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田近期记录（续）

一、最近盐场录(续)（论文文献综述）

幸荣伟^[1]（2019）在《“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文中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区域社会史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士绅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考察士绅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便是论文所要研究的目的所在,故选取陕西关中县域作为研究的地理范围。陕西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是明王朝西北边防前线,境内庞大的驻军对明王朝十分重要。受益于西北边境庞大的军事开支,陕西关中区域的三原、泾阳两县凭借其较好的地理区位及其发达的水利条件和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全陕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三原、泾阳的商人开始崛起,这些商人积极利用经济优势谋取在地方社会的声誉,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陕西督学署驻地在三原的优势,三原、泾阳的科举中举人数十分突出,由此产生了一批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士绅。明朝中期,王恕致仕归乡讲学,在其影响下其子王承裕在乡里创办宏道书院,开明代陕西书院讲学之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三原宏道书院的创建促成了关学三原学派的肇兴,三原学派注重气节,对三原士风民风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是明代中后期三原县域社会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长期以来,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首发于陕北多从自然灾害的角度考虑,但当时全国受灾地区并非仅有陕北,且在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前陕北也曾遭遇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显然不能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完全归结于自然灾害。农民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陕北区域本身是一个军政色彩浓厚的社会,军政系统对维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而明末陕北出现的军政危机弱化了军政系统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陕北区域民政系统同样存在社会治理上的缺陷,与此同时陕北区域的民间力量又相对弱小无法发挥补救官方治理缺陷的困境。当军政、民政与民间力量在面对社会统治危机时,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与互动,并最终导致明末农民战争首先爆发于陕北,并不断蔓延至全陕。崇祯元年（1628）,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原、泾阳地区开始遭受农民军的侵袭,无论地方官府还是官军却束手无策,区域社会统治秩序面临极大的危机。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崇祯二年二月（1629）以王徵、焦源溥、马逢皋为首的士绅精英广泛组织动员建立起民间武装“忠统”。士绅武装的成立绝非王徵等人的率性而为,“忠统”的成立反映了三原民众的迫切愿望,王徵等士绅的强力动员为“忠统”的创立奠定组织基础,而崇祯初年对阉党的清洗则为王徵等士绅提供了建立士绅武装的政治基础。“忠统”成立后,加强其与区域社会的联系,全力争取地方社会的支持。“忠统”的领导人为抵御农民军的侵袭,积极筹措粮饷保障后勤供应,三原的富民与士绅构成了“忠统”主要的财政来源,同时“忠统”亦制定规则保证“忠统”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在军事方面,“忠统”在三原地区诸多乡镇稳定民心并建立起可观的附属乡兵武装,并教授其兵法,又积极争取邻省外援武装,这些武装壮大了“忠统”的防御力量。在城市防御上,打造守城器械修筑加固城防设施,同时在城内进行严密的昼夜巡逻,这些构成了从三原城外到城内严密的防御网络。除此之外,“忠统”还积极与地方各级官员进行互动,希望能获得国家权力的协助,在互动中积极与地方官员合作同时努力为自身争取有利的条件,这为“忠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忠统”领导人的积极运作下,“忠统”声势日盛屡次挫败农民军窥伺三原的企图。在崇祯二年四月的云阳之战中,在官军消极避战的情况下,重创南下的陕北农民军,一举扭转战局,赢得了地方百姓和官府的信赖。“忠统”虽然仅存在四个月,但却有巨大的意义。首先“忠统”的出现与明中后期士绅治理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是士绅在地方话语权增强现象在关中地区的反映。其次,结合时代背景而言,“忠统”的创建人王徵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士大夫基督徒,王徵结合西学为“忠统”创制了诸多作战器械,这就为“忠统”注入了西学的因素。从这一角度观察,“忠统”的成立反映了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最后“忠统”的出现表明,即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仍然存在强劲的士绅社会,这种“三原模式”的民间社会成为了明末北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绝佳范例。

任淑莉^[2]（2019）在《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元方志处于方志发展的成熟和完备阶段,其中浙江地区方志存量大、质量佳,保存了不少语言、历史、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珍贵材料。目前学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研究尚不系统,也不够深入。散佚的宋元方志辑佚成果需做较为完备而全面的补辑,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活化石”,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又是非常值得整理的语言文字学文献,至今没有人做过整理和考证。论文基于文献学角度,对我国宋、元两代编纂成书的浙江地方志文献（包括18部现存方志（残志）及161部亡佚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界定了研究范围,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并对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根据历代目录,参考相关方志研究成果,考订取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存佚总目》;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的分布特点;对宋元浙江方志名称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宋元浙江方志整体特点。第三部分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史志目录、补史目录、官书目录、私家目录中的分布情况,系统梳理现存主要目录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着录信息,整理《宋元浙江方志目录着录表》;结合宋元以来各类地理志、史注、类书、文集笔记等,对历代目录着录宋元浙江方志存在的方志误录、作者名号、卷帙及同书异名现象进行了考证。第四部分遍检宋元以来各类文献,综合各家所辑,在刘纬毅辑本75种方志基础上,补辑宋元方志46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对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存在的方志误录,佚文误辑、多辑、漏辑等进行了辩证;对补辑佚文中文献记载互异、内容史实有疑的条目进行了考证。第五部分从时代、体类、地域三个方面,对两宋及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梳理了浙江方志的作者背景,考察了作者籍贯、时任官职、修志职务等,制成《宋元浙江方志作者一览表》;结合编纂方式、编纂目的、编纂条件及出版经费来源,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编纂特点进行了整体研究;从体裁、篇目结构与文字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宋元浙江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考察;以宋元“四明六志”为例,探讨了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第六部分是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论文以现存18部宋元浙江方志与所辑1543条佚文为文本范围,对宋元浙江方志中334个方言词进行了辑录、考释;结合古今书证,考察方言词的历史源流嬗变,追溯较早源头、文献用例、通行地域等。

丁浩^[3]（2019）在《清中叶滇黔大道的交通、城镇与地名 ——以王定柱着述为中心》文中指出在清代众多的宦滇官员中,若以在滇历时之久与记述行程之丰论,恐活迹于嘉庆年的王定柱莫属。王定柱从嘉庆六年（1801）首次入滇,至道光元年（1821）离滇入蜀,在滇20年,其卓越的才能深得滇中督抚认可,曾数次得到升转,宦迹几乎遍布三迤,历任师宗县令、丽江县令、他郎通判、思茅同知、黑盐井提举、镇沅知州、普洱府知府、永昌知府、开化知府等职。在滇期间,王定柱曾两次被评为“卓异”。在这两次入京觐见时,出入云南都写下了纪程着述,加上首次入滇和离滇入蜀时所着的两部,共有六部,即《鸿泥日录》《鸿泥续录》《鸿泥三录》《鸿泥四录》《鸿泥五录》《滇蜀纪程》等。这六部纪程着述所记路线基本相同,但每部着述内容却不重叠,对前部所记内容后部绝不再记,所记内容在行程上具有互补性,在时间上又具有连续性,形成了一条可情景化、具体化、生活化的行程图。在交通工具上,由湖南麻阳县人经营的麻阳船,在沅江——（?）水水道上形成了很具规模的船运产业,船人娴熟的驾船技术已完全适应入黔水道的“滩河”,已成为当时仕宦经水道入黔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岭多箐深滇黔驿道的地形特征,决定着大部分路段的运输得靠人力肩舆或黔马。塘与逆旅的完备设置,很好的维护了驿道的畅通。在城镇上,沿途城镇的布局形态,严格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城镇与道路之间有着复杂多元的联系,城与城之间的串联勾勒出了线路的走向,交通区位的优势深刻影响着城镇的发展,其中镇远、贵州、安顺、曲靖、昆明等就以重要的交通区位,形成了滇黔大道上重要交通节点。另外,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不一定能给城镇带来发展的优势,有时反而会其累,如贵州之玉屏、云南之平彝等。总的来看,王定柱的鸿泥系列着述,成为清代最完整、最系统记述滇黔大道的着述。非常系统的介绍了滇黔大道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以及沿途地貌、城镇、地名等情况,有效的反映了当时的滇黔大道交通特征。对于全面认识当时云南出省动脉——滇黔大道的价值不容小觑。

陈辰立^[4]（2019）在《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以来东南疆域,特别是福建地区,激化的人地矛盾导致了沿海居民不得不去海上谋求生计。在这其中,出洋采捕和海外贸易是为两条主要的途径。而就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人群来看,他们所追逐的目标不外乎数量庞大且颇具市场的带鱼、石首类鱼以及墨鱼等经济鱼类。由于远洋作业需要根据所谓“渔汛”开展活动,而“渔汛”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寒流、风信等因素的影响。故而他们在积累了大量海上作业经验之后,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形成了季节性的流动采捕习惯。同时,为了能够与不同海域的渔民群体竞争,福建籍渔民发明并掌握了独特的航行、捕捞技艺,曾一度垄断了某些鱼获的专属捕捞能力,在大东海渔区的各主要渔场都占有一席之地。此外,笔者着重考察了分布在海上的岛屿对于渔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及意义,发现其除了能够提供合适的避风场所之外,亦是海上作业者们身体和心灵补给的关键所在。再者,一些渔民还能够利用海岛的独特构造开展生产活动,令这些“海中陆地”发挥出别样的经济价值。明初虽然厉行海禁,然而对于近海的渔业却相对宽容,这在官方文本和私人着述中都有所体现,同时由于当时“河泊所”制度的存在,使得渔业贡赋成为沿海基层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激发了明朝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随着明中叶以来海上禁令的逐步放开,以及海防体系的衰败,沿海渔民的海上生产活动更为频繁,采捕范围也由近海走向远洋。彼时全球正进入大航海时代,活跃于东亚海域的外来西人（包括葡萄牙、荷兰等）逐渐增多,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诉求,渴望与东方国家开展长期贸易,另一方面也着力开发并占领海洋亚洲的大中型海岛作为其殖民地,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国沿海渔民进入澎湖、北港等海域进行采捕。到了晚明时期,大东海渔区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此外,我们不可以忽视的还有倭寇和海盗问题,自明王朝鼎立以来,它便一直困扰着帝国的统治者们。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自由渔民数量激增,让他们成为海寇的攻击目标以及海上潜在的不安定因子,故一些基层官员和地方士人便提出武装渔民,以进行海疆卫戍的想法,并且一度收到奇效。明清鼎革,大东海渔业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掣肘期,由于清王朝延续了在后金时代就开展的的迁海政策,令当时东南地区的海洋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大东海渔业生产的发展也由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兴盛转向衰败。展界之后,清廷一度解除了对于东南沿海的禁令,在这过程中虽然有所反复,但无论是其破坏力还是延续时间,都远不及“迁界”时期。数年之后,大东海渔区便迅速恢复了晚明时期的生产规模。随着海洋渔业经济的勃兴,清廷曾试图对大东海渔区的核心渔场进行类似“巡洋会哨”式的管理政策,继而推行“督护（巡）渔汛”制度。通过对有清以来宫廷奏疏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实施长达百余年“督护（巡）渔汛”制度的上奏内容竟然大同小异,可见面对蓬勃发展的渔业社会,封疆大吏们似乎只是在虚应故事。而清代最高的统治者们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但苦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与此同时,就基层的维度来看,各地方官员为了适应大东海渔区生产的发展,根据彼时的实际问题,持续出台各种省级“条例”,以作规制。自雍乾时代以来,东南沿海形成了官民海洋社会权力博弈的格局,随着两者争夺的日益激烈,在历史文本记述的背后,又是另外一番海上图景。

陈亮^[5]（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洪晓^[6]（2019）在《《水心文集》（墓志铭）校注及其相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叶适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三足而立,学术成就的光辉掩盖了其碑志文的成就,叶适碑志文部分的研究尚待深入。至於叶适文集的整理笺注方面,目前尚未有一个符合学术研究的校笺本出现。故本论文分为上、下编,上编选取《水心文集》的墓志铭部分予以校注;下编在此精读校注的文献基础上,对叶适碑志文加以探析。下编论文部分为三个层面加以论述。第一部分是从两个方面分析叶适的碑志文创作对韩愈、欧阳修碑志文承嬗离合。首先,在碑志文的文体观上,韩愈“不平则鸣”与其谀墓之作存在着矛盾,欧阳修秉承向善目的,隐恶扬善,这与其事信实录原则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处。叶适碑志文体观一方面继承韩愈、欧阳修的相关思想,另一方面又克服两位前(5大家的矛盾,将碑志文的文论及创作真正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的崇高地位,使之从世俗应酬文体提升到等同於典册的正统文学地位。其次,在具体创作手法上,通过行文模式、选材、笔法、表达方法、描写手法这几个方面写出叶适对韩愈、欧阳修碑志文具体创作手法上的承而有变。第二部分是对叶适碑志文独出机杼的“自家物色”予以分析探讨。首先是叶适以景入文,不仅是为烘托人物形象,且融情於景,情景交融中多有寄托。其次,叶适受《史记》合传的启发,创新碑志文体式,并志二公。最後,叶适的铭文还呈现散文化倾向,突破讼德与韵文写作的束缚,使铭文开始承担叙事、议论、抒情的功能。第三部分是特予分章论析叶适“自家物色”中的女性碑志文的异样形象与隐含其後的女性观。叶适秉承较为开明的女性观,不仅欣赏女性不同常人的异德,而且突破男尊视角,把女性与男性并论,写女子不让须眉。叶适打破以往碑志文中女性千篇一律的刻板形象,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王安伦^[7]（2018）在《丁氏印香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江苏通州（今南通）石港镇人丁月湖所创制的丁氏印香炉实物及其图谱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相关物质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同一时期的实物材料及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试图分析丁月湖生平经历、晚清时代背景与文化风尚、及淮扬—通州乡土趣味等因素与丁氏印香炉视觉呈现之间的交互影响。首先经由梳理丁氏印香炉图谱前序言、光绪时通州地方志及丁月湖友人诗文集,可知在丁月湖傲骨隐逸的自我文化形象下,尚还存在着一个重视实际且生活优渥的社会形象;而晚清乱局与相对安定的通州,以及清代淮扬—通州的香料文玩传统,则可能是促使丁月湖萌生通过创制丁氏印香炉来形塑文化形象这一想法的时代因素。其次通过对丁氏印香炉视觉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可见在构思设计新异于以往香事的丁氏印香炉这一过程中,受淮扬—通州地方篆刻传统及金石学统影响的丁月湖,将在视觉结构上最能体现篆印样貌的奁式炉身与金石文字题材的镂空炉盖相结合,并可能参考了石港乡镇地理带来的感官体验,以复制法书的双钩技法克服了旧式印香存在的技术难题,同时将淮扬—通州流行的回文及谜语游戏融入其间,创制出了独特的炉体及印香样式。继而藉由丁氏友人记述及地方志材料和清人笔记小说,在考察了丁月湖个人的精神世界及晚清的审美倾向与文化秩序后,可知丁月湖在构思设计丁氏印香炉时,将其自身经历及面对时代的矛盾心绪投注其间,他试图通过将香炉这一玩好之物与金石文字形象加以结合、化俗为雅,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已在无形之间,使以往在文化秩序中高据神坛的金石学与不可亵玩的“圣贤文字”具备了可观可嗅、可感可玩的视觉乐趣与感官愉悦,从而在客观上也化雅为俗了。而在丁氏印香炉之外,也能见到许多与此近似、以金石文字形象作为艺术品主要视觉呈现的同时期案例。这些晚清时期的案例中实际蕴含着一种以金石文字形象结合视觉享受与感官愉悦、打破窠臼、雅俗共赏的艺术新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由于种种因素并未形成变革浪潮,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都要求探寻自身独特性与未来发展道路的今天,或可提供一些小小的借鉴与思考。

王思思^[8]（2018）在《“寺院捐赠”与温州郡城的权势转移：聚焦于江心屿的讨论（1535-1917）》文中指出志书编纂和建筑营葺作为“寺院捐赠”的重要内容,可以反映特定时期和区域的权力格局。江心屿在温州具有象征意义,江心寺和双塔是岛上的重要建筑。晚明时期,一批官僚地主迁居郡城,他们一般来自地方豪族,拥有经济和文化实力。英桥王氏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王家围绕江心屿的编纂和修葺事宜与其在温州郡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一脉相承,在赢得声誉的同时,也将家族文化带到了江心屿。至清代,郡城拥有商业资本的大族和集群合作的下层士绅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在文成会的案例中,他们由合作到分裂,展开了一场势力角逐。最终,失利的地方官和典商谷氏通过介入江心志书的纂修与刊刻来重塑自己在地方的形象,江心志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与康熙年间不同的编写倾向。至民初,外来的官员通过在地方开展包括修葺江心寺和梳理地方佛教系谱的地方文化活动来缓解易代带来的心灵和现实困境。但是这种介入地方的行为遭到了这一时期已经积聚力量的绅商的回击。江心屿在这一时期虽然不再有志书,但却仍然可以作为人们表达自身的场域。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编纂和修葺活动都有具体而现实的考量,同时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变动。

王春^[9]（2018）在《李雯生平与诗歌论稿》文中研究表明李雯作为“云间三子”之一,在明清之际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当时及其身后的诗坛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其诗歌以甲申鼎革之变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李雯早期步武明代诗歌主流——复古派的余绪,才情激越,而山河之变后,被迫降清,诗作转而多眷念平生,哀感悲凉,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李雯的生平与诗歌为中心,主要从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根据文献资料,大致勾勒出李雯家世、生平和着作的情况,对一些史实上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辨伪存真。第二章,撷取地域、结社与流派这三个视角,分别探讨了松江文风转变对李雯的影响、李雯与结社之间的关系和李雯与云间派的关系问题,重点考察李雯其人其诗所受影响的渊源所自。第三章,就李雯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首先综论了李雯的诗学渊源和其具体的诗学思想,其次分析了李雯诗歌的内容与风格,重点考察了以甲申鼎革之变为界,李雯诗歌风格的转变,最后对李雯诗歌的艺术成就、前人对于李雯诗歌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以文献为基础,尽可能地对李雯的生平与诗学活动作出客观、完整、系统的论述,以期为李雯更为深入的研究抛砖引玉。

钟远明^[10]（2017）在《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内战成为主调,在内战背景下国统区铁路的经营与建设问题是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省铁路作为国统区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建设过程成为战后动荡四年间中国铁路的典型缩影与真实写照,且极具特色。该省铁路历经自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近40年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孤悬岭南到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奠定其经营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与重要基础;而战后四年则是衔接粤省铁路经营建设在抗战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过渡转型阶段。此阶段开启的首要步骤是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粤省铁路各路段,恢复原有经营,在此基础上重启粤省铁路营运,但过程未如人意,对之后的经营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阶段开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国民政府重建对粤省铁路的统一管理,推动该省铁路各路段进一步整合;而铁路管理新模式的引入亦是战后中国铁路管理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并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战争的贻害,国内外局势复杂,粤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丕变以及粤省铁路自身基础状况限制等,粤省铁路在战后四年间的经营建设肩负“恢复战前标准”沉重任务之余还需致力于“推动建设”。尽管各项日常经营事务——机务、工务、财务、行车、警务以及客货运输等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基础极为脆弱,与抗战前水平仍相去甚远。此外,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积极参与战后中国铁路建设,美援也成为粤省铁路建设得以启动的重要资金依赖;而在引入利用美援的憧憬下,广东军政当局喊出“复兴华南”的号召,锐意以粤省铁路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建设项目,与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合作开展多项具有重要价值与长远意义的铁路工程,然而这些铁路工程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未能完工,对广东地方经济建设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当地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行将崩溃,粤省铁路经营亦陷入空前困境;在人民政府正确政策方针以及原铁路职工的促成下,粤省铁路在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民国路政在广东得以转换新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铁路事业的一部分。

二、最近盐场录(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近盐场录(续)（论文提纲范文）

（1）“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2）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中叶滇黔大道的交通、城镇与地名 ——以王定柱着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水心文集》（墓志铭）校注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丁氏印香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寺院捐赠”与温州郡城的权势转移：聚焦于江心屿的讨论（1535-1917）（论文提纲范文）

（9）李雯生平与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最近盐场录(续)（论文参考文献）

• [1]“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D]. 幸荣伟. 吉林大学, 2019(10)
• [2]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D]. 任淑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3]清中叶滇黔大道的交通、城镇与地名 ——以王定柱着述为中心[D]. 丁浩. 云南大学, 2019(03)
• [4]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D]. 陈辰立. 厦门大学, 2019(08)
• [5]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6]《水心文集》（墓志铭）校注及其相关研究[D]. 洪晓. 温州大学, 2019(01)
• [7]丁氏印香炉研究[D]. 王安伦.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8)
• [8]“寺院捐赠”与温州郡城的权势转移：聚焦于江心屿的讨论（1535-1917）[D]. 王思思.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9]李雯生平与诗歌论稿[D]. 王春. 苏州大学, 2018(01)
• [10]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D]. 钟远明. 武汉大学, 2017(06)

标签：浙江铁路论文;  李雯论文;  铁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