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如何进退

一、国有经济如何进退（论文文献综述）

肖红军^[1]（2021）在《推进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方法论》文中提出现有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基本导向可以归纳为功能导向、效率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政策导向,这些方法逻辑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贡献性,但尚不能有效刻画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完整"画像"。这里对已有的五个基本导向进行了细化,将能力导向作为补充,并针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识别、行业领域决策和实现方式设计三个纵向逻辑构面,分别构建了适应性的方法逻辑耦合,形成了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整合性方法论。针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六大核心问题,即"量""质"问题、"国""民"问题、"进""退"问题、"内""外"问题、"央""地"问题、"产""融"问题,可以从整合性方法论中选择适宜的方法逻辑组合予以回答。整合性方法论在现实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中的有效应用,需要树立全局思维、生态思维、动态思维、问题思维和场域思维。

张嘉昕,孙舒悦^[2]（2020）在《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支柱和引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伟大变革。历经40年的探索和实践,国有企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涌现。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构建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模式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针对不同阶段的理论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界分析具体历史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层次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与时俱进,对其代表性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有利于为推进后续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张飞雁^[3]（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新有^[4]（2019）在《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放权让利的国有企业改革旨在让国有企业回归其法人属性,但这只是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阶段。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已经确认国有企业法人属性的基础上对其予以分类改革,时下所展开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正是现代化改革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推进本身亦折射出改革对象的复杂性,如何在类型化的改革思路下进一步展开制度的精细化建设成为应对复杂性的内在要求。精细化的制度建设乃建立于对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准确认知基础之上,而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公益性国有企业还不足以辨认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也尚未深刻揭示出国有企业的复杂性。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其功能属性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中更显模糊,以致相应的改革政策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因此,将视角聚焦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与改革路径,可以作为加快国有企业全局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之所以尚未得到准确认识,在于其始终摇摆于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之间。进言之,无论是以市场属性还是以公共属性的单一视角来描述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都存在一些难以自洽的逻辑困境和实践难题。事实上,这恰恰构成竞争性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本质: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相比,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微观上具有市场属性;与民营企业相比,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宏观上具有公共属性。微观上的市场属性和宏观上的公共属性应当作为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贯彻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细化制度建设之中。本文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上述功能属性出发,在梳理既有的制度安排下,认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机制、股权多元化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反垄断规制等制度系统中依然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根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对这些具体制度予以调整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一是退出机制改革。在范围上,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公益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有明确的边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要求。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基于自身功能属性所在,在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滥用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制也有所不同。这决定着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既要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相一致,又要与市场环境相适应。但也应注意,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不是为了退而退,还应考虑企业今后的发展,所以在具体退出模式的选择上,应从实际出发,因企制宜。二是股权多元化改革。竞争性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市场属性内嵌着资本进入与退出的自由,旨在破除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在所难免。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宏观层面公共属性的存在又导致股权多元化改革必然受到公共性制约。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平衡,难以进行“一刀切”式的判断,而须在细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具体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策略。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市场属性比公共属性更为突出,在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应当坚持平等赋权原则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则,根据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状况适当选择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并进一步推进员工持股改革。与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改革趋势不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竞争性国有企业更加强调聚合式改革理念。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应当贯彻这一理念,保障国有经济控制力并强化党的领导。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虽然基于规模效益的考虑需要实施垄断经营,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自然垄断行业中逐渐衍化出一系列竞争性国有企业,并同样面临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难题。对自然垄断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应从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全资的国有企业两个维度分别展开。三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已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共识,但承担不同功能或具有不同属性的国有企业,对应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方式和监管策略也应有所不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系统。竞争性国有企业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此为起点完善国有资本授权投资运营公司、国资委等相关主体的运行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隔离带”和“调制解调器”,应当在这一定位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为弱化由此带来的国资委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过度干预,可以引入社会化董事制度。国资委应当依照国务院出台的职能转变方案积极行使监管权力,尤其要注重精细化的分类监管。四是对垄断行为的规制。由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宏观层面公共属性的存在,相比广大民营企业而言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相比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正当性又因其微观层面的市场属性而遭受质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需要防止政府公权力的过度干预,也要防止各种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扭曲后果。竞争性国有企业通常依托行政权力取得垄断地位,所取得的垄断地位在市场机制中还会呈现出明显的传导效应和协同效应。因此,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竞争性国有企业一旦取得垄断地位,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更为深远,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反垄断规制。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应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的互动机制,根除竞争性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不当关联,塑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二是限定反垄断规制中承诺制度的适用,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垄断一方面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与行政权力关系过密,一般不应适用承诺制度;三是完善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承诺制度的限定适用必然增加反垄断执法的工作负担,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有助于弥补由此带来的执法缺口。

谢锐勤^[5]（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马彦梅^[6]（2018）在《兵团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向研究——基于兵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文中提出面对全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作为全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兵团经济也需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调整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国有经济所有制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目前,兵团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国有经济比重相对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基本上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兵团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兵团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肩负着维稳戍边的特殊使命,因此决定了兵团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具有自身的特点,今后应继续保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进一步创新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形式。

李锦^[7]（2018）在《走出国企民企“进退”“消长”思维怪圈》文中指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接受邀请,为此次"独家策划"撰文。他认为:我们必须从国企民企对立的思维中摆脱出来,国企民企之间不是"谁进谁退""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开辟"国民共进"新局面。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将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大动力。然而,近段时间随着所谓"消灭私有制"或者"消灭公有制"的争议,针对"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人担心新一波

乔惠波^[8]（2015）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三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蒲长春^[9]（2013）在《超越“国进民退”——2012年“国进民退”问题研究回顾与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进民退"问题是2012年国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学术争议集中在概念、客观事实、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关系、国企效率、国有经济功能、地位、以及对于改革的意义等问题上。这一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涉及的理论性研究更加深入,相关的实证研究在不断加强,研究视野多元化趋势逐渐凸显,从而使得关于"国进民退"的整体研究显现出超越相关争论的端倪。

艾德洲^[10]（2013）在《国有经济的“进退”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文中指出国有经济进退的理论争议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国外，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转型国家中推行私有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深受其害。在国内，有人指出“政府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改革的途径是“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国有企业应当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其适合于市场机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提供”，“国有企业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公共机构。国有企业不应以营利为目标，应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他们为国有企业改革设定了两个终极目标：“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为实现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他们认为“国有资产资本化，尤其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不仅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推动市场化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也就是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使命仅仅是“推动市场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盈利性的国有企业就应该消亡了。更有甚者，世行报告《2030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表面上是为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出谋划策，实质上是再一次的宣扬“华盛顿共识”和私有化。众所周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会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和谐，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但是经济基础的改变要受制于上层建筑，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节点附近，仅仅“通过提高中产阶级数量”，“降低金融、石油化工、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门槛”，“公共资源应当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用以公共商品和服务”等手段进行简单的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结果是造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更大冲突。“对农村高中提供教育免费政策”“政府应该提供更多信息、加强监督力度等”政策确有借鉴意义，但是用“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只会将中国带向“资本主义”，并且，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冲突必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机。本文旨在找寻更符合理想与现实抉择的中国发展道路，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梳理和研究，找寻更有厚度、更有说服力的国有企业理论定位，并回顾历史找寻更符合改革现实的国有企业现实定位。以此，确立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和国有企业进退与中国发展道路的直接关联。从而，再基于先发优势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构建符合禀赋优势、符合时代特征的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式的中国发展道路。论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回顾了以往文献并将文献归纳为两类：私有化范式和公有制范式。即不论文章的目的何在，私有化范式的结论几乎都可归纳为弱化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只是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存在；公有制范式则相反，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即经营为民。第二章，从私有化范式出发提出了国有企业在理论上的归属问题，即国有企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引领者角色（与后文的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角色相通）。回顾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理论，君主的财富或者国有的财富只是市场的补充，达到保障市场运转良好的目的。而垄断、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时刻威胁着市场的良好运转，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费用范式的发展就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费用范式层面重述了科斯定律，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第三章，回顾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状。行为（C）要基于结构（S）和格局，改革要基于现实和条件。大规模国有企业已经存在，并且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改革和积淀。了解现实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清晰地把握实际情况才有可能利用好理论、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第四章，提出大量国有企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将国有企业进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联接，构造了研究客体的整体性。第五章，通过数据和理论分析，分别在总量占比、重要行业占比、利润占比、赋税负担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融合过程中的退无可退。国有企业再退就很难再保证控制力，甚至于影响到社会性质。第六章，国有企业的进退应当基于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程度。即如果国有企业应当进，那么国有企业必须体现出更大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空谈社会性质是不足以获得支撑的，只有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付诸于实现才能够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并且，这也是国有企业进的方向和依据。第七章，基于禀赋优势和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构建。具体内容包括：再论装备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振兴的潜在意义、和谐的哲理与构建、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实现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八章，基于禀赋优势和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的——时代背景下能源与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新结构经济学谈及了经济发展和用结构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局限，但对于禀赋的时代特征讨论不足。不论是产业行业的禀赋优势还是制度变迁的引领，溢出性才是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的关键。而发展和改革都会产生摩擦导致损耗，想要实现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必须有相对更富余的推动力，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格局下利润的重新分配就是更富余推动力的来源，是当前国有企业前进或者国有企业结构性引领的重要方向。

二、国有经济如何进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经济如何进退（论文提纲范文）

（1）推进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方法论（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兵团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向研究——基于兵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7）走出国企民企“进退”“消长”思维怪圈（论文提纲范文）

（8）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超越“国进民退”——2012年“国进民退”问题研究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0）国有经济的“进退”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有经济如何进退（论文参考文献）

• [1]推进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方法论[J]. 肖红军. 改革, 2021(01)
• [2]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J]. 张嘉昕,孙舒悦. 改革与战略, 2020(01)
•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D]. 王新有.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5]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兵团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向研究——基于兵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J]. 马彦梅. 新疆农垦经济, 2018(04)
• [7]走出国企民企“进退”“消长”思维怪圈[J]. 李锦. 国企管理, 2018(07)
• [8]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08)
• [9]超越“国进民退”——2012年“国进民退”问题研究回顾与反思[J]. 蒲长春. 科学社会主义, 2013(03)
• [10]国有经济的“进退”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D]. 艾德洲. 吉林大学, 2013(08)

标签：国有企业改革论文;  基本经济制度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