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统一思想

一、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论文文献综述）

贺善侃^[1]（2021）在《加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再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加强思想引导"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的新使命。落实"加强思想引导"新使命,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新时代文化统战的必然要求。"加强思想引导"新使命的提出为实现统一战线"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重要使命,为彰显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永恒主题,为实施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提供了思想保障,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统战工作中加强思想引导的基本原则为:思想引导与政治引导相结合,以政治引导为先;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包容多样性;灌输与疏导相结合,以疏导为主;言传与身教相结合,以统战工作者的身教为上。在统战工作中加强思想引导要注重党的创新理论的引导;注重搭建"联谊交友"平台;注重工作方式多样性;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

孙新生^[2]（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李京哲^[3]（2021）在《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的成功时期,也是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的成熟阶段,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认真研究总结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价值。文中首先阐述了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其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质等现实状况以及张闻天个人丰富的干部教育经历是其实践基础。进而系统概括了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的框架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党的战略与策略教育、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增强实际工作能力,是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自学为主是干部教育的基本方法;学校教育、在职教育和编印学习材料是干部教育的基本途径。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出的民主性、显着的制度性等特点。最后,总结了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干部教育,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带来的经验启示,包括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干部教育的首要位置、把群众路线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把德才兼备作为干部培养教育的根本标准、把党校培训作为干部教育的主渠道、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用健全的制度为干部教育保驾护航。

解超^[4]（2021）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研究 ——基于对广西大化县X村的调研》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切渴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虽然,贫困户总体上已经脱贫,“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其发展基础,尤其是自我发展能力还不强,产业基础也不牢固,多重返贫因素交织。所以,为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从多角度探寻防返贫的路径,十分关键和必要。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区,也是我国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西南民族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由于其农村本身贫困基数大、贫困程度深,所以,脱贫成果极其脆弱。故在新时期,构筑好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地区防止返贫的“城墙”,是巩固我国脱贫成果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对学术界已有的学术成果的梳理,较为完备的剖析了当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返贫现状及原因,并通过对全国多个省市和地区的返贫经验及现状进行分析,探究有效破除问题、进一步构建防返贫机制的实践路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人口防返贫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其次,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对于返贫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阐述了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人口防返贫问题概述。本章节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首先,通过对贫困线及贫困的概念进行界定,引出返贫的概念,即返贫问题的实质就是贫困问题。其次,通过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的概念进行解释,并指出其主要分为两大类,即脱贫户导向的返贫类型与环境导向的返贫类型,同时兼具地域性、突发性以及反复性等特征。第三部分:西南民族地区返贫问题个案分析。本章节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基础,以广西大化县X村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X村返贫户、脱贫户、村干部以及贫困户等群体的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的角度,从脱贫现状和返贫原因两个维度展开。在内向维度主要包括:家庭状况、收入来源、贫困成因、返贫类型、脱贫原因。外向维度包括:农村经济现状、贫困治理情况、精神文明培育情况,政府帮扶现状等。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较为全面的把握X村返贫现状及原因。第四部分:我国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人口返贫治理的探索与经验。本章节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对比总结。本文通过选择同样为民族地区的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广东连南县、海南省的民族地区以及重庆酉阳作为典型案例,提出对于返贫问题的治理要坚持有针对性、注重精神扶贫。第五部分:加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返贫问题治理的原则及路径。本章节作为全文研究的重点所在,对返贫问题的防止与治理的实践路径进行了详细探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本文指出防止返贫要坚持四个原则:坚持中国之治的制度逻辑,有效确保防返贫工作成效;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夯实防返贫组织基础;以人民主体性为根本,激活返贫户的内生动力;以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同时,本文提出要做好农村的防返贫工作,有五条主要的路径:第一,加强防返贫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科学规划防返贫措施,创新防返贫机制,推进防返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第二,促进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展多样化产业增加收入,以产业兴旺助推防返贫;第三,增强返贫户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注重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第四,“因贫施策”,多方发力治理乡村返贫,加强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保障;第五,加强生态文明与环境预警救治机制建设,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

孙曈^[5]（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郝丹梅^[6]（2020）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张闻天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经过五四时期先进思想的洗礼,张闻天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和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生涯。延安时期是张闻天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张闻天领导和参与党的各项重大工作实践,为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这些历史贡献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来源、时代的实践需求和良好的个人条件。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清除“左”右倾路线错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理论武器,是张闻天长期坚持理论学习和担任领导工作丰富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在经历遵义会议前的重要转变的基础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反思,最终转变到以毛泽东为代表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轨道上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张闻天在党内职务的变动促成了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心转变。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决定了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展开;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干部教育处处长,因而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以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为中心来进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依托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干部院校,借助《斗争》《解放》《共产党人》等报纸刊物,采用报告发言,利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马列经典着作、中级读物和辅助读物等教材文本为实践载体,在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原则、党的绝对领导的党性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原则下,运用说服教育、实践锻炼、自我批评等重要方法,形成了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内容,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坚持路线和策略教育为主线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丰富内涵。延安时期张闻天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理论,而且将其贯穿于党建工作、军队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文化运动、青年运动等诸多重要实践领域,为推进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科学性、务实性、前瞻性的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不仅在丰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充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三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对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越发深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背景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内背景下,立足新的时代要求,借鉴延安时期张闻天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党的中心任务,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从而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王国龙^[7]（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刘栋^[8]（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陈南南^[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决定着我们党的肌体是否健康、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国家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重拳出击、常抓不懈,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我们党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四种危险”“四大考验”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完成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需要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态。沿着理论解析—历史探源—现实问题分析—原因解剖—提出推进策略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完善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实现各要素间的生态联动,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协调运行。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理论,阐述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梳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总结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剖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为建设好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借鉴。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的发展时期。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更加重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走向引领世界的舞台中央等显着特征,系统解析党内政治生态理论,明确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结构要素、功能特征及评价标准,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奠定基础。创新性地把党的环境系统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进行考察分析,将党内政治生态看作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四维体系;归纳出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等特征及服务保障、协调联动、自我修复等功能;把党内政治文化是否健康、人民性是否得到坚持、党内政治生活是否严肃、党内行为是否合乎党员标准、党内政治运行机制是否良好、党内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执行、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是否良性运行等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科学阐释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清晰把握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基本前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是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思想基础,尤其以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诸如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群关系更加和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等主要成就;积累了诸如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等基本经验。然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存在着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良文化的侵蚀、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等。坚持问题导向,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规范党内行为、推进制度治党、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等推进策略。创新性地把国家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生态作为党的环境系统的外生态进行了重点解析,对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进行了系统阐释,尝试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的理论分析框架。

杨宇^[10]（2019）在《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引导广大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使新时代多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①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②,并要将此作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中心环节。对此,我们能充分认识到新时代加强对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主党派作为“同心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新时代各民主党派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学习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并加以贯彻和落实,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时代民主党派成员要将自身的思想和行动相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并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深化历史传统教育,丰富政治交接时代内涵。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同心圆”。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以及电子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的网络化和全球化致使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着我国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对我国的各项事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便要求我们要提高警惕,对其不良思想及社会思潮要加以高度重视,防范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及我国各民主党派产生的不良影响。深入研究及大力推进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培育,不仅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稳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共识培育,民主党派自身如何开展其成员政治共识培育,民主党派如何达到政治共识培育的目标效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对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研究进行了多学科辨析,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中心,将政治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理论及方法综合运用到论文的相关研究分析中,动态研究了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理论渊源、历史沿革;认真梳理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核心内容、主要特征与基本原则;深刻总结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历史成就及经验;针对当前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状况进行了调研,利用spss 22.0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对1400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基本把握了当前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状况及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相关状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当前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现实问题及成因;结合十八大、十九大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方面深入探索了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方法策略。第一章首先对政治共识及政治共识培育等相关概念进行概述,分析了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内涵,阐明了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关系。之后又对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意义进行了阐述,为论文后期展开奠定必要前提。第二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政治共识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还单独整理了民主党派重要人士的相关论述,突出政治共识双方面培育的重要性,为研究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做铺垫。接着将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阐述了不同时期民主党派政治共识的达成。通过本章对重要理论及历史的梳理、经验的总结,将更好地为之后论述的民主党派政治共识的培育提供参考和启示,为本文提供重要支撑。第三章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到当前民主党派政治共识达成以及政治共识培育方面的现状,就目前培育的效果和成员的主流表现进行总结,接着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出当前民主党派在政治共识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为后文民主党派政治共识的培育提供实践支撑。第四章分别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方面对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要求进行阐述,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各民主党派自身对于政治共识培育的要求,其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在政治共识培育中的内容要求和目标要求,为本文重点部分民主党派政治共识的培育确立了目标和内容,构成政治共识培育整体的重要部分。第五章、第六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对策措施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共识培育的方法策略。先从民主党派自身角度切入,提出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提出具体的对策。之后再在分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对其进行策略指引、调正方向。根据以上研究,最终探索出一套较为合理化、科学化、有效化的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路径。政治共识培育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巩固和发展的一项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前进发展的需要,是应对西方国家多党制度及西方社会思潮腐蚀、影响的有效路径。民主党派政治共识的培育,关乎国家、政治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乎我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发展,关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的发挥。同时,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的研究,也有助于确保民主党派在新时代的正确发展方向和新型参政党的建设,并能进一步增强各民主党派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和冲击的自信。

二、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论文提纲范文）

（1）加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研究 ——基于对广西大化县X村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论文参考文献）

• [1]加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再思考[J]. 贺善侃.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04)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3]延安时期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研究[D]. 李京哲.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研究 ——基于对广西大化县X村的调研[D]. 解超.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D]. 郝丹梅.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7]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8]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陈南南. 河北大学, 2019(04)
• [10]新时代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共识培育研究[D]. 杨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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