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校资料室建设的思考

一、对新时期高校资料室建设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丽君^[1]（2021）在《高校图书馆与二级学院资料室文献资源整合服务咨询和指导——以西安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馆与二级学院资料室文献资源整合,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广大师生了解和利用学校图书馆和各自学院资料室的图情资料,更好地利用其他院系相关专业或交叉学科的文献资料,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和建设。图书馆通过对资料室资料员培训,从规范管理、实现资源共享以及着眼于学校文献资源建设的整体及长远发展,结合各部门文献工作现状,从文献分类编目的意义、要求及指导原则方面进行了讲解,对文献分类编目的业务流程及主要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

胡杨^[2]（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认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张晓鹏^[3]（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研究说明“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吕增艳^[4]（2021）在《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仿吾是我国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其五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践行共产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是我国第一位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三者兼备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学校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继承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精神财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现阶段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是党史学习的重要内容,成仿吾的人生发展历程堪称一部生动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根据地高校的公共课程,把“战火中的大学”建设成为“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战士的大熔炉”,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教育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确立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主张结合实际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的概念,首创思想政治理论课四大基础理论教研室,参与并构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课程体系和教学研究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化发展。成仿吾被誉为“长征途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奠基者”“党校教育的开拓者”“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人民教育的旗手”“妈妈校长”等。这些称号,是对他在教育领域突出贡献的肯定。此外,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精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科学阐释、撰写《长征回忆录》等等,使他获得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大家”的赞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历程,总结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宝贵经验,既是对党的百年教育成果的历史传承,也是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守正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重要借鉴。本文包括引论、结语和四章正文。第一章,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家风传承三方面分析其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从实践阅历、人格特质两方面论证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关于发展历程,以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脉络,结合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归纳出其思想发展的萌芽萌动期、初步形成期、成熟发展期和系统深化期四个阶段,形塑起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章,阐释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构成。一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和必要的战线”“经济、政治工作的生命线”的地位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斗争”的重要功能进行理论阐发。二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的思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其他社会教育相融合、“少而精”和“通俗化”相结合、“基本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五个方面。三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涵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形势与任务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四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小先生”制与“自学辅导制”相结合,启发式和讨论式相结合,典型教育与亲自示范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五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想。在坚持学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基础上,探索报刊传播媒介和党的建设管理平台。第三章,对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的研究。包括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特色和历史贡献三部分。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教育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教育救国”之路;反对经验主义,强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弘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创新性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立场坚定的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之重任,以“人民本位”的理念践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以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耕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建设”,以实践探索精神推进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五个方面。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探索与推进我国高校政治理论课完整的课程体系建设,彰显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先行者,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第四章,透析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当下的启示:“培养无产阶级理论战士”对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启示,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思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对坚持“理论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启示,师德师风建设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苏彬^[5]（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吴光才^[6]（2020）在《加强高校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建设的几点思考》文中认为老干部图书资料室是老干部阅读、学习的重要场所,有利于丰富老干部的精神生活,助力老干部发挥余热作用。目前,各高校都建立了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在做好老干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加强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建设,应提高对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大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建设的投入,规范老干部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不断提高图书资料室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李志^[7]（2020）在《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肩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引导、支持和保障的功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论述了有关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话题,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新媒体的出现,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技术手段、内容管理和方式方法随之发生革新和变化。而对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受众来说,大学生仍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容易受到新媒体带来的多重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新媒体视角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第1章。绪论部分阐明了问题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学术界目前对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已经逐步开展并深化,虽然学术界已有相关期刊文献、学位论文等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还不够系统,不够完善。一方面,重单向研究而缺系统交叉研究,未能将新媒体和高校宣传思想这两个领域的学科知识系统地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成果的种类还不够丰富。第1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相关概念基础。一方面是解释新媒体的概念,从基本情况、信息传播、文化产业等方面介绍新媒体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对宣传思想、高校宣传思想等概念作出解释,其次从工具、有效性提升等角度阐明新媒体对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最后总结梳理了我国宣传思想相关工作理论,主要介绍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党的不同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重点研究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八大以后关于宣传思想工作以及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为第2章和第3章。第2章总结研究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网络舆论引导不足,高校传统媒体存在感降低,宣传思想工作专业团队建设困难,突发舆论危机公关处理效果差,高校媒体融合程度低,宣传思想工作缺乏时代性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下也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迎来了宣传载体更加丰富,工作内容更具时代性,宣传方法更加多样,师生参与更加积极的良好机遇,另一方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遭受冲击,传统宣传思想模式亟待创新,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提出更高要求,高校宣传思想不可控性加大等挑战。第3章主要从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在新媒体环境下存在着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阻力较大,传统媒体的宣传影响力不足,宣传思想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解决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欠佳,未形成媒体融合发展的合力,宣传思想内容、手段和渠道缺乏创新等原因。第三部分为第4章。第4章研究了新媒体视角下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原则以及对新媒体视角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提出策略和方法。要遵循兼容并蓄和旗帜鲜明相统一、正面宣传和立德树人相融合、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相促进、多维互动和师生为本相协调等原则。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动高校营造良好的宣传思想环境。从策略角度看,要完善领导体制,健全舆情机制,推进依法管理,加强制度建设,落实保障机制,创新工作理念;从具体方法来说,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媒介素养以在师生中培养舆论领袖,联合社会力量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繁荣校园文化以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打造一支政治强、学术优、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思想队伍,强化技术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应用,以正面宣传引领师生喜闻乐见的宣传思想内容。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落脚点。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展望。主要是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李娟^[8]（2020）在《1980年代中国大学小说研究》文中指出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思想“解冻”、文艺“复苏”等现实条件为众多文学思潮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大学的发展也逐渐步入正轨。随着大学制度的完善与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大学小说在此时重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的大学小说因题材特殊,加之关注了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思想异化的问题,从而使它成为了1980年代文学中不可忽略的存在。1980年代的大学小说在历史语境中得以复苏,既与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变化和以往的大学叙事传统有关,又与1980年代的时代语境和作家的创作姿态、生命体验有关。从整体上看,复苏后的1980年代大学小说是1980年代文学思潮的一个缩影。随着1980年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大学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发生异变,在“文革”中受过伤害的大学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逐渐弱化,在欲望诱惑下大学生的人性之恶彰显出来。1980年代的大学小说对大学“症候”进行了书写,通过揭示学校工作人员的腐化行为和反映大学生功利化价值观,描写了大学“弊病”。1980年代大学小说有两种主题向度:一是大学知识分子呼唤知识启蒙与思想解放;二是言说大学知识分子创伤与大学体制弊端。当然,启蒙与控诉这两种主题向度在1980年代大学小说中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和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精神。在艺术技巧上,1980年代的大学小说鲜明地表现了“继往”和“开来”的特点。1980年代大学小说的写作手法既继承了现代大学书写传统与“十七年”文学的写作特点,又丰富了心理描写和爱情描写。此外,它还运用了自由联想、意识迁移的意识流手法和荒诞反讽的技巧,突显了小说在艺术上的现代性特征。1980年代的大学小说有着一定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它不仅扩展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学小说版图,为大学小说进入文学史视野做出了努力;又提出了大学知识分子“救赎”的问题,对知识分子如何自处进行了理性思考;还力图用小说文本的力量去引导社会关注大学,重建知识分子公共性。

汪妍泽^[9]（2019）在《学院式建筑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兼论东南大学建筑教育发展》文中认为中国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是中国建筑学科现代转型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其历史真源、思想脉络,探索其发展规律可以为当今中国建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中国高等建筑教育承袭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思想,并与中国高等建筑教育制度相结合形成了系统、高效的建筑教育模式。但是随着社会变革及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冲击,源自古典美学的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和时代发展愈显脱节,逐渐显露出认知落后、步伐蹒跚的疲态,一度被认为是保守思想的代名词,学界也曾因此而“一边倒”地认为其阻碍了中国建筑教育的现代转型。为了摒除观念偏见、还原史实的客观性,本文采用层次化的方法剖析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的本质,揭示这一经典教育模式的积极意义。研究的首要层次是全面、客观地重审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及其延续,打破中西壁垒以大历史观的视野重识其教学内涵,以时空交织的纵横网络从教育制度与知识体系两方面入手系统探讨“学院式建筑教育”这一命题;研究的更深层次在于梳理高等建筑教育发展脉络中的连贯线索,分析其中可以适应变革、历久弥新的内在因素,而中国建筑教育由移植到创新的发展历程也揭示了学院式建筑教育在中国建筑学科现代转型中的生命力。就以上问题,绪论部分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提出研究的具体内容、创新点及框架。正文六个章节分两部分,就建筑教育制度与知识体系的建立、发展,分别论述自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方建筑教育的历史渊源,以及以东南大学建筑教育为典型的中国建筑教育的演进。第一部分包含第一、二章。第一章从西方建筑教育组织方式梳理高等院校中建筑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从中透析教育制度步步变革的影响因素。第二章从西方建筑教育知识结构演变展示高等建筑教育在多种思想源头的影响下呈现出的开放性知识体系,以此预示中国建筑教育思想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第二部分包含第三至六章。第三章通过各时期典型教学计划对比分析中国高等建筑教育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变革阶段的动态因素;第四、五章分别从知识体系的两个方面:设计方法和设计思想,论述中国建筑教育从吸收西方建筑思想到自主建立“中国建筑”的意识觉醒;第六章通过回顾文革及改革开放后东南大学教学改革成果,提出学院式建筑教育在中国建筑教育现代转型中的积极意义。结语部分回应绪论中提出的问题,总结中国建筑教育的多重源头以及中西建筑教育的谱系关系,揭示当代从事建筑教育发展研究的价值,并对可能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全文约25.7万字,图片263幅,表格55幅。

高蕾^[10]（2018）在《我国地方高校早期建筑教育口述史研究 ——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1952-1966）》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建筑教育孕育于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就考察中国早期建筑教育利弊得失的历史研究而言,不仅要了解教育本身的发展,还要熟悉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也不能忽视教育制度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地方高校的建筑教育是中国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地方高校的建筑教育有利于全面把握和剖析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的历程,反思中国早期建筑教育的成败得失,获得值得借鉴的经验等。本文采取“史论统一”的研究方法,搜集整理了部分地方高校校史、院史、活动纪念文章等文献资料,对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我国地方高校早期建筑教育的宗旨、历史沿革、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风格、师资力量）等内容展开综合性研究,藉此梳理中国早期建筑教育的一些基本面貌。在此背景下,选择1958年成立的河北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作为个案,进行了口述史调研采访、历史文献搜集整理、档案查询等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形成对我国地方高校的早期建筑教育较为具体的认识。研究地方高校的建筑教育能为其早期发展成就、特点的总结提供重要参考,有利于地方高校传承教学理念和教学特色,探索符合地方高校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之路。并且此项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可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教育史系列研究不无裨益的补充。

二、对新时期高校资料室建设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新时期高校资料室建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图书馆与二级学院资料室文献资源整合服务咨询和指导——以西安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4）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加强高校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建设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7）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980年代中国大学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学院式建筑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兼论东南大学建筑教育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地方高校早期建筑教育口述史研究 ——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1952-1966）（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新时期高校资料室建设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图书馆与二级学院资料室文献资源整合服务咨询和指导——以西安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J]. 刘丽君. 办公自动化, 2021(12)
• [2]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4]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D]. 吕增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6]加强高校老干部图书资料室建设的几点思考[J]. 吴光才. 教育教学论坛, 2020(50)
• [7]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D]. 李志. 南昌大学, 2020(02)
• [8]1980年代中国大学小说研究[D]. 李娟. 湘潭大学, 2020(02)
• [9]学院式建筑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兼论东南大学建筑教育发展[D]. 汪妍泽. 东南大学, 2019(05)
• [10]我国地方高校早期建筑教育口述史研究 ——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1952-1966）[D]. 高蕾. 河北工业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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