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广东高等财经教育改革探讨

一、入世后广东高等财经教育改革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陈宇^[1]（2020）在《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如火如荼。作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间的学生流动已然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并且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育质量衡量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化的大潮中日新月异,其中来华留学生教育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历经七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成为中国敞开国门,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体现。论文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演进进行系统考察,并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为研究背景,从各个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内容入手,以来华留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发展状况为依据,结合广泛的统计和调研,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分析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历程及特点,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以期达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的目的。论文首先按照历史分期,概述了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伴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进而从强调扩大规模到注重提质增效的深刻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初步创立、开放探索、调整规范和提升完善等各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并突出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招生和管理两个重要方面的政策演进的研究。在总结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和现实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全球发展、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因素及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演进历程中的特征进行提炼,系统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制定和演进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即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招生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留学资费由援助向收费转变,招生模式由计划向开放转变;管理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管理手段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为使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适应国际化实际发展要求论述得更加充分,论文基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优势、地缘、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水平等各项因素,选择并集中描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的概况及政策特点,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和影响因素,以及演进特点的分析,总结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助力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总体政策高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社会服务以及就业服务体系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质量、完善社会服务、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今后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一系列建议,包括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服务政策和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等。最后,论文就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际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对未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期待。

潘莹^[2]（2019）在《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成功参与全球分工,促进了中国贸易发展。贸易自由化进程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加速,进口关税按入世要求在规定的时间线下降至较低水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采取差异化地区发展策略,以及地区间自身存在的经济历史、地理位置等差异,最终造成关税经济效应传导的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国内人力资本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受到部分学者关注,但目前关于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侧,以贸易开放度的视角研究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少有从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研究,对进一步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基于Findlay和Kierzkowski（1983）的教育投资函数,结合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Dixit和Grossman（1982）的多阶段连续生产理论,囊括异质性工人技能、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和全球分工等多个角度,通过数理建模首先考察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影响个体教育投资的渠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进一步的,结合全球分工理论,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在两国对称的模型下,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国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提高了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最终激励个体增加教育投资。利用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关税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行业就业数据展开经验研究,得到贸易自由化显着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并且还存在地区、行业和性别差异。利用二阶段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贸易自由化深化会增加个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解构影响机制发现,贸易自由化首先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工资溢价,提高了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鼓励个体劳动者增加教育投资;其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技能工人岗位需求,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激励个体劳动者继续学校教育。第二,贸易自由化通过鼓励个体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演进,并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也就是贸易自由化程度变化更大的城市,关税削减提高城市劳动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重会更多,贸易自由化深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分解劳动者教育结构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关税削减降低了高中以下学历劳动比重并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比重,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拓展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变动越大,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深化的幅度越大,城市教育基尼系数越小,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趋于均等化。第三,随着贸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生产阶段向上游移动,生产所需技能强度提高,由于技能强度由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占比表示,生产阶段所代表的比较优势来源逐渐向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转变。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WIOD数据库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技能数据,经验分析结果是,低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高行业）劳动者高等教育占比增加对行业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低的行业）更大。考虑行业技能强度与工人技能需求匹配,将行业进行分类后分析,发现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受高等教育工人占比的增加会显着提升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而受初等教育工人占比增加则会显着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我们得到的主要的政策建议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先进性是以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为基础的（张幼文,2015）,寻求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和增加技能工作岗位两种途径,有利提升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以支撑外贸改革,进而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的科学论断。因此,要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有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最终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本文第五章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变动更大的地区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的更多,同时降低了城市劳动人口中高中以下劳动人口的比例,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实现;并且,贸易自由化还降低了城市的基尼系数,缩小了城市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中国“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在改革初期的发展,但目前这一“人口红利”比较优势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周边国家工业发展,正逐渐丧失,实现“人才红利”是改变这种现状的重要举措。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协调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提高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并降低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三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人才需要。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此后多次重申这一论断,足以说明在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内外环境变化的当下,寻求外贸发展比较优势新来源十分迫切。本文第六章的经验分析表明,平均意义上,行业内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显着提高了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且低关税行业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更大;而在对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知识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等教育劳动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提高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与行业技能需求的匹配度,能更好地促进行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为构建外贸发展竞争新优势提供人才支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去导论和结论之外,还包括六个章节。导论部分简要地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有关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文献综述。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教育投资函数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以及全球分工思想的连续生产模型,分析贸易成本下降,或者说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影响的机制渠道,得到相应的理论假说;并在已得到的理论假说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关系;最后,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嵌入连续生产,在均衡分析中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第三章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的特征和事实。这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关税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功能变化,其次从数据上对中国贸易自由化、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结构等问题,初步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利用图表关系初探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在第二章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检验第一个和第二个理论假说。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的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如何影响个体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并从不同样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析贸易自由化影响个体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机制渠道。第五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这一章检验了第二章理论分析中的理论推论1。首先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总体和分样本层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逻辑关系,并拓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影响。第六章分析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这一章将检验第二章理论分析的第三个理论假说。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比安及其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产出、工人技能等信息,经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对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薛卫洋^[3]（2018）在《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近些年来被誉为与公办高教、民办高教并列的国内高教“三驾马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者必须有中方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即为我国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通过数据查询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相较于公办高校,相对不足。民办高校是否需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缘何不足?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如何适应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概括而言,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六方面研究。其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在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教育新时期对外开放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特殊价值定位以及跨境高等教育具有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使然;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则在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助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新需求,提高民办高校办学国际化水平,规避民办高校涉外办学风险。其二,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进行剖析。梳理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数量、年份变化、举办期、在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从办学层次、省份分布、学科专业、师资与课程等方面分析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结构,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方高校进行相关分析,统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方式与规模、在学生和毕业生规模,学历学位颁发情况和预期培养人数。现状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呈现出整体规模较小、办学层次较低、校均设立或举办机构和项目数偏少;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递次发展局面,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匹配度不高。其三,对影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从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机制、办学资源等方面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行内外部相关因素分析,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四,分析讨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新机遇。研究得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公办高校的竞争、国内对于国际教育高端化的需求以及我国教育市场开放的冲击。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新机遇则在于跨境教育大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合作办学新需求,和国家与地方支持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其五,对国外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反思——以马来西亚为例。在对马来西亚社会、其高等教育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梳理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背景、历史脉络,总结其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呈现出:政府注重规划引导与服务、法律政策制度保障充分、注重质量保障和私立高校举办意愿强烈等特征。基于此,得出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否,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前提;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的完善,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基础;完善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必要保障;能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则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根本。其六,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作出趋势预判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未来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但在不同办学形式和层次上仍将有所差距,在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背景下,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主体将是非营利性的。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下,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教育主权、坚守公益性、特色差异化发展和保护学生权益等原则。建议我国政府未来从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办学地位、推进民办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完善、适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分类发展、倡导民办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办学等方面加强相关顶层设计。在推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举措上,建议:民办高校加强办学质量建设、提高社会声誉;提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认识、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拓宽办学主体、加强与国内外企业联合办学;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设立专项支持项目。

刘颖^[4]（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马力^[5]（2016）在《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方式由以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需求拉动向供给驱动转变。供给驱动的核心是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决定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视角,围绕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三者的辩证关系,在对MRW模型进行推导及验证“三结构”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和门限值回归的方法,检验“三结构”之间的实际交互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各自有独立的演进规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因大学的起源不同,其结构演进受不同因素主导。但随着各国对于经济增长重视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突出。第二,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制度性改革密切相关,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内部层次结构不断提高,管理出现地方化趋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快,三次产业已经显现出“三二一”良性结构。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其结构性矛盾较大,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明显。第三,从理论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都是经济增长的供给侧要素。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本质上都是产业的结构,分别是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结构,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通过劳动者就业而进入产业。因此,“三结构”中产业结构是最终归宿,就业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则从投入的角度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也受产业结构变动的制约。“三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传导关系。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工业化水平不高,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入要素数量增加驱动,产业结构受需求影响带动就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当经济增长进入高级阶段时,工业化进入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受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中物质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加之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人力资本成为最主要的驱动要素。此时应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活力,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促进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发现,高等教育结构对于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下降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负向的。与现有的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程度要求相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还应至少提高12%,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应尽快由大众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另外,通过对“三结构”Moore值计算发现,2001年-2013年间高等教育结构相对僵化。同时“三结构”Moore值的灰色关联度测算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仍处于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并且受到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期较长。中国高等教育的活力较低,不利于未来经济的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形成。第五,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历史回顾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要求,发达国家不断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改善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等。为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未来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高等教育应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基础上,加强创业教育,实行高层次筛选和低层次公平的机制,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协调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配置,同时政府也应为高等教育建立更灵活的结构调整机制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于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适应和推动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唐海涛^[6]（2015）在《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WTO成立以前,教育服务早已存在,然而直到GATS的出现,才将教育服务真正纳入到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之中,以经济和法律的语言确立了教育服务的可交易性。近20年来,GATS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教育这种特殊服务行业的发展状况,使教育服务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然而,目前在GATS中作出教育服务承诺的成员较少,而且大多成员对教育服务的市场准入承诺更是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面对教育服务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存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不同利益群体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包括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面对教育服务市场的更加国际化,应该选择自由化,还是保守主义?教育服务的协商应在GATS框架内,还是在GATS框架外?当前各类成员在GATS中的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承诺如何?代表性成员对待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态度和意见是什么?各成员在教育服务外资准入领域的做法和考量是什么?未来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可能突破方向又在哪里?我国对GATS中的教育服务也作出了承诺,目前有关教育服务,特别是外资准入领域的法律规范还有哪些不足?我们该以何种态度和准备来面对未来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和研究。本研究旨在运用教育学、经济学及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理论,从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等问题入手,阐释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规则和基本理论问题。分析当前规制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国际法规定,并结合相关的数据分析,总结出当前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总体承诺水平,从不同角度分析不同类型成员在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差异。选择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分析他们的教育服务开放政策及在GATS中的承诺情况,并总结出他们对待教育服务市场准入问题的态度,为我国的教育服务开放政策和相关的法规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从教育服务外资准入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各成员在GATS承诺表中作出的相应承诺与限制,并梳理出我国当前教育服务外资准入领域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通过梳理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发展进程,总结出当前教育服务市场准入发展所面临的法律障碍,提出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及我国的应对之策。全文除了导论部分外,共分为五章。分述如下:第一章“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法律理论问题”。主要对教育服务和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阐释。拟从一般意义、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角度阐释教育服务,对教育服务的法律特征、教育服务的不同分类等问题进行阐释。同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角度来解读市场准入的概念,分析GATS市场准入规则的运用。阐释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的特征和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价值。第二章“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承诺水平”。主要结合GATS中的基本规则,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对各成员在GATS中的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承诺进行定量分析。拟对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承诺表的基本规则进行阐释,对GATS中教育服务市场准入列表进行基本解读。然后运用世界银行的简单计数和加权计数方法,对各成员的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承诺表进行数据统计,对发达成员、发展中成员、最不发达成员进行分类,分别从总体承诺水平、分部门承诺覆盖率、分部门四种提供方式承诺情况等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研究结论。第三章“GATS下代表性成员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现状与态度”。主要从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务贸易占有份额等角度进行考量,选择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印度和中国等几个代表性成员。通过分析这些成员的教育服务开放政策及在GATS中对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具体承诺,梳理出当前不同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的成员对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态度及其考量,从而总结出影响教育服务市场开放的因素。同时,对我的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承诺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第四章“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外资准入更多涉及成员国的教育主权和教育服务的发展,各成员国对教育服务的外资准入问题都十分谨慎,在GATS承诺中设置了诸多的限制。本章阐释GATS中各成员的教育服务外资准入的基本形式,对教育服务中的外资准入范围、外资准入比例、外资准入履行要求、外资准入审批制度等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我国在GATS中的承诺和国内法规定,对我国教育服务外资准入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第五章“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展望”。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拟对WTO中教育服务谈判和承诺进程进行梳理,总结当前教育服务市场准入开放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和具体体现。分别从公立与私立、教育服务质量与认证、不同群体的利益分歧等角度来阐释当前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障碍的动因。从多边贸易法律体制、其他国际性公约或协议、国内法等角度提出可能解决的方案和路径。面对当前之情形,提出我国的应对之策。

程欣^[7]（2015）在《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加深,一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指标往往会带动该国的全球影响力指标。经过多年的磨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高速发展,已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却不是贸易强国,国际经贸领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这种竞争最终将表现为人才竞争,特别是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竞争。我国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一直是经济学门类中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专业,研究这个有着庞大毕业生规模的专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当前,在就业难的压力之下,许多应用型高校的国际经贸专业都在进行旨在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转变,但受长期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应怎样改革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这样的形势和认识,本论文提出了核心研究问题:如何在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中融入就业能力的培养?为了全面深入地回答该研究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本分析、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案例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的界定与描述及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我国高校国际经贸教育的历史追溯,主要是对从萌芽、起步、探索到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中梳理出一些经验和值得深思之处。第三部分为国外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基于就业能力改革的探索,对英国和澳大利亚两所大学的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得出了一定的改革经验。第四部分为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现状调研,包括了对国际经贸专业课程设计的文本分析,用问卷与访谈调查的方法洞悉了毕业生和企业雇主对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的诉求,了解了当前的课程现状及对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评价,并获得了相关的课程改革建议。第五部分从就业能力的视角探讨了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应如何改革,首先分析了课程目标及重建的措施,其次对课程结构与内容进行了优化与调整,并尝试构建了要素设计的框架,最后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改革进行了阐述和探究。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研究总结与展望。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在课程目标方面,要明确以培养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目标,在课程目标的重建中,要注意让学生尽早明晰就业能力要求及其重要性;并加强与国际经贸企业的合作,体现企业界的参与。第二,在课程结构与内容方面,首先要对课程结构进行优化,具体体现在课程类型、学分比例、学习进程、学习场所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其次应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如适当精简课程,进行内容整合;增加每门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更注重课程的质量,而非数量;结合当前经贸形势增加新的内容。最后在对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要素进行框架设计时应体现出基于就业能力的特点。第三,在课程实施方面,教师应在课程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综合性的就业能力。要做到采用多种方式将就业能力嵌入到课程教学中,如贸易情境模拟、研讨、团队业务合作、经贸业务软件操作、真实业务案例分析、双语课程、企业现场的学习等;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氛围,特别是要加强学生在课程中的主动学习和深入思考,并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如配备学业导师、设置专门的办公时间与学生交流、聘请国际经贸企业的资深业务员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老师、在课程中穿插专门提高就业能力的专题讲座、提供配套的辅助支持等。第四,在课程评价方面,应明确课程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通过多种形式的评价方法考核且激发学生的就业能力,尤其应重视形成性评价。同时应注重发展性的学生成长记录,不仅记录学校给出的课业成绩,也记录学生们在就业能力培养中的进步,这既有助于学生阶段性地进行学习总结与反思,也有助于企业雇主更全面客观地了解毕业生。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国外高校该专业课程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本土特色,探索出就业能力视域下我国应用型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的路径,为高校正在展开的将就业能力融入课程的培养方案提供参考和借鉴。

刘小华^[8]（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文中提出教育关乎国民素质的高下,决定国家各项事业的兴衰及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任何怀有希望的民族,都必须重视教育发展。作为教育顶级阶段的高等教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论文选取湖南省为个案研究对象,该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可视为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运用历史文献法、调查访谈法、图表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层次解读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为探析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作必要的铺垫；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关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行纵向比较；将湖南高等教育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凝炼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评析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总结其历史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以期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条件类似的其他省区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重点在于介绍相关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客观评论。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首先,论文从历史根基、社会氛围、人才压力及政策保障等四个层面阐述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遵循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论文将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分为拨乱反正（1978—1984）、探索改革（1985—1991）、深化改革（1992—1998）及“弯道超车”（1999至今）等四个历史阶段。第二章主要探讨湖南高校的办学定位问题。文章以办学定位为视角,论述了湖南大学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抽样选取湖南18所本科院校的发展规划文本,探析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剖析存在问题的前提下,探寻湖南高校办学定位的路径选择。第三章探究了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与湖湘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得出：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长沙“堕落街”与“岳麓山大学科技园”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密切关联的典型案例；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之间交互耦合,共生共存。第四章主要探究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联。论文首先介绍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接着,论文从宏观角度研究,指出：在“精英”时代,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在“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功能大为减弱。最后,文章以湖南理工学院三个时期的毕业生就业为例,微观剖析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之关联。第五章探析了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文章介绍了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方面对湖南高等教育的不公进行现状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公平之路径。第六章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教育属性、人才培养、战略地位、管理体制、发展模式及投资方式等方面纵向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而将其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以此为基础,凝练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第七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问题。首先,论文从宏观层面解析了湖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辉煌业绩；接着,以吉首大学为例,从微观层面探析湖南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绩效；最后,对湖南高校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进行一番客观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不能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高校办学要科学定位；高等教育要稳步发展、“本土化”发展；并探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向。

王魁^[9]（2013）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原有的高教管理体制弊端凸显,难以满足诸多现实需求,改革势在必行。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以及高教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通过高教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扩大高校自主权等措施,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高教管理新体制。现如今,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对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所避不开的话题,而自主办学、大学毕业生就业、内涵式发展等更是我国高等教育寻求发展的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观成败方能寻真知。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及内容,探究改革中和变革后的管理体制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取得了哪些成果,仍存在哪些不足,则成为我国理论工作者需要继续切实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主要涉及政府、社会和高校三者的关系。研究以文献分析和历史研究为主要方法,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关键点入手,选取了高教管理中的权责划分、高校内部领导体制、院校合并和高校扩招等几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教改革中重要事件和问题作为研究重点,通过深入细致的整理和挖掘,探究上述几个问题的改革进程、成绩、影响以及个中不足,其间亦穿插与建国初期的相应对照,以明晰其改革方向。研究力求客观呈现其变化,论述其成败,在此基础上认清当前高教管理体制较之以往发生了哪些改变,仍旧存在哪些问题,更要弄清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总结前者得失,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现状,从细微处把握其变化动向,为后续高教管理体制的改革调整提供借鉴和思路。

何穆彬^[10]（2012）在《入世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逐步取代了国际教育交流的传统概念,日益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教育服务的出口规模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仍处于明显劣势。我国的专业教育仍停留在传授上,而与人才市场的衔接、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教育服务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导致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学科范围过窄,教育服务吸引力较低。基于此背景,深入分析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征、开放程度、国际竞争力并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且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特征方面,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格局以境外消费方式为主,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教育服务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教育服务境外消费以留学教育为主要形式,境外消费进、出口规模迅速增长,而且呈现境外消费贸易逆差现象；境外消费进出口结构多样化；境外消费出口地区分布集中,进口比较广泛。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方面,通过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教育服务贸易政策的比较发现,从总体承诺范围来看,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部门承诺开放范围上最大；按照提供方式给予承诺水平来看,除了境外消费方式,我国的开放程度最高之外,其他三种提供方式,我国的开放程度都是最低的。因此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上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这与我国整体教育服务发展程度和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利用国际竞争力指数相关测算方法和灰色关联的研究方法,比较了教育服务贸易部分发达国家与我国竞争力的差异,得出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属于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出口大国；美国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加拿大虽然从数据上看竞争力并不明显,但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表明加拿大的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国际竞争力有逐步提高的态势。而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均为负数,表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竞争力很低,属于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进口国。为了进一步考察影响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因素,选取了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组织效率和制度政策四个方面,利用14个指标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得出对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国际竞争力水平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中度影响程度因素、低影响程度因素。对于教育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即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作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一部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二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出国留学人员归国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留学人员在出国留学期间学习了技术、理念以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归国就业不仅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数量,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促进了技术进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在以上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二、入世后广东高等财经教育改革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广东高等财经教育改革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3）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入世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世后广东高等财经教育改革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D]. 陈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D]. 潘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D]. 薛卫洋. 厦门大学, 2018(06)
• [4]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5]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D]. 马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08)
• [6]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法律问题研究[D]. 唐海涛.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8)
• [7]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D]. 程欣. 南京大学, 2015(05)
• [8]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D]. 刘小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王魁. 浙江师范大学, 2013(04)
• [10]入世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D]. 何穆彬. 天津财经大学,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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