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认知的发展过程与阶段划分

一、论理性认识发展过程及其阶段的划分（论文文献综述）

姜丰^[1]（2021）在《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牟宗三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作为前辈的梁漱溟、熊十力相比,牟宗三的西方哲学功底更加深厚。而他的西学功底不仅在于对西方哲学流派的了解,更是建立在深厚的逻辑造诣基础上的。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末以来,在对牟宗三思想的研究已渐成显学情况下,关于牟宗三逻辑思想的专题研究仍可谓凤毛麟角。为了填补相应的学术空白,本文从逻辑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和名理之学等方面,对牟宗三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和解析。本文发现,牟宗三的逻辑思想中存在着由两条线索构成的独特结构。一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逻辑哲学追问,确立理性主义的逻辑观。另一条则是基于这一逻辑观,自上而下地对逻辑学科及其各种分支、路向、学说做出界定和评价。基于这一发现,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释了作为牟宗三逻辑学说核心和起点的先验理性主义逻辑观的构建过程;第二章介绍了牟宗三从这一逻辑观出发,在广义逻辑概念下,对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区分,以及对狭义的形式逻辑发展历程的独特阐发。第三章主要揭示了牟宗三在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之后,通过“层层剥蕉”式的反省,追问辩证法区别于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本质的过程。第四章则通过梳理牟宗三关于中国“名理之学”的阐释,解析他在会通中西方哲学的立场下,对中国逻辑心灵和理智精神发展的看法。本文认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但牟宗三在逻辑研究上仍展现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逻辑思想有其全面性、系统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在其自身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上,还是在整个现代新儒家学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乃至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史上,牟宗三的逻辑思想都有被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田天亮^[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指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闫兴俊^[3]（2020）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徐州市云龙区绿地北社区为例》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内涵,拓宽了民主形式,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搭建了掌握社情民意、征询各方意见的平台,能够实现问计于民、问策于民、问需于民,保障基层群众的参与权,促使决策更加科学,使得社会层面的民主拥有实质性的内核。在顶层制度设计和学术理论研究的共同影响和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活动,尤其以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实践最为生动,涌现了诸如铜陵模式、江汉模式等较具代表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徐州市云龙区顺势而为,因时而动,从2015年开始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绿地北社区作为云龙区首批试点单位,实践环节设计较为完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城市社区开展协商治理中的具体实践,探讨如何优化城市社区的协商治理,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通过案例分析、访谈法、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徐州市云龙区绿地北社区的实践探索、主要问题进行剖析,最终提出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优化路径。绿地北社区采取的是社区协商议事会的形式,在协商主体选择、协商议题确定、协商形式设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初步显示出激发参与热情、提升居民幸福感、减小社区工作阻力、促进协商文化生根、辐射带动周边的良好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互动机制、社区自治基础薄弱、社区治理模式弊端、嵌入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绿地北社区协商治理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如主体代表性不强、议题可议性有待提升、协商形式单一等。此类问题是城市社区开展协商治理的普遍难点,需要继续在协商主体、协商议题、协商流程、协商形式、协商制度、协商环境方面进行优化,才能真正推动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继而为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论文有图2幅,表15个,参考文献98篇。

柳丽娜^[4]（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项晶晶^[5]（2020）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西方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它扬弃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主义和库恩的历史主义,代表着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拉卡托斯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是科学演化的基本序列,有其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进一步阐述了科学理论评价标准、科学发展模式、科学方法论评价标准等问题。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当代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理论创新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存在有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等思想流派;那么,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角度考察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这两大流派是值得尝试的。一方面为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提供可能的启发;另一方面,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借此得到检验,发现其长处和不足之处。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整体,它由硬核、保护带、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构成。科学研究纲领这四个要素在科学研究活动和演化中各司其职。硬核由最基本的假说构成;保护带由一些辅助性假说构成;作为启示性方法,正方面启示法指导科学家创立辅助性假说,建立保护带以保护硬核,使其免受理论攻击;反面启示法作为禁令,指导科学家不能做什么。科学研究纲领这四个要素之间具有一定张力,使得科学研究纲领不可能只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系列。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区分出进步的研究纲领和退步的研究纲领;进步的研究纲领在理论上能做出更多可检测的推断,在经验上这种推断能够被观察实验所证实;退步的研究纲领理论落后于经验事实,对事实只具有解释力而不具有预见力。在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方面,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给我们的启发是:首先,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切入点,考察当前人工智能理论研究领域中两大流派——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由此,我们得到符号主义研究纲领和联结主义研究纲领。其次,分析符号主义研究纲领和联结主义研究纲领的结构,分别揭示其硬核、保护带、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再次,按照拉卡托斯对进步研究纲领特征和退步研究纲领特征的界定,进一步分析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研究纲领的进步性或退步性。通过初步分析,符号主义研究纲领面临诸多困境,如还原论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对非线性问题的处理存在较大局限;与之相应,联结主义研究纲领持整体论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能处理非线性问题。最后,在当前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研究纲共存的人工智能理论研究中,人工智能理论研究面临困境,人工智能理论研究的突破点在哪里?是联结主义取代符号主义成为进步的研纲领?还是会出现新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与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能够给出明确的回答吗?在本论文中,结合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研究,我们尝试给出的答案是,联结主义和符号主义融合产生某种新的研究纲领。有理由相信,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领域中,它还能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提供方法论启示。当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也需要在当代的运用过程中不断的发展。

蒙继元^[6]（2020）在《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是从交往视角对教师在教学中所应具备的品格与能力的审视与探讨。从目前教学交往的状态来看,交往形式确实发生着改变,从过去的教师一言堂为主转变为师生对话模式,但是回应与配合式的交往没有从价值论层面构建主动与建设性的教学交往模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教师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可以被某种技术手段取代,但它的软肋就是难以具备人的情感交流与人文关怀,无法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实现人与人的深层交往,这使得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教学交往以及教师在教学交往中所必备素养的重要性。这几年各项教师队伍建设文件的出台从多角度强调教师品格与能力的重要性,具体在教学交往实践中,这些指导性文件也可作为对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呼唤、诉求及行动标杆。教师教学交往素养作为一个词组,它是三个概念的组合体:教师、教学交往与素养。从语法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限定、环环嵌套的;从构成模式来看,可以理解为谁在哪里干什么的时候需要具备什么。因此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指教师按照教学规律的客观要求,在课堂教学中以知识为载体,通过与学生沟通、引导帮扶以及人际知觉的活动自觉形成并不断优化的品格与能力。基于教师职业特性与教学交往活动特点发现,教师教学交往素养具有稳定性与发展性、一致性与差异性、为己性与为他性相统一的特点。提升教师教学交往素养,对教师自身的价值不言而喻,表现为在教学交往中形成反思态度、提高人际智能、对自身职业道德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教学行为的把控;对学生而言,他们的素养水平、主动认知能力、健全人格发展以及交往能力都能在教学交往中得以很好的发展;对教学来说,基于“人的成长”这一目标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效率与效益。通过分析目前所推崇的教学交往形态特征,并根据相关理论、提取现行政策中的关键词、参考已有研究的成果以及征询专家建议,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方面:教学知识素养、师生沟通素养、引导帮扶素养与人际知觉素养。其中教学知识素养包括专业知识、教育技术与知识迁移三个二级维度;师生沟通素养包括关注、倾听与言语交际三个二级维度;引导帮扶素养包括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与认识自我两个二级维度;人际知觉素养包括认识学生、自我知觉与人际吸引三个二级维度。分析四个构成要素的协同作用时发现,教学知识素养、师生沟通素养、引导帮扶素养与人际知觉素养分别是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前提、表现、关键与条件。同时发现四个要素之间还存在六个相互增强或制约的环路,这说明教师教学交往素养虽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但各维度之间相互关联,协同作用。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对内蒙古包头市三位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交往素养发展历程进行分析,通过了解他们的生活事件、教学事件与重要他人,将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放在其生活及教学关系中进行考察,深入挖掘背后的真相,以生动事件展示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发展轨迹,并深入分析了三位教师的教学交往素养发展历程所带来的启示。最终从三位教师的个案研究中得出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发展机制: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是在教师原有教学交往经验、个人教学交往实践以及相关教学交往理论三者互动中建构并发展的;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形成是自我选择、自我引导与自我学习的过程;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得到发展共同体的外部支持。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动态发展的,依据其发展特征将教师教学交往素养发展划分为基础阶段、提升阶段与高级阶段。通过对每一阶段的特征与发展动力分析发现,处于基础阶段的教师表现出知识结构缺乏实践性知识、在教学交往中以知识传递为主、面临师生沟通困境以及对“可能的自我”认知不稳定等特征;发展到提升阶段的教师表现出知识结构逐渐丰富、注重知识发展价值、与学生有效沟通以及能够拓展教学交往深度与广度等特征;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教师表现出广博专深的知识结构及知识整合能力、知识迁移能力高、能够引导高阶思维的深度教学、形成以学习驱动为主的教学交往模式并发挥教师品格的价值引领作用。推动教师教学交往素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动力因素也呈现出一定规律,在教学交往素养发展基础阶段,教师培训这一外在动力发挥了主要作用,当然教师的教学热情、学习动力、毅力与能力都是推动他们跃上新阶段的内驱力,同样发生着重要作用;到达教学交往素养发展的提升阶段,出现明显的由外在动力向内在动力转化的迹象,比如教师的职业认同开始发挥作用,学习与借鉴能力明显提高,实践智慧也有了突出表现;在教学交往素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发展动力几乎全部转化为内在动力,个人成就感与责任感促使教师持续发展,价值追求成为他们继续努力的精神动力,由信仰力、学习力与转换力构成的自我发展力是他们继续发展的内核动力。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终身教育理念、关注师生交往教育价值、学习型社会与协同发展共同体对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四要素发展提供了理念支持与实践平台,然而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固有局限、技术与教学融合中的简单思维等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师教学交往素养从基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最后,本研究提出了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提升策略:发挥相关教育部门主导作用,建立教育性的师生交往制度,做到从教师专业发展保障制度方面推动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的发展;提供学术环境并营造社群氛围,定期开展教师品格实践活动,做到从发展空间的外部驱动式提升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改变教师对教学交往的认识,构建尊重-理解-对话的师生交往方式,建构个体教学交往哲学,做到教师教学交往观从观念到行为的切实改变。

陈晓云^[7]（2020）在《马克思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当前我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作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根源于马克思法治思想。深入研究马克思法治思想能够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内容,更好的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通过文献研究法对马克思法治思想的发展轨迹进行概括梳理,既论证了马克思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在对过去法哲学家们法学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也阐述了马克思法治思想是依据现实社会的状况提出的新思考和正确的法治观点。马克思法治思想按照理性主义法学——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形成并发展的发展轨迹进行划分,在1835-1842年,马克思受到康德自由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先验的法哲学体系,随后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法哲学的影响,分析法与自由的关系,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中逐渐向理性现实主义转变;1842下半年-1844年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工作期间强调法的阶级性,在对黑格尔的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分析了市民、国家和法的关系进而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学;1844-1883年马克思对经济与法的关系、法的一般运动规律和法本质的阐述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发展,再次深化法与经济的关系,揭开资本主义社会法治的虚伪面具,并积极构建人的自由联合体——共产主义法治社会.马克思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学的“二律背反”为逻辑起点,揭露资产阶级法治在立法、司法、选举制度上的不公平、不正义,然后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构想,并论证了未来社会的法治有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的价值目标,人民民主的政治诉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憧憬.马克思法治思想有其自身的理论特色。不仅对资产阶级法治提出深刻批判还不断反省自身的理论研究.马克思法治思想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上的,将实践的品格引入到法治建设上来。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进行指导。马克思法治思想的科学内容和法治价值为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有利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的实施,保证法治现代化顺利实现。

郭友兵^[8]（2019）在《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永恒理想与普遍追求,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考构成人类自由理论的重要一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质与文本特征,国内外学界关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大量研究一方面具有多领域、多进路等优点,另一方面存在离散性、片面性等缺点,对黑格尔自由思想进行一种系统全面又准确彻底地理解诠释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研究旨在基于黑格尔之哲学观以及文本诠释、形上分析、“经验”还原等方法,对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做出一种有据可循的系统性诠释。首先,直面“自由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自由具有如下形上规定。其一,“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的思辨定义构成黑格尔自由的基本公式。它表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他我关系”,“他物”“自身”构成自由的两大前提,“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构成自由的关键要义,其反面则是无自由或不自由。其二,“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具有自我实现、相互承认、主客统一、“主体-实体”等四种主要实现模型。这四种模型相应地构成黑格尔自由思想之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存在论四种主要诠释进路。其三,自由具有具体性、必然性、无限性以及统一、和解等特性,且作为他我关系的合理解决构成价值本身及最高价值。然而,黑格尔所言自由的主体是精神,其自由主要指精神自由,因此,如何理解精神构成理解黑格尔自由的枢纽,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诠释必须深入考察其精神理论。考察发现,黑格尔具有一种成熟而复杂的精神理论,精神构成黑格尔哲学的标识并存在多种解读面向,精神自由的核心要义则在于人类自由。文本显示,精神具有“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之一大定义、“观念性”与“显示”之两大规定性、“运动”“统一”“自由”以及“非自然”“理性”等多种特性,本身代指“思维-概念-理念-精神”之内在逻辑经验与“存在-定在-理念-精神”之外在历史现象相统一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展现为“圆圈”之往复进展的结构,在内容上体现为“观念性-显示”或“思维-意志”之一体两面的结构,在本质上呈现为“观念性-显示-事情本身”或“思维-意志-理性”之“知-行-在”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具有认识论内涵与本体论内涵相统一、一般精神与作为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内涵,而且,精神的本体论内涵以认识论内涵为基础、一般精神以作为人的精神为模型,因此,黑格尔的精神主要指人类,其精神自由义在人类自由。根据精神“知-行-在”的本质结构,黑格尔精神理论包含一个以“思维自由”“意志自由”“理性自由”为基本主题、以《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为主要文本、以“理论理念”“实践理念”“历史实存”为重要形态的自由理论体系。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思维与对象、内在与外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事情本身的“解释-规范”体系,“精神自由”一方面构成黑格尔解释世界的根本性概念,另一方面同时具有旨在人类自由的规范性内涵。本研究在此两大前提下详细诠释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第一,“思维”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知”“普遍性”“辩证性”“真理性”“自由”等特性。“思维自由”是逻辑学的重要主题,《小逻辑》思辨地揭示了思维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环节。思维象征着“思维着的人”,思维自由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思考”的思维方法的规定,具体为“‘概念’地思考”,亦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来源的黑格尔之“概念思辨法”,包含五大原则: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另一方面,它蕴含着“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超越自然性”“扬弃分裂性”“遵循总体性”。第二,“意志”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行”“能动性”“层次性”“客观性”“自由”等特性。“意志自由”是法哲学的根本主题,《法哲学原理》理性地构筑了意志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意志代指着“行动着的人”,意志自由包含重要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行动”的行为原则的规定,具体为“‘伦理’地行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构成黑格尔的“五伦”,法哲学系统理性地阐述了五伦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与他物共存”的“实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追求‘实体性’事业”“超越原子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理性”是历史哲学的灵魂,本身具有“在”“实存性”“阶段性”“具体性”“自由”等本性。“理性自由”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历史哲学》大致地描绘了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本身包含“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等阶段。理性意味着“存在着的人”,理性自由包含着对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具体为“‘精神’地存在”,其以“自由”为根本目的、以“知”“行”为内外道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调和”为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具有质、量、度之具体规定的“实存的自由”,并具有如下启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理想”,“实存的自由永远是具体特殊的”,“‘思辨逻辑’构成自由实现的实践智慧”。总之,以“知-行-在”为本质结构的精神表明人是“有思维”“有意志”的“历史性”的存在者,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理论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系统而独特的人类自由理论,而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则构成一种重要的自由理论范式。

苟欢^[9]（2020）在《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我们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不断被各种社区所嵌入的场域,就像地球被“国家化”、国家被“城市化”一样,城市也逐渐被“社区化”了,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与社区这个包裹着我们身、心、灵的壳打交道。当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作为治理开展的新兴力量和基础单位,承担了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越其能力）的公共性,以至于出现了街道开始具备执法权的奇特景观。西方国家对社区及其治理功能的重视早于中国,这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自洽”的理论阐释逻辑息息相关。从实践背景而言,西方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较早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也较早感知到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产品”（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危机事件易发多发。）正是这些“负产品”不断冲击着社会治理的各道防线,使得西方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变革动力更为深刻,变革决心更为坚定,一场“依靠社区发展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便由此开始。那么,引导西方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是什么呢?总结而言,就是“公共选择+民主理论”的变革理路。以奥尔森、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论证了集体行动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搭便车、公共池塘、负外部性行为等等问题;以罗伯特·达尔、卡普兰、帕特南为代表的民主理论探析更告诉我们:“民主太遥远了,不如打个折去搞多头政体”、“理性选民是个神话,总统总是选择不良政策”、民主制度的绩效在地区间存在极大差异会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原子化。将这两条主线合流,便构成了西方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的基本假设与理路:共同体内人数太多,民主制度不易玩转,必须缩小共同体规模,即将国家治理转换为城市治理、把城市治理分割为社区治理,在“小场域”的社区民主实践中去实现“大场域”的社会发展。然而,立足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来看待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及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行动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素与特征不断凸显,社区的民主追求与治理行动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社区再也无法从社会大系统中被分割看待。进言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社会的治理绝对不能被机械地加总为对“多个社区的治理”,因为多个社区之间的互动极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亦可能次生出一些之前没有的新问题。所以,在走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转型期,在一个城市胜利的时代,在社区生活模式不可逆转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对社区及其治理面貌的重新省察基础之上对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行动构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使得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构成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坚实的存在之基。如果说当下社区及其治理的建构目标与行动路径是由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情景与发展诉求所决定的,那么新型社区及其治理行动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着各种困境。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相反,其间不断充斥着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而成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作为主观条件的行动知识建构滞后于作为客观条件的时代发展情景,继而致使具有主观性和稳固性特征的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生社会情景中依然继续发挥着对新生社会事物及其运行过程的观念塑造与行动支配作用,这显然具有导向意识混乱与行动失灵的双重发展困境。全球化和后工业进程中呈现出的新型社区及其行动建设便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虽然转型时期的社区及其治理语境已然不同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样貌特征,但是工业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继续侵染着新兴社区及其治理行动场域。这将不仅削弱作为新型社会治理力量之一的社区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亦将极大干扰以新型社区自治与合作为基本实践路径而实现社区实质民主价值的行动方向,更将最终阻碍以社区合作治理促进整个社会合作治理的发展进程。当然,我们并非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社区及其发展的历史作用,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开展社区及其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始于对工业社会时期的社区观念与行动的反思性考察与合理性解构,继而才能创造性地重构出具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特征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针对这些研究背景、特征省察、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我们将关于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考察与研究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促使社区及其治理模式改革朝向具有实质民主意涵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拓展出的实践模式思考,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据此,我们又将核心研究问题具化为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链:为什么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是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趋势与目标?为什么行动主义是社区合作治理研究的应然理论范式?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行动主义特征与规范基础为何?如何在行动主义的知识规范下具体建构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实践?根据这些问题索引,我们首先对转型时期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基本论证,明确了现代社区作为新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区别于传统社区所具有的自主行动特质,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新型自治力量,对社会合作治理终极建构目标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其次,通过对工业社会时期所形塑的制度主义社区治理方案的反思性考察,发现其在后工业化情景中具有导向社区治理走向失灵和形式民主等诸多实践悖论的风险,故转而透过行动主义的理论棱镜去折射出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应关注的建构维度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民主作为社区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在公共性的社区扩散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在作为新生社会治理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部门之间建构平等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契合社区自主行动诉求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双重目标。如此,朝向合作的新型社区自治模式也便具有时刻关照各类社区治理行动者权益的实质民主发展蕴含。这一“结构-解构-重构”的诠释过程,也便构成了社区合作治理理论构想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最后,为了更为具体地诠释转型社会时代中社区合作治理建构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我们着重选取了两组相对应的诠释要素——“自主性-场域”和“他在性-角色”——以更为具体地贯通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路与实践。在关于“自主性-场域”的理论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明确了自主性作为社区场域的构成性特征,是规范现代社区治理场域的一个基本建构性变量。据此,我们树立起对社区参与治理模式的实践警觉、排除了社区自治与他治的实践纠结、打破了社区治理理念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思维,并最终确立起合作理性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指引功能;在“他在性-主体”的实践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树立起对“他在性”作为一种区别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去主体中心化”的理念,它之于社区民主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主体建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模式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建构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核心引导作用、明确了社区场域中的新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形态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并确立起社区治理行动者角色及其能力塑造的基本向度。以上这些问题和内容的相继呈现,共同诠释了什么是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符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情景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这一切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为朝向具有实质民主蕴含的社区及其行动模式的建设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章吟^[10]（2019）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2017年）涉华环境报道的论式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成本矛盾加剧,面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引起各国媒体的关注。作为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成功典范,德国具有国际领先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解读德国主流媒体涉华环境报道,了解其在中国环境议题上的立场、看法与观念,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德国社会的深层理解,反观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因而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对此话题研究较少。本文以德国主流媒体《法兰克福汇报》（2000-2017年）对中国环境污染与保护议题的94篇报道为语料,通过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报道采用了哪些论证模式?揭示了话语者怎样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点倾向?第二,18年来,论证模式是否发生变化?相应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点倾向呈现出怎样的动态性与稳定性?第三,论证模式及其反映出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点倾向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嬗变的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外国媒体涉华报道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重点剖析语篇议题和词汇选择,指出报道以负面为主且存在较多偏见,并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方面解析原因;尚未有研究从影响话语生成的认知、思维、知识、态度倾向等视角,探讨德国媒体对中国的话语建构。现有研究采用的方法无法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而旨在分析特定主题话语论证模式的论式话语分析（Toposanalyse）为本文探究话语中隐含的集体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观点倾向奠定了基础。本文借鉴非形式逻辑理论与方法对论式话语分析予以改进,并建立了基于论式探究认知模式等话语深层语义（Tiefensemantik）的方法与路径。本文的基本结论为:一、气体排放论证模式、气候变化论证模式和危害健康论证模式是主要论证模式;以考察经济增长和气体排放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以及对健康的影响为核心认知模式;常见隐含思维和低层级逻辑思维;知识以论断和数据为主,权威性较强;指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设排放限定等,肯定环境技术合作。二、18年来,论证模式存在明显的阶段变化,立场由早期的支持居多转向中后期的反对为主。认知模式由第一阶段对各类环境污染原因和结果的兼顾,转变为第二阶段对气候变化主题的重视,后发展为第三阶段对空气污染原因与后果的凸显。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总体保持一致。三、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点倾向之间相互关联、彼此牵制,部分与重大环境相关事件有关。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影响话语中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点倾向嬗变的主要原因。本论文具有多方面的创新。研究理论上,梳理了话语与认知、思维、知识和观点倾向之间的关联,同时强调认知、思维、知识和观点倾向之间不可分割、彼此关联的关系,由此形成了话语深层语义探究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确立了从语篇论证意图到论证模式,再从论证模式到认知模式等话语深层语义的解析路径和具体方法。研究视角上,以表征语篇整体意义的论证模式,取代现有研究中的词汇和源于部分语句的论式。另外,长时段的话语嬗变分析也为相关研究开拓了视野。

二、论理性认识发展过程及其阶段的划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理性认识发展过程及其阶段的划分（论文提纲范文）

（1）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3）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徐州市云龙区绿地北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5）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2017年）涉华环境报道的论式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理性认识发展过程及其阶段的划分（论文参考文献）

• [1]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D]. 姜丰.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徐州市云龙区绿地北社区为例[D]. 闫兴俊.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D]. 项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教师教学交往素养研究[D]. 蒙继元.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马克思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晓云. 扬州大学, 2020(04)
• [8]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D]. 郭友兵. 东南大学, 2019(06)
• [9]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D]. 苟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10]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2017年）涉华环境报道的论式话语分析[D]. 章吟. 浙江大学, 2019(08)

标签：牟宗三;  系统思维;  黑格尔哲学;  治理理论;  教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