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迈向军事记者之路》出版发行（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贾一村[3]（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认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泠[4]（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指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刘霞[5]（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任航[6]（2020）在《《世界画报》中的都市“侧影” ——1928-1937《世界画报》的北平十年》文中研究指明庚子事变后,北京的各项新学迅速勃兴,民间兴起了办学、办报的热潮,北京的画报业也在此时发展起来。自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开始,画报便作为一种通俗的传播形式,受到民众的喜爱。此后,北京画报的办刊数量平稳增长,至1928-1937年形成了北平“画报热”。其中,《世界画报》得益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渐显现代性特征的社会环境,并因其专业的编排理念、精准的经营策略在北平的画报业中脱颖而出,发行长达十二年,出刊共计607期,成为华北地区销量第一的画报,也是北方摄影画刊中出版时间最长,期数最多的一个刊物。作为一份恪守新闻专业理念的画报,《世界画报》以图像为主的记录方式构筑了一部北平的社会图像志,其中既有技术力量、思想观念以及物质景观的不断发展,也有大众群体与都市的成长。它不仅记录了北平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信息,也持续关注着北平都市文化的发展。本论文系统梳理了北京画报业的历史发展脉络,整理了1902年至1949年间所有现存可考的北京画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画报研究“南热北冷”现象的研究缺陷。在基本掌握北京画报历史的前提下,重点探求了1928‐1937年“画报热”中北平画报的发展状况和文化定位。采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把画报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将《世界画报》作为都市文化的表述者,从媒体视角切入,探讨《世界画报》所展示出的都市“侧影”。自1928年6月20日,北京丧失了数百年来未曾中断的首都身份,经历了长达21年的非国都时代。在这21年中,1928-1937年的“北平十年”是北平由政治中心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时期,不仅呈现了独特的城市表现,也最能呈现出北平的都市文化特色。在这十年间,《世界画报》一直保持着对北平都市文化的关注,记载了北平都市文化转型与变迁的大量历史信息。因此,从北平都市文化语境中感受《世界画报》的文化张力,从《世界画报》中见证北平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的话语框架下,探究《世界画报》的城市叙事方式,及《世界画报》与北平都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文的思维平台与研究立场,也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具体而言,《世界画报》作为北平的都市文化样本,给予了北平更加多元化的叙事与解读方式。它凭借视觉媒体的再现,将各阶层市民原本彼此疏离的各式生活样貌拼剪于一体,其中既有新旧权贵、豪门巨贾、文人学者、青年学子的都市体验,也有普通市民、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不同的市民阶层构成了不同的休闲娱乐方式,不论是戏园、庙会等传统娱乐场所,还是电影院、公园等新式游乐项目,都在这座新旧并重、中西交融的北平城各放光彩。《世界画报》作为都市文化的生产媒介,以摄影、绘画、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自由穿行在各个文化维度中,不论是西方艺术的西风东渐,还是传统文化的渐进式改良,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看待艺术的视角,构造出既蕴含高雅又不吝世俗的都市空间。此外,《世界画报》极为关注女性议题,以图文并茂的传播样式充分展示了当时都市女性生活,把女性推向具有高密度话语的平台,塑造了美丽、时尚、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通过画报详尽的叙事重构,我们看到它对于许多对立的事物都能包容与接纳,“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多种元素在其中融于一体,又相对独立。本文通过深度挖掘《世界画报》在参与市民日常生活、都市休闲娱乐、都市艺术以及对现代女性形象建构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探究画报对北平都市文化的表达方式与建构功能,以及都市文化与画报内容之间表现出的双向作用,以媒体视角探讨北平城市发展与转变的主轴,多维度地建构了20世纪20、30年代北平的都市文化。可以说,《世界画报》为都市群体叩启了一扇探索现代生活的大门,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现代性的“软性入口”,并在潜移默化的渗透中,推进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发展变迁。这一过程,也正从一个侧面透射出北平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本文在对《世界画报》解读的过程中,试图刻画出一个不同于上海的“现代性”的可能,最大限度地想像、构建与呈现一个交织于媒介记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拟态化的“北平十年”。
方华[7]（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杜武东[8]（2020）在《革命时代的历史、文学和政治 ——以京剧《奇袭白虎团》为例》文中认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半岛参与作战。在1953年7月,金城战役打响。7月14日,杨育才假扮美国顾问率领一个“化袭班”偷袭了李承晚部队的首都师“王牌团”——“白虎团”,为志愿军203师顺利完成金城战役第一步任务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奇袭白虎团”故事的原型。战地记者王程远敏锐的发现这一战斗故事并深入实地采访,使“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开始流传开来,他据此撰写的报告文学《奇袭》被收录进入《志愿军英雄传》之中,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的主要演员方荣翔了解到“奇袭白虎团”这一故事后,便将其改编为京剧演出。从1955年开始,京剧《奇袭白虎团》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由一部小戏成长为家喻户晓的京剧样板戏。1964年,山东省京剧团携带京剧《奇袭白虎团》到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给毛泽东演出,京剧《奇袭白虎团》因而名声大噪,被评为当时的优秀剧目。自此也改变了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命运,江青开始对于该剧的全面干预。1967年,《红旗》杂志第六期刊发题为《欢呼京剧革命伟大胜利》的社论,《奇袭白虎团》与《海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一起被确立为“京剧的优秀样板”,宣告正式进入“样板戏”时代。成为样板戏的京剧《奇袭白虎团》也走上巅峰,得到了国家政策的优先倾斜,专门组建《奇袭白虎团》剧组。相较于一般剧团,“样板团”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集中了最优势的资源。197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电影《奇袭白虎团》上映,迅速风靡全国,奇袭“白虎团”的故事的传播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国家宣传机器的配合下,京剧《奇袭白虎团》通过多种媒介在全国范围传播,其背后所包涵的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亦对民众精神世界进行浸润。潮起潮落,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文革”标志之一的京剧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也走下了神坛,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却早已深入人心。回顾“奇袭白虎团”故事传播的历史进程,政治力量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后世评论其功过是非之时,既要看到政治化干预下弱化其戏曲品格,也要看到其在政治推动下能够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张树重[9]（2020）在《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纪念活动并非是凭空而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深厚文化底蕴滋养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靓丽的现代政治文化风景——纪念马克思活动。纪念马克思是基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举办马克思纪念活动较为频繁,服务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表达革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纪念活动更加理性和规范,在“逢五”、“逢十”周年都举办全国性的纪念,纪念规模较之从前也更加隆重,以动员人们参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纪念活动成为表达改革主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载体。在改革开放的主题下,马克思纪念活动的规格提升,两次“逢百”周年举办高规格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纪念活动表达改革主张,凝聚改革共识,同时调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激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热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断更新纪念形式,其中既有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图像纪念、命名纪念等一般形式,也有红色文艺纪念、拜谒参观纪念、新媒体纪念等富有时代特色的形式。百年的马克思纪念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强烈的现实取向、鲜明的学习导向等基本特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景观。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世界,其凝聚和储存的丰富价值意蕴在周而复始的纪念中不断释放。纪念马克思不仅只是纪念其人,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紧扣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为马克思纪念增加意义含量,赋予了马克思纪念活动多重的历史功能。这些功能不断在中国社会绽放光彩,为中国发展增添动力。新时代纪念马克思就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孟浈浈[10]（2020）在《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研究》（17ZDA289）其中的内容之一。旨在探讨与分析中俄战略伙伴背景下两国媒介开展合作的基础、障碍与解决对策。论文由四个核心内容组成,甄别相关概念,探讨中俄媒体合作基础与合作依据,分析两国媒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第一部分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知识,对中俄媒体合作基础及障碍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两国媒体的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可借助的区域性组织平台。此外,还运用系统分析法,深刻剖析了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传媒格局、两国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交流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重点梳理中俄媒体合作发展历程,两国政府、业界及学界之间已建立起的媒体合作交流机制,并对两国媒体合作的现状进行系统总结。第四部分使用比较研究法,分析中俄在媒介体制、媒介政策、媒介技术及受众语言方面存在的差异,并对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俄媒体开展合作具有比较稳固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但是,两国媒体开展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障碍,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及其他合作实体不断采取创新性、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二、《迈向军事记者之路》出版发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迈向军事记者之路》出版发行（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百科全书研究的主要专着和论文 |
| 1.3.2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研究 |
| 1.4 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 研究理论及其说明 |
| 第二章 编纂概述 |
| 2.1 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特点 |
| 2.2 军事百科全书的功用 |
| 2.3 编纂指导思想及目的 |
| 2.3.1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2.3.2 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服务 |
| 2.4 出版、修订与版别 |
| 第三章 编纂发展历程 |
| 3.1 编纂历史背景 |
| 3.1.1 新时期社会文化需求和军队建设总目标催生 |
| 3.1.2 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迫切需要 |
| 3.1.3 新军事革命强力推动 |
| 3.2 编纂历程及阶段 |
| 3.2.1 编纂的开创与奠基(1980~1986) |
| 3.2.2 编纂的专业化与全面建设(1986~2002) |
| 3.2.3 编纂的纵深化、系统化、多元化发展(2002~2016) |
| 3.3 编纂领导机构与组织机构 |
| 3.3.1 兼具行政性和学术性的领导机构 |
| 3.3.2 从临时性机构到正式定编的组织机构 |
| 3.4 权威型的撰写和编审人员 |
| 3.5 专业型的专门编纂人员 |
| 第四章 编纂理论与方法:博采、萃取与确定 |
| 4.1 博采:基于军事科学研究成果 |
| 4.1.1 “学科论”与军事百科全书总体设计 |
| 4.1.2 以军事科学研究为基础 |
| 4.2 萃取: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 |
| 4.2.1 积淀与初建 |
| 4.2.2 完善与架构 |
| 4.2.3 传承与创新 |
| 4.3 确定:系统工程的运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性与客观性:科学考量标准 |
| 5.1 坚持政治原则 |
| 5.1.1 “事关国家和军队的科学文化基本建设” |
| 5.1.2 反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成果 |
| 5.1.3 政治性问题的处理解决 |
| 5.1.4 作为“武器”的军事百科全书 |
| 5.2 秉持客观性 |
| 5.2.1 人物条目评价原则的提出 |
| 5.2.2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献资料研究与条目撰写审定 |
| 6.1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文献资料 |
| 6.1.1 编纂的广度、深度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占有度 |
| 6.1.2 基础建设与长远保存 |
| 6.2 藏用并重 |
| 6.2.1 文献资料建设 |
| 6.2.2 文献资料核对 |
| 6.3 条目专题资料与条目撰写、审定 |
| 6.3.1 “因条而宜”建立条目专题资料系统 |
| 6.3.2 收集、鉴别、取舍——以“段德昌”条目专题资料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编纂特色与创新 |
| 7.1 编纂内容 |
| 7.1.1 知识内容:从填补空白到全面反映 |
| 7.1.2 知识体系:在创新中发展 |
| 7.1.3 文体语言:百科体裁与军事特色 |
| 7.2 编纂实践 |
| 7.2.1 “国家编纂体制” |
| 7.2.2 “小核心、大外围”的编纂机制 |
| 7.2.3 与其他百科全书编纂模式之比较 |
| 7.3 编纂现代化设想 |
| 7.3.1 编纂技术平台现代化 |
| 7.3.2 构建军事知识服务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发展 |
| 8.1 推动军事辩证法学科建设 |
| 8.1.1 条目范畴的确定 |
| 8.1.2 学科的建立 |
| 8.1.3 在发展中调整 |
| 8.2 拓展军队政治工作学科范畴 |
| 8.2.1 学科之争 |
| 8.2.2 学科体系的完善 |
| 8.3 夯实军事法学科研究基础 |
| 8.3.1 学科的增设 |
| 8.3.2 填补军事法研究空白 |
| 8.4 构建军事装备学科理论体系 |
| 8.4.1 反映军事装备知识增长 |
| 8.4.2 创新发展军事装备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
| 9.1 解放军军战史若干重要问题 |
| 9.1.1 长征“密电事件”的争论 |
| 9.1.2 西路军相关条目的表述 |
| 9.1.3 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问题 |
| 9.1.4 对百团大战的认识和评价 |
| 9.2 军事人物相关问题 |
| 9.2.1 清除“左”的影响——以被错杀人物条目为例 |
| 9.2.2 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项英”“粟裕”条目为例 |
| 9.2.3 人物评价“功是功,过是过”——以“林彪”条目为例 |
| 9.2.4 人物图片阐释知识语言 |
| 9.2.5 解放军“军事家”的论证和确定 |
| 9.2.6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人物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世界画报》中的都市“侧影” ——1928-1937《世界画报》的北平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1.1 北平画报的独特文化意义 |
| 0.1.2 北平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
| 0.2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0.2.1 中国近现代画报相关研究 |
| 0.2.2 中国大众媒体与都市文化相关研究 |
| 0.2.3 民国北京/北平都市文化相关研究 |
| 0.3 研究对象、内容及视角 |
| 0.3.1 研究对象 |
| 0.3.2 研究内容 |
| 0.3.3 研究视角 |
| 0.4 研究思路、创新点及研究框架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创新点 |
| 0.4.3 研究框架 |
| 第1章 北平画报业的成长与《世界画报》 |
| 1.1 从“京城”“国都”到“故都”:1928‐1937 年的北平 |
| 1.1.1 政治地位的起落浮沉 |
| 1.1.2 时局演变下的商业形势 |
| 1.1.3 发达的现代教育体系 |
| 1.1.4 城市消费新主力及其表现 |
| 1.1.5 兼容并蓄的“文化古城” |
| 1.2 从北京到北平:画报业的发展状况和文化定位 |
| 1.2.1 北京画报的早期发展 |
| 1.2.2 1928 -1937 北平阶段的“画报热” |
| 1.2.3 补说:1938-1949 北平画报基本走向 |
| 1.3 都市文化的表述者——《世界画报》 |
| 1.3.1 《世界画报》的发展阶段 |
| 1.3.2 《世界画报》的主编及创作群体 |
| 1.3.3 《世界画报》的出版困境与生存策略 |
| 1.3.4 《世界画报》的经营策略 |
| 第2章 都市生活:《世界画报》中的市民休闲生活与游乐想像 |
| 2.1 《世界画报》中的市民日常生活叙事 |
| 2.1.1 形色生活:中上层阶级的都市人生 |
| 2.1.2 校内校外:青年学子的新式生活 |
| 2.1.3 “另一个都市”:下层贫苦市民的都市体验 |
| 2.2 西风东渐下的休闲娱乐空间 |
| 2.2.1 异彩纷呈的新式游乐 |
| 2.2.2 备受追捧的传统娱乐 |
| 2.2.3 作为平民游乐场的天桥地带 |
| 2.3 岁时节日与习俗的变迁 |
| 2.3.1 传统节日与习俗变迁 |
| 2.3.2 新式城市民俗与现代节令习俗新貌 |
| 2.3.3 婚丧嫁娶中的新风尚 |
| 第3章 :都市艺术:《世界画报》中的中西文化记忆 |
| 3.1 西方文化与艺术的西风东渐 |
| 3.1.1 摄影文化:艺术与写实并存 |
| 3.1.2 漫画艺术:都市空间的多棱镜 |
| 3.2 传统文化的渐进式文化改良 |
| 3.2.1 北平画坛:欧美风雨下的吐故纳新 |
| 3.2.2 戏曲艺术:“中西对话”中的竞相争荣 |
| 第4章 都市女性:《世界画报》中的现代女性形象 |
| 4.1 对女性身份与身体的展现 |
| 4.1.1 女性身份的类别 |
| 4.1.2 以艺术之名:女性身体的公开 |
| 4.1.3 女性身体“健康美”观念的表达 |
| 4.1.4 舞蹈艺术与舞动的女性身体 |
| 4.2 追求自立与自新的新时代女性 |
| 4.2.1 独立:知识化的职业都市女性 |
| 4.2.2 时尚:走在消费潮流之上的女性 |
| 4.2.3 美丽:自信的精神与健康的体魄 |
| 4.3 图说女性:焦虑中的两性关系与都市想像 |
| 结论 想像与构建:《世界画报》中的北平都市叙事 |
| 一、画报是城市现代生活的“文化符号” |
| 二、《世界画报》中的现代性想像 |
| 三、《世界画报》对社会矛盾冲突的“逃避”与“面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 |
|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现实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
| (二)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三)苏区的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借鉴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科学化的探索 |
|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文化问题 |
| (二)对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的思考 |
| (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一切学问的基础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探索 |
| (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 |
| (二)“左联”对文艺大众化发展的推动 |
| (三)由文艺大众化向文化大众化的转变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民族化的探索 |
| (一)唤醒全民族的民族化文化意识 |
| (二)提出文化民族化问题 |
| (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
| 一、壮大革命文化队伍 |
| (一)党对革命文化队伍的关怀与领导 |
| (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团体的蓬勃发展 |
| (三)文化团体的历史贡献 |
| 二、大力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 |
| (一)开展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
| (二)进行道德建设,引领根据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
| (三)指导文艺工作,明确文艺发展方向 |
| (四)重视新闻宣传,营造抗日救国舆论氛围 |
|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
| (一)深化马列主义理论研究 |
| (二)加强哲学研究 |
| (三)重视史学研究 |
| (四)全面推进其它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 |
| 四、进行党内文化建设 |
| (一)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
| (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与增强党性修养 |
|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
| 五、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 |
| (一)党在国统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 (二)党在沦陷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总体评价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
| (一)宣传与学习相结合 |
| (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
| (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
| (一)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
| (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
| (三)创生出民族文化的新样态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创新 |
| (二)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三)坚持文化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
|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 |
| (一)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相统一 |
| (二)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先进文化的现实发展相统一 |
| (三)将先进文化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效能相统一 |
| (四)将繁荣先进文化的实践与国家的未来发展相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8）革命时代的历史、文学和政治 ——以京剧《奇袭白虎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史实考辨: “奇袭白虎团”故事的发生及早期传播 |
| 第一节 烽火记忆: 金城战役与“奇袭白虎团”战斗 |
| 第二节 文本初现: “奇袭白虎团”文本的撰写与传播 |
| 第二章 剧本研读: 剧本《奇袭白虎团》的建构与重构 |
| 第一节 戏剧演绎: 京剧《奇袭白虎团》初成 |
| 第二节 华丽转身: 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不断修订 |
| 第三节 蜚声神州: 《奇袭白虎团》的多媒体传播 |
| 第三章 潮起潮落: 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政治沉浮 |
| 第一节 名噪京城: 《奇袭白虎团》不同寻常的首都之行 |
| 第二节 打造“样板”: 《奇袭白虎团》剧组的创建 |
| 第三节 重塑战争: 《奇袭白虎团》与对外关系 |
| 第四节 繁华消逝: “文革”结束与《奇》剧落幕 |
| 绪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学术会议 |
| 附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资料概况及学理视点 |
| (一)资料概况 |
| (二)学理视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与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依据 |
| (一)中国祭祀传统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二)马克思符号在中国的初始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实践依据 |
| (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 |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程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五四运动至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四)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形式与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主要形式 |
| (一)文本纪念 |
| (二)会议纪念 |
| (三)图像纪念 |
| (四)命名纪念 |
| (五)其他形式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基本特征 |
| (一)明显的社会化趋势 |
| (二)强烈的现实取向 |
| (三)鲜明的学习导向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史意义 |
| (一)塑造马克思形象,增进民众认知与记忆 |
| (二)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 |
|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推进党的建设 |
| (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当代价值 |
| (一)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二)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 (四)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价值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概念 |
| 一、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
| 二、战略伙伴关系价值 |
| 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 (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 |
| (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概念 |
| 一、合作基础内涵 |
| 二、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界定 |
| 三、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特征 |
| 第三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概念 |
| 一、合作障碍内涵 |
| 二、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界定 |
| 三、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特征 |
| 第二章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 |
| 第一节 两国媒体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合作背景 |
| (一)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 |
| (二)相似的国际舆论环境 |
| (三)合作维度拓宽,合作程度深化 |
| 二、合作目的 |
| (一)促进文化互鉴,深化民心相通 |
| (二)提供信息支持,促进经贸发展 |
|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立体声效应 |
| 三、合作意义 |
| (一)增强政治互信,保持两国关系友好态势 |
| (二)展现全面立体信息,矫正片面国家形象 |
| (三)扭转马太效应,构建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
| 第二节 两国媒体合作基础类型 |
| 一、政治基础 |
| (一)政治互信程度加深 |
| (二)政策趋向一致 |
| (三)媒体合作政策支持 |
| 二、经济基础 |
| (一)宏观经济态势良好 |
| (二)后续资金支持良好 |
| 三、社会基础 |
| (一)民意基础扎实 |
| (二)互相吸引力提升 |
| (三)互联网发展规模扩大 |
| 第三节 两国媒体合作平台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一)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概况 |
| (二)“大舞台”唱响中俄媒体合作“大戏” |
| 二、“金砖五国”组织 |
| (一)“金砖五国”组织发展概况 |
| (二)“金砖五国”框架下的中俄媒体合作机制 |
| 三、“一带一盟” |
| (一)“一带一盟”创立历程 |
| (二)“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的媒体使命 |
| 第三章 中俄媒体合作现状 |
| 第一节 中俄媒体交往与合作 |
| 一、两国媒体交往大事记 |
| (一)中俄媒体接触期 |
| (二)中俄媒体合作规范期 |
| (三)中俄媒体合作扩展期 |
| (四)中俄媒体合作繁荣期 |
| 二、两国媒体交流平台 |
| (一)中俄媒体合作论坛 |
| (二)中俄电视合作论坛 |
| (三)东北地区与远东地区媒体定期交流活动 |
| (四)中俄网络媒体论坛 |
| 三、两国媒体合作现状 |
| (一)合作内容丰富,但领域失衡 |
| (二)交流平台不断发展,但仍有待完善 |
| (三)垂直性、立体化与健全化的合作模式尚未完全建立 |
| 第二节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
| 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概述 |
| 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性质 |
| (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副总理级官方组织 |
| (二)一个能够自我完善、不断升级的灵活性组织 |
| (三)致力于促进中俄人文各领域合作机制性组织 |
| 三、中俄媒体合作分委会的责任与使命 |
| (一)为中俄媒体合作引领方向 |
| (二)为中俄媒体合作提供平台 |
| 第三节 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 一、设立背景 |
| 二、运行机制与责任 |
| 三、发展历程与成效 |
| 第四章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与对策 |
| 第一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分析 |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不同 |
| (一)媒介体制含义 |
| (二)两国媒介体制存在差异 |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不同 |
| (一)媒介政策概念 |
| (二)两国媒介政策存在差异 |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不同 |
| (一)媒介技术内涵 |
| (二)两国媒介技术存在不同 |
| 四、两国受众语言不同 |
|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 (二)中俄语言存在差异 |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消解对策 |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上求同存异 |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上互学互鉴 |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上创新求同 |
| 四、两国联合培养多语种新闻传播人才 |
| 五、两国联手应对国际网络犯罪与舆论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辞 |
四、《迈向军事记者之路》出版发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4]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5]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6]《世界画报》中的都市“侧影” ——1928-1937《世界画报》的北平十年[D]. 任航. 吉林大学, 2020(08)
- [7]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革命时代的历史、文学和政治 ——以京剧《奇袭白虎团》为例[D]. 杜武东. 山东大学, 2020(10)
- [9]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D]. 张树重.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D]. 孟浈浈. 郑州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