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

一、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论文文献综述）

荣洁^[1]（2021）在《中国艺术区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包海波^[2]（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艾美伶^[3]（2020）在《家-国视野下三代“工家女”生命历程中的身份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妇女解放、工业化建设、国企改革、体制转轨等系列制度性变革,中国妇女、尤其是曾被吸纳进集体主义经济中的城市劳动妇女,经历了群体性的身份演化。本研究将计划经济时期出身于工人家庭且自身为集体主义劳动妇女,或市场经济时期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女性定义为“工家女”。对于“工家女”而言,她们的阶级身份是“工”,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解放的劳动者;代际身份是“家”,是家庭生活中的女儿、妻子与母亲;性别身份是“女”,是社会性别中的女性。本研究通过对1930年代至1990年代出生的28位工家女的深度访谈,基于“家-国”视野审视阶级、性别如何交互作用于不同代际“工家女”的身份演化,以及国家和家庭在三代工家女的身份形塑中发挥的作用。本研究的主体依据代际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一代工家女（生于1930-1949）在新中国解放初期如何“为工”,国与家如何在互动中制造了劳动妇女去性别化且不稳定的社会身份;第二部分讨论二代工家女（生于1950-197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轨中如何“做工”,工人阶级与社会性别如何在家-国掣肘下形塑了其身份演化;第三部分讨论三代工家女（生于1978以后）在个体化时代“再难为工”的身份变化与阶层现实。“工家女”的身份是流变的、发展的。本研究从两方面作结:第一,工人的阶级身份与社会性别交互作用于不同代际工家女的身份建构与实践;第二,“工家女”的身份原点与代际联结在于家,以国主导的“家-国”互动掣肘了工家女“小我”与“大我”的身份融合。最后本研究提出讨论,第一,国家父权主义与传统父权主义共谋于工家女的身份实践,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性身份并未实现真正的解放;第二,工家女的身份演变与中国工人的阶级流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背后暗含着传统产业工人的群体失语与集体衰落。

苟欢^[4]（2020）在《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纵观我们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不断被各种社区所嵌入的场域,就像地球被“国家化”、国家被“城市化”一样,城市也逐渐被“社区化”了,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与社区这个包裹着我们身、心、灵的壳打交道。当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作为治理开展的新兴力量和基础单位,承担了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越其能力）的公共性,以至于出现了街道开始具备执法权的奇特景观。西方国家对社区及其治理功能的重视早于中国,这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自洽”的理论阐释逻辑息息相关。从实践背景而言,西方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较早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也较早感知到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产品”（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危机事件易发多发。）正是这些“负产品”不断冲击着社会治理的各道防线,使得西方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变革动力更为深刻,变革决心更为坚定,一场“依靠社区发展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便由此开始。那么,引导西方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是什么呢?总结而言,就是“公共选择+民主理论”的变革理路。以奥尔森、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论证了集体行动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搭便车、公共池塘、负外部性行为等等问题;以罗伯特·达尔、卡普兰、帕特南为代表的民主理论探析更告诉我们:“民主太遥远了,不如打个折去搞多头政体”、“理性选民是个神话,总统总是选择不良政策”、民主制度的绩效在地区间存在极大差异会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原子化。将这两条主线合流,便构成了西方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的基本假设与理路:共同体内人数太多,民主制度不易玩转,必须缩小共同体规模,即将国家治理转换为城市治理、把城市治理分割为社区治理,在“小场域”的社区民主实践中去实现“大场域”的社会发展。然而,立足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来看待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及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行动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素与特征不断凸显,社区的民主追求与治理行动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社区再也无法从社会大系统中被分割看待。进言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社会的治理绝对不能被机械地加总为对“多个社区的治理”,因为多个社区之间的互动极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亦可能次生出一些之前没有的新问题。所以,在走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转型期,在一个城市胜利的时代,在社区生活模式不可逆转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对社区及其治理面貌的重新省察基础之上对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行动构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使得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构成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坚实的存在之基。如果说当下社区及其治理的建构目标与行动路径是由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情景与发展诉求所决定的,那么新型社区及其治理行动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着各种困境。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相反,其间不断充斥着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而成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作为主观条件的行动知识建构滞后于作为客观条件的时代发展情景,继而致使具有主观性和稳固性特征的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生社会情景中依然继续发挥着对新生社会事物及其运行过程的观念塑造与行动支配作用,这显然具有导向意识混乱与行动失灵的双重发展困境。全球化和后工业进程中呈现出的新型社区及其行动建设便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虽然转型时期的社区及其治理语境已然不同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样貌特征,但是工业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继续侵染着新兴社区及其治理行动场域。这将不仅削弱作为新型社会治理力量之一的社区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亦将极大干扰以新型社区自治与合作为基本实践路径而实现社区实质民主价值的行动方向,更将最终阻碍以社区合作治理促进整个社会合作治理的发展进程。当然,我们并非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社区及其发展的历史作用,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开展社区及其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始于对工业社会时期的社区观念与行动的反思性考察与合理性解构,继而才能创造性地重构出具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特征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针对这些研究背景、特征省察、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我们将关于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考察与研究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促使社区及其治理模式改革朝向具有实质民主意涵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拓展出的实践模式思考,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据此,我们又将核心研究问题具化为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链:为什么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是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趋势与目标?为什么行动主义是社区合作治理研究的应然理论范式?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行动主义特征与规范基础为何?如何在行动主义的知识规范下具体建构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实践?根据这些问题索引,我们首先对转型时期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基本论证,明确了现代社区作为新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区别于传统社区所具有的自主行动特质,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新型自治力量,对社会合作治理终极建构目标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其次,通过对工业社会时期所形塑的制度主义社区治理方案的反思性考察,发现其在后工业化情景中具有导向社区治理走向失灵和形式民主等诸多实践悖论的风险,故转而透过行动主义的理论棱镜去折射出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应关注的建构维度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民主作为社区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在公共性的社区扩散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在作为新生社会治理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部门之间建构平等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契合社区自主行动诉求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双重目标。如此,朝向合作的新型社区自治模式也便具有时刻关照各类社区治理行动者权益的实质民主发展蕴含。这一“结构-解构-重构”的诠释过程,也便构成了社区合作治理理论构想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最后,为了更为具体地诠释转型社会时代中社区合作治理建构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我们着重选取了两组相对应的诠释要素——“自主性-场域”和“他在性-角色”——以更为具体地贯通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路与实践。在关于“自主性-场域”的理论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明确了自主性作为社区场域的构成性特征,是规范现代社区治理场域的一个基本建构性变量。据此,我们树立起对社区参与治理模式的实践警觉、排除了社区自治与他治的实践纠结、打破了社区治理理念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思维,并最终确立起合作理性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指引功能;在“他在性-主体”的实践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树立起对“他在性”作为一种区别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去主体中心化”的理念,它之于社区民主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主体建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模式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建构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核心引导作用、明确了社区场域中的新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形态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并确立起社区治理行动者角色及其能力塑造的基本向度。以上这些问题和内容的相继呈现,共同诠释了什么是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符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情景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这一切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为朝向具有实质民主蕴含的社区及其行动模式的建设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李文杰^[5]（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着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着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姜俊^[7]（2019）在《社会转型中公共雕塑的嬗变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研究（1977-201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着重讨论了发生在德国一个中型古城明斯特的雕塑项目展,并介绍了它作为一个公共雕塑节从1977年到今天的发展历史。首先通过对于1977年第一届和2017年第五届雕塑项目展的切片比较来勾勒一张欧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的变迁图,并在70年代到今天的资本主义转型中重新定位公共艺术和公共雕塑展的形式变迁,以及艺术在社会中职能的转变。本文在分析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的成因时,希望将其追溯到更早在欧洲60年代发生的左派政治-美学革命,按照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讨论,审美的革命必定伴随着政治的革命,而政治的革命同样推动对于感性的重新分配,那么当我们在讨论西方当代艺术的变革时:60年代开始了艺术客体向艺术项目的变迁,主客体对立的观看向主客体交融的场域感知变革;我们也不能忘记,60年代的欧洲、德国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即一种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性的述求,而这场从下至上的政治革命在1986年后推动了 70年代从上至下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即我们所熟知的欧洲民主化进程。这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也同样发生在艺术革命之中:60年代反体制的艺术革命和美学批判在70年代却触发了美术馆和博物馆从内部展开的体制改革。艺术机构通过自我开放反而将“反叛”的前卫艺术纳入它的系统之下,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招安”。70年代在德国的民主化改革中,公共艺术和文化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精英主义转变为大众服务,从而也实现了其自身的社会职能的重新定位。197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的特征在于作品的特定场域性,也就是在地性和项目化。这两个特征我们也将在从6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结构转型中看到。法国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将这一转型定义为,从控管福利型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型、从科层制结构向项目制结构的范式转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体制转变,批量生产变成了差异生产,大众消费变成了小众消费。劳动的组织随之发生变化,科层制变成了更为灵活和扁平的项目制,以适应琢磨不透、变动不居的消费市场。在同一时期艺术上也发生的激烈的变革:自律型艺术客体的创作在同一时期转变为更关涉特定场域的艺术项目,从对普世性主题的选择转于个体性和在地性主题的艺术创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艺术的范式转换同样配合着政治和经济的结构转向:普世主义的大众化生产转向差异化、定制化、个性化的小众生产。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左派运动推动了7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人们能更多地加入到政治决策之中,更平等的参与到文化和艺术活动之中。这种对个性的解放和对特殊性的尊重打破了原来单一化的等级制度,导致了多元主义消费市场的繁荣,也导向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享乐主义——德国社会学家舒尔茨所谓“体验社会”的形成。拥有创造力和跨界协作的项目制正是使得现代主义单一的艺术展逐渐走向集政治、经济、文化多任务的混合项目——艺术展览变成了艺术的嘉年华,它一方面展现了多元主义的特性、另一方面打开了个体享乐主义的时代。娱乐成为了今天的王道,公共艺术和雕塑节开始遍地开花,和都市更新,旅游重塑、地产增值、大众文化娱乐消费等结合起来。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明斯特公众从1977年对于雕塑项目展保守和抵制的态度为何在40年后逐渐转变为开放的欢庆。这一审美转变也正奠基于一种文化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全球主义化。它在宣称尊重地方性的同时正在将保守的地方性消灭,并将其变成一种创意文化经济下的产品。如果说1977年明斯特的美学启蒙展是一种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所导致的消费解放难道不也正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吗?

郭瑞^[8]（2018）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文中提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是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专制主义社会转变为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从一个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一个公平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受到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官僚买办势力的阻碍,步履艰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首要的历史任务。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一是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儒学所依附的封建政治制度逐步解体,意识形态上的儒学走向终结;二是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的变化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精神面貌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儒学的地位及影响日渐萎缩,处在不断破解和碎片化之中,逐渐失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位置。儒学面临着现代转化的压力,儒学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儒学自身的生存问题,还涉及到近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儒学经历了一个失去权力庇护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直至从社会独尊位置跌落;儒学也经历了一个被质疑、被否定、被批判但又迎来发展机遇并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对儒学发展以及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康有为托古改制、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与借鉴都是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儒学分别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现融合,在现代转化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儒学现代化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沿着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考察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根本任务、基本途径,准确把握儒学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也就能更好地推进儒学现代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儒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现实的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引言部分论述了选题缘起和主要探讨的问题、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点以及面临的困难与不足等。第一章以社会转型的概念入手,对社会转型的涵义以及原因进行概括性的介绍,然后由社会转型引入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历史任务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分析,目的是为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论证。社会转型必将带来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变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必然要适应转型进行现代转化。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儒学现代化的方向,而儒学现代化曲折历程反映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第二章是封建社会瓦解与儒学意识形态的终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走向瓦解,传统儒学遭遇近代危机。洋务运动在儒学经世致用的逻辑中展开。甲午战败宣告传统儒学嬗变的失败,国家只有制度变革才有希望。康有为托古改制推行变法,以政治改良为目的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成为近代推动儒学现代化的第一人。但是,无论是改良还是改革,都挽救不了中国封建社会灭亡的命运,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宣告封建社会终结,依附于封建政体的儒学解体。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化的展开。辛亥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封建文化残余仍然有社会基础,这是民国初年出现尊孔复辟逆流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文化开展了彻底的批判,终结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使儒学脱离封建专制的束缚,结束意识形态独尊的地位,儒学以它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的特点,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2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代新儒学是儒学现代化思想重镇,诞生了一批汇通中西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构造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为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与吸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与儒家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将儒家文化中积极因素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时代获得新的活力,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从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吸收到了儒家思想的精华,更加契合中国的现实,顺利实现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对儒学借鉴与吸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的典范,是儒学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五章是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儒学现代化的新开展。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正常进行的儒学研究在60年代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打乱了儒学研究的正常进程,直至完全中断了大陆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现代化。流亡海外的一批现代新儒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继续推动儒学现代化,取得积极的学术成果,为扩大儒学的海外影响做出了贡献。80年代,海外现代新儒学的成果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儒学热。在内地,大陆现代化建设取得显着的成效,“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以及新世纪的“儒学复兴”,儒学现代化重启。儒学现代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而且出现不同立场、观点与路向的现代化。结语部分通过对一百多年儒学现代化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当代实践,展望未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儒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一种新形式与新形态,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主导形态,但它并不排除其他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在价值上是多元的,在信仰上坚持自由原则,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谨防儒学消极因素的渗入。

万霞灿^[9]（2018）在《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协调》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从一元向多元过渡,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中国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逐渐瓦解,利益多元化导致社会结构性分化,社会矛盾急剧增加,传统的的道德观念与现实生活二者之间产生严重的不适应、分裂和错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实,不仅加剧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还使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更加复杂化,导致道德的困惑、法律的错位。因此,协调好转型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至关重要。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表现,可概括为合法律不合道德、合道德不合法律两种;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主要类型,可分为实质意义上的冲突、形式层面上的冲突两类。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实质有三: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传统以官本思想为基础的道德与现代权利本位法律规则的冲突、传统道德集体主义与现代法治个人本位的冲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是引起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深层起因;传统以官本思想为基础的道德与现代权利本位法律规则的冲突,是产生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先天不足;传统道德集体主义与现代法治个人本位的冲突,是加剧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重要原因。明晰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本质,是缓解、协调、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基石。协调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应从以下三点切入:第—,立法方面,制定良法,保证良法的制定体现出两点——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体现社会主导的道德价值观念。第二,司法方面,坚持实质正义的适度妥协:妥协之必要——法律的至上性;诉讼人情化的批判;严格规则的例外——最基本的正义与人权。第三,培育共建共享的社会组织,建立和维护一种有机的共同体联结,通过创造基本善能得到完整维护和激励的社会环境。立法方面制定良法,是协调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前提。司法方面坚持实质正义的适度妥协,是协调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关键。培育共建共享的社会组织,是协调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重要补充。只有统筹立法、司法、社会组织这三个抓手,才能实现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协调。

于春滨^[10]（2018）在《云南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云南白族价值观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理论,采用多学科结合的办法,从建构价值观研究的学理基础入手,通过对云南剑川白族的实证调研,对白族居民的经济、政治、法律、婚姻、信仰价值观等进行研究。从共时性的视角,研究当今白族价值观的实际状况,发现白族价值观的特点,寻找需要加强建设的方面;从历时性的视角,研究价值观的发展脉络,探索白族价值观的发展规律和传承机制,提出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建设的措施和建议。新中国成立后,白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白族群众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特点发生了很多变化,价值观也随之变迁,既有原有传统价值观的传承问题,也有新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新价值观的建构,既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发挥,又关系民族地区团结和谐稳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现时白族价值观,并与白族传统价值观、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比较,探讨当今白族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探讨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讨论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推进白族地区的价值观建设。本文内容包括七个部分。绪论,阐明本论文研究的背景、缘由、要解决的问题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概念界定,梳理了国内外研究,同时总结了研究的重点和方法。第一章,主要阐述价值观思想的脉络。分别从西方价值观思想、我国价值观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价值观研究的历史脉络。第二章,详细的梳理了云南白族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了其特点,对历史嬗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章,调查了当代云南白族价值观现状,主要是以云南剑川白族为案例,通过量表编制、施测、汇总、分析和实地访谈,对白族价值观进行实证分析,把握白族价值观的现实状况。重点结合文献搜集、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掌握的材料,从经济、政治、法律、婚姻、信仰、幸福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是分析云南白族价值观在当代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五章,主要是提出云南白族价值观的当代调适路径。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才能不断增强白族的价值观自我调适能力,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促进白族价值观的当代调适,并在调适中实现国家认同。结语部分,分析白族价值观建设的目标是促进白族人民对国家主导价值观的认同,使白族民众能充分融入到国家主导下的现代生活中,使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等能有一整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观进行指导。同时阐释改善白族地区群众生活对于白族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白族价值观建设的实质就是白族现代生活的建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对白族民众主观世界的改造,为边疆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发展创造条件。文末总结了探索和创新之处。

二、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论文提纲范文）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家-国视野下三代“工家女”生命历程中的身份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转型中公共雕塑的嬗变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研究（1977-2017）（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9）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10）云南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艺术区变迁研究[D]. 荣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3]家-国视野下三代“工家女”生命历程中的身份演变[D]. 艾美伶.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4]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D]. 苟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5]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社会转型中公共雕塑的嬗变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研究（1977-2017）[D]. 姜俊.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8]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D]. 郭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协调[D]. 万霞灿.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8(01)
• [10]云南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研究[D]. 于春滨.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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