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下令取缔鲁迅作品

一、抗战时期国民党删禁鲁迅着作的令文（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孙拥军^[2]（2020）在《光复后鲁迅及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与承续研究——以陈仪、许寿裳的文化活动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结束了51年的屈辱殖民历史,全体台湾民众欢欣鼓舞,倍感激动,再度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在重构政治秩序与经济恢复的同时,最大的课题是战后文化的重建,这关系到台湾民众的精神取向与思想定位,更重要的是将台湾文化再度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体系内。1945年12月31日,台湾光复后的首任行政长官陈仪就提出,

李明明^[3]（2019）在《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研究（1927-1932）》文中指出上海《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也是民国四大报纸之一。该报历来关注民生问题,其刊登的大量禁烟禁毒文章即是明证。本文在收集与整理1927-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报道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法与跨学科研究法对文本进行分析,旨在说明上海《民国日报》作为民国时期的一大媒体,对禁烟禁毒问题的重视及发挥的宣传作用。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上海《民国日报》的刊行史及其对禁烟禁毒问题文章刊载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梳理上海《民国日报》对“渐禁”时期和“断禁”之尝试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的禁烟禁毒措施及官员、军人及民众对官方禁烟禁毒破坏的相关报道。第三部分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为例,分析上海《民国日报》对民间拒毒团体的报道。此一时期,中华国民拒毒会督促南京国民政府拒毒、号召民众拒毒、重视国际禁烟禁毒宣传、扩大自身组织及应付国际禁烟大会,上海《民国日报》对此一一进行了报道。“江安轮运土案”是民国时期的重大禁烟禁毒事件,文章的第四部分以上海《民国日报》为切入口,分析了“江安轮运土案”的经过、社会各界对案件的认知过程、警备司令部封锁相关消息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案件的审讯过程等。第五部分阐释了上海《民国日报》对国际方面禁烟禁毒促进与破坏正反两方面的报道,及中央禁烟委员会和中华国民拒毒对国外消极拒毒的反应。最后,对上海《民国日报》关于禁烟禁毒问题的报道进行整体上的评价。文章认为:该报作为当时重要的媒体之一,在报道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禁烟禁毒问题时,所站的立场整体上较为客观,但也不乏对国民党禁烟禁毒政策进行美化的成分,其既对禁烟禁毒起到了舆论宣传的作用,又起到了对政府禁烟禁毒工作的监督作用。

周朝晖^[4]（2019）在《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百多年前,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成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便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美术院校,日后名闻遐迩的上海美专。多年以来,对于这所学校进行研究的学术专着和论文车载斗量,但是苦于文献方面的缺失,目前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有关这所学校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整体性的研究。近年以来,随着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尤其是散失在民间的资料不断被发现、收集、整理,相关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能。《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翔实、充分的数据的支撑下。由于文献资料动态化的特点,以及相关领域整体性研究的缺位,上海美专在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虽已得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上的认同,然而建立在最新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有其必要性。在这几年来的专业理论学习中,一个关于研究方向的核心问题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才率和创造力是如何形成的?围绕这个问题寻求答案,须从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成就等信息梳理入手,深入分析达到这一高“产值”的内在逻辑。本文正论部分可以概括为“一纵三横再收官”的结构。第一章对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进行了纵向的、学术史方面的梳理。根据美专四十年办学历史中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结合几次对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将西洋画教学史分为“探索期”“酝酿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文章的主体部分是第二、第三、第四三章,分别就教学中最为关键的课程设置、师资团队建设、学术研究三个并列的板块,结合第一章的历史分野,依据大量重要历史文献,对美专在这些关键教学环节上的做法进行深入的挖掘,并分析其举措的得失和对整个教学体系的影响。关键的第五章,经过前四章“一纵三横”的叙述和分析,对本文的核心问题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将一个具有四十年办学历史,影响巨大的学校,进行完整的数据整理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还存在着严重的文献佚失情况。故本文采取了将覆盖面和典型案例结合的方法,就“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两个层面,对学校的办学成绩进行了总结。至于取得这些成果的内在原因,则是文章研究的难点和要点,经过前文对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学术研究等重要环节的梳理,一条隐藏于办学过程中的,体现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特点的逻辑链条已隐约可见,那便是以“宽容”“开放”和“创新”为其主要特色的“海派”办学风格所带来的多元化的学科教学环境,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是办学者通过“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有意营造的多种学术观点,多种艺术风格的碰撞和对抗,激活了学校思辨、创新的空气和土壤,并由此为西洋画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本章的最后还对西洋画教学及其所引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形式分析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对文字和图像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和较高的需求。得益于导师数十年的积累,加上所在教学团队长期在本领域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资源,使本人能够及时获得文献资料新发现的信息,让课题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史料支撑。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在多年的艺术教育工作中,笔者有幸结识了上海美专的毕业生朱瑚教授,朱教授虽已年过九旬,但记忆力过人。他为本文做的口述历史,不仅提供了部分关键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本人对问题点的思考。文章最后对核心问题点所作出的结论,即海派宽容开放的思想,激活了创新的学术氛围,最终对学科发展形成了推力,是在前文所做的大量研究、推论的前提下自然形成的结果。

朱江华^[5]（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袁荷^[6]（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政策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执政党或政治集团的文化利益与要求在政治层面的反映,直接体现了这些政治势力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意志。文化政策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执政党或政治集团通过文化政策直接干预文化发展,影响相应时期的文化建设内容、文化发展规模、文化繁荣程度以及文化未来走向,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整体建设成就、拥有国际地位乃至民族兴衰成败的重要影响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是形式上统一现代中国的合法政权,其文化政策是影响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助推力或反作用力。19271949年间,从政权建立初期的党内纷争、党外异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再到战后统一全国的政权争夺,南京国民政府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农业等一些列国家建设措施的同时,也较为积极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建设,以三民主义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以文化统制为国家文化政策的主要手段,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和文化政策决策机关,以法律法规为文化政策的施行保驾护航,发动了多项文化运动,开展了多种类型的审查,也进行了一些积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施行,本文从五个部分入手,探讨其文化政策的时代特色与阶级属性,探查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在政局动荡和列强侵略的复杂环境下开展文化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国家核心文化认同和民众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本文在引言中详细阐明了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路径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对关键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在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形成的社会背景、历史基础以及现实前提的基础上（第一章）,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的方针、目标以及施行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及其职能的进一步考察（第三章）;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具体推行的文化活动,包括以三民主义打造的多项文化运动,以“审查”为名的多项钳制活动,以及在宗教信仰、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积极措施等（第四章）,形成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成效的严密论证,挖掘隐藏在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制定与推行背后的一些因素,揭示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因拉大了国家文化核心认同与民众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导致政策失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结束大陆统治的重要原因。为了形成结构清晰、逻辑分明的严密性论证,本文涉及了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采用文献研究、结构——功能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文化政策研究路径。

王立^[7]（2016）在《文献钩沉——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与抗战英文宣传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学术界在关于王佐良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大都侧重于他在建国以后的翻译思想理论与实践以及英国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对于其早年的文艺思想与文学创作实践,在抗战期间对国际文化宣传和支持盟军方面的贡献,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早期研究等方面,由于资料不足而极少涉及。本文根据最近发现的抗日战争时期专门为来华盟军编印的关于"中国与中国的事物"的英文宣传册,首先对其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考察和梳理,特别对王佐良教授所着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专册进行研究探讨,然后以最新发现的另外40多篇他的早期着作为补充参考,结合他早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在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并参加抗战军援服务工作等活动,概述了该文献的历史背景、内容提要及其重要意义。进而还对作者的思想发展脉络、文学理念以及风格特点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阐释,以期弥补这些研究领域的空白,并为学界提供新的资讯和线索,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

高青^[8]（2016）在《“共产国际派”与鲁讯形象建构（1936—1945）》文中研究说明1936年—1945年鲁迅逝世后的十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这个阶段也是中共中央内部领导权力逐渐变动以及中苏关系转变的关键时期,鲁迅形象建构的背后涉及的正是三四十年代之交历史的各种重要关节点。论文试图呈现这个时期以王明、张闻天、萧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的鲁迅形象建构的历史脉络,毛泽东的鲁迅话语、延安文人的鲁迅观、国统区的鲁迅形象建构都构成了文本的对话对象。论文所使用的“共产国际派”的概念具体指涉的是有过留苏背景、与共产国际有着或有过较密切关系的、在中共宣传或政策制定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或文化人,主要以王明、张闻天、萧三为代表。“共产国际派”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在相似的立场中也存在着内部的差异,随着历史化的复杂进程,其话语内涵和思想逻辑的发展也在不断变迁。这不仅涉及到不同立场中政治合法化诉求与策略,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博弈,也关系到整合文化资源的尝试,对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和左翼文学资源的重塑,对瞿秋白左翼传统的嬗变,同时也表现了在毛泽东话语规范建立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共内部话语冲突和缝合的复杂状态。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鲁迅逝世初期,统一战线下的“共产国际派”的鲁迅话语。鲁迅逝世后,国共两党以及社会各界都将纪念鲁迅置于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但在统一战线下,“共产国际派”所塑造的“中国高尔基”的话语内部也呈现出关联及差异,这与毛泽东的鲁迅话语、国统区纪念鲁迅的方式、当时社会各界对鲁迅形象的塑造等都形成了对话,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关系；第二章探讨了张闻天、萧三、王明等“共产国际派”有效整合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话语资源和文学传统的方式,尤其着重探讨分析40年代初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所建构的鲁迅形象的具体内涵,并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以鲁迅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和新文学传统进行比较,辨析二者具体的分歧和差异,同时与国民党的鲁迅话语形成对话,考擦中共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式；第三章主要通过具体分析张闻天指导出版的《鲁迅论文选集》的编辑策略,辨析其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并将张闻天自身经验与共产国际背景、毛泽东的鲁迅话语、当时的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与抗战形势等因素纳入进来思考,同时具体比较选集与瞿秋白所编的鲁迅文集在选择、批评策略上的联系与分歧,辨析从瞿秋白左翼话语到“共产国际派”的鲁迅形象建构,再到张闻天编选鲁迅选集的策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之中的复杂脉络。论文期望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史料的爬梳和辨析,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生成性的过程,建立起考察延安鲁迅形象建构的有效维度,将历史复杂化。

罗建周^[9]（2015）在《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文中研究说明1930年代的中华大地,日寇祸乱,国破家散,满目疮痍,民族危难之际,生活书店于1932年应运而生。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出版、传播位居战时中国出版业首位。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生产、传播,不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文学与文化研究等的发展繁荣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前人关于生活书店的研究,多集中在书店的发展演变史、书店的经营管理以及邹韬奋等人物专题研究,仅有少量学位论文探讨过生活书店出版的某一期刊,当前关于生活书店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史料的整理研究不足、对书店出版的文学书刊传播作整体研究的尚未发现,已有成果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等问题。基于此,本论文选取战时生活书店及文学书刊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借鉴拉斯韦尔传播学“5W”理论设计论文结构,具体讨论中还引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及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力求对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问题作一较为系统性的研究。论文共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综述、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缘于对书店倒闭潮中生活书店的重新开张、生活书店文学价值估计的不足等现实与学术问题的思考,讨论了生活书店对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历时性梳理书店早期、停滞期、活跃期三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共时性分析生活书店史、邹韬奋等书店人物、生活书店某一期刊的专题研究,发现史料的整理研究有待完善、鲜有文学书刊的整体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突破的关键所在。借鉴拉斯韦尔的“5W”传播行为的研究思路,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法探讨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的问题,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生活书店文学出刊传播的文学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第二章生活书店发展历程的考察。分别考察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到《生活》周刊社再到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明确生活书店作为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本体的发展嬗变及其特点。从生活书店的发展脉络看,其因受战局牵动有过上海、武汉、重庆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从扩大书刊出版发行种类、经营管理方略的初步形成、秘密配合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发行网的后移与延伸、编辑委员会的成立、书店遭受日寇轰炸毁坏、生活书店分支店被查禁等每一阶段的最为关键,或最具创举的问题做细致深入探究。第三章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传播者的离散聚合。从文学社团视角切入,考察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生活书店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潜在交往,廓清了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文学》编委会与“左联”成员、《文学》为“左联”作家发表作品等诸多复杂的文学关系;从文学编辑视角切入考察,文学传播者鲁迅与生活书店合作互动,对生活书店既有支持和帮助,亦有冲突、分歧。这一时期文学传播者的最大特征是多重职业身份的交叉重合。第四章“媒介场”的营造与战时文学的传播导向。将生活书店作为“媒介场”看待,它对“媒介场”里各“子场域”如文学期刊《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做了精心的筹划、扶植和打造。选取战时代表性文学书刊,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观点的思想导向,启迪民智、抗日救亡、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价值导向。引入传播语境分析,一方面对原稿审查、印制、发行等检查制度下《文艺阵地》遭受的规约做了考察,另一方面对书店同人反规约的努力进行观照。战时文学传播环境对文学书刊的内容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五章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读者定位与传播效果。从“生活精神”对读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概括了文学读者以遍布全国的57处分支店、营业所为主的地域分布,并依据史料分析指出了以文学界的文学编辑、批评家及作家、教育界的教师、大学生及少量中学生、前后方部分青年将士、部分基层行政及公务人员、海外华人及侨胞为主的读者群体。选取《华威先生》、《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作为研究个案,分别考察了它们引发的文学论争及《华威先生》精品化的过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为现代文学思潮史填补空白及开启鲁迅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效果。结语。总结归纳了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作家交相互用,一方面书店为其搭建文学生产、传播的平台,广泛团结两大文学社团解散后的作家群体,扶植新进作家,为其提供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另一面战时作家充实了书店文学书刊的内容质量,为其在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之在战时文学传播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生活书店在助推全民抗战方面起到过业界表率的作用,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因内部管理的微小失误曾引起过与鲁迅等人的出版“风波”。生活书店经营管理艺术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李鹏^[10]（2014）在《《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其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37-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经难历险却收获颇丰的探索时期,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文本作为呈现历史不可或缺的媒介,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文本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是一种新视角。作为当时最具权威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937-1941）发行时间久、理论性强、影响广泛,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历史重任,而且在指导中国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解放》周刊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本载体,《解放》周刊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37-1941）极其重要的文献依据。本文以《解放》周刊为研究对象,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大量原始文献和经典文本为基础,通过文本性格的解读,全面深入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1941）的历史进程、历史细节、思想过程,对以领袖人物、思想体系和历史进程为对象的宏观研究进行“补白”,以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前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对《解放》周刊等相关史料进行整体阅读。通过对《解放》周刊的“深度耕犁”,为其客观的定位提供文本依据,获得感性材料。整体阅读分为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前者主要考察《解放》周刊的历史背景、文本构成和文本沿革,以便把握《解放》周刊的“前世今生”,进而考察《解放》周刊的官方发行、民间传播及其广泛影响,已达到全面的把握研究对象;后者是从横向的角度,对延安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主要是党报党刊）进行梳理,把其与《解放》周刊进行比较研究,以全面、客观审视《解放》周刊的历史地位。第二部分,主要对《解放》周刊所刊重要理论文本着作进行考述和研究。通过对《解放》周刊所刊马列经典着作、毛泽东着作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等着作文本的考述和研究,如着作版本的译介、发表时机的选择、主要内容的传播等,考察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历史细节,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到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历程。这与当前学界已有研究相辅相成,以期更加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深化。《解放》周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出场的“第一阵地”,最早全文发表了《论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呐喊。以《解放》周刊为窗口,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概念酝酿、命题出场再到继续深化的历史过程,进一步廓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迹。并尝试提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起源语境的新角度。第四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推动。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抗战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总结过去革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通过对重要文本的解读和深入挖掘,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对要不要进行抗战、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不要建立国共合作、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第五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传播,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传播和毛泽东及其着作的宣传。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作为“人民大众之刊物”,《解放》周刊通过时评、专论、散文、诗歌和纪念活动等多样化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第六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及局限性。尝试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多元化的创作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动力;正确对待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注重传播方式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探讨《解放》周刊的历史局限性。通过上述研究基础,以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启发,这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

二、抗战时期国民党删禁鲁迅着作的令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战时期国民党删禁鲁迅着作的令文（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研究（1927-1932）（论文提纲范文）

（4）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6）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文献钩沉——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与抗战英文宣传册（论文提纲范文）

（8）“共产国际派”与鲁讯形象建构（1936—1945）（论文提纲范文）

（9）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10）《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抗战时期国民党删禁鲁迅着作的令文（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光复后鲁迅及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与承续研究——以陈仪、许寿裳的文化活动为视角[J]. 孙拥军.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0(02)
• [3]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研究（1927-1932）[D]. 李明明.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4]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D]. 周朝晖. 上海大学, 2019(02)
• [5]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6]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1927～1949）[D]. 袁荷.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01)
• [7]文献钩沉——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与抗战英文宣传册[J]. 王立. 国际汉学, 2016(03)
• [8]“共产国际派”与鲁讯形象建构（1936—1945）[D]. 高青.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3)
• [9]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D]. 罗建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李鹏.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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