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促进法：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制度保障

一、中小企业促进法: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制度保障（论文文献综述）

王晶^[1]（2020）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法律研究》文中提出纵观各国发展历程,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在各国的立法中关于中小企业的立法,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各国通过法律明确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权益,规定各种扶持和鼓励措施。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途径不同,体现在中小企业法中的立法方向和指导思想也是不同的。本文总共分为六章。在第一章绪论中介绍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中介绍了国内外中小企业的界定、中小企业融资分类及其融资的主要方式。第三章对美国、日本与韩国三个国家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政策及法律介绍,及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启示。第四章从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内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三个主要融资问题部分进行法律分析,以围绕2018年实行的新《中小企业促进法》和2020实施的新《证券法》中企业内部机构政策、银行融资角度、企业资信系统融资角度、民间融资角度等为切入点。第五章是介绍了出台扶持政策和立法,并针对我国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中融资的法律困境与新《证券法》中新旧对比提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建议。第六章结语。

崔鲜花^[2]（2019）在《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农业为基本依托,使农村三产紧密相连、协调发展,并且带动资源、技术、要素、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经营方式,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增强农村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开展农产品加工和制造、开发乡村旅游、农家乐村庄、扩大产地直销等途径,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将农业产业链前后延伸,将其领域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试图解决农民收入单一、收入低下、农业竞争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通过将近60年的实践,韩国已进入到产业融合发展的阶段。中国近年来为应对“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我国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增强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积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然而,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着融合深度和层次不高、要素瓶颈约束、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效果较弱、发展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起步较早且成效显着。因此,总结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对构建和丰富中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论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构建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体系。第一,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一般性分析。生产互补互促、农村与市场互联互通、要素与技术融合创新、体制协同创新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形成农业新业态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四个方面;第二,考察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演变历程。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于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业附加值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其发展历经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年的农工并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积极促进农村收入源开发和改善农村产业结构阶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农村产业培育转换阶段、以及2010年至今的农业“六次产业化”和“农村融复合产业化”阶段。第三,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驱动、农业多功能性诉求和获得范围经济效应是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建立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并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规划、构建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出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方案则成为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外部推动力。第四,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包括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以及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并且结合典型案例对四种融合模式的运行机制和突出特征进行了分析;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深入探讨了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多元化等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第五,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总结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得出对中国的启示,并提出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有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市场范围狭小、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协调性较差、相关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差异化的管理策略以及对经营主体权益的有效保障是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进经验,中国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加快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努力开展深层次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农村地区要素瓶颈制约、在农户与企业间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林明珠^[4]（2018）在《晋江市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指出中小企业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对于区域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力,在缓解社会劳动力就业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扶持。因此探讨地方政府如何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充分履行政府职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以晋江市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市场失灵理论、政府职能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等为理论支撑,通过整理国内外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政府扶持的相关理论研究,介绍晋江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晋江市在中小企业发展中政府制定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中小企业进行市场监管的职能。但由于政府部门管理方式落后、部门负责人责任意识薄弱、融资体系存在漏洞和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差等原因,导致相关政府扶持政策缺失、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融资困难和中小企业创新力度乏力等问题。同时,参考国内地方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职能的经验,提出完善晋江市扶持中小企业政府职能的对策和建议。笔者认为晋江市政府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履行态度、健全和落实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和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社会服务体系、加大创新扶持力度等措施,进而促进晋江市中小企业的良性持续发展。

陶青德^[5]（2018）在《中小企业行政指导政策工具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转型改革起,政府和中小企业之间就确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关系,由此开启了中国行政管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一方面,中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对象、范围、规模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小企业政策构成了中国公共政策的新内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适时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探索行政管理新模式,发现、开发中小企业政策执行新技术——政策工具,由此带来中小企业政策执行行为方式的新创新——行政指导。然而,几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各自从其学科立场出发,“旁敲侧点”,未就中小企业政策执行形成任何正中中心议题之研究,成为与国家政策实务重点关注对象形成鲜明对照之理论研究之薄弱点。本文作者有鉴于十多年来中小企业法研究之窘遇,主要从政府工具论、合作治理理论切入,综合上述各学科研究之理论及其方法之优势,对中小企业政策执行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1）导论。从中国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大背景入手,讨论了政府—中小企业关系问题的特殊性,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目的和研究的理论支撑,结合理论基础构想了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技术进路。（2）主要概念阐释和文献综述。对本文涉及的三个关键概念——中小企业、行政指导、政策工具——作出了阐释,奠定了论文分析框架的基础,然后围绕“导论”部分提出的问题就研究主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综述,为展开研究做了铺垫。（3）政府—中小企业关系分析和中小企业政策工具选择模型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为切入点,对我国中小企业政策进行了规范分析,确定了分析单位,揭示了《促进法》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含义及政府—中小企业关系的本质,对中小企业行政指导政策工具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剖析了中小企业政策工具的内在特征,建构了中小企业政策工具选择模型。（4）中小企业政策目标及其与政策工具关系分析。从一般中小企业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小企业本体论问题,从结构—功能论出发分析了中小企业政策的一般政策目标,并就它们与中小企业政策工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策目标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重要价值。（5）中国中小企业政策工具选择分析。以中国中小企业政策工具选择为例做了个案分析,并就中国中小企业政策工具选择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6）结论与展望。对研究中得到的结论进行总结和归纳,讨论了研究结论,陈述了文章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中国目前中小企业政策工具选择的后续研究做了展望。

章文光,闫蓉^[6]（2017）在《基于政策文本计量的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中小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但创新能力不足,成活率低,整体经营状况不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发展阶段的154篇中央层面的中小企业创新政策进行政策文本计量分析,运用Ucinet及NVivo分析各阶段政策数量统计、发文部门府际关系、政策主题发展变迁三个维度,总结政策阶段性特征。中小企业创新政策从1978年至今,政策数量呈现出阶段性增长趋势;政策合作网络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部门合作不固定走向部门合作趋于固定等特点;中小企业创新政策主题由单一到多元、由失衡走向均衡,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以此为基础,对中国中小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从政策体系角度,加强顶层设计、细化政策内容;从发文部门合作角度,优化部门合作关系、发挥牵头部门作用;从政策工具角度,加强信息技术运用、创新政府采购形式、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董大伟^[7]（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指出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李锐^[8]（2013）在《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向国人展示出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也向世界展示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全球金融危机后,民营企业的快速复苏再一次展示其强大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及注册资本（金）、个体工商户户数及注册资本（金）都比上一年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实现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也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其增速大大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此外,在创新、税收等方面,民营企业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我国最富有活力、内生动力和创新精神的力量,它最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竞争。近几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并且呈现不平衡的特征。此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可见,当前民营企业正处于大分化、大变动时期。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同时还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国逐渐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对民营企业来讲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应该积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我国民营企业所处的新历史时期为时代背景,揭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通过分别以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企业体制、技术、品牌和融资为线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理清民营企业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深刻剖析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李清亮^[9]（2012）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民营经济的兴起,包括其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本身需要科学的理论解释。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分析和制度比较,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制度环境演变作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进行科学研判,提出可行对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围绕“合法性”和“制度环境”两个核心概念,沿着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两条历史主线,仔细比较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政策、发展成效等,探寻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揭示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以及改革家、地方政府等在制度创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在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制度环境的关键因素又是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即包括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的合法性表述,也包括由中共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的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地位。在转轨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民营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比法律文本上的合法性更为重要。（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沿着特定的机制进行,即“社会压力—民营经济贡献—意识形态突破—法律地位上升—制度环境改善”。每一次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大规模改善,都以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为前提,而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突破并在法律上予以追认,均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民营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贡献是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三）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面临不同的压力甚至危机,民营经济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不断优化的制度环境给予支撑,而前提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法律法规上予以明确,在实际运行中贯彻落实。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民营经济的新任务是担当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主力军。这就需要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更加宽松,更加体现市场经济“以人为本、规则透明、起点公平、平等竞争”的原则,所有这些又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宪法法律上有新的突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分析单元的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历史阶段划分的创新。特别是提出中国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社会压力及贡献—合法性增强—制度环境改善”理论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进行剖析,涉及到产权保护制度、融资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等；最后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发挥民营经济在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科学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国家需要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和顶层设计,以及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措施。

田钒平^[10]（2012）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则是这一目的能否实现的根本前提。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获得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学习与成长环境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有主观意愿和客观努力的人而言，由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人通过学习过程培育和提升权利的可行能力的效果。而外部环境的塑造要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或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社会的尊重，政府对其权利的维护又是否有效，构成了公民权利能否实现以及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能否有效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功能，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制约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是决定公民权利实现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在资源状况、经济结构、市场环境与市场能力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完善市场与政府权力运行的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的市场发展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和财政优势，进而推动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关键。从总体上讲，当下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的市场运行制度与传统的习俗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二是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为此，政府在研究和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时，需要注意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宪法规则为核心，通过不同层次的规则制定者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的规则，妥善处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宪法规则与一般规则、上位阶规则与下位阶规则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及相应的实施机制。首先，以政府提供的正式规则作为评价非正式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标准，非正式规则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构成要素，应接受正式规则的检验。其次，重视规则的逻辑结构对规则的可实施性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解决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再次，为维护由不同层次的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的内在协调与一致，必须将一般性规则和政策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建立以宪法规则为依据的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最后，注意规则的公正性对制度变迁的有效性的制约。一般性规则的公正性应接受宪法规则的检验；对为一般规则提供公正标准的宪法规则进行修改时，必须遵循协商民主和一致同意规则的要求。第二，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改变以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总量差距作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价值目标的传统观念，以保障公民的充分就业、收入改善和收入能力提升为重点，引导经济活动的安排和相应的制度变革。首先，确立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妥善协调与处理政治民主、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的发展差距和环境与资源约束下的民生改善等相关问题。其次，制定在公有制之下有效保障公民就业的政策措施，在私有制之下保障公民就业稳定性的制度机制；建立与产值结构变化相协调的就业岗位供给制度、农民工真正退出农村的制度，缓解第一产业的就业负担。再次，建立解决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的农业规模化的相关制度；将生态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使生活在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的民众能获得应有的经济收益；构建一个合理评价不同层级的劳动者的贡献大小、资本和劳动对物质生产的贡献大小的标准体系，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对因国家政策和行业垂直管理造成的公民收入的过大差距，应确定一个合理标准，既能体现一定优惠，但又不致引致行业之间或内部的过大差距。最后，改善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决策形成与实施的权利保障，加强市场运行法制教育，加强教育质量建设，赋予和保障具有传统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成员自主选择教学语言的权利而不是一体化地推行双语或民族语言教学，将环境治理和维护作为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基本条件，加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与能力的培育，使其能够运用法律权利与程序维护其利益。第三，以宪政改革为核心，修改与完善宪法及其相关法，合理划分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宪政规则实施机制，将各级政府的职权行为纳入宪政轨道。首先，在宪政结构的完善方面，修改设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享有双重权力、行使自治权必须报经批准的宪法规则，慎重对待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可能对自治权造成的分割；修正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或司法机关的双重领导或监督体制，建立“以地方权力机关为核心，横向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为主导”的分权运行机制；以宪政分权逻辑处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与上级政府帮助职责的关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行使最终的决策权，由地方行使决策的请求权和执行权，以维护中央或上级政府决策与民族自治地方需求的适应性。其次，在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方面，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宪法相关法为依托，修改和完善界定自治权的规则，使其在微观结构上具有完整性、明确性，对其他法律中不符合宪政原则和规则要求的具体规定予以修改，减少规则之间的冲突。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启动立法解释、违宪审查和争议裁决的程序权利，消解其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的被动困境。再次，在帮助职责的有效履行方面，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界定特别措施的规则体系，明确帮助职责的合理限度，合理区分有关政府承担的具体职责，妥善解决上级政府严格按照规则要求履行职责的维护机制；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机制，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作出请求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和执行帮助政策的公共决策时，能够真正反映当地的发展特点和客观需要；改变以“历史补偿”或“现实补偿”作为支撑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的正当理由的现状，以尊重与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依托，通过宪政规则与实施机制将接受帮助者与上级政府的权力行使限定在合理限度以内。

二、中小企业促进法: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制度保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小企业促进法: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制度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晋江市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小企业行政指导政策工具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政策文本计量的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论文提纲范文）

（10）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小企业促进法: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制度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法律研究[D]. 王晶. 延边大学, 2020(05)
• [2]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崔鲜花. 吉林大学, 2019(02)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晋江市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职能研究[D]. 林明珠. 华侨大学, 2018(01)
• [5]中小企业行政指导政策工具选择研究[D]. 陶青德. 兰州大学, 2018(11)
• [6]基于政策文本计量的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变迁研究[J]. 章文光,闫蓉.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5)
• [7]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D]. 李锐. 福建师范大学, 2013(11)
• [9]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D]. 李清亮. 复旦大学, 2012(02)
• [10]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D]. 田钒平. 西南民族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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