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城市水旱灾害成因及防治措施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鹏[1]（2020）在《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功能提升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已成为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问题。2018年为解决中国国土空间规划重叠、开发无序、生态破坏等问题,由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职责,其中“三区三线”成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的核心。中国作为山地大国,山区人地关系复杂,地域差异显着,国土空间功能高度复合,是国家生态红线的主控区域。太行山区是北方典型的土石山区,又是国家贫困区和生态脆弱区高度重叠区域,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发展期。但长期以来,受自然本底的制约和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影响,导致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探索和建立山区国土空间优化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山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本研究按照“研究框架-实证研究”的逻辑思路,构建了太行山区国土空间研究框架、揭示了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诊断了国土空间冲突,实现了国土空间格局模拟与优化,提出了国土空间功能提升路径,以期为建立适合山区特点的国土空间优化理论与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参考依据。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1980-2015年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差异显着,城镇空间集聚于各市行政中心,农业空间主要分布在山麓和盆地,生态空间分布在高海拔山区。35年间,随着城镇空间显着扩张,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大量减少。国土空间类型面积的变化在地形上以海拔1000 m和坡度15°为阈值,阈值以下城镇空间随地形上升逐渐减少,农业空间逐渐增加,阈值以上生态空间增幅最显着,其在地貌上表现为台地、平原以及中、高起伏山地变幅最大。（2）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驱动力表明,国土空间格局演变是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国家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条件是基础性决定条件,交通区位是重要驱动力,社会经济是主要驱动力,国家政策是外在驱动力。具体表现为生态空间转农业空间主要受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驱动;农业空间转生态空间主要受地形复杂度和交通区位较差的胁迫,以及城镇化吸引力的拉动,农业空间转城镇空间主要受人口集聚规模和经济水平发展的影响;国家政策主要通过对生态环境脆弱区实施“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工程,促使生态空间扩张。（3）通过国土空间冲突区诊断发现,国土空间格局冲突表现为空间结构不合理,冲突强度地域差异明显,其在主体功能区上表现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开发区。国土空间利用功能的冲突表现为部分城镇人口收缩,水土资源不平衡,国土空间利用水平低,植被受人为破坏存在潜在风险。（4）采用改进邻域权重的FLUS模型模拟了2030年太行山区在自然增长、城镇化发展、综合发展情景下的国土空间格局。随后通过叠加“双评价”结果对多情景下的国土空间冲突区进行调整,使得优化后的国土空间格局在景观指数方面更加紧凑、完整。上述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情景能更好的实现太行山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是国土空间最佳优化方案。（5）太行山区国土空间功能的提升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人地系统中“人-水-地”要素的组合与匹配,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保障原则,分别从优势功能区引导、加强重点城镇建设、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协调城乡国土空间利用水平、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5个方面来具体实施。
白豆[2]（2020）在《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是以山西地方文献为史料基础,尝试从普通民众的受灾经历、灾害认知、灾害应对与灾害记忆等维度对清代山西灾害社会予以深度解剖,进而系统地揭示灾害对山西社会各层面的诸多影响,展现一种整合的、全方位的清代山西灾害史。在回顾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将地方文献应用于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分别从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灾害书写、历史语境和发掘利用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述。与官方文献的灾情记录主要侧重于灾情和赈济相比,地方文献所呈现的内容则涉及民间社会应对、粮价物价、地权流转、灾民心态、民间信仰和灾害记忆等多个方面,成为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灾害经历的重要文本。其次,主要展现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情况,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清代山西灾害的总体特征和区域特征。在此前提下,将碑刻记录中个体的灾害重新放置于整体的灾害中做定性分析,尝试以此探究民间灾害记忆的特点,以及因此映射出的灾害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内涵。首先,选择灾害记录较多的碑刻资料为研究对象,分府、州等分别对其中的灾害情况进行分区讨论。其次,以碑刻记录的灾害发生地为基点,上溯至各地方志,对其中的相关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山西内部的区域灾害特性明显,其中影响各地的主要灾害并非完全一致,也并不都以旱灾为首。最后,结合官方文献《清实录》等对碑刻灾害记录的特点进行探讨,发现民间灾害记忆具有较明显的分层。第三,主要讨论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从其开展的相应救灾模式来看,则实际包含了官方赈济和地方自救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地方社会的应灾手段可细致划分为神灵崇拜、村社救灾、宗族赈济、乡绅赈济、商人赈济和官民互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官民互动则是地方灾害应对中的重要特色。即便是缺乏国家赈济,地方社会同样拥有独立的一套防灾自救体系。它区别于国家荒政体系,但在特定条件下又与官员赈济和国家赈济相结合,以此共同应对地方灾害。第四,以清代山西重大灾害“丁戊奇荒”为研究个案,分别从灾民认知、灾害应对、灾民生活、地权流转和灾害记忆等角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根据碑刻资料的相关记录,分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来“还原”基层民众认识和应对灾害的全过程。其次,以“丁戊奇荒”期间的土地交易文书来分析基层社会的地权流动以及由此展现出的灾民日常性生活,进而揭示了传统灾害史研究中“逃荒”和“救荒”话语体系之外的其它生活面向。最后,对“丁戊奇荒”的民间记忆开展长时段研究,深入分析民间灾害记忆生成和流传的基本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后,以清代静升村的民间灾赈为例,具体从受灾情况、灾赈背景、宗族赈济和村社赈济等方面展开分析,并重点考察基层社会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表明,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其中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其间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地方民众的传统禳灾习俗和长时期形成的防灾减灾经验共同构成了清代山西地方社会独特的“民间”救灾传统,并逐渐生成相应的灾害记忆与独特的灾害文化。其中碑刻是民间灾害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而相关灾害记忆的生成则与地方社会的自我救灾能动性有很大关联。由此表现出的明显分层,则既是民间社会开展自救活动的有力印证,也是对清代官方赈济实效的侧面肯定。
王曦月[3]（2019）在《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及其与城市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城市是承载着人与自然系统互动发展过程的复合空间,而古代水利的营建为一城一地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支撑和安全保障。陂塘水利系统是古人通过人工修筑滞蓄水源并综合利用、服务于城市及所在区域的重要环境支撑系统,为众多古代城市构建了融山合水、诗情画意风景体系。本文以风景园林学科的视角建构了陂塘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内涵体系并将其与古代城市建立联系。研究首先梳理了陂塘的古今概念体系、基本内容与系统性特征,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其次,梳理了从上古时期到明清时期我国陂塘营建的历史阶段及发展特征;探究了陂塘在我国国土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及陂塘系统空间的结构范式、组成单元和空间类型。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古代陂塘系统与城市之间密切的支撑关系,以及因支撑关系而形成的空间关系和结构范式,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进行纵向挖掘研究,有针对性地探讨陂塘系统如何合形辅势地融合城市所在的山水基底、与城市发展脉络有怎样的关系、在整体系统功能驱动下形成的空间特征与景观风貌。此外,文章结合古籍文献梳理了陂塘系统的山水风景特征、人工管理体系以及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最后,提炼出中国古代陂塘系统的当代价值载体与可持续发展途径。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文献挖掘等研究方法对相关古籍文字及舆图、景图等可考资料进行挖掘,并通过空间分析法、地理模型法进行历史空间的推理与变迁分析,结合系统学、现象学及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构建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为:①“陂塘”是我国古代人居营建史中重要的水利梳理方式,是具有特定功能、营建方式与结构范式的多单元系统。②陂塘系统在历史时期的整体发展路径具有阶段性特点,在国土范围上的地理分布具有空间聚集性特点。③陂塘系统与所服务城市之间有密切的空间关系与支撑关系,且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范式。④陂塘系统的风景具有一定的识别特征,对古代城市的景观体系和风貌具有塑造作用。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①本研究首次对“陂塘”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语汇源流考证,梳理了陂塘系统的概念体系。②本文首次将陂塘系统与古代城市建立联系,将中国古代城市与陂塘系统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时间—空间—人文三维视角构建其研究框架。③本文将古籍中的舆图、景图、文字记载与地理空间的信息结合起来进行推演分析,推测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与风景特征。
张婧,赵海莉[4]（2018）在《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文中研究表明通过对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资料的统计和整理,运用累积距平、滑动平均和小波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发生水灾116次,平均4.12年发生一次;旱灾87次,平均5.86年发生一次。水旱灾害年际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阶段性特征明显。其中1641-1662和1830-1911年为快速上升阶段,1662-1746年和1767-1830年呈现波动变化。（2）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呈现显着季节性特征,水灾集中在夏秋季,其中夏季发生频率为53.3%,秋季发生频率为46.5%;旱灾发生持续时间比较长,其中单季水旱灾害发生频率为52%,集中发生在春季;其次双季连旱发生频率为36%,主要集中于春夏连旱;三季和四季连旱也有发生。（3）水旱灾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主要集中分布于太原、晋中、吕梁三市及其所辖的县（市）;以整个流域来看,集中于汾河流域的中下游,其中汾河流域中游的文峪河、磁窑河和潇河支流为水旱灾害发生集中的地区（市）。（4）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以一般性灾害为主。在1468年之后,水旱灾害分别存在50年、70年、150年、300年一个周期。
尉馨元[5]（2018）在《古代治灾“闭环意识”及其对现代“危机终止”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从事实和价值的双重维度进行窥析,危机具有自然（物理）和社会（价值）两个属性,其造成的创伤也包含物理创伤和价值创伤两个层面,循此逻辑,危机终止也应该是物理创伤与价值创伤的双重修复。而在现代社会,一方面,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危机中关涉的无直接利益诉求的不确定公众越来越多,危机中的相关主体创伤尤其是价值创伤越来越泛化;另一方面,现代危机治理研究与实践大多关注危机中物理创伤的修复,不重视甚至忽略了价值创伤的存在。危机中生成并不断累积的价值创伤如同危机“后遗症”一般,不仅质问现代危机治理的效力,又不断酝酿、集聚为潜在舆论危机的诱发因素。危机终止是本文行文构思的第一关键词,笔者从三个层面对其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首先,危机终止是危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在危机治理全过程应该时时考虑的问题,危机治理的每一步都要“以终为始”,思考如何实现危机的有效终止;其次,危机终止并不是对事件或状态而言的,而是对“人”而言的,指的是危机在主体感知意义上的终止;再者,危机终止的理想状态是危机相关主体的秩序感知的恢复,不仅是物理秩序的恢复,还要实现其价值秩序的修复或重建。概言之,相对于对危机自然属性的客观应对,本文对危机终止的思考和探究更加侧重危机的社会属性,尤其关注危机在其相关主体感知上的终止,亦即主体所受创伤的修复;而就主体创伤而言,也更为注重其价值创伤的修复。对危机终止问题的探究,笔者选择的是历史的视角。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韵”,因为环境始终在变化,即便是面对同样的情况,可以凭借的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也是不同的;而另一方面,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意识作用下,思想和智慧的积累与沉淀,以及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过去的烙印。以史为鉴,挖掘中国传统的应急智慧,对于解决现代危机治理的一些基本问题既必要且重要。古代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频发的自然灾害给相关主体造成了巨大的物理与价值创伤。笔者发现,古代治灾不论是对灾害的意义建构还是行为应对,处处体现出一种闭环意识,而这种闭环意识对于终止危机是非常必要的。在意义建构方面,首先,古代对灾害的意义建构就是从价值层面进行的,意义建构的本身是对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强化与修复。古代社会对灾害的意义建构遵循着天人感应的基本逻辑,各主体都以增强对灾害的掌控力为指向,将自身行为与灾异的发生建立起直接关联。在政治场域中,统治阶级依据天人感应的释灾逻辑,基于对天的敬畏而将灾异视为对其德行有亏和执政之失的警示,灾异成了统治阶级反思修德、革新弊政的契机;在社会场域中,普罗大众也在天人框架内,基于对神灵的敬畏而将灾异归因于自身的不当行为,认为灾异是不孝、不贞、不勤俭等招致的神灵愤怒,灾异亦为社会价值的自我更新和自我修复提供了契机。其次,古代对灾害的意义建构在政治与社会两个场域内都是不稳定的,却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超稳定形态。其不稳定性表现在:在政治场域内,虽将灾害归因于统治阶级的过失,但灾害的直接受害者是普罗大众,亦即普罗大众要为统治阶级的过失买单,这为普罗大众因灾起义提供了天然合法性,即“天逼民反”;在社会场域内,灾荒的加剧最终造成物质资源的极端匮乏,生存的需要逼迫受灾者做出艰难的价值背离,导致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凶年饥岁,下民无畏死之心”。其超稳定性表现在:在政治场域中,君主和官僚系统在“天人感应”的释灾逻辑下以灾异为政治资本进行权力竞争与博弈,二者统一于“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进而激发了统治阶级应灾、治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对救灾荒政和“家长式”救灾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社会物理秩序的修复,也即提供了社会场域中灾害意义建构成立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场域中,普罗大众并非遇到灾异即质疑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而是先反观自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由自然危机导向社会危机或者政治危机,这为统治阶级救灾提供了时间差,也为统治阶级树立“敬天爱民”的良好形象以及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提供了机遇。总体而观,古代对灾害的意义建构有效地增强了各主体在灾害情境中的秩序感和控制感,体现出以终为始、视危为机的应急智慧以及自我反思、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古代治灾的行为实践而言,笔者将其细分为仪式行为、仪式化行为以及实效救灾荒政三类,分别梳理并总结了三种行为的具体实践方式以及各自对价值创伤修复的作用机理。首先,就仪式行为而言,第一,“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各种祭祀仪式本身就是社会礼制的教化方式,处处体现并维护着社会等级秩序和价值规范;第二,灾害应对中的仪式行为有效回应和验证了天人感应框架的真实性和存在性假设,而对天人框架的验证是古代灾害意义建构合理性的前提,有助于保证灾害意义建构的约束和指导作用,强化民众对意义建构中附加的政治与社会价值的认同,使灾害中价值创伤的自我修复机制得以良性运转;第三,“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危机仪式及其反馈性终止设置有利于受灾主体获得对灾害状态象征性终止的感知,增强各主体抗灾、应灾的社会心理韧性。其次,就仪式化行为而言,第一,仪式化行为也具有天人沟通的效力,能展现治灾主体对上天虔诚的敬畏之心;第二,仪式化行为能够彰显德行,体现治灾主体重视灾异、重视民情的立场,以及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态度;第三,仪式化行为中的某些反馈性终止设置也有利于治灾主体对灾害象征性终止的感知,使管理活动恢复常态运行。再次,就实效救灾荒政而言,第一,实效荒政是践行民本思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其中的普惠补偿性措施有利于增强古代民众在自然灾害中的反脆弱性;第二,实效荒政有利于物理秩序的恢复,是社会场域中灾害意义建构成立的重要保障。最后,本章进一步探究了古代治灾行为实践与意义建构之间的闭环互动机制,一方面,是仪式行为、仪式化行为和实效荒政对灾害意义建构的全方位回应,笔者称之为“三行一意”的无缝回应机制;另一方面,在心诚则灵的集体意识下,灾害意义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促进了古代治灾实践的不断尝试,增强了社会整体的抗灾韧性。本文最后一章,基于对古代灾害的主体、创伤、意义建构模式以及行为实践方式的所有分析,笔者进一步凝练和归纳出古代治灾的闭环意识:在以终为始的辩证视角下,以责任伦理为内在驱动理念,以反馈纠偏为实践运行机制来进行灾害应对,实现价值与物理创伤双重修复的治灾指导意识。同时,以古代治灾的“闭环意识”为启发,结合现代社会的新特征,思考了现代危机终止的出路。
周小飞[6]（2017）在《基于Mike Flood的运城市内涝模拟与风险评估》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暴雨灾害在最近几年越演越烈,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有必要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建立适合城市暴雨内涝模拟的城市雨洪模型,根据模型计算结果寻找城市遭遇暴雨时易产生涝水的区域,并针对影响城市内涝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城市积水原因,然后进行对积水区域提出有效措施。即可为防洪排涝提供有力依据,力争最大程度的降低暴雨内涝危害所造成的损失。本文以运城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根据收集的基础资料数据构建了基于DHI MIKE模型的运城市中心城区暴雨内涝风险评估模型,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基于Mike Flood构建运城市区暴雨洪水模拟模型,对雨洪模型参数的率定采用实测暴雨和相关的内涝调研结果进行验证。利用了出口流量过程和积水点积水水深双重率定,这样不但可以从整体上控制模型参数,还对部分子汇水区参数分别进行率定。（2）利用运城市雨洪模型模拟不同频率暴雨条件下中心城区内涝危害,以节点溢流和管道充满度来评估排水能力,以河道漫溢来评估防洪能力,以地表积水深度和积水时间来评估内涝情况。（3）建立综合考虑积水深度、时间及范围的暴雨内涝风险等级划分方式,利用1a、3a、5a、10a四种不同频率设计暴雨的计算结果进行内涝风险评估。为了更直接的反应运城市中心城区的暴雨内涝情况,本文根据建立的风险等级划分方法提供了四个方案下情景模拟的内涝风险图。（4）分别建立适合运城市中心城区的建筑和道路的水深-损失率,利用GIS把不同频率暴雨内涝积水分布图和城区建筑、道路进行空间叠加,统计不同建筑类型和道路的内涝灾害损失。
赵乾坤[7]（2014）在《山西省水土保持功能分区及生态脆弱性评价》文中认为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颁布和实施，不同区域的水土保持分区和生态功能成为新时期水土保持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的基础，然而目前国家级水土保持区划应用于省级水土保持分区时欠精细，其区域类型及功能过于概化难利用。同时，新《水土保持法》中第一次在水土流失防治中提出了生态脆弱区的要求，而作为界定生态脆弱区基础的生态脆弱性评价，缺乏针对水土保持的评价方法与模式研究，不利于指导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开展。因此，需要基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进行省级水土保持区划和生态脆弱性研究，为区域性水土保持区划和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地处黄土高原区的山西省为研究对象，继承全国水土保持区划的原则、指标、方法与成果，运用空间叠置技术和水土流失主导因子空间分析等方法，提出山西省水土保持二级分区体系，即水土保持战略格局区（一级区）和主导功能区（二级区）。山西省共划分为6个一级区，13个二级区，分别对一、二级水土保持分区的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通过水土保持功能与脆弱性评价分析，充分反映了区域综合防治的重点并提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建议。山西省水土保持分区是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系统架构下进行的，可以与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较好的衔接，克服了以往区划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更好的应用于水土保持规划及水土保持工作的统筹管理。（1）山西省水土保持一级（战略格局）分区参考山西省地貌类型图、山西省水系分布图、全国水土保持三级分区的专题图，结合山西省的县级行政分区，利用GIS技术平台对专题图进行空间叠置和格局分析，依据地貌特征指标（平均海拔）以及水热指标（≥10℃积温，多年平均降水量）等，划定由不同地貌类型的水土保持分区，即山西省水土保持一级分区。一级分区命名采用“地理位置+地貌类型”的方式。划分为6个一级区，具体为：1)Ⅰ太行山西北部山地丘陵区2)Ⅱ太行山西南部山地丘陵区3)Ⅲ晋西北黄土丘陵沟壑区4)Ⅳ汾河中游丘陵沟壑区5)Ⅴ晋南丘陵阶地区6)Ⅵ晋西南高塬沟壑区（2）山西省水土保持二级（主导功能）分区在一级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依据微地貌类型、土壤类型、海拔（县级）、地面坡度、水土流失类型及其比例、气温条件、林草覆盖度等指标因子的空间分布状况，划分为13个二级区，结合山西省水土流失特点，提出了土壤保持、蓄水保水、拦沙减沙、农田防护、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态维护、人居环境维护等8种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类型，并借鉴水土保持区划导则中的计算方法，对山西省各二级区进行了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定位，并分析其分布格局特征。二级区命名采用“区域地理位置+优势（主要）地貌类型+水土保持主导功能”的方式，具体为：1)Ⅰ-1雁北西部缓坡丘陵风沙防风固沙区2)Ⅰ-2大同盆地及周边山地农田防护区3)Ⅰ-3恒山五台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区4)Ⅱ-1太行山中段山地丘陵土壤保持区5)Ⅱ-2长治盆地及周边山地水源涵养区6)Ⅲ-1忻州西部缓坡丘陵风沙防风固沙区7)Ⅲ-2汾河上游山地丘陵生态维护区8)Ⅲ-3晋西黄土丘陵沟壑拦沙减沙区9)Ⅳ-1太原晋中盆地及山前阶地人居环境维护区10)Ⅳ-2临汾盆地北部丘陵阶地土壤保持区11)Ⅴ-1晋城丘陵阶地蓄水保水区12)Ⅴ-2晋南-中条山丘陵阶地土壤保持区13)Ⅵ-1晋西南高塬沟壑土壤保持区（3）山西省水土保持生态脆弱性评价综合山西省自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及其水土流失特点，选取多年平均气温、多年平均降雨量、多年平均暴雨日数、多年平均大风天数、林草覆盖率、耕垦指数、农村人口密度、国民生产总值、工矿业密度、粮食总产量、水土流失率、中度以上水土流失比、水土流失治理率、坡耕地面积比共14项指标，构建水土保持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评价指标重要性赋值（专家评判打分）和建立判别矩阵检验的层次分析法（AHP），以县（市）为单元计算生态脆弱度，将脆弱性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强度、极强度脆弱4个等级，进而评价不同县（市）的生态脆弱性等级，分析一、二级区不同水土保持功能区的生态脆弱性程度。水土保持一级分区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1)生态脆弱性属于强度脆弱级的区域：Ⅰ太行山西北部山地丘陵区Ⅱ太行山西南部山地丘陵区Ⅲ晋西北黄土丘陵沟壑区2)生态脆弱性属于轻-中度脆弱级的区域：Ⅳ汾河中游丘陵沟壑区3)生态脆弱性属于中-强度脆弱级的区域：Ⅴ晋南丘陵阶地区（中-强度脆弱）4)生态脆弱性属于强度-极强度脆弱级的区域：Ⅵ晋西南高塬沟壑区水土保持二级分区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1)生态脆弱性属于强度脆弱级的区域：Ⅰ-2大同盆地及周边山地农田防护区Ⅰ-3恒山五台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区Ⅱ-1太行山中段山地丘陵土壤保持区Ⅱ-2长治盆地及周边山地水源涵养区Ⅲ-1忻州西部缓坡丘陵风沙防风固沙区Ⅲ-2汾河上游山地丘陵生态维护区2)生态脆弱性属于强度-极强度脆弱级的区域：Ⅴ-1晋城丘陵阶地蓄水保水区Ⅵ-1晋西南高塬沟壑土壤保持区3)生态脆弱性属于中度脆弱级的区域：Ⅳ-2临汾盆地北部丘陵阶地土壤保持区Ⅴ-2晋南-中条山丘陵阶地土壤保持区4)生态脆弱性属于轻度脆弱级的区域：Ⅰ-1雁北西部缓坡丘陵风沙防风固沙区5)生态脆弱性属于轻-中度脆弱级的区域：Ⅳ-1太原晋中盆地及山前阶地人居环境维护区6)生态脆弱性属于极强度脆弱级的区域：Ⅲ-3晋西黄土丘陵沟壑拦沙减沙区
赵岩[8]（2013）在《水土保持区划及功能定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生态环境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水土保持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水土保持区划又是水土保持规划等工作的关键和前提,但是,在新时期的要求下,全国性及大尺度区域水土保持区划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是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一级区分区基础上,重点解决水土保持区划二、三级区划分的体系、方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是在系统总结相关区划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我国自然地理、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特征,充分考虑区域水土保持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建立我国水土保持区划二、三级区分区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提出了水土保持功能类型、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通过全国水土保持区划数据上报系统获取数据,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ARCGIS）、统计分析（SPSS、MATALAB）等技术手段进行水土保持区划二、三级区的划分,并进行了三级区功能定位,根据三级区的水土保持主导功能提出分区防治技术途径。选择西北黄土高原区、南方红壤区作为典型区进行了实例研究。旨在为我国水土保持区划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研究思路与成果如下：（1）明确了水土保持区划理论基础与原则；水土保持区划是部门综合经济区划,与我国已经完成地貌、土壤、林业等区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划以自然地理分异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生态经济理论等为基础；以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原则、主导因素和综合性相结合原则、区域连续性与取大去小原则和水土保持主导功能原则等为区划原则;在相关区划（分区）的等级层次体系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水土保持区划二、三级区的目标和任务。（2）构建了水土保持区划指标体系和方法。结合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影响因子分析,水土保持区划二、三级区的指标体系由自然地理要素、水土流失要素、土地利用要素和经济社会要素4个方面组成,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结合水土保持区划原则,提出采用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区技术途径,确定了以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人工神经网络（SOFM）、空间叠加、现状评价和专家判别等水土保持区划方法。提出了以县级行政区作为区划基本单元。（3）水土保持区划二级区划分。提出了水土保持区划二级分区依据,二级区划分指标包括特征优势地貌及海拔、水土流失类型及强度、水热指标等参考共性指标。提出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区途径。以西北黄土高原区为实例,选取多年平均降雨量、林草覆盖率和强度以上侵蚀强度比例等5个主导指标,通过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将西北黄土高原区分区5个二级区。采用空间叠加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SOFM）分析的方法进行南方红壤区二级区分区实例研究,选取多年平均降雨量、≥10℃积温、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等6个指标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得到初步的8个二级区：选取多年平均降雨量、平均径流量、>15°坡度面积比例、轻度以上侵蚀面积比例、山地面积等9个指标进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SOFM）聚类,将南方红壤区划分为8个二级区：通过对南方红壤区的空间叠加和人工神经网络聚类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合专家判别等方法将南方红壤区分为8个二级区。（4）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区划分。提出了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分区依据、指标选择原则和区划方法。以西北黄土高原区为例进行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区划分研究,并采取了按划定的二级区和按要素2种技术方案就行了对比研究。构建了西北黄土高原区三级区划分的指标体系,包括自然地理要素、水土流失要素、土地利用要素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共24个指标。以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相结合方法进行每个二级区的三级区划分,得到西北黄土高原区三级区方案一。以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和空间叠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按要素划分三级区,得到西北黄土高原区三级区方案二。通过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对比,结合专家判别等方法将西北黄土高原区分为16个三级区。（5）水土保持功能定位与分区防治。提出了水土保持基础功能8类,并提出了内涵及界定条件；构建了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通过水土保持功能评价结果得到了西北黄土高原区功能重要性评价图,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得到西北黄土高原区水土保持功能综合评价图,将综合评价图与三级区方案叠加,确定了西北黄土高原区每个三级区的水土保持主导功能,根据三级区的主导功能提出了分区防治技术途径。本文通过系统研究分析,提出了水土保持区划二、三级区目标和任务,构建了水土保持区划指标体系,通过实例探索了主导指标、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人工神经网络（SOFM）、空间叠加和专家判别等区划方法在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可行性；提出了以水土保持主导功能进行三级区定位和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针对不同的分区提出防治技术途径。为我国水土保持区划和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武小平[9]（2010）在《元代山西地区自然灾害研究》文中认为山西地区“表里山河”,地形复杂,境界分明,灾害的发生更具特点。研究表明,《元史》中记载的山西地区各类灾害灾年中雹灾和地震次数最多,其次依次为旱灾、水灾、霜灾和蝗灾等。而笔者结合其他史料统计,排序情况为旱灾、雹灾、水灾和地震,排在前三位的均是农业灾害。空间分布方面：平阳路旱灾和蝗灾较为严重,太原路水灾和地震较为严重,大同路雹灾、霜灾和风灾较为严重。元代山西地区的北部和中部,以雹灾、霜灾、风灾和水灾为主,中部和南部以地震、蝗灾、水灾和旱灾为主。时间分布方面,水灾、雹灾、霜灾和蝗灾多发生于夏秋两季,旱灾多发生于春夏两季。灾年数排在前四位的灾害,连续灾年都较长,均在总灾年的60%以上。整个元代山西地区旱灾、水灾、雹灾和地震四大灾害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从另一角度来看,元代前期灾害的发生均比较和缓,重大灾害均发生于中后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元代山西地区是全国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区域,元代处于山西地区地震的活跃期。
张高臣[10]（2010）在《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文中指出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三,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三,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着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三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三,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二、运城市水旱灾害成因及防治措施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运城市水旱灾害成因及防治措施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功能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太行山区是北方典型的土石山区,资源型缺水严重 |
| 1.1.2 太行山区是国家贫困与生态脆弱重叠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挑战大 |
| 1.1.3 太行山区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期,土地利用方式粗放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关键科学问题 |
| 1.6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与主要理论 |
| 2.1.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2 主要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国土空间规划 |
| 2.2.2 空间智能算法 |
| 2.2.3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
| 2.3 文献评述 |
| 2.4 研究框架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方法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地理区位 |
| 3.1.2 自然概况 |
| 3.1.3 社会经济概况 |
| 3.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研究方法 |
| 第4章 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
| 4.1 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
| 4.1.1 国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 |
| 4.1.2 国土空间格局水平变化特征 |
| 4.1.3 国土空间格局垂直变化特征 |
| 4.1.4 国土空间类型动态度空间关联 |
| 4.1.5 国土空间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
| 4.1.6 国土空间类型转换分析 |
| 4.2 国土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 |
| 4.2.1 驱动因子选择 |
| 4.2.2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空间分异探测 |
| 4.2.3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空间异质性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太行山区国土空间冲突诊断 |
| 5.1 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适宜性评价 |
| 5.1.1 国土空间资源环境单要素评价 |
| 5.1.2 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集成评价 |
| 5.1.3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
| 5.2 国土空间格局冲突诊断 |
| 5.2.1 国土空间格局冲突诊断 |
| 5.2.2 主体功能区冲突区特征 |
| 5.3 国土空间功能问题表征与冲突诊断 |
| 5.3.1 城镇人口变化特征 |
| 5.3.2 水土资源平衡测度 |
| 5.3.3 国土空间利用水平 |
| 5.3.4 植被变化的农户感知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模拟与优化 |
| 6.1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框架、目标与原则 |
| 6.1.1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框架 |
| 6.1.2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目标 |
| 6.1.3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原则 |
| 6.2 多情景国土空间利用结构设置 |
| 6.2.1 自然增长情景 |
| 6.2.2 城镇化发展情景 |
| 6.2.3 综合发展情景 |
| 6.3 多情景国土空间布局模拟 |
| 6.3.1 国土空间情景模拟的影响因子测度 |
| 6.3.2 国土空间模拟参数设置与精度验证 |
| 6.3.3 多情景模拟的国土空间格局 |
| 6.4 多情景模拟下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
| 6.4.1 多情景模拟下国土空间格局冲突诊断 |
| 6.4.2 多情景模拟下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
| 6.4.3 多情景模拟下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结果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太行山区国土空间功能提升路径 |
| 7.1 国土空间功能提升路径框架 |
| 7.2 优势功能区引导 |
| 7.3 加强重点城镇建设 |
| 7.3.1 合理配置建设用地 |
| 7.3.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
| 7.4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
| 7.4.1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
| 7.4.2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
| 7.5 协调城乡国土空间利用水平 |
| 7.5.1 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
| 7.5.2 协调人口与耕地利用 |
| 7.6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
| 7.6.1 分类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
| 7.6.2 增强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性政策支撑 |
| 7.6.3 创新乡村产业发展与能源利用模式 |
| 7.6.4 发展乡村生态农业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地方文献使用问题 |
| 第一节 地方文献对灾害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虚实之间:地方文献的灾害书写与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地方文献在灾害史研究中的发掘与利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 |
| 第一节 清代山西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碑刻所见清代山西地方灾害 |
| 第三节 相关县志中的地方灾害 |
| 第四节 地方灾害在不同文本中的反映 |
| 第三章 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 |
| 第一节 地方禳弭救灾 |
| 第二节 村社赈济 |
| 第三节 灾害中的官民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丁戊奇荒”中的社会生活与灾荒记忆 |
| 第一节 基层民众对“丁戊奇荒”的认知与反应 |
| 第二节 光绪初年的灾荒、地权与民生 |
| 第三节 “丁戊奇荒”灾害记忆的长时段考察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
| 第一节 清代静升村的区域背景与受灾情况 |
| 第二节 清代王氏家族的灾赈实践 |
| 第三节 清中后期村社赈济的具体实践 |
| 第四节 小结——兼论个案研究的普适性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3）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及其与城市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背景下人地关系的矛盾 |
| 1.1.2 城市水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1.1.3 古代人居科学与智慧的传承使命 |
| 1.1.4 风景园林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深入挖掘古代人居环境营建智慧 |
| 1.2.2 系统阐释古代多元的城—水关系 |
| 1.2.3 构建陂塘系统的研究框架 |
| 1.3 相关概念辨析 |
| 1.3.1 陂与陂塘 |
| 1.3.2 古代城市与陂塘系统 |
| 1.3.3 人居环境系统、自然系统与支撑系统 |
| 1.4 相关领域研究 |
| 1.4.1 景观与文化:自然—人类系统的辨证思考 |
| 1.4.2 城市与水利:营城理水的思想与实践 |
| 1.4.3 陂塘相关研究 |
| 1.4.4 古籍文献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陂塘系统营建的背景研究 |
| 2.1 思想哲学基础 |
| 2.1.1 农耕文明下的人地思想 |
| 2.1.2 中国传统的自然形胜观 |
| 2.1.3 中国古代的山水审美意识 |
| 2.2 营建意匠基础 |
| 2.2.1 传统农田水利:我国人居营建的基础 |
| 2.2.2 区域水利类型:土地利用方式的地域适应性 |
| 2.2.3 城市水利系统:人工与自然系统交织的集中呈现 |
| 3 陂塘系统的概念建构与基本内容 |
| 3.1 陂塘系统的概念与识别 |
| 3.1.1 “陂”与“陂塘”语汇源流考 |
| 3.1.2 现代学科体系中的陂塘 |
| 3.1.3 陂塘概念内涵的系统性 |
| 3.1.4 相似概念辨析 |
| 3.2 陂塘系统的基本内容 |
| 3.2.1 陂塘系统基本功能 |
| 3.2.2 系统结构框架与组成单元 |
| 3.2.3 陂塘系统的管理体系 |
| 3.3 小结 |
| 4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的起源背景与变迁过程 |
| 4.1 思想萌芽期:上古时期 |
| 4.2 初创期:春秋战国时期 |
| 4.3 奠定期:两汉时期 |
| 4.4 曲折建设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 4.5 最盛期:隋唐五代时期 |
| 4.6 集中发展期:宋元时期 |
| 4.7 拓展更迭期:明清时期 |
| 4.8 小结 |
| 4.8.1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的整体发展进程 |
| 4.8.2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发展的空间特征 |
| 4.8.3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的空间形态特征 |
| 5.1 国土与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 |
| 5.1.1 两淮地区 |
| 5.1.2 江南地区 |
| 5.1.3 西南及其他边陲地区 |
| 5.1.4 小结 |
| 5.2 陂塘系统及其单元的空间形态特征 |
| 5.2.1 陂塘系统的基本空间架构 |
| 5.2.2 陂塘系统的结构单元形态 |
| 5.2.3 陂塘系统的典型空间类型 |
| 5.2.4 陂塘系统的典型复合结构 |
| 5.3 小结 |
| 6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对城市的支撑 |
| 6.1 凭湖而蓄:城市水系调蓄 |
| 6.2 倚湖而守:城市军事防御 |
| 6.3 济河之运:城市漕运调剂 |
| 6.4 构城之景:城市游憩与景观 |
| 6.5 利民之生:城市物产供给 |
| 7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与城市的空间关系 |
| 7.1 “山—陂—城”的基本空间格局 |
| 7.1.1 竖向关系 |
| 7.1.2 平面关系 |
| 7.1.3 古代陂塘系统的择址原则 |
| 7.2 “城—陂”空间关系的类型范式 |
| 7.2.1 城绕陂周、城嵌陂中 |
| 7.2.2 陂城比邻 |
| 7.2.3 城牵离陂 |
| 7.2.4 陂嵌城中 |
| 7.3 小结 |
| 8 中国古代陂塘系统与城市风景审美 |
| 8.1 陂塘系统的典型风景范式 |
| 8.1.1 融山合水的自然基底 |
| 8.1.2 各司其职的系统单元 |
| 8.1.3 揽胜抒怀的游赏体系 |
| 8.1.4 渗透互融的世俗空间 |
| 8.1.5 互惠共荣的生产生活 |
| 8.2 陂塘系统与风景集称文化 |
| 8.2.1 城市集称景观中的相关景名 |
| 8.2.2 与陂塘系统相关的集称景观 |
| 8.3 陂塘风景的艺术表达 |
| 8.3.1 诗词歌赋 |
| 8.3.2 山水画作 |
| 8.4 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当代价值与发展路径 |
| 9.2.1 陂塘系统的当代价值 |
| 9.2.2 可持续发展策略 |
| 9.3 创新点 |
| 9.4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水经注》中的陂塘经文及注疏 |
（4）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区概况 |
| 2 数据来源 |
| 3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 |
| 3.1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时间分布 |
| 3.1.1 水旱灾害的年际变化特征 |
| 3.1.2 水旱灾害的季节变化特征 |
| 3.2 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不均衡 |
| 3.3 水旱灾害的等级特征 |
| 4 水旱灾害对气候的响应 |
|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
（5）古代治灾“闭环意识”及其对现代“危机终止”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危机终止相关研究 |
| (二)古代社会灾害应对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案例分析法 |
| (二)系统分析法 |
| (三)规范分析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危机 |
| (二)危机终止 |
| (三)闭环意识 |
| 二、理论来源 |
| (一)危机管理的事实-价值模型 |
| (二)意义建构理论 |
| (三)闭环控制系统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古代灾害的主体及创伤分析 |
| 一、古代灾害中的社会主体和神圣主体 |
| (一)社会主体 |
| (二)神圣主体 |
| 二、古代灾害造成的物理创伤和价值创伤 |
| (一)社会物理结构创伤 |
| (二)社会价值认同创伤 |
| (三)政治价值认同创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古代灾害意义建构对价值创伤的修复逻辑 |
| 一、政治场域中灾异的“四元”意义构建模式 |
| (一)天-君关系场域中的灾害意义建构 |
| (二)君-臣关系场域中的意义建构 |
| (三)民-天关系场域对灾害意义建构的影响 |
| (四)“四元”意义构建模式的逻辑悖论 |
| 二、社会场域中灾异的“三元”意义构建模式 |
| (一)神灵-民关系场域中的意义建构 |
| (二)“三元”意义构建成立的必要条件 |
| (三)“三元”意义构建的社会心理动因 |
| 三、价值创伤在两种意义建构模式下的自我修复机制 |
| (一)意义建构的超稳定形态 |
| (二)价值创伤自我修复的闭环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古代治灾行为实践对价值创伤的修复机理 |
| 一、古代治灾中仪式行为及其对价值创伤的修复 |
| (一)常祀的教化和预防功能 |
| (二)非常祀的验证和救助功能 |
| (三)报祀的反馈和终止作用 |
| 二、古代治灾中仪式化行为及其对价值创伤的修复 |
| (一)古代治灾的仪式化行为实践 |
| (二)仪式化行为承天安民的功效 |
| (三)仪式化行为中的终止性设置 |
| 三、古代治灾中实效荒政及其对价值创伤的修复 |
| (一)实效荒政的一般形式 |
| (二)实效荒政对价值创伤的补偿性修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古代治灾“闭环意识”提炼及其现代价值论证 |
| 一、以终为始:“闭环意识”的辩证视角 |
| (一)古代治灾“闭环意识”中的“以终为始”视角 |
| (二)“以终为始”视角对现代“危机终止”的启示 |
| 二、责任伦理:“闭环意识”的内在驱动理念 |
| (一)古代治灾“闭环意识”中的“责任伦理”理念 |
| (二)“责任伦理”理念对现代“危机终止”的启示 |
| 三、反馈纠偏:“闭环意识”的实践运行机制 |
| (一)古代治灾“闭环意识”中的“反馈纠偏”机制 |
| (二)“反馈纠偏”机制对现代“危机终止”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基于Mike Flood的运城市内涝模拟与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城市雨洪模型分类 |
| 1.2.2 城市雨洪模型研究现状 |
| 1.3 MIKE水动力学模型基本原理 |
| 1.3.1 一维河道水动力学模型 |
| 1.3.2 二维地表漫流模型 |
| 1.3.3 一维管网模型 |
| 1.3.4 一、二维耦合模型 |
| 1.4 本文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2 运城市中心城区雨洪模型构建及验证 |
| 2.1 研究区域基本情况 |
| 2.1.1 地理地貌 |
| 2.1.2 水系概况 |
| 2.1.3 水文气象 |
| 2.2 运城市中心城区内涝调研分析 |
| 2.2.1 内涝灾害调研 |
| 2.2.2 内涝灾害成因分析 |
| 2.3 中心城区雨洪模型搭建 |
| 2.3.1 研究范围 |
| 2.3.2 一维排水模型 |
| 2.3.3 二维地表漫流模型 |
| 2.3.4 内涝耦合模型 |
| 2.4 模型验证 |
| 2.4.1“2016.7.19”暴雨过程 |
| 2.4.2 模拟验证 |
| 3 中心城区暴雨内涝计算结果分析 |
| 3.1 计算条件 |
| 3.1.1 设计暴雨 |
| 3.1.2 雨水管网出流边界 |
| 3.2 一维雨水管网结果分析 |
| 3.2.1 暴雨节点溢流 |
| 3.2.2 雨水管网排水能力 |
| 3.3 一维河道结果分析 |
| 3.4 二维地表淹没结果分析 |
| 4 中心城区暴雨内涝风险评估 |
| 4.1 本文内涝风险评估过程 |
| 4.2 内涝风险划分 |
| 4.3 内涝损失评估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山西省水土保持功能分区及生态脆弱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土流失概述 |
| 1.2.2 水土保持区划概述 |
| 1.2.3 生态脆弱概述 |
| 1.2.4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措施研究概述 |
| 1.3 本论文研究的必要性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1.3 水土流失概况 |
| 2.1.4 山西省水土保持概况 |
| 2.2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 2.2.1 研究目标 |
| 2.2.2 研究内容 |
| 2.2.3 总体思路与技术线路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资料收集与处理 |
| 2.3.2 山西省水土保持分区 |
| 2.3.3 生态脆弱性评价 |
| 2.3.4 区域特征分析及综合防治建议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山西省水土保持分区 |
| 3.1.1 分区指标体系 |
| 3.1.2 一级区界定结果 |
| 3.1.3 二级区划分结果 |
| 3.2 山西省生态脆弱性评价 |
| 3.2.1 评价体系 |
| 3.2.2 评价结果 |
| 3.3 区域特征分析 |
| 3.3.1 一级区区域特征分析 |
| 3.3.2 二级区区域特征分析 |
| 3.4 山西省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对策及防治途径 |
| 3.4.1 Ⅰ太行山西北部山地丘陵区 |
| 3.4.2 Ⅱ太行山西南部山地丘陵区 |
| 3.4.3 Ⅲ晋西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
| 3.4.4 Ⅳ汾河中游丘陵沟壑区 |
| 3.4.5 Ⅴ晋南丘陵阶地区 |
| 3.4.6 Ⅵ晋西南高塬沟壑区 |
| 4 讨论 |
| 4.1 研究尺度问题 |
| 4.2 评价指标选取 |
| 4.3 区域界线确定 |
| 5 结论 |
| 5.1 一级区 |
| 5.2 二级区 |
| 5.3 创新之处 |
| 6 参考文献 |
| 7 附录 |
| 8 致谢 |
| 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水土保持区划及功能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1.1 研究的基础 |
| 1.1.2 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区划(分区)现状 |
| 1.2.2 国内相关区划(分区)现状 |
| 1.3 我国水土保持区划发展现状 |
| 1.3.1 我国水土保持区划发展 |
| 1.3.2 我国水土保持区划现状 |
| 1.4 水土保持区划特点与问题 |
| 1.4.1 水土保持区划的特点 |
| 1.4.2 水土保持区划的问题 |
| 1.5 研究基础、目标与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6 研究技术思路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水土保持区划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2.1 水土保持区划的理论与原则 |
| 2.1.1 理论基础 |
| 2.1.2 基本原则 |
| 2.2 水土保持区划数据获取 |
| 2.3 水土保持区划等级体系构建 |
| 2.3.1 水土保持区划等级体系 |
| 2.3.2 水土保持区划的命名及编码 |
| 2.4 水土保持区划指标体系构建 |
| 2.4.1 区划指标选取原则 |
| 2.4.2 水土保持区划指标体系结构 |
| 2.4.3 水土保持区划指标体系建立 |
| 2.4.4 指标的量化分析 |
| 2.5 水土保持区划技术途径与方法 |
| 2.5.1 区划基本单元 |
| 2.5.2 技术途径 |
| 2.5.3 区划方法 |
| 2.6 小结 |
| 3 水土保持二级区划研究 |
| 3.1 二级区分区依据与指标选取 |
| 3.2 二级区分区模型选择与步骤 |
| 3.3 西北黄土高原区二级区划 |
| 3.3.1 区域特征分析 |
| 3.3.2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3 数据处理与聚类方法分析 |
| 3.3.4 西北黄土高原区二级区分区方案 |
| 3.4 南方红壤丘陵区二级区划 |
| 3.4.1 区域特征分析 |
| 3.4.2 空间叠加分析 |
| 3.4.3 人工神经网络分析 |
| 3.4.4 南方红壤区二级区分区方案 |
| 4 水土保持三级区划研究-以西北黄土高原为例 |
| 4.1 三级区分区依据与指标体系 |
| 4.2 三级区分区模型选择与步骤 |
| 4.3 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进行三级区划分 |
| 4.3.1 指标体系与区划技术方案 |
| 4.3.2 主成分分析 |
| 4.3.3 数据处理 |
| 4.3.4 按二级区进行划分 |
| 4.3.5 按要素进行划分 |
| 4.3.6 方案对比与分析 |
| 5 水土保持区划功能评价与定位研究 |
| 5.1 水土保持功能定义和内涵 |
| 5.1.1 水土保持功能定义 |
| 5.1.2 基础功能类型 |
| 5.1.3 水土保持主导功能内涵与界定 |
| 5.2 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指标与方法 |
| 5.2.1 水土保持功能指标体系 |
| 5.2.2 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方法 |
| 5.3 水土保持功能评价 |
| 5.3.1 水源涵养功能评价 |
| 5.3.2 土壤保持功能评价 |
| 5.3.3 蓄水保水功能评价 |
| 5.3.4 防风固沙功能评价 |
| 5.3.5 生态维护功能评价 |
| 5.3.6 防灾减灾功能评价 |
| 5.3.7 农田防护功能评价 |
| 5.3.8 拦沙减沙功能评价 |
| 5.4 综合功能评价与功能定位 |
| 5.5 分区概况与防治技术途径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6.3 本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9）元代山西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自然灾害史史料整理 |
| 二、自然灾害史综合研究 |
| 三、元代自然灾害分类研究 |
| 四、元代自然灾害区域研究 |
| 五、元代山西地区自然灾害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内容 |
| 第一章 今山西省的概况及元代山西地区相关问题的界定 |
| 第一节 今山西省的概况 |
| 第二节 元代山西地区时间和范围的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灾害分类 |
| 第二章 元代山西地区的地质灾害 |
| 第一节 元代地震 |
| 第二节 元代山西地区地震之相关比较 |
| 一、山东东西道 |
| 二、陕西行省 |
| 三、与金代相比 |
| 四、与明代相比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地区地震的时空分布 |
| 一、元代山西地区地震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地震时间分布 |
| 第四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其它地质灾害 |
| 第三章 元代山西地区的气象灾害 |
| 第一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旱灾 |
| 一、元代山西地区旱灾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旱灾时间分布 |
| 第二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水灾 |
| 一、元代山西地区水灾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水灾时间分布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雹灾 |
| 一、元代山西地区雹灾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雹灾时间分布 |
| 三、余论 |
| 第四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冷冻灾害 |
| 一、元代山西地区霜灾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霜灾时间分布 |
| 第五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风灾 |
| 一、元代山西地区风灾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风灾时间分布 |
| 三、余论 |
| 第四章 元代山西地区的生物灾害 |
| 第一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蝗灾 |
| 一、元代山西地区蝗灾空间分布 |
| 二、元代山西地区蝗灾时间分布 |
| 三、余论 |
| 第二节 元代山西地区的疫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10）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光绪朝灾荒研究的学术回顾 |
| 一、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
| 二、光绪朝灾荒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论文的目标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框架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光绪朝(1875-1908)灾况概览 |
| 第一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 |
| 一、自然灾害种类多 |
| 二、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 |
| 第二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 |
| 第三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 |
| 第二章 光绪朝荒政的制度运作及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清代"荒政"简介 |
| 一、备荒 |
| 二、救荒和恢复生产 |
| 第二节 光绪朝荒政举措及其社会影响 |
| 一、光绪朝荒政举措及效果 |
| 二、光绪朝荒政的制度性缺陷 |
| 第三节 光绪朝荒政失控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
| 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 |
| 二、国家财政匮乏 |
| 三、吏治严重腐败 |
| 第三章 光绪朝救荒机制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近代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
| 一、义赈的缘起 |
| 二、近代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义赈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 |
| 二、传统慈善机构慈善活动的传承 |
| 三、近代东南地缘共同体的形成——近代义赈兴起的支点 |
| 四、西方传教士对华赈灾活动的影响和刺激 |
| 五、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 |
| 六、近代传播媒介的出现 |
| 第三节 近代义赈对传统民间赈济的超越 |
| 一、募捐和赈济范围的差异性 |
| 二、技术手段的差异性 |
| 三、赈灾地位的差异性 |
| 四、赈灾性质的差异性 |
| 五、组织形式的差异性 |
| 六、工作程序的差异性 |
| 七、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
| 八、救济理念的差异性 |
| 第四节 近代义赈对传统救荒机制的制度性冲击 |
| 一、近代义赈的社会效果 |
| 二、近代义赈对传统救荒机制的冲击 |
| 三、近代义赈的经验启示和局限性 |
| 第四章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 |
| 第一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 |
| 一、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增减 |
| 二、光绪朝自然灾害与流民潮 |
| 三、光绪朝自然灾害对人口结构和灾民素质的影响 |
| 第二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 |
| 一、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愈形拮据 |
| 二、光绪朝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
| 三、光绪朝自然灾害对商业贸易的影响 |
| 第三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 |
| 一、光绪朝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概况 |
| 二、光绪朝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类型 |
| 第五章 光绪朝各政治派别灾荒观探析 |
| 第一节 "天象示警"的传统灾异观的延续 |
| 第二节 清流派"重本"、"恤民"的灾荒观 |
| 第三节 洋务派"师夷"特色浓厚的灾荒观 |
| 第四节 戊戌维新派"维新"特征突出的灾荒观 |
| 第五节 "标本兼治"——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运城市水旱灾害成因及防治措施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功能提升路径研究[D]. 周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 [2]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D]. 白豆. 山西大学, 2020(08)
- [3]中国古代陂塘系统及其与城市的关系研究[D]. 王曦月.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4]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J]. 张婧,赵海莉.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12)
- [5]古代治灾“闭环意识”及其对现代“危机终止”的启示[D]. 尉馨元. 吉林大学, 2018(12)
- [6]基于Mike Flood的运城市内涝模拟与风险评估[D]. 周小飞. 西安理工大学, 2017(02)
- [7]山西省水土保持功能分区及生态脆弱性评价[D]. 赵乾坤. 山东农业大学, 2014(11)
- [8]水土保持区划及功能定位研究[D]. 赵岩. 北京林业大学, 2013(10)
- [9]元代山西地区自然灾害研究[D]. 武小平. 暨南大学, 2010(10)
- [10]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D]. 张高臣. 山东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