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开发合作的原因与组织（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朱莉雅[2]（2021）在《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入学适应”主题开发研究 ——以与Q老师协同探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从小学升入初中的阶段中,新生将面临整个环境全方位的改变。随着这一系列变化,新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生理和心理不适症状,但同样地,这个特殊的适应过程也会为新生带来各方面发展的动力和可能性。因此,小升初阶段的“入学适应”对新生未来中学生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初中的“入学适应”教育可以从多方面着手,而本研究试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编的角度出发,基于“入学适应”主题对Y中学初一上学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部分内容进行校本开发。在生命全程发展观和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观理论指导下,本研究借鉴课程开发模式的研究结构,在理顺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程序的基础上结合凯米斯行动研究经典模式,并运用协同式行动研究法对成都市Y中学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入学适应”主题进行校本开发。研究包括两阶段性循环行动,具体从以下七个主要行动研究步骤展开对“入学适应”主题的校本开发,第四环节到第七环节为循环圈:情境分析;问题界定;总构想（总计划）;计划;行动;观察;反思。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对研究问题的提出背景、目的与意义、相关文献和概念界定以及方法与思路等进行阐述。第二章是Y中学“入学适应”主题的校本开发过程,即研究合作者们共同进行协同式行动研究的具体研究历程。该章包括行动前合作双方的知识准备、对Y中学初中“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的情境分析、“入学适应”方案的编制与实践观察、期中后对上一阶段行动的反思与改进以及“入学适应”方案再实践等方面。第三章是研究结果,提炼“入学适应”主题的校本开发过程中的研究结果,包括“入学适应”主题的四个开发内容和协同式行动研究是进行课程校本开发的有效途径两个方面。第四章对研究进行反思,反思现阶段研究中现存的突出问题并提供改进思路;分析Q老师在此次协同式行动研究中的专业成长;分析研究合作双方“合作关系”;分别就协同式行动研究“计划”、“行动与观察”、“反思”三环节进行思考来进一步明晰后续研究方向,从而为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校本开发的不断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徐曼[4]（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何国文[5]（2021）在《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当前时期显得尤为迫切。由于创新风险的增加和技术升级速度加快,原来单一的合作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企业与跨地域跨行业的其他组织或者机构合作的企业不断增多。这些以焦点企业为核心的全部网络合作关系集合即为网络合作组合。在这种机制安排或管理模式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信息、知识、技术和能力上的优势,并且各个网络合作伙伴之间形成的网络结构和交流互动会提升网络合作组合的整体价值。随着网络合作组合规模的提升极其网络合作组合中网络成员异质性的增强,焦点企业在对网络合作组合开展管理过程中难度会增大。从当前的研究来看,我国绝大部分企业还不能基于战略的层面对网络合作组合开展系统管理,一般只是关注解决网络间的矛盾和冲突行为,只有少数企业会聚焦这些网络合作组合之中的互补和协同关系。因此,学者们意识到单一双边关系的治理方式不再适应网络合作组合,企业管理者应该基于网络整体性,从企业战略和网络合作组合的层面解决各个网络合作组合中网络成员之间矛盾和冲突,积极发挥网络合作组合中的协同功能。企业要建立高价值的网络合作,就一定要拥有治理和发展外部网络合作关系的能力,即网络能力。当前,很多研究已注意到网络能力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大价值,然而纵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得出:对于网络能力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路径还没有系统和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因此,本文基于“能力一关系一绩效”的逻辑路线,关注“网络能力怎样提升合作创新绩效”这个关键议题,解释并验证网络能力、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和整合网络能力理论、知识共享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对以下问题开展了深入探究:（1）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网络能力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合作创新绩效?（3）网络能力影响知识共享是否会由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关系信任不同而存在差异,知识共享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是否会由于企业吸收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上述三个具体问题,本文开展了以下研究:1.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深入探究网络能力的理论内涵和结构维度,建立网络能力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理论研究模型,指出网络能力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还可以通过企业与网络合作伙伴的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2.基于案例研究和建立的理论框架模型,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相关命题,基于提出的命题然后提出网络能力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具体研究假设,之后通过问卷发放收集314个本国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样本资料,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设开展实证检验。3.在上述两个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关系信任这个调节变量,从关系信任视角进一步探究不同关系信任情境下网络能力对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是不是存在不同,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关系信任在概念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开展实证检验。同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吸收能力在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开展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获取的重要结论如下:1.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网络能力的四个维度: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与关系管理能力都能正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2.网络能力通过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作用于合作创新绩效。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分别在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两条关系路径中起到了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3.关系信任正向调节了网络能力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具体来说,关系信任正向显着调节了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显性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关系信任正向调节了组合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隐性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吸收能力在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显着。本文将网络能力四个维度、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绩效引入一个研究框架,以知识共享理论为视角,解释了网络能力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贡献:1.深入分析了网络能力的内涵及维度。网络能力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其维度划分和测量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整理和分析,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通过甄别网络价值与市场机会,规划和构建网络合作组合,整合、调整与优化各层次网络合作关系而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并提出网络能力包括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划分。基于网络能力四维度划分,本文开发了关于网络能力的测量量表,同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验证了本文关于网络能力四个维度的信度与效度。2.解释了网络能力影响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实质过程,解决了网络合作组合中的网络合作创新关系管理与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问题。结合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打开了网络合作组合运行机制的黑箱,建立了包含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的多元中介作用模型的理论框架,指出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是网络能力影响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由此,从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有效解决了网络合作组合中的网络合作创新关系管理与创新绩效提升问题,深化了网络合作组合中创新管理的研究视角,完善和拓展了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理论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有效构建、管理网络合作组合以及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借鉴。3.解释了在关系信任的调节作用机制以及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机制。本文将关系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关系信任在网络能力与知识共享之间的调节作用;将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吸收能力在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该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关系信任理论研究范围,同时也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存在差异的关系信任下采取正确网络策略提供了新的管理理念。吸收能力影响了企业在网络合作组合中的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该结论进一步拓展吸收能力理论研究范围,同时也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存在差异的吸收能力情况下采取正确合作策略提供了新的管理理念。
闫晓燕[6]（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路畅[7]（2021）在《开放式创新中的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维持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中小企业作为推动创新的主体力量,其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备受关注。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近年来技术复杂性的提高、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小企业的创新越来越举步维艰。中小企业仅靠内部资源进行“闭门造车”式的创新已很难保证自身创新绩效的有效提升,更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逐渐转向“开放式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积极开展外部合作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和资源,降低创新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提升自身创新绩效。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寄希望于通过外部合作提升自身创新绩效,但很多中小企业外部合作的效果却不如人意,并且学术界关于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也知之甚少。目前在关于外部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中,对中小企业的关注较少,关于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还不够充分,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并且关于外部合作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的情景因素研究也不够充分。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从多维度、多视角探究开放式创新中的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多维度下的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以期对开放式创新中的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根据外部合作是否以契约为基础,本文将中小企业的外部合作划分为正式外部合作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两种类型,分别探究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且,从企业层级视角出发,分别探究吸收能力和企业知识异质性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和调节作用机制。基于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着促进作用,非正式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吸收能力对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对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均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外部知识异质性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着。继续延续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这一分类,本文从企业家层级视角和外部环境层级视角出发,进一步丰富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探究管理者企业家导向和组织合法性在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企业家导向在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没有调节作用,但在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对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均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根据对外部资源获取方式的不同,将中小企业的外部合作划分为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构建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探究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且,探究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机制,以及政府制度支持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均能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并且外部合作深度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实际吸收能力部分中介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潜在吸收能力和政府制度支持对外部合作广度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外部合作深度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根据外部合作伙伴类型的不同,本文将中小企业的外部合作划分为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两种类型,构建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探究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且,探究管理者企业家导向和合作经验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机制。基于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企业间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管理者企业家导向显着正向调节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合作经验显着正向调节企业间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但对产学研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没有显着的调节作用。针对目前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从多维度、多视角出发,深入探究了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影响机理。理论上,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开放式创新领域的理论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的揭示了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为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实践上,本文对中小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开展外部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对中小企业通过开展外部合作提升自身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葛晶[8]（2021）在《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与绩效 ——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地区、企业获取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创新驱动战略落到企业层面主要靠加大研发强度来实现,研发强度高是高科技新创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关键是实施有效的研发（R&D）战略,而研发战略严重依赖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任何企业的研发活动都处于社会网络中。对于高科技新创企业而言,需要获得一系列要素来支撑其发展,为此,许多高科技新创企业都会通过外部网络连接的方式来获得这些关键要素。如何通过构建网络关系进而提高研发效率、研发成功率和研发产出质量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经由网络关系对绩效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关于企业研发过程、模式及机理的研究,近些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当前研究大多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从外部创新环境的角度分析政府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第二,基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研究范式,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研究某种网络特征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范式可能会忽略创新主体在跨组织层面的网络关系构建,网络机会、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经创新主体优化的网络关系更有助于研发投入转化为绩效。在此种机制中,创新倾向一致性积极影响着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和绩效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以高科技新创企业为主体,打开了研发强度对绩效影响的黑箱,强调了研发投入如何通过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的加强来提升研发成果转化的效率。同时有机会吸引更多潜在合作伙伴主动寻求合作,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管理能力。最后通过创新倾向一致性的理念筛选出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创新方向相一致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时增加研发投入更容易在产品、服务等方面产生突破式创新。合作伙伴间管理理念及价值观的一致性能够促进伙伴间的协同创新,通过长期的合作和规则的制定形成管理模式的协同演化,从而提升整体研发投入、网络关系对绩效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视角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对所研究变量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对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的定义。之后在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创新倾向一致性调节下的研发强度经由网络关系对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深入挖掘了研发强度对绩效的作用机理,构建了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绩效概念模型。依据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18条假设。随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获取来自京津、珠三角、长三角、东北地区的518份有效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开展了规范的实证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结果:1.明确了研发活动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了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对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此过程中突出了高科技新创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构建网络关系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得网络分析从静态网络分析转向了动态网络分析。2.基于一致性视角构建了“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绩效”的中介关系概念模型,凸显了网络效应的重要性。从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的两个方面解读网络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在研发强度与绩效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打开了研发强度到绩效的黑箱。3.基于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创新倾向一致性构念,弥补了以往对创新倾向一致性的研究缺失。同时,增加了创新倾向一致性作为调节变量的直接效应研究,提高了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创新倾向一致性能够直接调节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对绩效的影响,并且强调了创新倾向一致性对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优化了研发强度通过网络关系有效开发网络资源的权变性和关键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网络理论。本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创新点:1.采用高科技新创企业作为样本对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中心度、密度）、绩效这几个变量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探索。主要研究了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网络关系-绩效,研发强度-绩效的作用机理。现有研究多数表明了研发强度影响绩效的基本逻辑是因研发带来的企业能力与创新产出的提升。即便在开放式创新的背景下,也未能完全厘清网络关系在研发投入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从创新一致性的调节效应视角分析了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调了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在研发强度对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2.探讨了网络关系在研发强度和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开展有效的研发活动是高科技新创企业重构网络关系的必要条件。高科技新创企业加大研发强度（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不仅能够提升其自身的竞争优势,而且能够提高其网络中心度、增强网络密度,进而为其通过网络关系识别、开发、整合、利用机会和资源创造条件。网络关系是高科技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进而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基本条件。但不加管控和治理的网络关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科技新创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能够重构网络关系,具体表现在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均得到提高,再通过网络效应提升研发成果转化的效率,获得网络中的多样化知识和资源,从而获得更多提升企业绩效的机会。3.创新倾向一致性能够提升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对绩效的影响。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提出了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构念,并从合作创新的目标、理念和文化等方面的共识性;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的研发能力、研发重视程度及资源投入等方面的适配性;在文化价值和管理理念方面的一致性方面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对其在网络关系对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倾向一致性是保证研发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进而实现企业目标的关键,其对高科技新创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实施研发计划具有重要意义。网络中心度的提高和网络密度的增强确实会帮助企业接触到更多的网络资源,但是需要本着一致性原则去优化网络关系,才能有效地识别、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使创新活动更有意义。同时,参照战略管理中的共识性和适配性原则确定和调整创新合作伙伴,有助于降低网络的不确定性,为实现预期绩效做出贡献。创新倾向一致性是优化高科技新创企业创新网络的关键因素,一致性越强,网络关系越有助于新创高科技企业识别、开发和利用网络机会及资源,进而实现预期目标。
刘伟岩[9]（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高思芃[10]（2020）在《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全球化,科技发展呈现迅猛态势,国际竞争也愈发激烈。在过去十五年中,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实施标准化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中国目前在多数情况下仍被动执行国际或他国标准,标准竞争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逐渐开始模仿国外创新联盟的成功经验,并逐渐认识到跨越组织边界,协调吸收外部创新资源,可获得“1+1>2”的协同效应。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关于企业标准创新、联盟网络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莫衷一是,并且在实践中企业联盟的成功率始终难以提高,标准竞争也常处于劣势。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当前时代背景及现实问题,基于SSP（战略-结构-绩效）研究范式,从高管团队层面切入,探究企业联盟能力对标准联盟网络、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揭示标准联盟网络在企业联盟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及高管团队注意力与政治技能在企业联盟能力与标准联盟网络间的调节效应及被调节中介效应,在填补理论空白的同时,以期对中国企业创新联盟战略管理提供理论借鉴。本研究对战略选择、资源依赖、社会网络和高层梯队等理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并对现有关于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技术创新绩效和高管团队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归纳。为了深入了解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和技术创新绩效的真实情况,本研究从长春、哈尔滨、苏州和深圳四地各选取一家制造业企业的高管团队进行调研访谈,展开案例研究分析。经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的交互验证,确定核心构念,并进行概念界定与维度划分,及理论模型构建。基于此通过相关文献支撑,进一步提出具体研究假设35个。随后,通过预调研对所设计量表进行修正,并主要对北京、深圳、上海、杭州、重庆、长春和哈尔滨这七个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最终共获得465份有效问卷。而后对所获得数据进行了样本特征分析、共同方法偏差、信度和效度检验及多重共线性检验,再利用通过检验的有效数据,采用分层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SPSS的Process等方法对本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提出的35条假设中有34条得到了支持,主要结论如下:（1）企业联盟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本研究将联盟能力划分为5个维度进行具体验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间协调、协调联盟间、组织间学习、企业联盟主动性和企业联盟变革均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2）企业联盟能力对标准联盟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本研究将标准联盟网络划分为2个维度进行具体验证分析,企业间协调、协调联盟间、组织间学习、企业联盟主动性和企业联盟变革分别对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和标准联盟网络关系均具有正向影响。（3）标准联盟网络在企业联盟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在结论（1）和（2）的基础上,验证出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和标准联盟网络关系对技术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出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和标准联盟网络关系在企业间协调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协调联盟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组织间学习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企业联盟主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的假设均得到支持,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和标准联盟网络关系在企业联盟变革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的假设也得到支持,且为完全中介效应。（4）高管团队的注意力与政治技能在企业联盟能力与标准联盟网络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高管团队注意力在企业联盟能力与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和标准联盟网络关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联盟能力的交互通过标准联盟网络结构间接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假设成立,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联盟能力的交互通过标准联盟网络关系间接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假设不成立。高管团队政治技能在企业联盟能力与标准联盟网络结构和标准联盟网络关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成立,并且高管团队政治技能与企业联盟能力的交互通过标准联盟网络,间接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假设成立。本文旨在探索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技术创新绩效与高管团队注意力与政治技能之间的作用机理,创新点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1）丰富了社会网络与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研究。依据战略选择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本研究考虑企业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及企业内部的发展需要,进而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标准联盟内与标准联盟间产生的直接或间接联结关系,促进各类资源进行共享与整合,基于此探讨标准联盟网络相关问题,发现在标准联盟中“强关系”的观点更加适用;并结合高层梯队理论,考虑高管团队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探究其具备认知与行为特点的构念注意力与政治技能在联盟战略中的影响。（2）明晰了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的三者关系。基于SSP研究范式,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技术创新绩效”,并结合现有文献及案例分析对各研究构念进行界定与划分维度,通过解析联盟的全过程,详细探讨联盟能力各维度对标准联盟网络结构与关系的影响路径,以及明确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显着关系,以上内容在补充标准联盟网络相关领域理论空白的同时,打开了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黑箱,也为企业在构建标准联盟网络、提升技术创新绩效方面提供依据。（3）采用文献、案例与大样本调查的多样性研究方法。本文既有详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且有案例研究作为佐证材料支撑,并结合了大样本数据进行量化分析验证,研究方法在标准联盟网络及高管团队注意力等相关研究中比较具有创新性,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准确可靠。
二、研究开发合作的原因与组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研究开发合作的原因与组织（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入学适应”主题开发研究 ——以与Q老师协同探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2 Y中学“入学适应”主题的校本开发过程 |
| 2.1 研究现场的进入——合作关系建立、行动时间规划 |
| 2.2 前期调研与问题明确——Y中学初一新生“入学适应”问题 |
| 2.2.1 Y中学概况——城郊中学 |
| 2.2.2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资源 |
| 2.2.3 初一新生“入学适应”现状调查 |
| 2.2.4 初一新生“入学适应”问题明确 |
| 2.3 行动前的知识准备——理论知识以及行动研究方法的学习 |
| 2.3.1 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取向的选择 |
| 2.3.2 生命全程发展观中的“入学适应” |
| 2.3.3 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 |
| 2.3.4 协同式行动研究方法的学习 |
| 2.4 “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方案计划与实施——方案编制与实践 |
| 2.4.1 “入学适应”主题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拟定 |
| 2.4.2 “入学适应”子主题的选择与具体活动设计 |
| 2.4.3 “入学适应”主题的活动实施方式确定 |
| 2.4.4 “入学适应”主题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选择 |
| 2.4.5 “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方案的实施 |
| 2.5 “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的问题反思与改进——方案的调整 |
| 2.5.1 “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的问题反思 |
| 2.5.2 “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的改进 |
| 2.6 “入学适应”主题的校本开发方案再实施——方案的再实践 |
| 2.6.1 课前准备——备学生、备教材、备教法 |
| 2.6.2 课上实施——多种方法观察课堂“活动” |
| 2.6.3 课后总结——五人小组会议 |
| 2.6.4 期末评价——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 |
| 3 研究结果 |
| 3.1 “入学适应”主题目标设计具有层次性 |
| 3.2 “入学适应”主题具体活动进行“螺旋式”设计 |
| 3.3 “入学适应”主题实施“活动教学” |
| 3.4 “入学适应”主题以“发展性”评价取向为主 |
| 3.5 协同式行动研究法是进行课程校本开发的有效途径之一 |
| 4 研究反思 |
| 4.1 “入学适应”主题校本开发的未来改进 |
| 4.1.1 增强“入学适应”主题的子主题和具体活动的可选择性 |
| 4.1.2 “活动教学”课堂中需要纪律控制 |
| 4.1.3 建构“入学适应”主题教育的评价体系 |
| 4.2 Q老师在协同式行动研究中的专业成长 |
| 4.2.1 教育理念的改变 |
| 4.2.2 课程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知识的改变 |
| 4.2.3 课程开发能力与反思能力的改变 |
| 4.2.4 自我专业发展需要和意识的改变 |
| 4.3 协同式行动研究下课程校本开发的“合作关系” |
| 4.3.1 合作双方的角色定位 |
| 4.3.2 开发中的“协同合作关系” |
| 4.3.3 开发中的“深度协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关键概念界定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网络能力文献综述 |
| 2.1.1 网络能力相关研究 |
| 2.1.2 网络能力的内涵 |
| 2.1.3 网络能力的影响因素 |
| 2.1.4 网络能力构成维度 |
| 2.1.5 网络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2.2 知识共享文献综述 |
| 2.2.1 知识共享相关研究 |
| 2.2.2 知识共享内涵 |
| 2.2.3 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
| 2.2.4 知识共享的维度 |
| 2.2.5 知识共享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
| 2.3 合作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合作创新的内涵 |
| 2.3.2 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网络能力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 3.1 理论背景 |
| 3.2 案例研究的方法概述 |
| 3.2.1 案例研究的简述 |
| 3.2.2 案例研究的原则 |
| 3.2.3 案例研究的步骤 |
| 3.3 方法论 |
| 3.3.1 案例背景 |
| 3.3.2 确定代表性案例 |
| 3.3.3 数据收集 |
| 3.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4 案例企业简介 |
| 3.5 案例分析 |
| 3.5.1 四个企业案例分组:探索型和利用型合作创新网络 |
| 3.5.2 网络能力:分类和水平测度 |
| 3.5.3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 |
| 3.5.4 结果讨论与命题提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1 网络能力的界定及维度 |
| 4.1.1 网络愿景能力 |
| 4.1.2 网络构建能力 |
| 4.1.3 组合管理能力 |
| 4.1.4 关系管理能力 |
| 4.2 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解释 |
| 4.2.1 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4.2.2 网络能力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路径分析 |
| 4.2.3 概念模型的构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1 网络愿景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2 网络构建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3 组合管理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4 关系管理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2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 5.2.1 网络愿景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2 网络构建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3 组合管理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4 关系管理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5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2.6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 5.3 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5.3.1 关系信任的调节作用 |
| 5.3.2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6.1 实证研究总体思路 |
| 6.2 问卷设计 |
| 6.2.1 问卷设计原则 |
| 6.2.2 问卷设计过程 |
| 6.2.3 问卷防偏措施 |
| 6.3 研究变量度量 |
| 6.3.1 自变量:网络能力 |
| 6.3.2 中介变量:知识共享 |
| 6.3.3 调节变量: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 |
| 6.3.4 因变量:合作创新绩效 |
| 6.3.5 控制变量 |
| 6.4 问卷的预调研 |
| 6.4.1 预测试分析方法 |
| 6.4.2 预调研数据收集 |
| 6.4.3 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 |
| 6.4.4 问卷定稿 |
| 6.5 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简述 |
| 6.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6.5.2 样本特征 |
| 6.6 分析方法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7.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7.1.1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
| 7.1.2 网络能力 |
| 7.1.3 知识共享 |
| 7.1.4 关系信任 |
| 7.1.5 吸收能力 |
| 7.1.6 合作创新绩效 |
| 7.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
| 7.3 网络能力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分析 |
| 7.4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分析 |
| 7.4.1 网络能力与知识共享 |
| 7.4.2 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
| 7.4.3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 7.5 关系信任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分析 |
| 7.6 结果与讨论 |
| 7.6.1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 7.6.2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7.6.3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7.6.4 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8.2.1 理论贡献 |
| 8.2.2 实践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7）开放式创新中的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2 外部合作的相关研究 |
| 1.3.3 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 |
| 1.3.4 外部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5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知识基础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1.3 组织学习理论 |
| 2.2 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界定 |
| 2.2.1 中小企业 |
| 2.2.2 外部合作的概念界定和维度划分 |
| 2.2.3 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 |
| 2.2.4 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 |
| 2.2.5 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 |
| 2.2.6 创新绩效 |
| 2.3 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吸收能力和企业知识异质性对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
|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1 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 3.1.2 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 3.1.3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
| 3.1.4 企业知识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初始问卷设计 |
| 3.2.2 问卷预调查 |
| 3.2.3 正式调研 |
| 3.3 实证分析 |
| 3.3.1 信度检验 |
| 3.3.2 效度检验 |
| 3.3.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 3.3.4 假设检验 |
| 3.4 结果与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管理者企业家导向和组织合法性对正式和非正式外部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
| 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1 管理者企业家导向的调节作用 |
| 4.1.2 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初始问卷设计 |
| 4.2.2 问卷预调查 |
| 4.2.3 正式调研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信度检验 |
| 4.3.2 效度检验 |
| 4.3.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 4.3.4 假设检验 |
| 4.4 结果与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部合作广度和深度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1 外部合作广度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 5.1.2 外部合作深度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 5.1.3 实际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
| 5.1.4 潜在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5.1.5 政府制度支持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初始问卷设计 |
| 5.2.2 问卷预调查 |
| 5.2.3 正式调研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信度检验 |
| 5.3.2 效度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 5.3.4 假设检验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间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1.1 企业间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 6.1.2 产学研合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 6.1.3 管理者企业家导向的调节作用 |
| 6.1.4 合作经验的调节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初始问卷设计 |
| 6.2.2 问卷预调查 |
| 6.2.3 正式调研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信度检验 |
| 6.3.2 效度检验 |
| 6.3.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 6.3.4 假设检验 |
| 6.4 结果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与绩效 ——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总体思路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源基础理论 |
| 2.1.2 社会网络理论 |
| 2.1.3 知识管理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研发强度研究回顾 |
| 2.2.2 网络关系研究回顾 |
| 2.2.3 创新倾向一致性相关研究 |
| 2.2.4 绩效的相关研究回顾 |
| 2.3 变量间关系研究述评 |
| 2.3.1 研发强度与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2 研发强度、网络关系在创新管理中的相关研究 |
| 2.3.3 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绩效与创新倾向一致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与绩效:探索性案例分析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逻辑与研究问题 |
| 3.1.2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和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分析结果 |
| 3.3.1 基于理论回顾和案例研究的核心构念界定 |
| 3.3.2 基于案例研究的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与绩效: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研发强度与绩效 |
| 4.1.2 研发强度与网络关系 |
| 4.1.3 网络关系与绩效 |
| 4.1.4 网络关系的中介作用 |
| 4.1.5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作用 |
| 4.2 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总结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5.2 问卷设计的流程 |
| 5.3 样本选取 |
| 5.4 变量度量 |
| 5.4.1 研发强度的度量维度及方法 |
| 5.4.2 网络关系的度量维度及方法 |
| 5.4.3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测量 |
| 5.4.4 高科技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 5.5 选择控制变量 |
| 5.6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6.1 预试问卷的信度分析 |
| 5.6.2 预试问卷的效度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
| 6.1 正式调研问卷的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 正式问卷的信度分析 |
| 6.3 正式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6.4 正式问卷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5 相关性分析 |
| 6.6 假设检验 |
| 6.6.1 主效应检验 |
| 6.6.2 中介效应检验 |
| 6.6.3 调节效应检验 |
| 6.6.4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1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对绩效影响的讨论 |
| 7.2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对网络关系影响的讨论 |
| 7.3 网络关系的中介作用讨论 |
| 7.4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作用讨论 |
| 7.5 创新倾向一致性对网络关系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性 |
| 8.3 实践启示 |
| 8.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高科技新创企业运营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大纲 |
| 附录3 变量简写(缩写)表 |
| 附表4 图目录 |
| 附录5 表目录 |
| 致谢 |
（9）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战略选择理论 |
| 2.1.2 社会网络理论 |
| 2.1.3 资源依赖理论 |
| 2.1.4 高层梯队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联盟能力相关文献回顾 |
| 2.2.2 标准联盟网络相关文献回顾 |
| 2.2.3 技术创新绩效相关文献回顾 |
| 2.2.4 高管团队相关文献回顾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与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结果分析 |
| 3.3.1 基于理论与案例分析的核心概念界定 |
| 3.3.2 基于理论与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 企业联盟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 |
| 4.2 企业联盟能力与标准联盟网络 |
| 4.3 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 |
| 4.4 标准联盟网络的中介效应 |
| 4.5 高管团队注意力的调节效应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
| 4.6 高管团队政治技能的调节效应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原则 |
| 5.1.2 问卷设计步骤 |
| 5.2 调研样本选择 |
| 5.3 变量测量 |
| 5.3.1 企业联盟能力变量测量 |
| 5.3.2 企业标准联盟网络变量测量 |
| 5.3.3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变量测量 |
| 5.3.4 高管团队注意力变量测量 |
| 5.3.5 高管团队政治技能变量测量 |
| 5.4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5 预调研与问卷修正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共同方法偏差 |
| 6.3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3.1 信度检验 |
| 6.3.2 效度检验 |
| 6.4 假设检验 |
| 6.4.1 企业联盟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4.2 企业联盟能力与标准联盟网络的关系检验 |
| 6.4.3 标准联盟网络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4.4 高管团队注意力调节效应及被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4.5 高管团队政治技能调节效应及被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实证结果讨论与管理启示 |
| 7.1 实证结果讨论 |
| 7.1.1 企业联盟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 |
| 7.1.2 企业联盟能力对标准联盟网络的影响分析 |
| 7.1.3 标准联盟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1.4 高管团队注意力与政治技能的调节及被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 7.2 管理启示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性 |
| 8.3 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在读期间取得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研究开发合作的原因与组织（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入学适应”主题开发研究 ——以与Q老师协同探索为例[D]. 朱莉雅.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5]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 何国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7]开放式创新中的外部合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 路畅.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8]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与绩效 ——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D]. 葛晶. 吉林大学, 2021(01)
- [9]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10]企业联盟能力、标准联盟网络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高思芃.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