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将推出监督国有企业新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韩笑[1]（2021）在《混改对科技型国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A企业为例》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它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国有科技型企业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代表力量,其创新能力如何对参与国际竞争尤其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对国有经济今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在深化国企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力。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创新,国有科技型企业更是需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争取早日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那么在此背景下,国有科技型企业能否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有效结合,在“混资本、改机制”的同时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呢?这已成为一件极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本文在前人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案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进行了梳理说明,接着从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创新过程和企业创新产出三方面对A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的创新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并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度量,最后总结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为新时代背景下国有科技型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进行管理决策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旨在为国企改革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提高我国国有科技型企业的竞争力。
张志英[2]（2021）在《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组织边界和知识来源为标准,企业的研发活动可以划分为内部研发和合作研发两种模式。政府推出多种研发资助措施,并将加强不同组织间的研发合作作为政府资助政策引导的目标之一,以期提高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纺织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之一,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纺织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纺织产业进入了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加快纺织产业技术创新步伐、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纺织产业产品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虽然纺织产业研发经费中来源于政府的经费逐年增加,但政府经费在企业研发经费总额中占比却较低。政府研发资助低于最优水平,不能充分发挥诱导私人研发支出的作用,无法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同时,政府研发资助的实际效果也引发了众多质疑。政府研发资助是否真正促进了纺织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纺织产业为对象,在深入剖析纺织产业创新现状及政府研发资助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负二项回归模型、二项选择模型、顺序选择模型及路径分析模型等,探讨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主要围绕“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并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研究:问题一,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以及在权变视角下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的差异;问题二,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有何影响以及在权变视角下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的差异;问题三,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是否有影响以及不同研发模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效应;问题四,纺织业研发模式在政府研发资助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有怎样的中介作用。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显着激励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会增强政府研发资助的激励作用;分别对纺织业内的纺织子行业、化纤制造子行业与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子行业内结果存在差异。其中,在化纤制造子行业中,所有权性质发挥显着的削弱型调节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激励作用更高,而在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中结果正好相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还会因所有权性质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结果,主要体现为,在纺织子行业与化纤制造子行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明显地增强政府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而在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会增强政府研发资助在国有企业中的激励效应。（2）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合作研发有显着促进作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开展的基于科学的合作的促进效应大于其对基于市场的合作的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对合作研发的影响会因企业内部研发强度而异,相较于内部研发强度较低的企业,政府研发资助在内部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内对外部合作的激励效应更大。（3）纺织业内部研发、合作研发都对创新绩效有显着促进作用。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大于任何一种合作研发模式,在合作研发模式中,基于科学的合作模式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大于基于市场的合作模式带来的激励效应;内部研发与两种合作研发模式对科研储备绩效的促进效应都大于其对市场表现绩效的促进效应;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在促进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合作研发通过与内部研发结合可以发挥更大的激励效应,企业同时开展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更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4）纺织业内部研发在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合作研发过程中发挥显着的中介效应,其中在政府研发资助对基于科学的合作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政府研发资助对基于市场的合作的影响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企业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在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多重中介效应,表现为三种途径:一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内部研发、内部研发促进市场表现绩效与科研储备绩效;二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内部研发、内部研发促进合作研发（基于科学的合作与基于市场的合作）、合作研发促进市场表现绩效与科研储备绩效;三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基于科学的合作、基于科学的合作促进科研储备绩。尽管政府研发资助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在所有路径中,内部研发是整个创新链的核心环节,政府欲通过促进企业合作研发进而促进创新绩效发挥研发资助的杠杆作用收效甚微。基于研究结论,总结了研究的政策启示:继续加大政府对纺织业的研发资助力度,注重资助目标的明确性;完善纺织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维护创新者的利益,保证资助资金的有效利用;建立真正有效的政府驱动型合作创新平台,实现政府资助目标通过高强度的研发合作机制有效传导;制定有效提高纺织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措施,避免与创新相关的市场无效率行为。研究结论不但深化了外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中关于政府资助政策影响创新绩效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科学合理和更具针对性的旨在推动我国纺织业开展多样化研发模式、提升创新绩效的科技资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张芳[3]（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刘泽[4]（2020）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商业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是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管理者,作为企业的掌舵者,其决策会受到心理特征的影响。因此,“过度自信”这一心理认知偏差,被认为是影响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随着“有限理性”假设与“管理人”假设的提出以及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已有学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新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然而,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是否会提高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以及前者作用于后者的影响机制,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据此为基础,分别从研发强度、研发人员以及企业技术类型和股权性质差异的角度实证分析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特质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因素。本文对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到2018年的数据进行抽取（筛选）,并以此为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以及研发强度、研发人员、企业技术类型和股权性质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研发强度和研发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这一影响更加显着。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过度自信,且样本公司研发强度普遍偏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建议我国创新型企业应当意识到过度自信管理者对新产品开发的促进作用,强化其积极影响,削弱其消极影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角度出发,验证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提高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两种可能途径,分别为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研发人员来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并研究了企业技术类型和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得到结论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更加显着,而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区别并不显着。另外,结合现实背景,研究我国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也有重要的价值,为增强企业创新水平以及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建议。
万东灿[5]（2020）在《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掌握核心技术,能否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只有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内忧外患,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种种迹象表明融资约束严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对财政金融支持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政策性金融是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赤字压力加大,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引领作用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学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围绕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作用效果如何以及如何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等问题,系统性的研究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作用机制、功能优势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措施、作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本文的研究具体通过以下部分展开:一是通过梳理关于财政政策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作用影响,以及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企业内部特征对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影响的国内外文献,为后续分析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提供文献支撑。二是通过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政策性金融理论,从而把创新的双重属性和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相对接,并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为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分工与协同配合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系统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作用优势打下理论基础。三是系统性分析在新时期,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领域、作用要素、分工机制和功能优势。从理论角度提出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而政策性金融能够发挥好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优势,实现政策性、市场性和专业性的统一,有效分担企业创新面临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是从现实出发,分析作为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主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及在支持过程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和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和困难,从而进一步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的综合优势,厘清了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五是基于理论和现实构造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以符合“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同时结合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征,包括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因素,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国有产权性质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显着。企业规模增长对政策性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不显着,但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企业年龄增长对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对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不显着。六是以进出口银行支持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为案例,结合前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进出口银行在支持我国船舶工业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的定位、措施和效果。探讨进出口银行在提升国有船舶企业创新产出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指出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所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并借鉴造船强国日韩的国际经验,为后续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出重要结论,具体如下:首先,创新的双重属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体,具有财政和金融的组织协同机制。政策性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担创新风险,在专业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其次,政策性金融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支持效果还不够理想,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覆盖面相对不足,精准高效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存在摇摆,经营管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还不够到位。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措施,经营授权,监管考核等机制还不够完善,制约着政策性金融作用优势的发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措施、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支持入手,为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提出一揽子综合改进方案:一方面,政策性金融须以企业为中心,明确分工定位,分层分类支持企业创新,同时不断创新支持方式,优化评估体系,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业性金融的全面合作。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须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完善授权、监管和激励措施等方面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
孙贵林[6]（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曹青子[7]（2020）在《“营改增”与企业创新 ——基于投入、产出与效率的三维度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后便形成了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的局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性逐渐突显出来:一方面,重复征税现象较为严重,导致企业税负增加;另一方面,服务性产品的实际售出价格提高,导致服务业发展受阻。为了解决两税并行制度导致的重复征税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我国财政部和税务局于2012年1月1日起,将上海市部分服务业作为试点,对不合理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将试点企业的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和行业。到2016年5月1日,“营改增”改革全面完成,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生产经营及流通领域,至此,营业税被全面取消。“营改增”作为一项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税收改革政策,其政策效应不应仅限于消除重复征税和减少企业税负,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政策手段来激励企业投资和研发,促进其掌握核心技术,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那么,我国实施的以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营改增”政策,能否打破财税扶持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政策瓶颈,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税收政策对我国微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较大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在本土化的特定税收场景中,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特定国情下的特有税收制度和事件——“营改增”事件,来深入讨论其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关于我国税收政策,尤其是“营改增”政策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相关研究仍然处于较为前沿和零散的层面。因此,基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及相关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分析,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的外部性理论、税收效应理论和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等为指导,运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立足企业创新的三个维度,将“营改增”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效率纳入到整个框架,系统分析了“营改增”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无论是对“营改增”政策效果的系统科学评估提供佐证,还是深入了解经济转型期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的税收逻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创新投入的维度来看,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的时代背景,本文实证研究第一部分试图聚焦于“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结合流转税税负、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和税负转嫁能力三个视角考察相关影响机制,同时,结合相关企业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真实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肯定了“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在“营改增”后有了显着的提升,说明“营改增”作为一项减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着激励效应;同时,“营改增”显着提升了企业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率,说明“营改增”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质量的提升;并且企业研发投入的可持续性在“营改增”后有所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现代服务业、大型企业、两权分离程度较小的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的企业,“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此外,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通过企业税收负担、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和企业税负转嫁能力三条路径,进而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其次,从创新产出的维度来看,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的时代背景,本文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试图聚焦“营改增”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同时,结合相关企业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营改增”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真实影响。本文研究结果发现“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企业专利总产出的增加,将专利产出按照其技术难度及后续发展价值进行分类后,发现“营改增”政策对代表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发明专利产出和代表企业策略性创新的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产出均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提升了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技术引进力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营改增”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此外,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营改增”和企业创新产出关系之间以及“营改增”和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关系之间均起到了中介作用。最后,从创新效率的维度来看,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的时代背景,本文实证研究的第三部分试图聚焦于“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结合相关企业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真实影响。本文使用DEA模型测算出的“投入-产出”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效率,实证发现“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企业创新效率,这种作用在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强的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此外,企业是否具有产学研协同创新对“营改增”和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综合而言,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在于,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等方法,系统性地梳理了税收因素对企业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基于我国特殊的税收制度背景——“营改增”改革来实证识别出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具体包括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深入考察。过去四十年间,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这离不开税收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阶段性下滑,更着重经济发展质量。此时,通过税收政策改革,能否激发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以及企业长远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通过寻找“营改增”这一外生事件较好地识别了其对于我国不同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应。本文的研究反映了转型期中国“营改增”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机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为我国未来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张昊倩[8]（2020）在《WTO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竞争是如今大国之间竞争的焦点,而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是中国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广泛从事营利活动,加速拓展海外业务,占据世界五百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靠前的席位。同时,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上不断攀升,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加强,使原本处于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产生担忧和警惕,并广泛运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付来自中国的产品和投资,尤其是针对那些含有政府成分的企业。近些年来,其他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给予国有企业的各项优惠待遇,赋予了中国国有企业人为优势。中国国有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使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造成钢、铝等产业的产能过剩。同时,其他国家认为关键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它们的农民、工人、企业均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扭曲、破坏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契机,就是推动WTO的改革,尤其是涉及国有企业经营规制和与国有企业相关的产业补贴规则的改革。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WTO制度能力不足,无法有效阻止以中国为首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世界贸易秩序的冲击,并且它们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里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发达国家认为有必要制定更严格的产业补贴及国有企业规则,确保新兴发展中国家不会规避其适用,并且制定有关国有企业的额外义务,包括提高透明度。CPTPP、USMCA等最新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且其严格的条款,对非缔约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美国希望将USMCA中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作为其以后规则谈判的范本,进而推广到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尤其是WTO层面,来重塑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经贸体系。为了应对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将来更广泛的适用和未来WTO国有企业规则的完善,中国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兼顾本国国情的同时,应对国际质疑和国际挑战。无论是现有国际协定制定最新的国有企业章节,还是逐步推动WTO国有企业规则现代化的需要,还是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需求,我们都需要从国有企业的定义、实体和程序义务、政府对企业外部竞争环境的营造这三方面着手。因为,他们分别是规制国有企业行为的门槛、主要规则和解决国有企业所造成问题的土壤。因此,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分别论述国有企业的定义之争,规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制度,国有企业除补贴以外的其他实体和程序义务以及国有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竞争中立原则。国有企业的定义,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其在不同的法律和政策语境下的定义并不相同。国际协定中,从GATT中与国有企业概念近似的“国营贸易企业”,到以政府“所有权”为标准的国有企业定义,到CPTPP首先在国有企业定义中引入“表决权”和“任命权”,再到USMCA增加“控制权”,使国有企业的范围一再扩大,网罗了更多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由于中国的法律文本中,还没有对国有企业的官方定义,因此笔者通过分析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机构的性质,国有企业的属性及分类,建议中国应在法律中以政府的“控股权”和对董事会的“任命权”为基础,明确国有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实体和程序义务,笔者将分为与国有企业补贴有关的实体、程序义务和其他实体及程序义务两章分别阐述。因为,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补贴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也是引起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规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制度一章,笔者将从国有企业作为补贴提供者和补贴接受者这个角度展开。国有企业作为补贴的提供者,在是否为“公共机构”这一问题上,各国争论不休。WTO上诉机构的几个判例逐渐明确了判断“公共机构”的标准,但美国对此繁杂的标准感到不满,因此在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提出“非商业援助”原则,禁止国有企业成为补贴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直接绕开“公共机构”的概念,并提议SCM协定中加入更多的无条件禁止性补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该向WTO提出“制度化理论”作为判断“公共机构”的标准,并且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以淡化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背景、加强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来顺应未来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除此之外,“非歧视待遇”、“商业考虑”、“透明度”等其他实体、程序义务也是自GATT以来一直贯彻的国有企业义务,只是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新国有企业规则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加强了规则的可执行性。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内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应该加强信息披露,比如针对国有企业补贴的通报,国有企业年报和高管薪酬的披露,以提高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同时,在国有企业董事会加入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该举措有利于国有企业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最后,营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由澳大利亚首先提出,经OECD普及,再经美国在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推行的“竞争中立”原则,是营造公平、高效营商环境的良好制度选择。我国面对外国国家的质疑,应结合中国国情,倡导所有制中性,在国际上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原则和国有企业规则,在WTO的改革谈判中,坚持中国立场。
张雁鸣[9]（2019）在《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双方主体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各类规章制度实现对经济运行强干预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企业成长面临的“强政府、强市场”的宏观情境格局。在这种独特情境下,企业发展既要契合市场逻辑也要满足政府规制要求,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特征。如企业对“不合理”规制的“闯关”,企业创新业务在“监管空白”下的发展,政府规制主动调整导致企业多元发展导向间的冲突等。正视这些客观且普遍存在的企业“能动性”应对与政府规制失灵现象,既是探寻中国企业成长路径并揭示“中国式发展”之谜的需要,也为政府改善规制效果并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参考。然而,已有研究中的政府规制强制性假设及其延伸出来的企业服从导向的论断,阻碍了对上述独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规制合法性为切入点探讨经济转型阶段中国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关系问题。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获取规制合法性?如何解释企业的特定合法化行为?”具体研究过程中,本研究重新梳理了企业实践与已有文献等资料,识别了经济转型阶段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成长与政府规制关系类型,设计并开展了三个子研究:子研究一,关注企业在成熟场域中的合法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转型背景下,政府规制体系调整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断层”问题导致成熟场域中已确立的政府规制体系可能变成阻挡外部企业进入发展的制度壁垒。具备“市场合理性”的企业在政府机构以滞后的规制体系为评价标准的认知中处于“合法性赤字”状态。这种情境对企业的合法性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通过对魏桥进入电力行业、吉利进入汽车产业两个典型事件进行案例研究,从企业实践资料中提炼合法化策略,并从合法化阶段演化中分析策略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成熟场域中,企业采取包含占位、挤、迂回、抓牢等步序“挤上车”式合法化策略不断扩展发展空间,直至获得规制合法性。形成这种策略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来源主体之间的分层关系及其认知演变机制。“挤上车”实施过程中,企业在进入、发展、合规阶段分别获得来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合法性,来自地方政府的默示合法性和来自中央政府的规制合法性。三类来源主体在制度层次和市场范围两个维度上具有明显差异,从而构成围绕企业活动的嵌套式分层结构,这种分层关系解释了企业为何采取“挤上车”策略。基于这种分层结构,上述三类来源主体在企业活动规模与评价标准的匹配、主体间的差序式认知依赖、宏观情境影响下的认知倾向性等机制下,对企业活动的合法性认知随策略实施而发生演变。子研究二,关注企业在新兴场域中发展创新活动时的合法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新兴国家强调通过创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甚至“弯道超车”,政府对创新的极力支持引致企业创新类活动获得比其他活动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使企业处于“合法性盈余”状态。这种情境下,企业与政府的认知行为异质性对企业合法化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选择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神州集团推出神州专车,微贷网推出车贷P2P三个典型事件为样本,通过分析案例企业新业务的发展过程,识别企业的合法化策略并提炼基于中国情境的合法化机制。研究发现,新兴场域中,政府和企业围绕如何发展或限制创新活动,以及如何制定和执行规制,形成双重性博弈和互纳式博弈两阶段的互动关系,期间企业采取“赶下车”式合法化策略获得规制合法性。对三家样本企业的创新活动在相应新兴场域中合法化过程的案例研究显示,企业与主管政府机构共同参与了新兴场域正式规制的形成,其过程可以总结为包含包含搜寻、自检、立规、驱赶等步序的“赶下车”式合法化策略。随着步序展开,企业与政府先后进行了包含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的双重性博弈,以及包含规制化和合法化两个流程的互纳式博弈,以确保产生的场域规制既给企业创新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又能限制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影响。在两个主体的阶段博弈过程中,“合法性盈余”在提高政府包容性,延缓政府限制,推动企业行为规制化,加速政府赋予企业合法性等角度,参与了企业创新发展与政府干预的互动过程。子研究三,关注场域中在位企业如何回应政府主动变革规制的问题。转型阶段政府主动变革意识与市场经济拉动导致政府规制频繁变革。同时,由于制度体系不完善、“压力型体制”、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转型阶段的中国普遍存在政府政策“执行梗阻”问题。频繁变革与“执行梗阻”削弱了政府规制的权威性与强制性,这种情境下,在位企业如何应对政府规制变革问题?研究选择大机车与“提速重载”,一汽与“自主创新”,魏桥与“限产压锭”三个企业发展与规制变革的典型事件为样本,探讨企业在规制合法性与绩效双元目标驱动下的应对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采取差序式服从策略应对政府规制变革,而这种策略对规制合法性与绩效最大化双元目标的获取,受到制度压力、市场倾向、能力结构三维度情境的影响。具体来说,政府主动变革场域规制使在位企业面临重获合法性与维持已有模式的路径冲突,在双元目标驱动下,不同企业从包含服从型、象征型、拖延型的差序式服从策略中选择适合的应对方式。研究基于企业、政府、规制内容等情境因素提炼出制度压力、市场倾向、能力结构三个情境维度,三者各自的程度变化影响某种服从程度的策略对双元目标的获取。其中,当三种维度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整合在企业最终决策中时,后两种维度的影响效果对制度压力的影响效果存在增强、削弱或替代效应。本研究对合法性理论,政府规制研究,中国情境化研究等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对规制情境下的企业成长及政府制定或调整规制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黄淙淙[10]（2019）在《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促进企业主动增加研发投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必须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解决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了规避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的影响,本文选取股权激励活跃、成长性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连续六年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通篇紧紧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研究:第一,股权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第二,股权激励是否增加了创新产出;第三,股权激励是否提升了企业绩效;第四,股权激励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与背景分析。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剩余索取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激励理论,基于研发的内生增长理论等分析了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理论基础,梳理了国内外股权激励的发展历程。第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控制内生性因素后,分析股权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并且进一步区分不同股权激励方式、期限和所在行业,分析上述影响是否存在着差异性。第三,以专利申请数和企业成长性衡量创新产出,分析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第四,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区分不同激励方式是否存在差异。第五,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后,股权激励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果好于股票期权,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期限越长,越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在高科技企业中,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效果更显着。第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不论以专利申请数衡量,还是成长性衡量创新产出,股权激励均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与股票期权相比,限制性股票在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方面的作用更加显着,另外,股权激励期限对企业创新产出有重要影响,期限越长,企业创新产出越多;股权激励方案中,核心员工激励比例越高,企业创新产出越多。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第三,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显着提升了企业绩效,且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和股票期权相比,限制性股票在提升企业绩效方面的作用更显着。第四,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并辅以创业板上市公司汇川技术的典型案例,证实了“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证实了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明确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研发投资在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创新产出中起到中介作用,创新产出在研发投资影响企业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丰富了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文献。第二,在研究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时,分析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两种激励方式存在的差异,发现限制性股票激励效果更好。这一研究结论和西方成熟市场的相关研究有较大差别,本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及股权激励操作实际分析了其原因所在。第三,在研究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时,利用企业注册地平均气温这个工具变量,解决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的内生性问题,改进了估计结果。
二、国家将推出监督国有企业新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将推出监督国有企业新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混改对科技型国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A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
| 1.2.2 创新研究 |
| 1.2.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产权理论 |
| 2.2 资源基础理论 |
| 2.3 创新理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A企业混改动因与现状分析 |
| 3.1 A企业简介 |
| 3.2 A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3.2.1 外部动因 |
| 3.2.2 内部动因 |
| 3.3 A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 |
| 3.3.1 引入战略投资者 |
| 3.3.2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
| 3.4 A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结果 |
| 3.4.1 股权结构多元化 |
| 3.4.2 治理结构更完善 |
| 3.4.3 激励机制更合理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混改前后A企业创新绩效分析 |
| 4.1 企业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
| 4.1.1 企业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4.1.2 绩效评价方法介绍 |
| 4.2 混改前后A企业创新绩效对比分析 |
| 4.2.1 企业创新投入指标分析 |
| 4.2.2 企业创新过程指标分析 |
| 4.2.3 企业创新产出指标分析 |
| 4.3 混改前后A企业创新绩效综合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纺织业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1.2 中国纺织业政府研发资助现状 |
| 1.1.3 政府研发资助的必要性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 |
| 1.4.1 纺织业政府研发资助的概念及类型 |
| 1.4.2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概念及类型 |
| 1.4.3 纺织业创新绩效的概念及类型 |
| 1.4.4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政府研发资助与纺织业研发模式研究 |
| 2.2.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的影响 |
| 2.2.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合作研发的影响 |
| 2.3 纺织业研发模式与创新绩效研究 |
| 2.3.1 纺织业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2.3.2 纺织业合作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2.4 政府研发资助与纺织业创新绩效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3.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假设 |
| 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设计 |
| 3.2.1 样本与变量 |
| 3.2.2 模型与方法 |
| 3.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全样本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3 政府研发资助对不同子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3.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3.4.2 结果讨论 |
| 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研究假设 |
| 4.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与变量 |
| 4.2.2 模型设定 |
| 4.2.3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4.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的影响 |
| 4.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合作研发的影响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4.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4.4.2 结果讨论 |
| 5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假设 |
| 5.2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 |
| 5.2.2 变量与模型 |
| 5.3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2 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的交互效应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5.5.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5.5.2 结果讨论 |
| 6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1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假设 |
| 6.2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与变量 |
| 6.2.2 模型与方法 |
| 6.3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
| 6.3.1 内部研发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内部研发、合作研发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合作研发的门槛效应检验 |
| 6.4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6.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6.4.2 结果讨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 |
| 二、新产品开发绩效 |
| 三、研发强度 |
| 四、研发人员 |
| 五、企业技术类型 |
| 六.企业股权性质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有限理性”假设与“管理人”假设 |
| 二、行为金融理论 |
| 三、高阶梯队理论 |
| 四、熊彼特创新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
| 第二节 研发强度的中介作用 |
| 第三节 研发人员的中介作用 |
| 第四节 企业技术类型的调节作用 |
| 第五节 企业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第六节 理论模型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变量设置与实证模型 |
| 一、变量设置 |
| 二、实证模型 |
| 第三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
| 第四节 多元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检验 |
| 二、中介作用检验 |
| 三、调节效应检验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结果讨论 |
|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讨论 |
| 二、中介作用的讨论 |
| 三、调节作用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管理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先进制造业 |
| 1.2.2 企业技术创新 |
| 1.2.3 政策性金融 |
| 1.3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逻辑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1.1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1.2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1.3 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2.1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2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2.3 企业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3 政策性金融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3.1 政策性金融概述 |
| 2.3.2 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3 政策性金融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创新经济学理论 |
| 3.1.1 技术创新理论 |
| 3.1.2 企业创新理论 |
| 3.1.3 创新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 |
| 3.2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3.2.1 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理论 |
| 3.2.2 政府干预理论 |
| 3.2.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 |
| 3.2.4 政府与市场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 |
| 3.3 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 |
| 3.3.1 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2 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3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企业创新的模式构建 |
| 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3.4.1 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点和功能 |
| 3.4.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界定和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4.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
| 4.1.1 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重要性和现实困境 |
| 4.1.2 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 |
| 4.1.3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 |
| 4.1.4 财政补贴和商业性金融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
| 4.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定位和领域 |
| 4.2.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定位 |
| 4.2.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领域 |
| 4.2.3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
| 4.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和分类 |
| 4.3.1 服务主体分类 |
| 4.3.2 服务工具分类 |
| 4.3.3 服务对象分类 |
| 4.3.4 政府支持与监管分类 |
| 4.4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1 政策性银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3 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协同配合 |
| 4.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和优势 |
| 4.5.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 |
| 4.5.2 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优势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 |
| 5.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举措 |
| 5.1.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 |
| 5.1.2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专项措施 |
| 5.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1 政策性银行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
| 5.3.1 政策性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 |
| 5.3.2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全面风险管理 |
| 5.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 |
| 5.4.1 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与运行管理问题 |
| 5.4.2 政府部门支持与考核监管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思路与研究假设 |
| 6.1.1 实证分析思路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样本说明和变量选取 |
| 6.2.1 样本选取说明 |
| 6.2.2 变量的选取和度量 |
| 6.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
| 6.4.3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分析 |
| 6.5 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的影响分析 |
| 6.5.1 产权性质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2 企业规模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3 企业年龄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案例:以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为例 |
| 7.1 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船舶工业的必要性 |
| 7.1.1 支持船舶工业的战略意义 |
| 7.1.2 船舶工业的高风险特征 |
| 7.1.3 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
| 7.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创新升级的措施和效果 |
| 7.2.1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措施 |
| 7.2.2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效果 |
| 7.3 进出口银行支持国有船舶企业创新的问题分析和对策 |
| 7.3.1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的比较分析 |
| 7.3.2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产出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
| 7.4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和国际经验借鉴 |
| 7.4.1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 |
| 7.4.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作用优势 |
| 8.1.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不足 |
| 8.1.3 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须改善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
| 8.2.2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2 相关概念解析 |
| 0.3 研究现状分析 |
| 0.3.1 经济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
| 0.3.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
| 0.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1章 体系生成: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形成背景和过程 |
| 1.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世情、国情与党情出现新变化 |
| 1.1.2 历史镜鉴: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的深刻反思 |
| 1.1.3 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
| 1.1.4 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 |
| 1.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 |
| 1.2.1 酝酿萌发阶段 |
| 1.2.2 积极探索阶段 |
| 1.2.3 初步形成阶段 |
| 1.2.4 成熟完善阶段 |
| 第2章 制度保障: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民主 |
| 2.1 所有制与经济民主 |
| 2.1.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 |
| 2.1.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民主内涵 |
| 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民主 |
| 2.2.1 经济主体的基本含义 |
| 2.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 |
| 2.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内涵 |
| 2.3 分配制度与经济民主 |
| 2.3.1 重新确立物质利益原则 |
| 2.3.2 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拨乱反正 |
| 2.3.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经济民主内涵 |
| 第3章 基本任务:经济管理民主化 |
| 3.1 经济管理民主化的提出 |
| 3.2 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 |
| 3.2.1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原则 |
| 3.2.2 “民主集中制”原则 |
| 3.2.3 “权、责、利相统一”原则 |
| 3.2.4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3.2.5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原则 |
| 3.3 宏观经济民主管理的全面推进 |
| 3.3.1 给政府分权:处理好党政关系 |
| 3.3.2 给地方分权:处理好上下关系 |
| 3.3.3 给企业分权:处理好政企关系 |
| 3.3.4 给集体经济组织分权:处理好政社关系 |
| 3.4 企业民主管理的全面推进 |
| 3.4.1 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
| 3.4.2 让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 |
| 第4章 关键环节:经济决策民主化 |
| 4.1 经济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
| 4.1.1 经济决策在党和政府决策中的地位 |
| 4.1.2 经济决策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 4.1.3 经济决策的重要作用 |
| 4.2 经济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4.3 经济决策民主制定 |
| 4.3.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决策制定的必要条件 |
| 4.3.2 群众路线:经济决策制定的基本方法 |
| 4.3.3 民主集中制:经济决策制定的重要保证 |
| 4.4 经济决策民主执行 |
| 4.4.1 “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经济决策执行的动力之源 |
| 4.4.2 “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经济决策执行的必然选择 |
| 4.4.3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经济决策执行的重要原则 |
| 4.5 经济决策民主检验 |
| 4.5.1 “实践”:经济决策检验的唯一标准 |
| 4.5.2 “三个有利于”:经济决策检验的具体标准 |
| 第5章 实践成效: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 |
| 5.1 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的变迁 |
| 5.1.1 计划体制时期行政调控下的生产 |
| 5.1.2 改革开放后生产向自主经营的转变 |
| 5.2 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的变迁 |
| 5.2.1 计划体制时期计划调拨下的交换 |
| 5.2.2 改革开放后交换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
| 5.3 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变迁 |
| 5.3.1 计划体制时期平均主义下的分配 |
| 5.3.2 改革开放后分配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转变 |
| 5.4 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的变迁 |
| 5.4.1 计划体制时期计划调节下的消费 |
| 5.4.2 改革开放后消费向适度可持续的转变 |
| 第6章 理论解析: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和特点 |
| 6.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 |
| 6.1.1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 |
| 6.1.2 中国共产党:经济民主的领导核心 |
| 6.1.3 发展生产力:经济民主的物质前提 |
| 6.1.4 人民自主:经济民主的价值诉求 |
| 6.1.5 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民主的终极目标 |
| 6.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 |
| 6.2.1 坚持经济与民主的统一 |
| 6.2.2 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
| 6.2.3 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 |
| 6.2.4 坚持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 |
| 6.2.5 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
| 6.2.6 坚持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 |
| 第7章 现实观照: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1.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7.1.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 |
| 7.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实践价值 |
| 7.2.1 进一步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 |
| 7.2.2 全面深入推动经济管理民主化进程 |
| 7.2.3 全面深入推动经济决策民主化进程 |
| 7.2.4 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营改增”与企业创新 ——基于投入、产出与效率的三维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四、概念界定与研究贡献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一、内生因素 |
| 二、外生因素 |
| 第二节 税收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一、税收政策与企业创新投入 |
| 二、税收政策与企业创新产出 |
| 三、税收政策与企业创新效率 |
| 第三节 “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 |
| 一、“营改增”的政策效应 |
| 二、“营改增”与企业创新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 |
| 一、“营改增”政策的制度背景 |
| 二、企业创新的制度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企业创新理论 |
| 二、税收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依据 |
| 三、“营改增”政策效应相关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一、“营改增”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分析框架 |
| 二、“营改增”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分析框架 |
| 三、“营改增”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引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产权异质性影响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第四节 回归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主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 |
| 五、影响机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营改增”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引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一、“营改增”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二、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第四节 回归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主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引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第四节 回归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主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WTO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的定义之争 |
| 第一节 国际协定对国有企业的定义 |
| 一、GATT中的国营贸易企业 |
| 二、CPTPP引入政府“控股权”、“投票权”和“任命权” |
| 三、USMCA增加“控制权”使国有企业范围再扩大 |
|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定义的出台 |
| 一、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机构 |
| 二、国有企业的属性及分类 |
| 三、中国应在法律中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义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制度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成为补贴提供者 |
| 一、以“所有权”为标准的“控制理论” |
| 二、以是否行使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论” |
| 三、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需一案一判 |
| 四、国有企业的每一行为与行使政府职能之间不必都相关联 |
| 五、WTO成员国对国有企业补贴行为提出的改革建议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作为补贴的接受者 |
| 一、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是具有专项性的补贴 |
| 二、“非商业援助”——一项针对国有企业的新制度 |
| 三、无条件禁止性补贴——扩大禁止性补贴范围 |
| 第三节 中国如何处理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 |
| 一、执行与产业补贴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清理、修改工作 |
| 二、逐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中国应提出以“制度化理论”构建“公共机构”的判断标准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除补贴以外的其他实体与程序义务 |
| 第一节 国际协定为国有企业设定的实体及程序义务 |
| 一、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原则 |
| 二、透明度原则 |
| 三、豁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针对以上实体及程序义务的改革 |
| 一、中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现状 |
| 二、国有企业应如何进行信息披露 |
| 三、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董事会加入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竞争中立原则 |
| 第一节 “竞争中立”的缘起、发展和推行 |
| 一、澳大利亚首先提出“竞争中立” |
| 二、OECD使竞争中立成为国际软法 |
| 三、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力推行竞争中立 |
| 第二节 中国确立中国版的竞争中立制度 |
| 一、中国推行竞争中立制度的必要性 |
| 二、竞争中立制度在国内的推行路径 |
| 三、废除、修改不符合竞争中立原则的法律法规 |
| 四、在国际上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组织合法性理论 |
| 2.1.1 合法性概述 |
| 2.1.2 合法性分类与规制合法性 |
| 2.1.3 合法化策略 |
| 2.1.4 合法性与组织场域 |
| 2.1.5 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关系 |
| 2.2 政府规制理论 |
| 2.2.1 政府规制的内涵及理论溯源 |
| 2.2.2 政府规制产生与变革研究 |
| 2.2.3 企业对政府规制的回应研究 |
| 2.3 情境理论 |
| 2.3.1 情境的内涵 |
| 2.3.2 情境化研究 |
| 2.3.3 中国情境独特性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研究方案 |
| 3.1 研究框架搭建 |
| 3.2 研究方法选择与研究对象界定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研究对象 |
| 3.3 本章小结 |
| 4 企业进入成熟场域的合法化策略与形成机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3 案例描述 |
| 4.3.1 中国汽车产业规制演进与吉利汽车业务发展历程 |
| 4.3.2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与魏桥火电业务发展 |
| 4.4 企业合法化策略及合法性状态演化过程分析 |
| 4.4.1 企业应对规制限制的合法化策略识别 |
| 4.4.2 “挤上车”策略下企业合法性状态的演化过程分析 |
| 4.5 “挤上车”策略的形成机制讨论 |
| 4.5.1 企业活动与合法性来源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 |
| 4.5.2 不同来源主体的合法性认知演变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企业进入新兴场域的合法化策略与形成机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案例描述 |
| 5.3.1 支付宝发展历程与第三方支付场域的形成 |
| 5.3.2 神州专车的B2C模式与网约车新政 |
| 5.3.3 微贷网的车贷业务与P2P行业的发展 |
| 5.4 企业合法化策略与合法性状态演化过程分析 |
| 5.4.1 企业进入新兴场域的合法化策略识别 |
| 5.4.2 “赶下车”策略下企业合法性状态阶段演化过程 |
| 5.5 “赶下车”策略形成机制讨论 |
| 5.5.1 基于诉求纠缠的双重性博弈 |
| 5.5.2 基于诉求融合的互纳式博弈 |
| 5.6 本章小结 |
| 6 企业应对政府规制变革的合法化策略与形成机制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案例描述 |
| 6.3.1 铁道部“提速重载”计划与大机车“和谐号”系列机车的研制 |
| 6.3.2 发改委“自主创新”要求与一汽创新事件 |
| 6.3.3 国务院“限产压锭”政策与魏桥纺织的发展 |
| 6.4 企业应对政府规制变革的策略分析 |
| 6.4.1 双重压力下的双元目标 |
| 6.4.2 合法化策略识别 |
| 6.5 企业差序式服从策略的选择机制 |
| 6.5.1 影响策略类型选择的情境因素 |
| 6.5.2 企业策略类型选择过程 |
| 6.5.3 三维度情境影响下的合法化策略选择机制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
| 四、相关概念 |
| 五、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 |
| 一、股权激励的效应研究 |
| 二、股权激励对企业或经营者行为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业研发投资研究 |
| 一、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二、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一、股权激励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
| 二、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相关或负相关 |
| 三、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剩余索取权理论 |
| 三、人力资本理论 |
| 四、激励理论 |
| 五、基于研发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股权激励的发展情况 |
| 一、国外股权激励发展情况 |
| 二、我国股权激励发展情况 |
| 第三章 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分析与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设定 |
| 三、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单变量分析 |
| 三、多元回归分析 |
| 四、内生性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
| 六、进一步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 |
| 第四章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研究 |
| 一、引言 |
| 二、分析与假说 |
| 三、研究设计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 |
| 一、引言 |
| 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简介 |
| 三、研究设计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分析与假说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单变量分析 |
| 二、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第六章 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分析与假说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简介 |
| 二、变量与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假设1的实证分析 |
| 二、假设2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进一步案例分析 |
| 一、汇川技术基本情况 |
| 二、实施股权激励的背景 |
| 三、股权激励方案 |
| 四、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 |
|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建议 |
| 四、研究不足 |
| 五、后续值得研究的领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国家将推出监督国有企业新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混改对科技型国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A企业为例[D]. 韩笑. 山西大学, 2021(12)
- [2]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张志英. 浙江理工大学, 2021(06)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4]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刘泽. 青岛大学, 2020(02)
- [5]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D]. 万东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6]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7]“营改增”与企业创新 ——基于投入、产出与效率的三维度研究[D]. 曹青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9)
- [8]WTO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D]. 张昊倩.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 张雁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10]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D]. 黄淙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