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误读:五四新青年对俄国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论文文献综述）
孙珊[1]（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认为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霍虹[2]（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朱曦[3]（2020）在《20世纪早期美术观念的生成进路 ——以《东方杂志》（1911-1921）为材料基础》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早期,我国的报刊杂志上美术新词语开始大量涌现,各类艺术新观念随之相伴而生,在这一过程中,美术新词汇多词不达意、鲁鱼亥豕,新“词”与新“物”并不能准确对应,新概念与新观念均处在纷乱的生成中。十数年间,“新词”与“新物”之间的不断进行信息互换,并相互达成涵义的建构和修正。经不完全统计,1911至1921年间《东方杂志》里共计出现68个与美术密切相关的新词汇,其中1921年就出现38个,如“触觉画”、“外光画”、“肖像画”等等。随着基本词汇的普及,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讨论也不断跟进,《东方杂志》的文章中不久就开始出现“艺术的平民化”、“艺术的生活观”、“艺术的生活化”、“艺术独立论”、“艺术人生论”等等系列短语,这些词组孕育于不同的国家、地区,承载着迥异的艺术观。如“艺术生活化”出自于俄国苏维埃文化艺术部的规划要求,“艺术平民化”则是从法国近代文艺中的自由平等观念演变而来的。这些文艺新观念在中国不断演进,逐渐分化出两种价值倾向:一是强调艺术的独立性,二是推崇艺术的社会性。国内知识界在了解西方各国近代美术发展变革的实况中,认识到我国传统美术已经落入窠臼,停滞不前,人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现代美术来改良衰落的传统,推动中国美术观念的变革。而“东方文化派”则强调立足传统有选择的学习西方,这似乎是对近代新儒家“中体西用”进路的回归。
史蒙[4]（2020）在《“人的文学”时期文学研究会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的文学”时期,是以“文学革命”为起点、以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7日作）为首篇重要文献,到1923年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运动逐渐退潮为止。在该时期内,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新文学家形成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服务于社会全面改造运动。成立于1921年1月4日的文学研究会作为该时期的核心创作群体,以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艺观为重要思想源头,延续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观,形成“为人生”文学观,并将该文学观落实于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创作实践中。本文正是围绕“人的文学”时期展开研究,以郑振铎、沈雁冰、耿济之、叶绍钧、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核心发起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全文落脚于探究“人的文学”时期文学研究会（文中简称为前期文学研究会）对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艺观在文学理论、创作和社会实践等方面有选择地接受与转化,以此深入考察前期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观的整体面貌。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人的文学”时期文学研究会对俄国文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译介概况,探究前期文学研究会热衷于译介俄国文学的主要原因及对列夫·托尔斯泰晚期思想的接受历程。本文认为,前期文学研究会诸人自觉将翻译工作视为初期新文学发展的先声,有选择有计划的将以“为人生”为特质的19世纪俄国文学呈现给国民,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是占据重要地位。第二、三章则分别从内容与情感特质两个核心层面入手,探究前期文学研究会在接受与改造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文艺观的基础上,形成以表现人生为首务、注重情感表达的“真与诚”为特点的“为人生”文学观。同时对叶绍钧、王统照等人的相关创作进行细致分析,探究该文学观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落实情况。本文认为,前期文学研究会在对“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本质观接受与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初期新文学“人”的发现文学主题,深入挖掘真实人生与国民精神。在此基础上,前期文学研究会认同列夫·托尔斯泰“以真为主”的文艺特质观,期望由文学传达真挚情感,唤起民众的情感共鸣,以改变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感“隔膜”现状。第四章则将文学置于20世纪初期中国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探究前期文学研究会对列夫·托尔斯泰晚期思想中宗教性与无抵抗主义的创造性转化。本文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晚期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曾受到孔老思想影响。前期文学研究会诸人以此为基础消解列夫·托尔斯泰晚期思想中的宗教性,并发掘其作品中隐含的抗争意义,以助益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与此同时,前期文学研究会的相关创作实践也逐渐由以“爱”构建理想世界转入直面真实社会现状,赋予文学更多的抗争意义与使命。
阮柳娟[5]（2020）在《《曙光》杂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文中研究说明学生群体既是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主要受众者,也是新思潮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借助这一时期兴起的制度性媒介——报刊杂志,接受并传播新思想。《曙光》杂志便是由普通学生创办借以传播新思想的进步刊物,其前后思想存在明显由主张改良向主张革命的转型。此外,《曙光》杂志存在的这一时期（1919-1921）正是马列主义从理论宣传到实践运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曙光》杂志不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社员还积极参与筹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实践。这些特点使《曙光》杂志能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如何在众多思潮中最终选择并传播马列主义的过程。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结合五四时期思想和社会双重背景,尝试探寻普通学生群体如何开展这一过程。本文第一部分通过介绍《曙光》杂志的概况、依托的社会团体（曙光社）及团体的人际网络、和《曙光》杂志的销售网络及读者群体,以明晰研究主体如何进行马列主义的大众传播。第二部分论述《曙光》杂志转型前所宣传的富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特点的改良方案,以对比其转型后的思想。同时分析了影响《曙光》转型的思想和社会因素。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转型后的《曙光》杂志如何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这是文章的主体,主要包括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情况的翻译与介绍。最后评析《曙光》杂志在传播马列主义中所做的贡献和存在的局限。《曙光》杂志在思想和社会双重因素综合作用下从改良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的《曙光》杂志通过大量翻译欧美共产党创办的报刊杂志,向读者群体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社会主义情况。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团体的影响,曙光社社员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一边传播并实践马列主义。在中国思想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们先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后着重宣传列宁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以期动员全社会实践马列主义。《曙光》杂志配合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列主义进行宣传,扩大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声势,推动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从理论传播走向实践的进程。
陈元[6]（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朱天一[7]（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着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张立军[8]（2019）在《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已经步入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是相互伴随的,文论接受的路径总体呈现单一的特点,即主要是取道于俄苏,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是“以俄为师”的。然而,这种学习和借鉴在为中国文论引入全新的科学的理论资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现代甚至当代文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究其原因自有在接受过程中中国自身存在的盲从和曲解的问题,但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接受内容、接受语境密不可分的。本文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百年后的立场回望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情况,重新审视中国当时的接受语境和当时所接受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源头上探寻起初接受过程中的艰难和窘境,希望通过一番尝试性地检视从中揭示造成中国文论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俄苏文学理论接受瓶颈现象的内在原因或影响因素,从而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提供镜鉴。本文采用一种断代式和语境还原的方式展开研究,截取了1915—1930年这15年间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历程作为考察的对象,即将关注的时间段放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伊始到1930年“左联”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纠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各种复杂因素,蕴蓄了中国传统文论朝现代文艺理论的转向,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萌发的重要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段内中国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境况进行梳理和描述,力争以一种回到文论接受现场的方式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萌生阶段的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期的现实境况。面对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这样一个课题,摆在我们前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如何接受的,在纷纭复杂的“西学”之路上,中国接受者为什么会将选择的目光转向俄苏而不是其他?二是在接受过程中,接受的内容是什么,接受过程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三是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影响和启示是什么?本论文着重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讨和论述。在考察中国文论接受如何转向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本文主要对两个环节进行考察,一是接受背景,二是译介与接受概况,前者主要探讨了在“西学东渐”大的思潮下,中国文人是如何将关注的焦点从日本、欧美转向俄苏的;后者则主要考察了在对俄苏文化与文学的接受中,中国的接受是如何把焦点聚集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在考察接受背景时,本文特别是将研究对象放置回“西学东渐”的大历史背景进行关照,使带有微观性的具体分析与宏观的大背景考察相结合,力图从接受背景中发掘出某种被惯常思维误读的选择和转变机制。在此问题域中,本文着重关注中国早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接受过程中的几种关系转变,一是“西学东渐”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如何引入中国,而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化乃至文学领域的接受;二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路径如何从欧洲、英美转向日本,再转向苏俄;三是促成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较为直接的文化因素是什么。通过对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梳理,力求描述出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转变路径,从而厘清中国文论接受过程中如何从西潮思想中选择马克思主义,而又因何从欧洲中心的思想和文论视角转向俄苏。关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接受概况的介绍,本文梳理了中国文论接受的关注点如何转向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过程。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俄苏的政治和文化进入中国视野之后,中国文化界大量引入俄苏文学与文论,但是从俄苏文学到俄苏马克思文论的接受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实际上存在着几重重要的转变关系,其中隐含着各种的淘洗与摩擦。在此着重梳理了文论接受的转变过程,即从中国对俄苏文学接受到俄苏文论接受、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接受、从俄苏文论接受再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三个复杂交叠的过程,以此来描述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选择性机制。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内容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在对接受内容进行讨论前,首先对接受的具体路径和主要的译介平台进行了必要性的介绍。日文转译成为中国早期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途径,而《新青年》《小说月报》以及各种社团流派创办的期刊成为中国当时译介外来文艺思想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特别是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通过对译介路径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中国早期,曲道日本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使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因素始终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相互伴随。诚然,我们没有办法剔除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因素的影响,但事实证明也没有这个剔除的必要,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从实质上看,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传入中国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构成,它的传入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接受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对中国早期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内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文特别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个案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中国文论接受情况的分析,尝试性地勾勒出当时中国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概况。论述过程中,侧重从文本出发,以当时文论界通行的文章版本作为研究对象,不回避当时文本的缺陷以及译介中对原文的更改,而以实际产生的影响为选取文本的重要参照,通过尝试性地分析希望能够还原当时接受的实际境况。不仅如此,还具体分析了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过程中同时引入的其他被时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但事实上又并非真正意义上马克思文论的文论内容,通过梳理与尝试性地剥析力求从中探究其后将中国文论发展引向曲折的内在原因。面对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带给中国文论的影响以及留给我们的启示,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一直影响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苏联文论模式”相连接,一方面探究这种后来使中国现代文论陷入困境的“模式”,初现中国时的样貌和根源所在,另一方面也对接受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文论的问题进行思索。在讨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给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论界带来的影响时,本文以直接影响效果为探讨的对象,未作过多的拓展。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一种文论观念和两个文论事件的确立和发生,两个文论事件是指“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成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催动了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并为“左联”的成立做出了充分的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中国一些文艺思潮的出现与发展,中国文艺理论观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论文艺观在接受和论争的过程中得到了确立。围绕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研究,不仅引发我们就中国对外来文论的接受问题进行思索,其中隐含了中国在接受过程中的自主性、选择性等问题,同时又使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展开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涉到如何汲取外来文论的养分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等问题。总体而言,本文对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探讨是充满局限和不足的,但这一问题却值得我们展开深入而持久的探索。
高华梓[9]（2017）在《建国前《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研究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文中提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国家与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一方面,它是列宁基于世界与俄国双向维度所阐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它所传递的以“革命”解读“国家”的新路也成为激励世界无产阶级民族的“精神旗帜”。与之相应,《国家与革命》先后在欧美、日本、中国、朝鲜等诸国“落地生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历史的客观效果而言,何以只有中国成功内化了这一思想资源?何以只有中国将这一“革命圣经”改铸为国人的“革命行动”?何以只有中国绘就了《国家与革命》的2.0版——《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建国前《国家与革命》的汉译传播作动态的还原,从而挖掘出这一“原料”是如何变得鲜活而富有灵性的。同时,这一过程的生发既要从宏观上爬梳文本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关联,亦须从微观上审思文本与翻译者（传播者）的结点。基于此,笔者旨在以“四大问题”（共七章）为出发点继而开启《国家与革命》在中国传播的新航程（1921-1949）。第一个问题（第一章）:作为俄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国家与革命》自20世纪20年代就以欧美为传播渠道流向世界各国,那么,为何只有中国内化了这一理论武器?这就让我们联想到是否中国有“独一无二”的传播土壤?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则构成了论文的第一章。第二个问题（第二、三章）:据现有资料表明,20世纪20年代是《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初期阶段。那么,它是如何被选介的?它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何种关联?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发挥了何种效用?我们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国家与革命》沈雁冰译本和柯柏年译本作出全面而立体的剖析。据笔者研究,20世纪20年代,《国家与革命》的汉译本大约有6个,而之所以选取沈译本和柯译本是因为前者是首译本,而后者代表了该译本的最高品质（毛泽东在长征的马背上仍然爱不释手的马列主义书籍之一）。那么,沈雁冰为何会选译这一革命文本?在日本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前提下,该底本缘何来自欧美?该译本的品质如何?该译文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有何关联?同样,年仅19岁的沪江中学生柯柏年为何会选译《国家与革命》?该译文质量如何?该译文为何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该译文与中国社会的三次论争有何关联?而关于上述问题的思索则构成了论文的第二、三章。第三个问题（第四、五、六章）:如果说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对《国家与革命》的选介更多是基于爱国情怀和革命信仰,且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与时代课题的“间接对话”（从历史的客观效果言）,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依照中国的现实逻辑创造性地重构了这一文本,将它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改铸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而这一过程的生发得益于毛泽东对“阶级”“革命”“国家”这三个时代观念的动态演绎。在阶级这一问题上,基于民间文化传统与中国革命现实,毛泽东不断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实践上回应和引领农民阶级的心理,从而实现了农民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在革命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并未拘泥于《国家与革命》所预设的革命主体、革命对象以及革命道路。相反,在历经了革命实践的洗练后,他适时扩大了“工农联盟”的外延,并“因地制宜”地处理了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买办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从而缩小了“敌”而扩大了“友”,最终,另辟蹊径地创造了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国家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王明等教条主义的前提下,为国人逐渐探索出了崭新的国家政权模式,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从实践上宣告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正式形成。由此可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未拘泥于《国家与革命》的文本逻辑,也未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逻辑,而是依照中国的现实逻辑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观、革命观、国家观上的新里程。这一新里程不仅是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同思维向度下的衍生,更是共产主义理想从“梦想”照进“现实”的缩影。同样,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究也构成了论文的第四、五、六章。第四个问题（第七章）:为何我们将《新民主主义论》视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国家说学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什么是国家?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三、如何建设国家?《国家与革命》是为了解决“俄国向何处去”而问世的,因此它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核”,又具有俄国所特有的“基本国情”。同时,“《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因此,它应该是毛泽东续写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历史源头。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了无数次的革命洗练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内核”与“中国国情”的对接,并创造性地从逻辑上、文本上、文化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中,《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就是代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中国版的《国家与革命》,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论也构成了论文的第七章。
毛自鹏[10]（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二、误读:五四新青年对俄国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误读:五四新青年对俄国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 |
| (二)早期传播 |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行性分析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 一、传教士群体 |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 2.1 发生期(1917—1927 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 2.2 发展期(1928—1937 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 2.3 延续期(1937—1949 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20世纪早期美术观念的生成进路 ——以《东方杂志》（1911-1921）为材料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20世纪初期《东方杂志》中的美术新词溯源 |
| 第一节、1911 年至 1921 年《东方杂志》中美术新词的涌现 |
| 第二节 、美术类“词”与“物”界定不清的初始阶段 |
| 一、学理基础与绘画知识并行:触觉画与外光画 |
| 二、近义美术新旧术语混用:写真画与肖像画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中“新美术”专题的现代话语实验 |
| 第一节 、胡愈之和“新思想与新文艺”专题 |
| 第二节 、俞寄凡与“西方近代绘画”专题 |
| 一、“科学精神”:法国近代绘画变革的价值倾向 |
| 二、“色彩觉悟”:德国近代绘画变革的表现追求 |
| 第三章 、美术新观念的社会延伸:“艺术人生论”与“艺术独立论” |
| 第一节 、俄国苏维埃的“平民主义”与“劳动文化” |
| 一、苏维埃对文化艺术部的规划:“艺术生活化” |
| 二、“劳动文化”与“平民主义”在过渡时期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法国近代文艺中的“艺术平民化”观念的引入 |
| 一、“艺术平民化”观念的演化历程 |
| 二、“将艺术予以民众”与艺术传达 |
| 第三节 、“艺术人生论”与“艺术独立论”之争 |
| 第四章 、美术思想变革与文艺新观念的演化 |
| 第一节 、美术思想变革:改良衰落的传统 |
| 一、“美术革命”讨论中的美术新话语系统 |
| 二、吕澂的新美术倡导:兼顾独立性与社会性 |
| 第二节 、重归传统:东方文化派的文艺“新”观念 |
| 一、论战中的文艺路线之争 |
| 二、“东方文化派”的传统主义文艺思想 |
| 结论 |
| 附录一 1911 至 1921 年间《东方杂志》中的美术新词汇总及其对应文章 |
| 参考书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人的文学”时期文学研究会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缘起 |
| 研究现状 |
|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研究会对俄国文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译介 |
| 第一节 立足现代人道主义的俄国文学译介活动 |
| 第二节 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译介与接受 |
| 第二章 对“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本质观的接受、改造及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对“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本质观的接受与改造:以表现人生为首务 |
| 一、由“为主义的文学”到“为人生”的文学观 |
| 二、挖掘真实人生与国民精神 |
| 第二节 “为人生”的文学的创作实践 |
| 一、从问题小说到全面“人”的发现 |
| 二、批判“非人”生活 |
| 第三章 对“以真为主”文学特质观的接受、改造及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对“以真为主”文学特质观的接受与改造:情感表达的“真与诚” |
| 一、围绕《艺术论》的译介与研究 |
| 二、以真挚情感为文学创作动机 |
| 第二节 书写情感真实与人间真实的创作实践 |
| 一、“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
| 二、还原人间情感“隔膜”现状 |
| 第四章 对以社会改造为鹄的的文艺功能观的接受、改造及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对以社会改造为鹄的的文学功能观的接受与改造 |
| 一、以孔老思想消解宗教思维 |
| 二、发掘无抵抗主义隐含的抗争意义 |
| 三、以文学启发精神觉醒 |
| 第二节 以文学“连合人间底关系”的创作实践 |
| 一、以“爱”构建理想世界 |
| 二、由歌咏抽象“爱”到面对残酷现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曙光》杂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曙光》杂志概述 |
| (一)《曙光》杂志的创办及宗旨 |
| (二)曙光杂志社的成员 |
| (三)《曙光》杂志的主要栏目、销售网络和读者群 |
| 二、从社会改造到社会革命 |
| (一)《曙光》杂志前期改良社会的主要“良方” |
| (二)从社会改造向社会革命转型的原因 |
| 三、《曙光》杂志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宣传 |
| (一)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宣传运用 |
| (二)对列宁建党学说的宣传 |
| (三)对列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的宣传 |
| 四、探寻“饿乡”的曙光 |
| (一)“灰的文学与赤的革命”——引介俄国革命文学 |
| (二)译介苏俄社会主义 |
| (三)宣传列宁其人 |
| 五、《曙光》杂志评析 |
| (一)《曙光》杂志对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的贡献 |
| (二)《曙光》杂志在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中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解说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主要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19世纪末“社会主义”语词初入中国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概念的西方溯源与考辨 |
| 第二节 新教传教士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一、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概况 |
| 二、新教传教士对“社会主义”综合阐释 |
| 三、《万国公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首次介绍 |
| 第三节 晚清驻外使节与欧美“社会主义” |
| 一、洋务机构翻译概况 |
| 二、清驻外公使对“社会主义”的综合考察 |
| 第四节 早期知识精英与留学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一、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的引入 |
| 二、康有为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三、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四、王韬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五、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第五节 晚清末期“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
|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 |
| 二、“社会主义”概念的西语“造词” |
| 三、“社会主义”概念的日语“借用” |
| 四、对晚清“社会主义”概念多种导入方式的考察 |
| 第二章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的流行与泛化 |
| 第一节 留日浪潮与“社会主义”论说 |
| 一、洋学兴盛与“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原初表述 |
| 二、浮海东渡与“社会主义”摄取的源头转向 |
| 三、留日群体对日源“社会主义”的借用 |
| 第二节 最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语义分叉 |
| 一、经济体制之争:全部国有化、自由竞争抑或心理分配? |
| 二、发展方式之争:和平调节抑或革命斗争? |
| 三、本质属性之争:无政府抑或民主共和? |
| 四、发展方位之争:财产共有抑或阶级对立? |
| 五、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争对“社会主义”概念产生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早期认识 |
|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
|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
| 三、革命党人调试“社会主义”语义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关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翻译评价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面相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隐喻认知 |
| 一、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前提与生发基础 |
| 二、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与手段 |
| 三、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与“社会主义”概念的混说 |
| 一、“泛劳动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二、“新村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三、“基尔特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四、无政府“共产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转向及其影响 |
| 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转向 |
| 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转向的深远影响 |
| 第四章 中共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新诠释 |
| 第一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释与传播 |
| 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与创见 |
|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维进路 |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原初认知与建构 |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三、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四、李汉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第三节 建党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及影响 |
| 一、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 |
| 二、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确立的影响 |
| 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因论析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共创建提供了样板效应 |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活动,为中共创建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 |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着述文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
| 四、“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为中共创建正本清源 |
|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群体的结合,为中共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与创建 |
| 一、思想上的协助、指导,明晰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建党思路 |
| 二、在组织上的参与、指导,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
| 三、人才上的培育、输送,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建设提供了骨干力量 |
| 四、理论上的示范、引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成效 |
| 一、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二、初步勾勒了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 |
| 三、启动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先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7）《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一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呈现与意旨 |
| 第一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元素 |
| 一、与黑暗密切关联的意象 |
| 意象(一)——“影” |
| 意象(二)——“尸骸”与“坟墓” |
| 意象(三)——猛禽凶兽(选灰色马等数种) |
| 意象(四)——黑斑、黑洞 |
| 二、与黑暗密切关联的场景与氛围构设 |
| 1. 时间与黑暗 |
| 2. 空间与黑暗 |
| 三、黑暗与人事 |
| 第二节 创作类文本中黑暗情境的指谓 |
| 一、抒情性文本中黑暗情境的象征、隐喻 |
| 1. 当抒情主体旁观黑暗情境 |
| 2. 当抒情主体置身黑暗情境之中 |
| 二、叙事性文本中黑暗情境对应的直观现实所指 |
| 第三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的文学主题 |
| 一、憎厌:由“痛苦”出发针对黑暗现实的决绝姿态 |
| 二、刺激:唤起反抗黑暗“情绪”的话语方式 |
| 三、悲悯:对黑暗中人的同情与拯救 |
| 第二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结构与生成过程 |
| 第一节 黑暗情境构设中的模式化书写现象 |
| 一、质料模式:角色与事件的几种符号功能 |
| 二、形式模式:视角、主体介入与事件链条的表意功能 |
| 三、无边的“盲”与“占有欲”:模式化黑暗书写的潜在逻辑 |
| 第二节 由黑暗书写模式看《文学周报》作者群的社会状态认知 |
| 一、万方多难欲何之?:个体黑暗体验与黑暗形象的生成 |
| 1. 来自现实的黑暗体验 |
| 2. 黑暗体验转化为文本中的黑暗形象 |
| 二、模式化黑暗书写的内在悖论及其调和 |
| 1. 悖论:“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 |
| 2. 调和:亟待解救的“人生”与“人性” |
| 第三章 《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中黑暗批判的内涵与黑暗抵抗的对象 |
| 第一节 社会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镜子外面的世界:黑暗影响的深广程度及其持存 |
| 二、被直接指明的社会中的批判对象 |
| 1. 社会写真:军阀、兵匪问题与1920年代的战争 |
| 2. 报刊内外:文学周边与出版环节中的黑暗因素 |
| 3. 人生之谜:构成烦闷的“诸相” |
| 第二节 文学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针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涉及的黑暗问题 |
| 1. 导读者的折射:黑暗的反映之反映 |
| 2. 黑暗的文坛:浊世不可语庄语 |
| 二、非作品评论:作为审美范畴的光明与黑暗 |
| 第四章 社会广角内看《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有限与无限追求的双重选择:对黑暗的呈现方式与应对态度之歧 |
| 第二节 自我技术与启蒙的悖论: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否也黑暗? |
| 第三节 常与变的对垒:当《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也成为“黑暗势力” |
| 第四节 黑暗书写的凭依及其不稳定性 |
| 一、“同谓之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局限性 |
| 二、执光在手?由现代性建立起来的话语自信 |
| 第五章 反思《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两种文体的内在关联——捕捉黑暗的显隐结构 |
| 一、辩证综合:黑暗的还原与演绎 |
| 二、两大文类中的不变因素 |
| 1. 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 |
| 2. “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互动 |
| 3. 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 |
| 第二节 寻光者?执光者?:期刊形象的建构 |
| 一、办刊理念:从提灯人形象说起 |
| 二、两种身份的统一:从“事件的启蒙”到“运动的启蒙” |
| 第三节 促成黑暗书写的复杂文化源流 |
| 一、近因:“后新文化-五四”时代的焦虑 |
| 二、远因:从“无明”始 |
| 三、外因:文明想象与基督教 |
| 第四节 (总结)“黑暗书写”的内在两歧性与群体心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梗概汇总表(按文体) |
| 其一:《文学周报》诗歌(及抒情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二:《文学周报》小说(及叙事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三:《文学周报》戏剧文本一览 |
| 人名索引 |
| 术语及重要概念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界定 |
| 1.3.2 研究时间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相关性”研究方法 |
| 1.4.2 接受研究方法 |
| 1.4.3 文本细读法 |
| 1.5 相关研究概述 |
| 第2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时代语境 |
| 2.1 西学东渐：西方思潮裹挟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 |
| 2.1.1 清末外交与进入中国视野的“巴黎公社”运动 |
| 2.1.2 政治制度的引入与麦喀士的“安民新学” |
| 2.1.3 “民生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 |
| 2.2 俄苏时刻：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政治境况 |
| 2.2.1 从欣羡到决裂：“二十一条”与日本野心的暴露 |
| 2.2.2 从追捧到失望：“巴黎和会”与美国的妥协背弃 |
| 2.2.3 从厌憎到师法：“对华宣言”与列宁时刻的到来 |
| 2.3 相似性：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契机 |
| 2.3.1 中俄文化“相似性”的提出 |
| 2.3.2 中俄文学“相似性”的表现 |
| 2.3.3 “相似性”与他者想象 |
| 第3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转换过程 |
| 3.1 从俄苏文学到俄苏文论的接受 |
| 3.1.1 中俄“文字之交” |
| 3.1.2 俄苏文学批评与文论接受 |
| 3.2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同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萌生 |
| 3.2.1 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 |
| 3.2.2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萌生 |
| 3.3 从俄苏文论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 |
| 3.3.1 中国早期俄苏文论接受 |
| 3.3.2 从俄苏文论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 |
| 第4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路径与平台 |
| 4.1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的主要路径 |
| 4.1.1 从日文转译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 |
| 4.1.2 从俄文直译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 |
| 4.2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主要平台 |
| 4.2.1 作为接受主要阵地的期刊 |
| 4.2.2 俄苏马克思主义译着的出版 |
| 4.3 渠道对中国早期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 |
| 4.3.1 日译与俄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并生 |
| 4.3.2 阵地与俄苏马克思译介的兴替 |
| 第5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主要内容 |
| 5.1 马克思列宁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1.1 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接受 |
| 5.1.2 列宁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2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2.1 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论译介概况 |
| 5.2.2 唯物主义文艺观与“劳动说” |
| 5.2.3 “为艺术而艺术”与艺术的社会价值 |
| 5.3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3.1 卢那察尔斯基及其文论译介 |
| 5.3.2 艺术的阶级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
| 5.3.3 文艺与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 |
| 5.4 影响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其他文论 |
| 5.4.1 作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
| 5.4.2 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中的干扰因素 |
| 5.4.3 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前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 |
| 第6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直接影响 |
| 6.1 苏俄文艺论战与“革命文学” |
| 6.1.1 苏俄文艺论战概况 |
| 6.1.2 苏俄文艺论战在中国的传播 |
| 6.1.3 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 |
| 6.2 反映论文艺理论观的确立 |
| 6.2.1 俄苏反映论文艺观的理论基础 |
| 6.2.2 俄苏反映论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 |
| 6.2.3 反映论文艺观与写实文学在中国的确立 |
| 6.3 “左联”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性共识 |
| 6.3.1 作为“左联”接受性共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观 |
| 6.3.2 “左联”时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延续 |
| 余论文论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建国前《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研究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国家与革命》之历史定位 |
| 二、《国家与革命》之“古文今谈” |
| 三、《国家与革命》之“我”的书写 |
| 第一章 《国家与革命》传播的土壤 |
| 第一节 主题契合:“中国向何处去”的内生渴求 |
| 第二节 文化接洽:传统习俗与国人认知的对接 |
| 第三节 主体选择: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情怀感召 |
| 第四节 物质载体:白话文的兴起和印刷业的繁荣 |
|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沈雁冰译本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 第一节 《国家与革命》沈译本的问世过程 |
| 第二节 《国家与革命》沈译本的文本剖析 |
| 第三节 《国家与革命》沈译本的历史镜鉴 |
| 一、文本的选择与马列主义传播路径的多样化 |
| 二、文本的汉译与马列主义传播主体的历史性 |
| 三、文本的传播与国共两党的政党建设 |
|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柯柏年译本和中国社会的三次论争 |
| 第一节 《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的问世过程 |
| 第二节 《国家与革命》柯译本与五四时期的三次论争 |
| 一、《国家与革命》和“如何改造中国”之争 |
| 二、《国家与革命》和“走什么样的道路”之争 |
| 三、《国家与革命》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之争 |
| 第三节 《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的历史价值 |
| 一、文本的选择与马列主义传播内涵的时代化 |
| 二、文本的品质与马列主义传播主体的专业化 |
| 三、文本的传播与马列主义传播载体的多元化 |
| 第四章 《国家与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观 |
| 第一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阶级观的转变一 |
| 第二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阶级观的中国化 |
| 第三节 从毛泽东阶级观的演绎看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复归” |
| 第五章 《国家与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 |
| 第一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主体的探究 |
| 第二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对象的探析 |
| 第三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道路的探论 |
| 第四节 从毛泽东革命观的演绎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复归” |
| 第六章 《国家与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国家观的形成 |
| 第二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国家观的中国化 |
| 第三节 从毛泽东国家观的演绎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复归” |
|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版的《国家与革命》 |
| 第一节 从逻辑层面看《国家与革命》的演绎 |
| 第二节 从文本层面看《国家与革命》的推演 |
| 第三节 从文化层面看《国家与革命》的纵深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总命题: 否定、替代与建构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命题的出场背景 |
| 一、近代以来学习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失败 |
| 二、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
| 三、甲午战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现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人的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北洋军阀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 二、民众的生活苦况与失望的加深 |
| 第三节 对十月革命、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一、对苏俄十月劳农革命的逐步接受 |
| 二、对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一: “人”的发现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的铺垫 |
| 一、激烈反传统与“人”的发现 |
| 二、文学革命与“人”的发现 |
| 第二节 探索的核心: “人” |
| 一、“人”的发现的主要内容 |
| 二、“人”的发现观念评析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二: “社会改造” |
| 第一节 从“人”的发现到“社会”的寻找 |
| 一、从“群”到“社会”的演变 |
| 二、“人”的发现转向“改造社会” |
| 三、各种“主义”的兴起与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另造“社会”的实践与失败 |
| 一、工读互助主义 |
| 二、新村主义 |
| 第三节 改造上层政治的理论构想 |
| 一、“好政府”主义 |
| 二、联省自治、联邦制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三: “国民运动” |
| 第一节 从“党派运动”、“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变 |
| 一、辛亥后“党派运动”的失败 |
| 二、“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向 |
| 三、对国民政治觉悟的呼吁 |
| 第二节 国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
| 一、民权(女权)运动同盟 |
| 二、废督裁兵运动 |
| 三、非基督教运动 |
| 四、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五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四: “组织政党” |
| 第一节 从国民运动到组织政党的思考 |
| 一、国民运动的发展到组织政党的需要 |
| 二、“非党”与“造党”的争论 |
| 三、集合高素质的党员 |
| 第二节 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合作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探索 |
| 二、国民党改组 |
| 三、国共合作 |
| 第三节 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 |
| 一、鲍明钤对欧美政党政治的追求 |
| 二、梁启超对代议政治的追求 |
| 第六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五: “国民革命” |
| 第一节 国民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
| 一、国民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
|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发展 |
| 三、国民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一、国民党对领导权的争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
| 三、“人的解放”与革命领导权 |
| 第七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人的解放”悖论与“社会主义”的解困之道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悖论 |
| 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成就 |
|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困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的解放”之思 |
|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的关注与诠释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应变之道与“人的解放”之路 |
| 一、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的应然之道 |
| 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四个自信”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误读:五四新青年对俄国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3]20世纪早期美术观念的生成进路 ——以《东方杂志》（1911-1921）为材料基础[D]. 朱曦.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4]“人的文学”时期文学研究会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接受研究[D]. 史蒙. 河南大学, 2020(02)
- [5]《曙光》杂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D]. 阮柳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7]《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
- [8]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D]. 张立军. 辽宁大学, 2019(12)
- [9]建国前《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研究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D]. 高华梓.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