为未来造船业主导。因此买方违约对我国船舶建造行业的影响比较明显。现在国际上适用最广泛的SAJ标准造船合同很多条款不适应我国船舶出口贸易,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大力推广的NEWBUILDCON标准造船合同偏向保护船东利益,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CSTC标准造船合同多数条文借鉴SAJ标准造船合同,很多条款不适应现代造船工业的发展。2011年3月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标准新造船合同（简称“上海格式”）,既适用于大型船舶,也适用于内河船舶,充分吸收了国际标准造船合同的优点,顺应国际海事界出台的新规范、新标准,但是与买方违约条款有关的许多条款还有有很多待改进之处。鉴于标准造船合同多适用英国法,因此英国法和中国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建造方利益保护非常重要。本文采用“效率违约理论”,对买方违约行为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并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全分五章分析船舶建造合同中买方违约的法律环境并提出不同情形下买方违约的救济措施：第一章船舶建造合同概述中,详细分析了船舶建造合同的概念和法律特征,并对英国法和中国法下船舶建造合同的性质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国际上通行的造船合同进行详细的介绍。第二章详细阐述了买方违约的法律环境,并对违约责任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用法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效率违约理论分析影响买方违约行为的因素,深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买方违约的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解决买方违约法律救济,对英国法下和中国法下不同分类体系进行研究,并对船舶建造标准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进行比较分析。第三章买方违反船价支付义务法律救济,深入分析船价支付义务的各项内容和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并对标准造船合同条款进行分析,比较英国法和中国法对违反此义务的救济方式的不同,为我国建造方提供法律对策。第四章买方违反接船义务法律救济,分析接船义务的各项内容,并对违反接船义务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比较英国法和中国法下违约救济的不同,为我国建造方提供法律对策。第五章对买方违反其他合同义务进行分析并提供法律救济,主要是违反规定期内认可图纸的义务,违反试航的义务,违反保修期内通报义务等。
宋先杰[8]（2011）在《基于生命表法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平均预期寿命是反映一国家、地区人类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综合反映国家、地区社会生活状况的“晴雨表”。它通过编制生命表来计算,这种方法是现代人口统计的一种重要方法,目前其理论和技术手段都比较完善。在合理的假设条件下,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可以借用到考古学中。通过对遗址人骨鉴定报告的数据统计,做生命表并计算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本文利用生命表法对大汶口文化典型墓地进行了尝试性的统计分析并提出影响古人平均预期寿命的各因素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共分为四章7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和研究目的,平均预期寿命的概念,生命表的编制原理和方法,以及国内研究史前古人平均预期寿命的现状和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第二部分,第一章包括3节内容。第一节统计了大汶口文化所有己发表有人骨鉴定报告并满足符合本文统计规范的的遗址。第二节对符合本文统计要求的9遗址进行生命表编制和平均预期寿命的计算,以王因遗址为例,详细描述了生命表的编制过程。第三节做各墓地死亡年龄直方图和P-P图对平均预期寿命的结果进行初步的比较和死亡年龄分布统计检验。提出平均预期寿命较高的7遗址死亡年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并给出其数学意义；尉迟寺和五村遗址平均预期寿命较低的原因与遗址出土人骨低年龄段占总人骨数很大比重有关,另也可能与遗址发掘状况及其他影响平均预期寿命因素有关,比如战争、饥荒、迁徙等。并指出,鉴于定量统计的结果受材料可靠程度的影响很大,人骨鉴定工作今后需要提高鉴定精度。第三部分,第二章分为三节。本节是利用SPSS软件从遗址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第一节对9遗址根据平均预期寿命、经度、纬度、遗址面积、每具人骨平均占有随葬品数量这5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把9遗址分为3类,剔除掉两个预期寿命偏低的遗址后进行再分类,把7遗址分为2类并对结果进行讨论。初步指出经度、纬度因素对各遗址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影响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第二节通过用相关及多元回归分析法尝试揭示9遗址的平均预期寿命、经度、纬度、遗址面积、每具人骨平均占有随葬品数量这5个指标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平均预期寿命与其他4个指标每两个之间相关性不大。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经度对各遗址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纬度,而遗址面积、每具人骨平均占有随葬品数量这2个用以指示遗址社会经济状况的因素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次于经度、纬度因素。并结合各遗址所对应的大汶口文化分期,指出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期阶段存在古人平均预期寿命降低的现象。第三节为本章小结,分别从空间、时间角度指出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存在地区差异和时期变动。第四部分：对生命表法在考古学的应用需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第一节通过编制分期别生命表计算出的平均预期寿命和遗址总人口生命表计算的结果相比较并讨论误差的影响,指出今后应注意历时性问题,尽可能编制分期别生命表以保证精确度和科学性。第二节从分性别编制生命表的结果初步讨论了男性、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在大汶口文化阶段的差异。并根据王因、刘林墓地男女死亡年龄累积曲线指出生活在王因、刘林遗址的古人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可能为17岁,并探讨了造成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低于男性的原因。指出除了可能与妇女在围产期大量死亡有关,还可能与女性社会地位低于男性有关。第三节通过环境考古近年来的研究认识,对大汶口文化从早期阶段到中期阶段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存在降低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与古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的全球气候变化有一定相关性。并尝试从医疗卫生方面分析古人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第五部分,第四章分为三节,对生命表法在考古学的其他应用做尝试性探讨。第一节病理分析,通过介绍去死因生命表及其编制方法,认为今后可利用此法统计古人的病因及研究史前遗址是否存在地方性疾病等。第二节人口数量统计分析,回顾了人口增长的概念和人口再生产的模式,介绍了人口统计学人口预测的方法,指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用人口预测的公式回溯逆推历史时期乃至史前人口数量；并以西汉人口数量变化过程分析了本文这种方法与思路的可行性,通过介绍模型生命表提供了一种研究史前人口数量的具体方法,并以王因为例介绍其算法,并通过统计检验图检验假设前提。第三节为本章小结,指出生命表在考古学的应用前景和应用局限。第六部分,结语。结语对大汶口文化时代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并指出今后研究需要从其他角度思考问题。对于生命表在考古学的应用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今后的研究思路；提出人口统计学方法和基本概念在考古学应用中要注意考虑应用前提和条件。最后对本文的计算误差及生命表在考古学的应用前景和局限进行总结。第七部分,附表里登录了依据本文统计规范所选取的原始数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结合多学科背景知识,对影响平均预期寿命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的定性研究。通过相关分析,讨论了各因素对平均预期寿命变化的影响；并尝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平均预期寿命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并结合遗址进行规律性的探讨。2.对生命表法在考古学运用中存在的方法移植问题进行检验。通过做遗址分期生命表讨论了计算结果的误差并从分期生命表中再次验证了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到中期阶段存在着平均预期寿命降低的现象。3.分性别编制生命表并对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存在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女性的现象进行初步探讨。4.本文从一个大的文化时期对多处遗址进行生命表编制并计算平均预期寿命,从结果中也显示出大汶口文化时期似乎存在着多种对应关系。如气候变化与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社会性质的变化与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似乎有一定的联系。5.对生命表在考古学的具体应用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应结合考古实际,今后有针对性地选取墓葬数量较多的遗址重点突破,建立史前社会区域模型生命表作为标尺,为其他遗址提供参照标准。
张晓波[9]（2011）在《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文中提出程颢程颐兄弟及其所创立的理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言其广泛,是指二程之学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言其深远,是指二程之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庙堂之学,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作为中国传统的官方哲学,二程之学发生了历史性嬗变。晚清时期,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高居庙堂之上的唐鉴、曾国藩、倭仁等理学名臣推动了理学的复兴,对二程之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在政治实践上的应用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由经学时代进入史学时代,程朱理学丧失了官方哲学的地位,但是关于二程之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科学化,体现了民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因此,本文对近现代二程之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历史考察,对研究理学以及整个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对探寻近代先进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演变的轨迹,对处理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厘清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大变迁的社会环境下二程之学自身的嬗变节律,丰富二程之学研究这一理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抽象继承近现代二程之学中与时代性、民族性相适应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述本文的选题由来、学术价值、学术史综述、学术重难点及创新点、概念界定。第二部分为正文,全面考察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二程之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渊源与流变》简述宋代至清前期的二程之学,对二程之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央政权对二程之学的褒扬等内容进行简要的历史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不同政权与二程之学》分晚清、民国两个时期,对晚清政府、太平天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伪政权对待二程之学的态度作一历史考察。《近现代二程之学文献统计》搜集整理晚清民国时期二程着作（包括单行本与合刊本）的刊刻、印刷、发行情况,系统考察传统治学方法以及现代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下晚清民国时期研究二程及其思想学术的着作与论文。《晚清经今古文与二程之学》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晚清理学家、宋学家、汉学家对二程之学的批判与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二程之学》从维护和批判两个方面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二程之学。《现代新儒学与二程之学》探讨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马一浮对二程之学的继承与新发展。管道中在现代学科体系下,采用现代研究方法研究二程及其思想学术,其所着《二程研究》为近现代二程研究之大成,本文特列《二程研究之大成:管道中与〈二程研究〉》一章。《中西学术交流下的二程之学》主要探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二程之学受到的冲击及其获得的新发展。《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考察近现代二程之学的历史命运,将近现代二程之学的特点概括为:政治层面遭受猛烈批判,思想文化层面获得了新发展。
宋立林[10]（2011）在《“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出版了他有名的《十批判书》,其中《儒家八派的批判》一篇是首次就《韩非子·显学》所谓孔子以后“儒分为八”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影响很大。对所谓“儒家八派”进行研究,实际就是对战国时期儒学传承的学术史进行探讨。不言而喻,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继郭沫若先生之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再批判”,对早期儒学传承进行系统研究、理性反思,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完全成熟。一部儒学思想发展史就是孔子思想在不同时代被阐释、诠释的历史,而以“儒家八派”为代表的先秦早期儒家正是这一阐释、诠释历程的开端,也是孔子思想得到第一次深化的阶段。早期儒学乃儒学之根与源,因之早期儒学之研究,自古迄今,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儒学研究者自然不能不涉猎或研究早期儒学。也许正因如此,早期儒学研究才最为纷杂、繁复。然而,追溯根源,观点之对立实际源于材料之缺乏与问题之重要的张力。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回顾了“儒家八派”的研究历史,指出该问题研究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待发之覆,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就出土文献与“重写学术史”的关系,“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二重证据法”与所谓“顾颉刚难题”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学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阐述一己之见。第二章对“儒家八派”的出现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欲探求孔门后学之分化原因,必须将之放在儒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和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我们不仅要弄清楚战国时期儒家分化的内因,也要考察其不得不分化的外缘。所谓内因是指孔子思想之发展性、丰富性、多歧性与孔子教学之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外缘是指儒学思想的传布与地域文化的渗透；先秦社会的转型与思想学术的变迁和诸子百家对儒学的思想挑战。第三章对“儒家八派”的以往旧说予以辨疑与考证,对韩非“儒分为八”说的问题予以揭示,指出该说并非对孔子之后儒家分化情况的“事实陈述”和“系统总结”,其目的在于批评儒家内部之分裂,借以鼓吹其思想专制之主张,因此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其说不存在一个“标准”,不具有严格的“顺序”,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八儒”可能只是众多儒门学派中的一部分。所谓“某派”,乃是后人之划分,并非当事人之自称。他们皆自谓“真孔”,主观目的在于传承和弘扬师说,而非组建新的学派。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因各有门徒而组成不同“学派”,思想主张容有不同,但其问之关系,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有影响,互相融摄。本章对“儒家八派”中的子张的里籍及其与曾子、子游等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新探；对思孟学派的问题进行分疏,对子思之生卒、师承问题进行了考辨；对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的相关问题予以考论；对孙氏之儒与公孙尼子,乐正氏之儒与乐正子春的关系进行了新证。第四章利用《孔子家语》与大小戴《礼记》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往有关“儒家八派”的研究,往往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对许多古代文献视之为“伪书”,弃而不用,至为可惜。如《孔子家语》和大、小戴《礼记》等保存儒家八派的文献最为丰赡,价值最大。不过,由于这些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如果利用来进行儒家八派的研究,必须经过认真考辨。我们利用这些文献,分别考察《礼记》之“子思四篇”与子思之儒；《孔子家语·颜回》与颜氏之儒；《孔子家语·入官》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与子张之儒；《孔子家语·儒行》、《礼记·儒行》与漆雕氏之儒；《礼记·祭义》、《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乐正氏之儒等,有助于推动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第五章利用新出土简帛文献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一大批新出土的简帛佚籍提供了关于儒家八派的丰富信息。我们主要就简帛文献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君子为礼》与颜氏之儒,《忠信之道》、《从政》等与子张之儒；《仲弓》与仲弓；简帛文献中的子贡,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子易学传承问题等予以讨论,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春法。第六章是结语部分。纵观整个早期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儒学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的多元嬗变历程。第一个“合”,是指孔子思想作为一个整合的“体系”,其后便经历了其弟子的不同方向的分化；第二个“合”,是指子思对于孔子弟子思想的综合取向。而子思作为孔子的裔孙,地位特殊,思想创造力巨大,他与孔子弟子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他是曾子的弟子,还可能与子张、子游、子弓、有子、子夏等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师承关系。在子思那里,儒学实现了第一次分化后的综合。子思对孟子的影响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而他又可能与世子、公孙尼子以及战国后期的荀子等存在密‘切关系。子思在战国早期占据了儒家群体的中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领袖。
二、《洛阳大学学报》第18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阳大学学报》第18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与思路 |
| 第一章 明清以后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 |
| 第一节 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 |
| 一、崔述的上古史观 |
| 二、康有为的上古史观 |
| 第二节 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 |
| 一、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编年体系研究 |
| 二、18世纪汉学先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
| 三、19-20世纪新教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四、20世纪初日本汉学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 |
| 第一节 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 |
| 一、“神话”一词的最初引入问题 |
| 二、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译介 |
| 三、新式中国通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创作 |
| 第二节 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 |
| 一、梁启超的新式中国通史 |
| 二、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 一、两种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三、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
| 第三章 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前期的大禹研究 |
| 一、“层累说”与大禹神话传说问题的提出 |
| 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 三、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四、“层累说”以及大禹研究的中西渊源 |
| 第二节 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 |
| 一、1930年代以后的学术方向(一)——战国秦汉史研究 |
| 二、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 |
| 三、1930年以后的学术方向(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 |
| 四、顾颉刚、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 |
| 五、顾颉刚的夏代史观 |
| 第四章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 |
| 一、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
| 二、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
| 三、神话与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杨宽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三节 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丁山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五章 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 |
| 一、顾颉刚的考古学情结 |
|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建设 |
| 三、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 |
| 四、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 |
|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 |
| 一、神话学概论与神话整理研究中的大禹 |
| 二、闻一多、孙作云图腾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的大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生成背景 |
| 一“河西”之界定及地理特点 |
| 二、河西在汉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状况 |
| 三、五凉时期的政治局势和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研究现状及展望 |
| 第三节 选题原因、目的及意义 |
| 一、课题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空间与补充意义 |
| 第一章 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学 |
| 第一节 五凉文学概况及文学功用 |
| 一、文人及作品概貌 |
| 二、实用、“言志”的文学功能 |
| 第二节 现存作品之文体“三论” |
| 一、由“宋纤石壁铭”、“题宋纤石壁诗”谈起 |
| 二、应用文体式的选取及原因 |
| 三、民间谣谚体 |
| 第三节 五凉文学之评价及其特殊地位 |
| 一、对前人评价的解读 |
| 二、五凉(十六国)文学的特殊地位及原因 |
| 第二章 河西地区儒、释、玄的交错发展 |
| 第一节 河西儒学与玄学 |
| 一、前凉儒士与玄学 |
| 二、西凉、北凉儒士与玄学 |
| 第二节 河西儒学与佛教 |
| 一、佛教信仰及其传播 |
| 二、河西儒士与佛教石窟 |
| 第三节 张天锡、沮渠蒙逊与儒、释、玄之关系 |
| 一、前凉张天锡 |
| 二、北凉沮渠蒙逊 |
| 三、二者之比较及其原因 |
| 第三章 西域音乐东渐与河西音乐艺术 |
| 第一节 西域音乐的输入——龟兹乐、天竺乐 |
| 第二节 “华戎兼采”形成新乐种——西凉乐 |
| 第三节 辨析有关清商乐的二三问题 |
| 第四章 五凉移民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河西与内地的双向人口迁徙 |
| 一、人口迁入与河西文化 |
| 二、人口东迁与河西文化 |
| 第二节 西域移民对河西文化的贡献 |
| 一、西域僧侣 |
| 二、粟特商人 |
| 第五章 五凉时期的佛教译典探析 ——以《贤愚经》与《佛所行赞》为例 |
| 第一节 《贤愚经》“萨薄”故事与西域地方特色 |
| 一、《贤愚经》的成书过程及年代 |
| 二、《贤愚经》所见“萨薄”故事 |
| 三、《贤愚经》“萨薄”故事与西域色彩 |
| 第二节 《佛所行赞》文本、名称及译者之考论 |
| 一、《佛所行赞》的传译、地位与研究概况 |
| 二、学界对《佛所行赞》名称、译者的共识及分歧 |
| 三、《佛所行赞》与《佛本行经》的文本关系 |
| 四、《佛所行赞》的名称与译者考论 |
| 结语——河西文化的地域特质及其传承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创新之处 |
| 四、田野点概况 |
| 第一章 太平道探源 |
| 第一节 太平道的产生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思想背景 |
| 第二节 太平道的演进与式微 |
| 一、太平道“中黄太一”的宗教思想 |
| 二、太平道“符水跪拜”的宗教仪式 |
| 三、太平道的全盛与式微—黄巾大起义 |
| 四、黄巾大起义之后的太平道 |
| 第二章 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主体及场所考察 |
| 第一节 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主体 |
| 一、当地道教信众 |
| 二、当地政商界 |
| 三、当地群众 |
| 四、学术界 |
| 第二节 东岳天齐庙 |
| 一、天齐庙的历史传说 |
| 二、天齐庙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主体与场所重构的现代启示 |
| 一、多方参与重构当代宗教文化 |
| 二、民间传说重构古今宗教文化 |
| 三、现代宫观重构多元宗教文化 |
| 第三章 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宗教仪式考释 |
| 第一节 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宗教仪式 |
| 一、打黄醮道场 |
| 二、度亡道场 |
| 第二节 仪式重构的特色分析 |
| 一、传承“太一”、“三官”信仰 |
| 二、继承用“符”传统 |
| 三、以“太平道乐”为传法辅助 |
| 第四章 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的黄巾民俗考证 |
| 第一节 尚“黄”传统 |
| 第二节 抬黄杠 |
| 第三节 太平鼓 |
| 第四节 黄巾民俗信仰在重构中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独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部分 《独断》作者、成书与版本流传 |
| 第一节 蔡邕生平 |
| 第二节 成书条件 |
| 一、家学、师学与涉交 |
| 二、政治生涯 |
| 三、个人素养 |
| 第三节 版本流传及归属 |
| 一、《独断》流传研究 |
| 二、《独断》版本研究 |
| 三、《独断》在目录学着作中的归属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部分 《独断》的取材 |
| 第一节 《独断》的资料来源 |
| 一、直接取材 |
| 二、间接取材 |
| 第二节 《独断》取材特点 |
| 一、汉及先秦的儒家典籍 |
| 二、两汉正史及典志朝章类着作 |
| 三、小学类与子书类着作 |
| 四、礼仪活动的总结 |
| 五、先贤语录和古语旧说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部分 《独断》内容特点及其地位 |
| 第一节 《独断》内容与写作特点 |
| 一、《独断》内容的计量分析 |
| 二、《独断》的写作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独断》所见制度在秦汉文化史上的地位 |
| 一、称谓制度 |
| 二、官文书制度 |
| 三、祭祀与宗庙制度 |
| 四、舆服制度 |
| 五、其他制度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蔡邕生卒大事年表》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船舶建造合同下买方违约时建造方法律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船舶建造合同概述 |
| 1.1 船舶建造合同的含义 |
| 1.1.1 船舶建造合同的概念 |
| 1.1.2 船舶建造合同的法律特征 |
| 1.2 船舶建造合同的性质 |
| 1.2.1 英国法观点 |
| 1.2.2 中国法观点 |
| 1.3 船舶建造标准合同 |
| 1.3.1 NEWBUILDCON标准造船合同 |
| 1.3.2 中国标准造船合同 |
| 第2章 买方违约救济的法律环境 |
| 2.1 违约救济的法律适用 |
| 2.1.1 违约救济的比较法分析 |
| 2.1.2 违约救济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
| 2.2 影响买方违约的因素 |
| 2.2.1 影响违约的法律因素 |
| 2.2.2 影响违约的经济因素 |
| 2.3 买方违约行为的分类 |
| 2.3.1 英国法的分类 |
| 2.3.2 中国法的分类 |
| 2.3.3 违约行为具体形态 |
| 2.4 英国法违约救济方式 |
| 2.4.1 普通法救济 |
| 2.4.2 衡平法救济 |
| 2.4.3 制定法救济 |
| 2.5 中国法下违约责任承担方式 |
| 2.5.1 实际履行 |
| 2.5.2 损害赔偿 |
| 2.5.3 违约金责任和定金责任 |
| 2.6 标准造船合同违约责任条款 |
| 2.6.1 NEWBUILDCON标准造船合同 |
| 2.6.2 "上海格式" |
| 第3章 买方违反支付船价义务法律救济 |
| 3.1 船价构成与调整 |
| 3.1.1 船价构成 |
| 3.1.2 船价调整 |
| 3.2 支付方式 |
| 3.2.1 支付期限 |
| 3.2.2 支付币种 |
| 3.2.3 预付款比例 |
| 3.3 船价风险 |
| 3.3.1 航运市场风险 |
| 3.3.2 融资风险 |
| 3.3.3 汇率风险 |
| 3.3.4 通货膨胀 |
| 3.4 违反支付船价义务法律后果 |
| 3.4.1 延期支付 |
| 3.4.2 拒绝支付 |
| 3.5 标准造船合同船价支付条款 |
| 3.5.1 NEWBUILDCON标准造船合同 |
| 3.5.2 "上海格式" |
| 3.6 违反支付船价义务法律救济 |
| 3.6.1 英国法救济 |
| 3.6.2 中国法救济 |
| 3.6.3 我国建造方对策 |
| 第4章 买方违反接船义务法律救济 |
| 4.1 接船的概念 |
| 4.1.1 接船的含义 |
| 4.1.2 接船的法律效果 |
| 4.2 接船风险 |
| 4.2.1 航运市场风险 |
| 4.2.2 不可抗力 |
| 4.3 买方违反接船义务法律后果 |
| 4.3.1 迟延接船 |
| 4.3.2 拒绝接船 |
| 4.4 标准造船合同接船条款 |
| 4.4.1 NEWBUILCON标准造船合同 |
| 4.4.2 "上海格式" |
| 4.5 违反接船义务法律救济 |
| 4.5.1 英国法救济 |
| 4.5.2 中国法救济 |
| 4.5.3 我国建造方对策 |
| 第5章 买方违反其他合同义务法律救济 |
| 5.1 违反规定期内认可设计/图纸 |
| 5.2 拒绝合理提价和延长交船期 |
| 5.3 拒绝测试/试航 |
| 5.4 保修期内违反通知义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履历 |
（8）基于生命表法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附表目录 |
| 插图目录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平均预期寿命的概念及生命表的编制简史 |
| 第三节 生命表的编制原理与编制方法 |
| 第四节 生命表在考古学应用的可行性及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本文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大汶口文化典型墓地的平均预期寿命计算 |
| 第一节 大汶口文化典型墓地遗址的选取 |
| 第二节 典型墓地生命表编制及平均预期寿命的计算 |
| 第三节 典型墓地死亡年龄数据统计检验及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结果讨论 |
| 一、9墓地死亡年龄统计检验 |
| 二、死亡年龄服从正态分布的数学意义及在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结果讨论 |
| 第二章 各遗址古人平均预期寿命的统计分析 |
| 第一节 聚类分析的介绍及观测量属性的选取 |
| 一、聚类分析的结果 |
| 二、结果讨论 |
| 第二节 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
| 一、相关分析 |
| 二、多元回归分析 |
| 三、回归分析的结果讨论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生命表在考古学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平均预期寿命波动原因探讨 |
| 第一节 历时性问题 |
| 一、王因、刘林、大墩子墓地分期别生命表 |
| 二、结果讨论 |
| 第二节 男女不同性别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一、王因、刘林墓地分性别简略生命表 |
| 二、王因、刘林墓地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原因探讨 |
| 第三节 平均预期寿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波动原因探讨 |
| 第四节 其他影响平均预期寿命的原因探讨 |
| 第四章 生命表在考古学的扩展应用 |
| 第一节 病理分析 |
| 第二节 人口数量统计分析 |
| 一、史前人口数量推测的思路和方法 |
| 二、以西汉人口数量逆推史前人口数量的可行性分析 |
| 三、用生命表对史前人口数量进行推测的具体方法和算法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一、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影响因素 |
| 二、生命表在考古学应用的技术细节 |
| 三、人口统计学与考古学结合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 |
| 四、生命表在考古学应用的局限性 |
| 附表 |
| 附表一:王因墓地墓葬登记表 |
| 附表二:刘林墓地墓葬登记表 |
| 附表三:广饶五村墓葬登记表 |
| 附表四:胶县三里河墓葬登记表 |
| 附表五:枣庄建新遗址墓葬登记表 |
| 附表六:呈子遗址墓葬登记表 |
| 附表七:大汶口遗址墓葬登记表 |
| 附表八:尉迟寺遗址墓葬表 |
| 附表九:大墩子墓地墓葬登记表 |
| 附表十:袁祖亮统计的山东省元始二年人口数 |
| 附表十一:吴玉林统计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山东人口 |
| 附表十二:路遇等统计的元始二年山东人口 |
| 附表十三:赵文林等统计的元始二年山东人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二程之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渊源与流变 |
| 第一节 二程与二程之学 |
| 一、二程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文化环境 |
| 二、二程的生平与着作 |
| （一） 二程的生平 |
| （二） 二程的着作 |
| 三、二程之学与周、张、邵、苏、王、司马之学 |
| （一） 二程之学与周敦颐濂溪学 |
| （二） 二程之学与张载关学 |
| （三） 二程之学与邵雍象数学 |
| （四） 二程之学与王安石新学 |
| （五） 二程之学与司马光洛学 |
| （六） 二程之学与二苏蜀学 |
| 四、二程之学与孔孟儒学、佛学、道学 |
| （一） 二程之学对孔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二） 二程之学对佛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 |
| （三） 二程之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 |
| 五、二程的思想 |
| （一） 二程的哲学思想 |
| （二） 二程的政治思想 |
| （三） 二程的经济思想 |
| （四） 二程的伦理思想 |
| （五） 二程的教育思想 |
| 六、二程之学与中国文化 |
| （一） 二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二） 二程之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 第二节 南宋至清中前期的二程之学 |
| 一、南宋时期的二程之学 |
| （一） 政治地位的提高 |
| （二） 二程之学的理学化 |
| （三） 二程之学的心学化 |
| （四） 反理学思潮的涌动 |
| 二、元代的二程之学 |
| 三、明代的二程之学 |
| （一） 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 |
| （二） 心学的完善及变异 |
| （三） 反理学思潮的继续 |
| 四、清代中前期的二程之学 |
| （一） 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
| （二）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汉学的斗争融合 |
| （三） 反理学思潮的发展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不同政权与二程之学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不同政权与二程之学 |
| 一、晚清政府与二程之学 |
| （一） 尊崇二程之学的努力 |
| （二） 废除科举与建立新式学堂对二程之学的冲击 |
| 二、太平天国政权与二程之学 |
| （一） 洪秀全与孔孟程朱儒学 |
| （二） 杨秀清与孔孟程朱儒学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不同政权与二程之学 |
| 一、南京临时政府与二程之学 |
| 二、北京政府与二程之学 |
| 三、南京国民政府与二程之学 |
| （一） 蒋介石与二程之学 |
| （二） 地方政府对二程后人的优抚 |
| 四、中国共产党与二程之学 |
| 五、日伪政权与二程之学 |
| （一） 日本在中国建立的伪政权 |
| （二） 沦陷区各伪政权与二程之学 |
| 第三章 近现代二程之学文献统计 |
| 第一节 近现代二程着作刊刻 |
| 一、宋、元、明及清代中前期二程着作的刊刻 |
| 二、近现代二程着作刊刻 |
| （一） 晚清时期二程着作的刊刻 |
| （二） 民国时期二程着作的刊刻 |
| （三） 近现代二程着作的出版发行 |
| （四） 近现代《近思录》刊刻与二程之学 |
| 第二节 近现代二程之学研究着作 |
| 一、晚清时期二程之学研究着作 |
| 二、民国时期二程之学研究着作 |
| （一） 二程之学研究专着 |
| （二） 有关二程之学研究的通史性着作 |
| 第三节 近现代二程之学研究论文 |
| 一、晚清时期二程之学研究论文 |
| 二、民国时期二程之学研究论文 |
| 第四章 调和与维护：晚清经今古文与二程之学 |
| （一） 程朱理学复兴的契机 |
| （二） 程朱理学复兴的表现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与二程之学 |
| 一、晚清宋学派与二程之学 |
| （一） 倭仁与二程之学 |
| （二） 贺瑞麟与二程之学 |
| 二、晚清汉学家与二程之学 |
| （一） 张之洞与二程之学 |
| （二） 其他汉学家与二程之学 |
| 三、曾国藩与二程之学 |
| 第二节 晚清今文经学与二程之学 |
| 一、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 |
| 二、今文经学家对二程之学的肯定与调和 |
| （一） 龚自珍与二程之学 |
| （二） 魏源与二程之学 |
| 第五章 尊孔读经与批儒反孔浪潮下的二程之学 |
| 第一节 孔教会运动与袁世凯的尊孔读经活动 |
| 一、孔教会运动 |
| 二、尊孔读经与复辟帝制 |
|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二程之学 |
| 一、陈独秀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批判 |
| 二、李大钊用进化论与唯物主义批判儒学 |
| 三、反孔斗士鲁迅 |
| 四、胡适对程朱理学伦理道德的批判 |
| 五、五四时期批孔反儒运动的影响及反思 |
| （一） 成绩 |
| （二） 问题 |
| 第六章 继承与发展：现代新儒家与二程之学 |
| 第一节 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建设 |
| 一、全盘西化论 |
| （一）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
| （二） 胡适的“充分世界化” |
| 二、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
| 第二节 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与二程之学 |
| 一、现代新儒家诞生的历史条件 |
| （一） 现实必要性 |
| （二） 历史可能性：宋明理学融合佛道成功的借鉴 |
| 二、冯友兰“新理学”与二程之学 |
| （一） “贞元六书”与新理学 |
| （二） 冯友兰与二程之学 |
| 三、贺麟“新心学”与二程之学 |
| （一） 贺麟的“新心学” |
| （二） 贺麟与二程之学 |
| 四、马一浮与二程之学 |
| （一） 反对门户之见，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 |
| （二） 对二程“理本论”的继承发展 |
| （三） 对二程“涵养”、“致知”方法论的发展 |
| 第七章 二程研究之大成：管道中与《二程研究》 |
| 第一节 管道中其人其事 |
| 第二节 二程研究之大成：《二程研究》 |
| 一、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
| 二、宋学（二程之学）的特性与定义 |
| 三、二程的性情才质与治学方法 |
| 四、二程的修为方法 |
| （一） 修为方法之程序及其效果 |
| （二） 二程的得道之乐 |
| 五、二程的道体论 |
| （一） 论理 |
| （二） 论气 |
| （三） 论鬼神 |
| 六、二程的心性情欲论 |
| （一） 论性 |
| （二） 论心 |
| （三） 论情欲 |
| 七、二程的伦理思想 |
| （一） 仁 |
| （二） 诚 |
| （三） 五常 |
| （四） 利 |
| 八、二程的政治思想 |
| （一） 重民说 |
| （二） 诚心感化说 |
| （三） 人治说 |
| （四） 论宗法 |
| （五） 对于王安石行新法之意见 |
| 九、二程论出处及应事之方 |
| （一） 论出处 |
| （二） 论致命 |
| （四） 论执中 |
| 十、二程的道统论 |
| 十一、二程排斥佛、道二家之议论 |
| （一） 辟佛论 |
| （二） 辟道论 |
| 十二、二程学说之批评 |
| （一） 陆王一派对于二程之批评 |
| （二） 清儒实用派及考证派对于二程之批评 |
| 十三、《二程年谱》与《二程遗着略述》 |
| （一） 《二程年谱》 |
| （二） 《二程遗着略述》 |
| 第八章 中西学术交流下的二程之学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与二程之学 |
| 一、西学东渐 |
| 二、西学东渐与二程之学 |
| （一） 西学东渐对二程之学的冲击 |
| （二） 西学东渐与二程之学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二程之学的外传与发展 |
| 一、二程之学与朝鲜的性理学 |
| （一） 二程之学与高丽王朝及前期的朝鲜王朝 |
| （二） 近现代朝鲜与二程之学 |
| 二、二程之学与日本的朱子学 |
| （一） 二程之学与古代日本 |
| （二） 明治维新后的二程之学 |
| 结语：近现代二程之学的回顾与展望 |
| 一、近现代二程之学的特点 |
| （一） 晚清时期二程之学的特点 |
| （二） 民国时期二程之学的特点 |
| 二、学术分科与近现代二程之学研究 |
| 三、关于二程思想学术研究的一点展望 |
| （一） 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二程思想学术在民间的影响 |
| （二） 探析二程之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1、解题 |
| 2、研究史回顾 |
| 3、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与反思 |
| (1) 出土文献与"重写学术史" |
| (2) "画地为牢"与"突出重围":"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 |
| (3) "二重证据法"与所谓"顾颉刚难题" |
| (4) 学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 |
| 二、"儒家八派"形成探因——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内因外缘 |
| 1、内因之一:孔子思想之发展性、丰富性与多歧性 |
| 2、内因之二:孔子教育之开放性、包容性、非限定性——以"六经之教"为中心的讨论 |
| (1) 《经解》"孔子曰"之可靠性 |
| (2) 孔子的"诗书礼乐"与"春秋"之教 |
| (3) 孔子"絮静精微"之易教 |
| (4) 孔子教育之"开放性"与"非限定性" |
| 3、外缘:时势·地域·诸子的挑战 |
| (1) 春秋战国之际的时势巨变 |
| (2) 儒学传播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
| (3) 诸子蜂起与思想的挑战与互摄 |
| 三、"儒家八派"的辨疑与考证 |
| 1、韩非"儒分为八"说本义 |
| 2、关于子张之儒 |
| (1) 子张里籍为鲁 |
| (2) 子张与曾子、子游的关系 |
| (3) 子张的弟子 |
| (4) 子张之儒的着作 |
| 3、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与"思孟学派" |
| (1) 子思之儒应为孔汲学派 |
| (2) 孟氏之儒即孟轲学派 |
| (3) "思孟学派":历史的真实,还是观念的建构? |
| 4、关于颜氏之儒 |
| (1) 颜氏之儒指颜回一派 |
| (2) 颜子生卒年 |
| (3) 颜子应有门人 |
| (4) 颜子与曾子、思孟之关系 |
| (5) 颜子与庄子之关系 |
| 5、关于漆雕氏之儒 |
| (1) 漆雕之姓氏 |
| (2) 关于漆雕开之名字 |
| (3) 漆雕开之年龄 |
| (4) 漆雕开之里籍 |
| (5) 关于"漆雕开刑残" |
| (6) 漆雕氏之儒的着作 |
| (7) 漆雕氏之儒的组成 |
| 6、关于孙氏之儒 |
| (1) 孙氏之儒当为公孙尼子一派 |
| (2) 公孙尼子之师承 |
| (3) 公孙氏之儒的着作 |
| 7、关于乐正氏之儒与仲良氏之儒 |
| (1) 乐正氏之儒当指乐正子春学派 |
| (2) 关于仲良氏之儒 |
| 四、以《孔子家语》、二戴《礼记》为中心重勘"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 |
| 1、《礼记》之"子思四篇"与子思之儒 |
| (1) 传世文献中的子思之儒作品 |
| (2) 《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子曰"辨 |
| 2、《孔子家语·颜回》与颜氏之儒 |
| (1) 颜子与易学之关系 |
| (2) 颜子论"仁"、"智"、"勇" |
| (3) 颜子论"君子"、"小人" |
| (4) 颜子之政治理想 |
| 3 、《入官》与子张之儒 |
| (1) 子张非"过激派"、"表现派"和"礼容派" |
| (2) 《入官》与子张之儒 |
| (3) 子张与墨家关系之考辨 |
| 4、《儒行》与漆雕氏之儒 |
| (1) "漆雕氏之儒"为"任侠派"驳议 |
| (2) 《儒行》与漆雕氏之儒 |
| 5、《大戴礼记》之"《曾子》十篇"与乐正氏之儒 |
| (1)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一乐正氏之儒 |
| (2) 《孝经》与《曾子大孝》比较 |
| (3) 《曾子大孝》与乐正氏之儒的"孝道论" |
| 五、新出简帛与"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 |
| 1、简帛文献与"思孟学派" |
| (1) 简帛《五行》与"思孟学派"及世子之关系 |
| (2)《性自命出》(《性情论》)与子思之儒及子游、公孙氏之儒的关系 |
| 2、上博简《君子为礼》与颜氏之儒 |
| 3、郭店简《忠信之道》、上博简《从政》与子张之儒 |
| (1) 《忠信之道》与子张之儒 |
| (2) 《从政》与子张之儒 |
| (3) 关于子张与子思师承关系的一点推测 |
| 4、《仲弓》与子弓之儒 |
| (1) 仲弓即子弓 |
| (2) 上博简《仲弓》与子弓之儒 |
| 5、简帛文献中的子贡 |
| (1) 子贡之现实主义气质与务实功利原则 |
| (2) 子贡之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 |
| 6、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传承 |
| (1) 帛书《缪和》、《昭力》与孔门易学传承 |
| (2) 帛书《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思想的南传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洛阳大学学报》第18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3]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
- [4]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与文学[D]. 白守宁.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5]河北平乡太平道文化重构研究[D]. 刘雅稚.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8)
- [6]《独断》研究[D]. 芮钊.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1)
- [7]船舶建造合同下买方违约时建造方法律救济研究[D]. 刘晓菲. 大连海事大学, 2011(11)
- [8]基于生命表法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人平均预期寿命初探[D]. 宋先杰. 山东大学, 2011(04)
- [9]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10]“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D]. 宋立林. 曲阜师范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