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观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

一、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东昊^[1]（2021）在《阿克顿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阿克顿勋爵是19世纪英国最着名的史学家之一,他的箴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世人所熟知。他将毕生精力倾注于自由主义及其历史的研究,始终坚守传统自由史观以及历史研究中的道德观与客观性这一基本史学观念,并从时代出发,对欧美国家自由主义实践以及民族主义性格进行反思、总结与警示,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史。同时,阿克顿亦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这不仅体现在他所强调的历史与政治分而治之的超然性治史态度上,还在于其坚持根植史料、不偏不倚的科学性撰史原则,并内化之为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操守。本文将对阿克顿的自由主义史观进行评析,从历史观的角度阐述自由与历史之间的契合与联系,探讨其史学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实践,进而对其史学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由四章内容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并重点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第一章从阿克顿的生活时代、人生经历与史学轨迹、思想背景与来源三方面来探究其史学思想发展与演变的进程。第二章围绕阿克顿的自由史观展开论述,通过梳理自由与观念、自由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之间的脉络与联系,归结出自由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与延续性的特征,即“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主线”。第三章阐述阿克顿的史学观念,从其对于历史研究以及史学发展的态度中总结出道德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史学思想特征。第四章力图对阿克顿的史学思想进行定位与评价,并进一步阐释其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价值。作为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中的典范史家与近代历史学科学化的实践示范,阿克顿的史学研究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就,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突显了19世纪英国历史学界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学术脉络与思想内涵、史学观念取向与史学理论模式,更加映衬出阿克顿本身的人格魅力、学术禀赋与治学风格,彰显了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群体的职业理想与社会责任、史学意识与现实关怀。

卓立,杨晶^[2]（2020）在《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文中研究说明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陈陈^[3]（2020）在《论全汉昇史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汉昇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他的史学研究取径始终仰瞻时代潮流,以切合时宜的历史观念为指南。从早期的社会历史观到多元化的史观再到世界体系的全球史观的调新,他的每一次史学观念的新陈代谢,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引进和吸纳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于自己的经济史研究当中,最终实现了其贯古通今、融中会西的史学特质。全氏史学特质的生成一方面源自于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得益于陶希圣、傅斯年、严耕望、梁方仲等诸多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启发。他在北大求学时期如坐春风,饱读史学典籍的同时又广泛吸取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名师及多种流派的学养,为他积累了深厚的史学底蕴。在史学实践方面,全氏多次投稿《食货半月刊》,在研究中国行会制度史方面亦取得初步成果。任职史语所后,全氏在史料的搜集、考证方面颇为用功,他兼取陶、傅之长,在唐宋都市与运河研究以及货币与物价史领域大放光彩。执教台湾时期,全氏受亚赛尔与芮夫的影响,力图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中,他从资本、运输、选址、制度、生产等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汉冶萍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并揭示了中国工业发展迟缓的根源。执教香港时期,全氏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贸易对中国货币与物价的影响,最终完成了中国货币经济制度的体系化研究。史料扩充的多样性提供了全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质材料,批判的眼光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带给全氏无数的灵感和技巧,注重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以及政治军事制度背后的经济因素,都使得他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游刃有余。全氏一生以至高的热忱倾注学术与教学,不仅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培养出众多人才,更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港台的鲜活面相,其治史育人之精神值得后辈学者感怀追缅。

毛旭翀^[4]（2020）在《马克思分析法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先后写作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法兰西内战》三本研究法国近代历史的专着。马克思对法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法国史的研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运用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所以,研究马克思分析法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意义重大。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法国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尖锐、政治危机频发。七月王朝覆灭后,法国经历了临时政府、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国国内各党派相互倾轧、政局动荡、革命不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普法战争又成为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公社与临时政府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化了法国国内矛盾。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至1851年间的政治史时运用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法分析了这一时期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活跃于社会上的各阶级及各政治思想派别;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了历史人物评价理论对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他主要从各阶级的本质以及历史环境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此外马克思还运用历史规律论对历史事件及各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在研究巴黎公社革命运动时则主要运用了人民主体论对参与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群体的阶级构成及巴黎公社的各项政策进行研究,此外,马克思还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分析了巴黎公社运动的原因、相关政策及历史经验。马克思对法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体现在其深入了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工农联盟思想及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研究;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法国近代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国家理论中对旧国家机器理念的理解还进一步阐明了新型国家机器的状况,马克思的法国近代史研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裴世东^[5]（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熊婷婷^[6]（2019）在《历史相对主义及其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是自然科学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在该背景下,兰克将绝对的科学理性纳入史学研究中,对人类历史进行实证性探索,该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因此走上了史坛的主流地位。然而随着相对主义及新史学的序幕的拉开,标榜绝对理性的客观史学逐渐没落,与兰克史学相对立的相对主义史学渐渐展露头脚并迅速发展。历史相对主义以否定历史客观性、真理性及可知性为特征。相对主义学者以史学认识的价值因素区分了本原性的历史和事实性的历史,强调历史的存在离不开人们的语言和文字,离不开史学家的主体建构作用,以此驳斥了客观史学的历史重构论。本文以历史实证主义为基点,首先,探寻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出场背景。在分析兰克史学鲜明特点的基础上,相对主义者揭示了客观史学自身的局限性并给予了驳斥。其次,揭示了历史相对主义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本质。在方法论上,相对主义史学家依据历史学的性质、史学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历史思维的不同等对史学与自然科学进行了区分,批评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在本体论上,相对主义者围绕着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历史事实的构境幻象阐述了历史事实自身内部所包含的解释、想象等主观性成分。在认识论上,本文从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以及历史诠释方法三个方面揭示相对主义者对历史客观性的解构。最后,探究了作为唯心史观的历史相对主义所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及克服策略。历史相对主义的发展势必会产生消解历史的客观性、抹杀历史的本真价值以及冲击主流价值观等风险。本文从树立马克思唯物史观、加强社会大众的历史素养教育、着力推进文化自信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赵亮^[7]（2019）在《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约恩·吕森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着名学者,在史学理论领域、历史教育领域以及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突出的造诣。通过对约恩·吕森史学理论的分析和研究,阐释吕森在后现代史学理论和现代史学理论之间开辟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继承和坚持现代史学理论方法和价值的同时,能够吸收后现代史学理论对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深化历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认识。研究发现吕森从历史学的实践出发,在继承现代性史学理论的同时,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历史主体的情感或非理性因素、历史叙述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历史思考的审美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现代性历史思考所忽略和欠缺的,从而对历史意义的生成机制和历史意识的内涵重新进行了界定和阐释,理解历史学研究不是与实践无关的语言游戏和逻辑推理,而是以“现在”和“未来”为指向的,会对现实实践行动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接着探讨了历史叙述作为历史意识的表现,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类型”、“典范类型”、“批判类型”和“变异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是一个历时的过程,而现代的历史叙述可以视为四种类型的综合;“学科矩阵”理论概念和思想涵盖了历史思考的所有理性范畴和非理性范畴,如果说“学科矩阵”更多的体现在史学理论思考的层面上,那么“历史文化”概念则充分体现了吕森将“学科矩阵”理论在历史学研究实践层面的应用,历史文化分为“认知维度”、“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三个维度的不同侧重解释了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多样性;接着研究阐述了吕森的“跨文化交流理论”,目前世界上各种文化认同的方式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所以造成了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只有基于人类普遍性生成的历史认同才能够建构起跨文化交流的新机制;最后,着重论述了吕森关于未来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释了历史研究终究是为了人类更美好未来服务的思想,未来指向应该成为所有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郑先兴^[8]（2018）在《规范与科学:实证史学的历史主义》文中提出历史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一边搭建自身的实践平台即民族传统史学,一边又强化其自身的学科理论的构建、完善与规范,其显着的特征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资料如档案、日记与回忆录等的搜集、考证及其使用的原则与规范,强调了历史学的职责、使命及其科学性质。所以说,规范与科学,是对实证史学的精辟概括。一实证史学的研究及其走向所谓实证史学,就是认为历史学研究就是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

杨晶,卓立^[9]（2018）在《近代西方史学三种客观主义观念辨异》文中研究指明近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多持客观史学立场,其形成与西方史学之传入有关。但其思想来源,即实证主义、兰克史学与实证史学三种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却长期被学界混淆。此三者中,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分别源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德国历史主义——观念论传统,在史学方法和基本意旨上均呈针锋相对之势。前者主要指向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具有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倾向,后者则指向"客观中立"的个体描述,具有人文主义倾向。而实证史学则是两者在转型期的调和形态,在西方史学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思潮,但因时逢中国近现代史学奠基之机,且恰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纪实传统契合,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的真正导师,而其客观历史事实观念也因此成为中国史学的"常识"。

程传利^[10]（2018）在《试论史学的客观性问题》文中指出“客观性”是科学所必定具备特征,离开客观性特征的知识就不能称之为科学,自然学科中认识的客观性使自然学科取得了科学的称号,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也影响到历史学科的科学地位和学术地位。“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也曾是职业历史学的核心和该事业的基石,是史学家的信念所在和历史学继续存在的理由,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却一再遭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质疑和挑战,于是提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来为史学的科学地位进行辩护也是史学家包括哲学家的责任所在,分析表明,指向史学客观性的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但此类质疑也引发人们对史学研究方式的反思。对史学认识客观性的怀疑固然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根源,同时也是史学实践中实际遭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史学在观点和文本上所呈现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思想不一致性或一致性缺失的问题,具体说,认识不一致性发生在除史实陈述之外宏观历史叙述、历史构图、历史解释与理解、历史评价等所有方面。作为客观性缺失的标志,认识的不一致性对历史学科的科学地位或学术地位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力图从历史叙述、构图、解释与理解、评价等方面论证其认识不一致性难以消除的原因,这主要是由本体论上史学对象的语言建构性和观念层面人类价值多元性共同决定的。在史学一致性认识障碍探究之外,如何看待思想一致性在史学中的地位同样重要。就此而论,我们认为,作为非实践（用）性学科的史学,其一致性之缺失未必在根本上妨碍史学作为严肃学术的地位,而史学中相异又相宜的认识结果正是史学存在的必要和魅力所在。同时在论述过程中认识到,史学一味追求一致性认识也会导致权力或相关共同体扭曲史学的方向。客观性一个有趣的方面,是整体与个体维度上客观与主观的分野。当视野由具有意识、情感和志向的人转向社会结构层面似乎彰显由主观到客观的认识取向。事实上,正如文学作品都是属人的一样,是否涉及人亦是史学包括人类学作为具有经验性和具体性的探究与譬如宏观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的根本区别。在历史研究中一味追求宏观历史结构及其规律,会遮蔽具体人的个性特点和价值追求;一味追求史料之真实就使史学退化到史料学,进而使史学走向“终极史学”的极端,抹煞人类探求史学意义和价值的信心和决心;而一味追求文本之真实也会把史学引向文学或小说的错误方向。因此,客观性是优秀史学着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客观性不是关于史学认识合理性的唯一评判标准,在客观性之外,理解和阐释的多样性、深刻性和启发性是史学评价同样重要的判准。正因如此,史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也要由主客二分上升到主客一体化模式、以及用本体论上的主体间性思维模式分析史学正是史学研究的必然,用本体论上的主体间性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历史反倒是回到了本真的历史,反映出生活世界中人与人的本真关系。

二、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阿克顿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3）论全汉昇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分析法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相对主义及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7）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规范与科学:实证史学的历史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西方史学三种客观主义观念辨异（论文提纲范文）

（10）试论史学的客观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克顿史学思想研究[D]. 张东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J]. 卓立,杨晶. 史学月刊, 2020(10)
• [3]论全汉昇史学[D]. 陈陈.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4]马克思分析法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D]. 毛旭翀.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6]历史相对主义及其评析[D]. 熊婷婷.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7]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D]. 赵亮. 云南大学, 2019(09)
• [8]规范与科学:实证史学的历史主义[J]. 郑先兴. 理论与史学, 2018(00)
• [9]近代西方史学三种客观主义观念辨异[J]. 杨晶,卓立. 历史教学问题, 2018(06)
• [10]试论史学的客观性问题[D]. 程传利. 厦门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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